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861年8月22日，煙臺在開埠后，得到迅速的發展，誕生了大批近代民族工商業。但是伴隨著青島開埠，煙臺在山東省內的地位出現下降，為重振煙臺經濟，煙臺紳商一直尋求修建一條鐵路加強與內地的聯系。作為山東巡撫的孫寶琦是政府和民間的溝通的紐帶，雖然他一直為煙濰鐵路的籌備努力，但是孫寶琦作為地方長官未能有效調和政府和民間的矛盾，從而煙濰鐵路未能得以興建。

　　[關鍵詞]教師發表論文,孫寶琦,煙濰鐵路,籌建

　　煙臺地處山東半島的東北端，和遼東半島相呼應，為北方的一個重要港口，不僅是山東的門戶，也是北京和天津的門戶。1858年清政府與英、法簽訂的《天津條約》中規定，開辟登州為通商口岸。但是因為登州海域水淺灣小，后改煙臺為通商口岸。1861年8月22日，煙臺正式開辟為商埠，成為近代山東第一個對外通商的口岸。煙臺在開埠后，得到迅速的發展，誕生了大批近代民族工商業，釀酒、絲綢、制鐘、繅絲、造鎖及罐頭等行業均居全國的前列，其中1892年由張弼士創辦的張裕葡萄釀酒公司，更是煙臺工商業中的翹楚。

　　但是伴隨著青島開埠，煙臺在山東省內的地位出現下降。在膠濟鐵路修建后，青島對于煙臺經濟的沖擊更為激勵。為重振煙臺經濟，煙臺紳商一直尋求修建一條鐵路加強與內地的聯系。

　　煙臺紳商最早在1904年就由煙臺“儀豐德”雜貨行提出集資修建一條從煙臺到濟南再到天津的鐵路，因為涉及的路權復雜和資金缺乏，從而未能成形。

　　1907年商人張德山倡導修建煙濰鐵路，估計路長580里，購地、造車之費約需8百萬兩。因為煙濰鐵路要接入膠濟鐵路，所以德國要求合辦，但遭到煙臺商界拒絕。對此，在曾任禮部右侍郎、現任漁業公司總辦的王錫蕃前往青島與德國總督交涉與膠濟鐵路接軌事宜時，德國總督就以提高運費來刁難王錫蕃：“吾為保護青島起見，則往來貨物，至青者于至煙者、運費勢不能不分軒輊。”[1]再加上資金籌措的問題，煙濰鐵路依舊未能成形。

　　1909年孫寶琦就任山東巡撫，堅持收復山東的礦權和路權，他對于煙濰鐵路修建表示大力支持。1909年9月下旬，煙臺德國盎斯洋行執事譚宗灝邀請紳商學各界開會，擬先自出股份200萬作為開辦費，余款由各界分認募捐，得到參會與眾的支持，當即稟請東撫孫寶琦轉郵政部立案。孫寶琦對此事表示大力支持，一方面請王錫蕃出面協助招徠股份，并且密查譚宗灝所稱之200萬股金是否可靠;一方面要求郵傳部準許譚宗灝所請，并希望重輔之以官方之力，必要時改為官督商辦，同時請派前督辦津浦鐵路大臣呂海環返東任督辦。[2]

　　當煙臺士紳積極籌建煙濰鐵路的時候，德國膠澳總督及濟南領事屢向孫寶琦要求承辦該路，孫寶琦予以拒絕。

　　除了德方的壓力，孫寶琦還面臨著內部的問題。首先中央考慮到民間能力和德方壓力，希望能夠將煙濰鐵路改為部辦。在孫寶琦拒絕德方承辦鐵路的要求后，德國人不停的向中方施壓，駐北京的德國公使雷克斯數次赴外務部要求興建煙濰鐵路。雖德方要求均為外交部所拒絕，但外務部考慮到事態嚴重，乃與郵傳部相商。郵傳部認為煙濰鐵路所涉款項巨大，但紳商所募款項僅為200萬元，而且商辦之議數年無成，現在德國垂涎此路，時機危迫，不容再拖，乃計劃將該路歸郵傳部自行發款修筑。

　　孫寶琦對于中央部辦的要求，甚為贊同。孫寶琦分別致函徐世光和王錫蕃，認為德人謀該路甚急，部辦似較商辦有把握，若煙臺商界籌有款，開辦有期，當請部允準商辦。

　　但對于中央要求部辦的態度，煙臺紳商堅持要求商辦，他們認為“若官督商辦，一經官吏之手，不惟上有中飽之弊，下有攪擾之害，竊恐凡事官吏從中掣肘，愈難期早日成功也。總之，非純粹商辦，吾等決不承認。”譚宗灝面謁東海關道徐世光，要求商辦。徐世光甚為贊成，并答應“竭力維持，詳請撫院，要求咨部商辦”。

