[摘要] 開成年間試詩依“齊梁體格”是文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對開元詩壇革新科舉弊端舉措的效法以及好古思想等復雜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直接產物。這種押仄韻而不拘平仄粘對、“體格雅麗，意思遐遠”之體并非前所未見之“變體”，其最終所要追復的也并非本來意義上的“齊梁體”，而是初盛唐以來祧體齊梁、聲律未諧、風格清新典雅的應制和試詩之體。除卻文宗個人因素以及試詩一體獨特的體制淵源，這一獨特體制的出現又是中晚唐詩壇齊梁體“聲病”特征集中凸顯、唐詩自身體制演進以及唐人對齊梁詩的持續體認尤其是古雅一體的重新發現的共同結果，具有獨特的體制與風格內涵。

　　[關鍵詞] 教育文匯投稿,唐文宗, 開元情結,齊梁體格,試詩,唐詩

　　A Rediscussion of ″Qi Liang Style″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during the Kaicheng Period

　　Zhong Y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As stated in the decree of Wenzong in the second year of Kaicheng era(837)， when composing poems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candidates should follow ″Qi Liang poetic style.″ This has been cited as the direct evidence that the style used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Qi Liang poetic style″ and it was revived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Recently， studi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i Liang poetic style″ and its classical connotation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its background and poetic connotation. Based on a careful study of firsthand materials and new discoveries， this article tries to find the underlying motivation and the key role of Wenzong in this poetic reform. Our conclusion is that the ″Qi Liang poetic style″ used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during the Kaicheng era was primarily the product of such complex factors as Wenzongs own political ideal， the imita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held during the Kaiyuan period， and Wenzhongs personal interest in ancient poetry. This style， with Ze tone and informal PingZe rule as its main feature， was not a new style and what it imitated and revived was not the original ″Qi Liang poetry style″ either， but rather the elegant poetic style used during the imperial party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since the early Tang Dynasty. It originated from Qi Liang poetry with its informal PingZe rule. Besides Wenzongs personal influence and the fact tha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Qi Liangs Yingzhi poetry had the same origin， the change during the early Tang Dynasty from imitation without declaring its origin to using it as the stipulated form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also the result of the evolution of Tang poetry and the continuous rediscovery of Qi Liang poetry. Different from the ″Qi Liang style″ of Cen Shen which had a predominantly gorgeous style， the ″informal PingZe rule″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Qi Liang poetry in the eyes of the poets of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Meanwhile， with the change from being gorgeous to plain， the fresh and elegant style of the Qi Liang poetry became an important way to change the highly skillful style of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When ″Yuanhe poetic style″ was in its heyday， the imitation of Xie Tiao and He Xuns ancientstyle poems by Jiao Ran and Li Shen was not only a bridge connecting the tradition of studying the Qi Liang poetry since the early Tang Dynasty， but also avoided the disadvantage of Yuanhe poetry.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truly understand the poe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Qi Liang poetic style″ and its appearance in the decree issued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Key words： Wenzong; obsession with the Kaiyuan era; Qi Liang poetic style; poems composed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ang poetry

　　文宗開成二年(837)詔中的“試詩則依齊梁體格”歷來多被引作唐人試詩用“齊梁體”以及中晚唐詩壇齊梁詩風復興之證。對于 “齊梁體格”出現的歷史背景，杜曉勤《唐開成試詩變體與文宗朝黨爭之關系》一文曾從牛李黨爭的角度做了細致探討，并涉及開成年間試詩命題方式以及題材、風格的變化等問題[1]。這些探討對于把握“齊梁體格”的聲律特征和復古內涵頗具意義。然而，對居于此次詩體革新之核心的文宗的深層心理動機及其獨特作用尚未能深入挖掘。本文擬以文宗及其復古心理為切入點，對“齊梁體格”出現的歷史、詩學背景加以再探討，以探明“齊梁體格”中所蘊含的獨特詩體和文化內涵及其與唐詩自身體制演進之關系。

　　一、 文宗的開元盛世情結與試詩變革

　　唐文宗李昂在唐王朝后期是一位很有政治抱負的君主。《本紀》云：“初，帝在藩時，喜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茲。”[2]580待以藩王即帝位后更是能以勤政自勉：“每延英殿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故事，天子只日視事，帝謂宰輔曰：‘朕欲與卿等每日相見，其輟朝、放朝，用雙日可也。’”[2]580“凡選內外群官，宰府進名，帝必面訊其能，然后補除。”[2]580文宗性恭儉，對長慶、寶歷二代的奢靡之風，亦銳意懲革。一時之間，“士民相慶，喜理道之復興矣”[2]524。身處唐帝國江河日下之時，文宗的政治理想卻有著明確的藍圖，那就是玄宗及其開元盛世。開元盛世是大唐帝國鼎盛時期的象征，對開元之政的效法與反思早在文宗之前就已開始。中興之主憲宗曾就《玄宗實錄》與宰相崔群討論玄宗前后期政事之得失，崔群勸諫憲宗要“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2]470。比之憲宗，文宗對于挽李唐王朝于顛危之際又風雅好文的玄宗懷有更深的親近和認同感。他即位之初的諸多舉措與玄宗開元初期的撥亂反正亦非常相似，對開元盛世更是每多思慕：“上好為詩，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乃知天寶已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宮臺殿、百司廨署，思復升平故事，故為樓殿以壯之。” [2]561大和七年(833)，又接受宰相陸隨等的奏議，仿效開元十七年(729)張說等人以玄宗誕日為“千秋節”而設“慶成節”[2]552。

　　大和期間，文宗憑借其所擁有的君權勤勉果決地實踐其“思復升平”的政治理想，史臣贊其曰：“恭儉儒雅，出于自然。承父兄奢弊之余，當閽寺撓權之際，而能以治易亂，化危為安。大和之初，可謂明矣。”[2]580大和九年(834)，中尉仇士良率兵誅殺宰相王涯等重臣而釀成甘露之變。文宗也因此折辱、受制于宦官，內心頗憤恨不甘。他曾對鄭覃曰：“我每思貞觀、開元之時，觀今日之事，往往憤氣填膺耳。”[2]563又《唐詩紀事》載：“甘露事后，帝不樂……宮人沈翹翹者，歌《何滿子》，有‘浮云蔽白日’之句，其聲婉轉。上因欷?，問曰：‘汝知之耶?此《文選》古詩第一首，蓋忠臣為奸邪所蔽也。’”[3]36所謂“重臣為奸邪所弊”，似為涯等人而發。文宗的《宮中題》云：“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其中透出無限抑郁落寞。

　　除受制于宦官，掣肘于黨爭，自文宗執政之初，便災異不斷，雖旰食焦憂而不能弭患，給本欲有所作為的文宗帶來了沉重的心理壓力。他自言：“朕嗣丕構，對越上玄，虔恭寅畏，于今一紀。何嘗不宵衣念道，昃食思愆，師周文之小心，慕易乾之夕惕，懼德不類，貽列圣羞。將欲俗致和平，時無禍殃。然誠未格物，謫見于天，仰愧三靈，俯慚庶匯，思獲所濟，浩無津涯。”[2]568而政治愿望的受挫以及自身的心靈困境反過來又進一步刺激了文宗“好古，尤尚古學”(《舊唐書・王起傳》)的情結，促使他采取了多方復古的舉措。唐人高彥休《唐闕史》卷下云：“開成初，文宗皇帝耽玩經典，好古博雅，嘗欲黜鄭衛之樂，復正始之音。”[4]1351于困辱之際而耽玩經典，好古博雅，深可玩味!

　　雖然如此，對玄宗及其開元政事的追緬與效法始終縈繞在文宗的心頭。“(開成四年)于閣內謂宰丞，新修《開元政要》如何?楊嗣復曰：‘陛下欲以此書傳示子孫，則宣付臣等，參定可否。緣開元政事與貞觀不同，玄宗或好畋游，或好聲色，選賢任能，未得盡美。撰述示后，所貴作程，豈容易哉!’”[2]553誠然，文宗對開元盛世的追緬與想象無疑帶有慎終追遠的美化成分在內，但也正因為有此種心事橫亙胸中，文宗的奏習霓裳羽衣曲之舉便多了微妙的政治內涵和象征意義。《舊唐書・馮定傳》載：“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曲》，以《云韶樂》和之。”[2]4391霓裳羽衣曲為玄宗所制，在中晚唐士人心目中已成為開元盛世的象征。對于不能紹繼祖宗功業的文宗而言，此舉顯然是對玄宗及其所開創的盛世的一種象征性追緬。