　　王錫蕃當即召集各界認股，宣示巡撫的扎示，并表示“該路關系緊要，某國屢擬攫奪，此諸君所知也。我能自己速辦，非惟可以振興本埠之商務，亦可以杜某國覬覦之心。諸君各宜努力協助。赴京招募股份，有愚一人擔任。”[3]在譚宗灝原先認籌的200萬元的股金基礎上，讓認股各家先繳股5萬元，再赴外埠各募5萬元，王錫蕃則赴京招募。為了盡早得到郵傳部批準，顯示出煙臺商界的實力，譚宗灝于1909年11月18日選舉招股人，并擬定招股章程，切實推動筑路計劃，成立山東商辦煙濰鐵路有限公司，“招股總理孫文山、招股協理有李全福、萬奎基、劉丕丞、譚宗灝”[4]。鐵路工程第一期為煙臺至黃縣，各界認購熱情很高，煙臺認購300余萬元、黃縣100余萬元、濟南和青島兩處共認購80余萬元、旅京山東人士認購了50余萬元，共計540余萬元。

　　第二，孫寶琦還面臨新成立山東諮議局壓力，山東諮議局對于煙臺商會表示不信任，希望巡撫孫寶琦能對民間筑路進行監督。山東諮議局擬定了七項辦法，呈請給孫寶琦，核心精神有“1、由諮議局指定煙臺各大商號及登、萊二府各大紳商，請山東巡撫扎派為招股辦路委員，克期至省，會商組織煙濰鐵路公司。2、由山東官府始終嚴為監督3、選舉總協理，建設分局，規定股東權限。”[5]可見諮議局想將鐵路權掌握在政府和諮議局的手中。

　　孫寶琦對于諮議局的建議也是有所采納，當孫寶琦將諮議局的計劃扎知煙濰鐵路招股公司后，引起煙臺商界嘩然，煙濰鐵路招股總理孫文山晉省面謁孫寶琦商討筑路辦法，孫寶琦以其“不勝總理之任，不甚與之款洽”，公司又以協理李全福與官場有舊，舉其為代表晉省，但是李全福認為“今日認股不甚踴躍”，[6]而且諮議局計劃一出，各股東紛紛要求撤資，遂不愿晉省，招股公司出現星散之勢。

　　經過多次博弈，民間對于筑路出現了消極情緒，但孫寶琦還想做一下最后的努力。孫寶琦多次扎飭各地紳商設法興辦，并決定“于煙臺商會設立招股總公司，濟南商會設立招股副公司，其余若青島、濰縣、周村、黃縣、博山、龍口等19處商務分會設立分公司，就近招股，限于6個月內招足1500余萬元，即請部立案動工，若招股不足，即配合官股，改為官商合辦”，[7]孫寶琦甚至愿意作為擔保向大清銀行貸款。但商界熱情已消，而且政府并無資金，從而沒能成形。 　　在煙濰鐵路籌建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地方紳商，還是官府和中央郵傳部都有重振煙臺經濟，發展煙臺交通，以拒外國勢力的入侵，1907年，煙臺紳商準備籌建煙濰鐵路，就派煙濰鐵路籌建之初，民間的熱情十分高漲，“軒眉論列，攘臂爭先，以保主權拒外力為標幟，何其壯也!”[8]

　　但是在籌建煙濰鐵路過程中，政府和民間出現了重重矛盾，首先在資金上，中央和民間都面臨著資金不足的情況，煙濰鐵路的修建根據張德山的估算需要800萬兩，而煙臺民間能籌集的資金是500余萬兩，中央郵傳部能借給煙臺商會的金額是600萬兩，并且希望能將煙濰鐵路和膠沂鐵路一起辦理。第二，政府和民間對于辦路權的爭奪，中央希望部辦，山東諮議局提出七項辦法也是希望山東政府掌握辦路權。但是民間對于政府利用民間資金，卻不給辦路權的做法深感不滿。當山東諮議局關于煙濰鐵路七項辦法出臺之后，煙臺各界表示：“該路股份，吾輩已辦有端倪，該局竟擬攬權。想該局必人力財力，兩方俱優，吾輩何妨即讓其權，該局一任獨辦，嗣后該路之事，吾輩置諸不問可也。”[9]

　　作為山東巡撫的孫寶琦是政府和民間的溝通的紐帶，他一直為煙濰鐵路的籌備努力，無論是與中央溝通，還是拒絕德國人的干涉。但他作為山東省地方長官，也希望能將辦路權掌握在政府手中，所以他對民間煙濰鐵路招股總理一職提出異議，希望換取和官方有關聯之人，以便控制。在近代山東，因為政府和民間經理力量薄弱，修建鐵路需要政府和民間建立有效信任和合作，尤其民間力量經不起反復挫折，“民力之薄弱如是，民氣之虛囂如是”[10]，但是孫寶琦作為地方長官未能有效調和政府和民間的矛盾，尤其沒能對民間采取堅決的支持，使民間筑路的熱情消逝，從而使煙濰鐵路的修建未能付諸實施。

　　參考文獻：

　　[1]山東路事述聞.東方雜志.7年3期.

　　[2]張玉法.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p493.

　　[3]續記煙臺商人議辦煙濰鐵路事.東方雜志.6年11期.

　　[4]時事要聞.順天時報.宣統元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