　　與奏習霓裳羽衣曲中所蘊含的政治內涵和微妙心理相似，文宗還有意效仿玄宗開元年間以科舉改革扭轉士風和文風的政治舉措。開元六年(718)二月，玄宗下《禁策判不切事宜詔》云：“比來選人試判，舉人對策剖析案牘，敷陳奏議，多不切事宜，廣張華飾，何大雅之不作，而小能之是術?自今以后不得更然。”[5]33開元二十五年(737)，又針對“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5]344下《條制考試明經進士詔》。與貞觀年間雖倡雅正卻始終未擺脫綺靡之調不同，開元詩壇的這次詩文風氣革新效果顯著。杜確《岑嘉州詩序》贊云：“開元之際，王綱復舉，淺薄之風漸革。其時作者，凡十數輩，頗能以雅參麗，以古雜今，彬彬然，燦燦然，近建安之遺范矣。”[6]509直至晚唐皮日休《郢州孟亭記》仍不勝追慕地說：“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5]8355開元時期的革新科舉之弊的做法也因此遂成準式。穆宗長慶元年(821)，就針對進士的不通經義、“辭律鄙淺”，詔令“自今禮部舉人，宜準開元二十五年敕”[2]488。相較之下，文宗則不僅通過親自命題的方式來干預科舉考試，更將富于政教色彩的制作雅樂之舉與科舉考試結合起來(這一舉動本身就頗具復古色彩)，其仿效意味和執行力度都更強。 　　其實，早在即位之初，文宗對于科舉在選拔人才中的作用以及國子教育就頗為留意。大和二年(828)，御宣政殿親試制策舉人，以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庫部郎中龐嚴為考制策官[2]528。大和七年(833)，又令“公卿士族子弟，明年以后，不先入國學習業，不在應明經進士限。其進士舉宜先試貼經，并略問大義，取經義精通者及第”[2]551。對進士科的浮華與利弊，文宗也有清醒的認識。《舊唐書・鄭覃傳》載：“(覃)雖精經義，不能為文，嫉進士浮華，開成初，奏禮部貢院宜罷進士科。初，紫宸對，上語及選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化，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辭?’帝曰：‘進士及第人已曾為州縣官者，方鎮奏署即可之，余即否。’覃曰：‘此科舉率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獨在進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2]4491與鄭覃等人主張廢除進士科不同，尊古好文的文宗則仍試圖將崇儒敦古、罷黜浮薄等官方意識形態通過科舉考試加以滲透，以達到扭轉頹俗的目的。《舊唐書・高鍇傳》云：

　　開成元年春，試畢，進呈及第人名，文宗謂侍臣曰：“從前文格非佳，昨出進士題目，是朕出之，所試似勝去年。”鄭覃曰：“陛下改詩賦格調，以正頹俗，然高鍇亦能勵精選士，仰副圣旨。”帝又曰：“近日諸侯章奏，語太浮華，有乖典實，宜罰掌書記，以誡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實在盛時。”[2]4388

　　以中書舍人身份權知禮部貢舉的高鍇本人即進士出身，文宗令其主持此事更多的是基于他在人才選拔方面的杰出才能，史稱“鍇選擢雖多，頗得實才，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2]4388。這也印證了文宗所謂“敦厚浮薄，色色有之，未必獨在進士”，鄭覃之對答亦可稱公允。試詩賦之外，文宗還有意針對其時大臣章奏浮華而有乖典實的風氣，顯然也是對玄宗“敦古質，斷浮艷” 崇儒尚實文化政策的效仿。

　　由上所述，開成年間試詩體制變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宗個人的政治革新意愿及其對玄宗開元之政的追慕效仿以及政治愿望的受挫、個人心靈困境等一系列復雜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避開敏感的宦官問題，文宗仍試圖憑借君權和個人意志實施其“思復升平”的政治理想以及崇儒敦古的文化策略。這一舉措與鄭覃、李德裕一派求取實干之才的政治主張相契合，故能得到支持和得力執行[1]。而只有以對文宗的這種政治理想、盛世情結以及效仿玄宗開元之政的深層復雜心理為切入點，才能更深入地把握“齊梁體格”獨特的詩體與文化內涵。

　　二、 “體格雅麗，意思遐遠”

　　關于文宗詔令中“齊梁體格”的體制內涵尤其是聲病特征的探討已多李定廣《唐代省試詩的衡量標準與齊梁體格》(《學術研究》2006年第2期)、杜曉勤《唐開成年間齊梁格詩考論》(《唐代文學研究》第14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等都有專門論述，茲不贅言。。那么，文宗詔令中的“齊梁體格”是否真的是前所未有的“非常格”或“變體”呢?要弄清這一問題，首先須對初盛唐以來的試詩體格之演進加以簡單梳理。由于直到天寶末年進士科試雜文才專用詩賦 [7]70，初盛唐時期留存下來的試詩較少。然就所存留之作品而言，大抵是漸趨于嚴格的聲律之體。趙執信曾云：“聲病興而詩有町畦。然古今體之分，成于沈宋，開元、天寶末或未之遵也。廣德、永泰以還，其途判然不復相入。”[8]6試詩一體與唐人近體尤其是五律自身體制演進之關系由此可見一斑。然而，與這一整體趨勢相對的是，在押平聲韻、遵循或大抵遵循粘對規則的常格之外，亦間有押仄聲韻，不拘粘對的“非常格”之作，如開元十九年(731)辛未所試之《洛出書》。試以蕭昕所作為例：“海內昔凋瘵，天網斯??。龜靈啟圣圖，龍馬負書出。大哉明德盛，遠矣彝倫秩。地敷作?功，人免為魚恤。既彰千國理，豈止百川溢。永賴至于今，疇庸未云畢。”本文所引唐詩未注出處者，皆據中華書局1960年標點排印本《全唐詩》。押入聲韻，不拘平仄粘連，格調典雅而有古氣，與《洛出書》之題旨相得益彰。這可能就是趙執信所說的“開元、天寶末或未之遵也”。試詩之外，這種押仄韻不拘平仄粘連之體在開元時期的應制詩中亦多，尤以張說為最，如《四月十三日詔宴寧王亭子賦得好字》、《藥園宴武輅沙將軍賦得洛字》、《修書院學士奉敕宴梁王宅賦得樹字》等皆是此體。中唐以后科舉試詩雖研煉聲病愈切，亦不乏其例，如貞元時裴次元、孟簡、何儒亮三人所作之《賦得亞父碎玉斗》。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說初唐乃至盛唐試詩中的“非常格”是對齊梁聲病之體的自然延續，貞元詩壇的這類作品則更是中唐以來近體聲律意識高度發達并以之反觀“齊梁詩”聲病特征思維下的產物。李肱《省試霓裳羽衣曲》正是此種押仄韻、不拘平仄粘連的古雅之體：“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制。鳳管遞參差，霞衣競搖曳。宴罷水殿空，輦余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圣明知善繼。”

　　由上可見，文宗詔令中的“齊梁體格”并非前所未見之“變體”，而是中唐試詩“變體”思維的延續，其最終所要追復的也并非本來意義上的“齊梁體”，而是初唐以來的那種祧體齊梁、平仄粘對不盡合律、介于古近之間的應制和試詩一體。其中，開元詩壇那些“以雅參麗，以古雜今”試詩和應制之篇更因其盛世光環而成為難以逾越的高峰。對此一體的刻意追效正是文宗開元盛世情結在科舉試詩中的最集中體現，這種延續又因為文宗本人對古詩尤其是“選體”的愛好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彰顯。大和八年(834)，集賢殿學士裴?撰《通選》30卷，以擬昭明太子《文選》[2]，顯然與文宗本人的偏好有關。而自中唐以來，“選體”有時竟等同于“齊梁體”。晚唐張讀《宣室志》曾載元和初進士陸喬遇沈約、范云，問以古今體之事云：“某常覽昭明所集《文選》， 見其編錄詩句， 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9]4849《文選》所錄以漢魏晉宋古詩為主，陸喬卻以“不拘聲律”而統謂之“齊梁體”，則文宗詔令中的“齊梁體格”的聲病內涵及其與“選體”之淵源亦可推知。

　　由于這一行為本身所蘊含的政治色彩和復古內涵以及試詩獨特的體制風格，文宗詔令中的“齊梁體格”以及高鍇奏中所說的“體格雅麗，意思遐遠”中所蘊含的體制及文化內涵又絕非簡單的“聲病”特征的考察所能概括，還須對初盛唐以來應制、試詩與齊梁詩中清新典雅的應制一體的體制淵源加以考察追溯。作為唐詩中的特殊一體，唐人試詩與齊梁新體中清新典雅的應制一體有著極為密切的淵源。陳祚明評庾肩吾《九日侍宴樂游苑應令詩》曰：“其聲漸類初唐，其氣猶似晉宋。典稱足貴，運以清旨。”[10]808初盛唐五言應制一體由此而來，并盛極一時。明屠隆《徐庾集序》云： “仙李盤根，唐初最盛，應制游仙諸作，婉媚綺錯，篆玉雕金，筋藏肉中，法寓情內，莫不抒藻乎子山，擷芳于孝穆，故能琳瑯一代，卓冠當時。”[11]當齊梁新體向近體過渡之時，初唐詩壇的這種清新典雅的應制、賦得、詠物之體遂成為科舉試詩之定式，其清華典麗至晚唐猶不絕，如陸贄《賦得御園芳草》、李華《尚書都堂瓦松》、嚴維《奉試水精杯》、李商隱《賦得月照冰池》等。胡應麟曾贊云：“唐省題詩雖杰出者希，而清新妥帖。即中晚人尚有初唐景色，如《清明賜火》等作，往往出李肱《霓裳》右。”[12]179 　　如果暫拋開“聲病”特征，就會發現開成二年試詩所用“齊梁體格”之風格趣味與初盛唐應制、試詩之體則并無二致。尤其是李肱《省試霓裳羽衣曲》中的“鳳管遞參差，霞衣競搖曳”、“宴罷水殿空，輦余春草細”等寫景之句以及頌美之言與初唐應制之作幾無分別。這種頌美之言本無益于政事，但其對開元故事的頌美無疑深契文宗本人的開元盛世情結。這一點從唐文宗自己的詩中也可以看出，如開成三年所作《暮春喜雨詩》：

　　風云喜際會，雷雨遂流滋。薦幣虛陳禮，動天實精思。漸侵九夏節，復在三春時。??垂朱闕，飄?入綠墀。郊?既沾足，黍稷有豐期。百辟同康樂，萬方佇雍熙。

　　六韻成篇，格調之清新雅麗一似太宗、玄宗詠物詩。又《唐詩紀事》云：“帝好五言，自制品格多同肅、代、憲，而古調清峻”[3]36，則肅宗、代宗、憲宗詩之品格亦可知矣。

　　與復古動機和政治訴求相應的，文宗開成年間的變革在命題上選擇了那些更易于發揮或言王政之由興廢，或美盛德之形容的題材[1]。但這種命題方式亦非開成試詩之首創，而是初盛唐以來諸多命題方式中的重要一種。與詠物或取齊梁寫景之佳句為題的作品相比，這種出自經史子書或與宮廷慶典活動相關的試題本身更追求古雅典正。如貞元十九年(803)，權德輿知制舉時就曾以《太常觀閱驃國新樂》命題，不過體格是合乎近體聲律規則的常體。相較之下，開成試詩之變則在于著意古“體”的同時，又將其與題材、內容的雅正相結合，從而形成從體制到內容、風格諸多層面的古雅內涵。這種以頌美、雅麗為主的“齊梁體格”同時也是對“元和體”及其余風的一種矯正。“元和體”的出現與憲宗元和時期政局的一度好轉以及士大夫政治裨補意識的高漲有直接關系。故文宗欲立詩學士時李鈺勸諫說：“臣聞憲宗為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章繪句，聱牙崛奇，譏諷時事，爾后扇鼓名聲，謂之‘元和體’，實非圣意好尚如此。”[13]卷二，149150文宗遂因此作罷，而“齊梁體格”的“意思遐遠”顯然有矯正“元和體”的“譏諷時事”、“聱牙崛奇”之意，并對當時的士人產生了一定影響。

　　開成二年(837)春，白居易、劉禹錫之所以用“齊梁格”唱和，與二人當時太子少傅、太子賓客的政治身份不無關系。以二人清貴閑散的身份顯然不宜于用嘲謔怪奇的“元和體”，而更宜用“齊梁體格”所追求的那種高雅、清澹的詩風。其中，劉禹錫的《和樂天洛城春齊梁體八韻》尤符合這種審美情趣：

　　帝城宜春入，游人喜意長。草生季倫谷，花出莫愁坊。斷云發山色，輕風漾水光。樓前戲馬地，樹下斗雞場。白頭自為侶，綠酒亦滿觴。潘園觀種植，謝墅閱池塘。至閑似隱逸，過老不悲傷。相問焉功德，銀黃游故鄉。

　　首兩句切題，中間全用工麗的對仗之句，并通過典故的運用使字句之間綴滿豪華風流的意象。末兩句則是對自己悠閑的分司之官的感慨。作為白居易《洛陽春贈劉李二賓客》一詩酬贈對象之一的李紳，其開成時期的眾多擬齊梁體與其此期的太子賓客身份和心態的變化也是分不開的。“齊梁格”之古雅內涵于此亦可見一斑。

　　由上所述，文宗詔令中所謂的“齊梁體格”實際上包括“體”與“格”兩層含義。其中，“體”主要是就聲病特征而言，亦即用仄韻，不拘平仄粘連;“格”則是 “格調”、“風格”之意，即初盛唐以來應制、試詩的雅麗格調。就中，文宗本人對五言古詩尤其是“選體”的愛好又起著重要作用。正是這兩個層面共同造就了它的“體格雅麗，意思遐遠”，而后一點也是其區別于溫李等人所作之“齊梁格”、“齊梁體”的關鍵之處。然而，如同開元盛世的一去不返，晚唐國勢日衰，風俗轉弊，即便是努力追復盛唐試詩、應制之體的雅頌風格，終究無法再現盛唐詩壇的彬彬之盛。隨著作為其核心推動者的文宗退出歷史舞臺，試詩重又回到唯聲病是忌的 “常格”。

　　三、 “齊梁體格”與中晚唐人對齊梁詩的再發現

　　作為詩歌史上前后相續的兩個發展階段，齊梁詩與唐詩的淵源極為密切。兩者不僅是影響與被影響的關系，也是一個持續再發現的過程。甚至可以說，齊梁詩的體制、風格等詩學內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唐人建構起來的。除卻前述試詩獨特的體制淵源以及文宗個人的詩學趣味，開成時期的試詩依“齊梁體格”也是唐詩自身體制演進以及對齊梁詩體制、風格的持續發現與再認識的結果。

　　由于近體自身聲律規則的日趨完善，加之科舉試詩的唯聲病是忌所發揮的巨大推動作用，中晚唐近體創作中的聲律意識愈發嚴苛。而對聲病的刻意研煉同時又促使人們反觀并重新定義齊梁詩，如前述陸喬以“不拘音律”來定義“齊梁體”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與盛唐擬“齊梁體”專意于風貌之綺麗、體則近律不同，“聲病” 已成為中晚唐人眼中“齊梁體”最重要的體制特征，并被加以集中凸顯和仿效。杜曉勤指出：“中唐時期，無論是白居易、劉禹錫等人創作的齊梁體、齊梁格詩，還是《詩格》著作中的‘齊梁格’，都具有故意犯病的體式特點。”[14]473又逯欽立先生曾對溫庭筠的四首齊梁體作品《邊笳曲》、《俠客行》、《詠顰》、《太子西池》的平仄加以分析，發現大抵以“平平仄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三種句格為主，而這三種句格“沈謝詩中多見之，一三種尤多，由是知‘永明體’實以此種句格為準。沈約《宋書》之獨舉二例，唐人擬體之仿此二格，悉以此也”[15]503 。開元試詩所用之“齊梁體格”與中晚唐人對齊梁句格的這種普遍體認顯然是分不開的。

　　“聲病”特征的凸顯之外，自初盛至中晚，唐人對齊梁詩風格也經歷了一個由綺麗漸趨古雅的體認歷程。與初唐對齊梁綺麗詩風的大力批判不同，經過三百余年的滌蕩，漢魏晉宋之古自不待言，齊梁詩之清新、典雅、精致亦遠較唐律為古調。前述陸喬之訝于“青箱(沈約子)之體”乃效“今體”，表明元和人即已有以齊梁體為古、律體為今的意識了。高鍇所謂“體格雅麗”，文宗詔中所云“但效古為文，自然體尚高遠”(《冊府元龜》卷四○)等等顯然也是以齊梁為“古”。正如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凡例》中所說的：“梁陳詩雖近律，而古于律。唐人五言古詩，不為梁陳近律之詩，而終非古詩。故因近體以溯梁陳，因梁陳以溯晉宋，要其歸于漢魏，此詩之源也。”[10] 　　相較之下，唐人近體尤其是五律之體格卻逐漸陷入愈熟愈卑的困境。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啟》中就說：“以為律體卑痹，格力不揚，茍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2]4332李商隱《獻侍郎鉅鹿公啟》亦云：“效沈、宋則綺靡為甚”[5]8121。當此之時，以齊梁詩之清雅救中晚唐之熟滑，已成五律新變之重要一途。這一點在李賀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方世舉《李長吉詩集批注序》曾說：“其五律頗多，而選家諸本未采，大抵視為齊梁格詩也。以為格詩未嘗不是。然唐初尚無律，如陳子昂‘深山古木平’一首，亦格也，而李于鱗選入五律，指為開山初祖……余今遵其意，而以長吉之近律者與律同為標明，以便尋覽。鄙見似偏，然足以破熟習之大歷、淺近之元和，庶乎生新。”[16]291

　　在清新典雅一體外，對齊梁詩中融合山水、登覽、懷思等諸多因素的古質一體的重新發現與擬仿也是中晚唐詩壇的一個重要現象，如皎然《奉和崔中丞使君論李侍御萼登爛柯山宿石橋寺效小謝體》：

　　常愛謝公郡，幽期愿相從。果回青驄臆，共躡玄仙蹤。靈境若仿佛，爛柯思再逢。飛梁丹霞接，古局蒼苔封。往想冥昧理，誰親冰雪容。蕙樓聳空界，蓮宇開中峰。昔化沖虛鶴，今藏護法龍。云窺香樹沓，月見色天重。永夜寄岑寂，清言滌心胸。盛游千年后，書在巖中松。

　　此詩兼法小謝山水詩的造境、寫景藝術和大謝詩的善言名理、意境幽古。其中，“昔化沖虛鶴，今藏護法龍”之對仗精警又深有得于庾信體。此類擬作與其《詩式》中對謝?、庾信以及整個齊梁詩體制、風格的體認是分不開的。此外，又如李紳《追昔游集》中的《過梅里七首・憶東郭居》：

　　昔余過稚齒，從師昧知奧。徒懷利物心，不獲藏身寶。曳婁一縫掖，出處勞昏早。醒醉迷啜哺，衣裳辨顛倒。忠誠貫白日，直已憑蒼昊。卷舌墮讒諛，驚波息行潦。衰禽識舊木，疲馬知歸道。楊柳長庭柯，蘭荃覆階草。旌旄光里舍，騎服歡妻嫂。綠鬢絕新知，蒼須稀舊老。冠身忝貴，齋沐心常禱。笙磬諒諧和，庭除還灑掃。棲遲還竹巷，物役浸江島。倏忽變星霜，悲傷滿衷抱。

　　此詩題下注云：“效丘遲。”通篇以述懷、敘事為主，而間以清新綺麗之句。形式上，首尾用散句，“忠誠貫白日”始則全用對句，駢散結合，篇體渾雅。至于“效何水部”之《移九江》、“效梁簡文”之《憶登棲霞寺峰》諸篇亦皆是以賦體成篇，融敘事、寫景、述懷于一的古麗清雅之體。誠然，無論是皎然還是李紳所效之齊梁體已是經過晚唐人自身的詩學和審美趣味改造過的齊梁五古。然而，當“元和體”及其余風盛行之際，與師法漢樂府之精神卻多流于直白、淺率乃至鄙陋的五古相比，皎然、李紳等人的此類五古創作不僅重新接續起盛唐取法謝?、何遜、庾信五古一體的傳統，又避免了淺俗之弊。對這一體的發現也是中晚唐齊梁詩古體色彩漸濃的一個重要原因。除卻試詩本身的體制淵源和清雅典麗格調，文宗對“齊梁體格”古雅格調的認識顯然無法孤立于上述詩學大背景。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齊梁體格”明確出現于科舉試詩革新詔令中的深刻詩學內涵。

　　綜上所述，開成年間試詩依“齊梁體格”的出現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和詩學內涵。它是文宗開元盛世情結下對開元革新科舉弊端舉措的有意效仿以及好古思想等諸多復雜因素綜合作用下的直接產物。這種不拘平仄粘對、“體格雅麗，意思遐遠”之體在刻意追復初盛唐試詩及應制一體的同時，亦有矯正“元和體”之意。從初唐詩之祧體齊梁而又諱其所自來，到盛唐岑參專擬綺麗風貌的效“齊梁體”，再到文宗的試詩依“齊梁體格”，更是唐詩近體自身的內在演進以及唐人對齊梁詩的持續體認，尤其是古雅一體重新發現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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