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春秋時期的戰爭不同于戰國及以后的戰爭，“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作為刑罰的一種，春秋時期的戰爭多不以多殺傷、多斬首為目的，多以維護禮樂制度為本，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禮”影響著社會各個方面。隨著社會的演進，后來的戰爭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貴族的時代終結了，但是我們仍可以從《左傳》等史籍中一窺春秋戰爭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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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國家大事無外乎祭祀與戰爭，《左傳》一書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所記大大小小戰爭幾百余次，對戰爭的記載是《左傳》內容中的一個重點。春秋時代是禮崩樂壞的時代，亦是禮樂制度最終形成并發展到極致的時代，由于禮樂制度的核心和貴族階級的觀念在當時的重要影響，所以“禮”貫穿春秋戰爭的始終。

　　在鬼神思想較濃重的春秋，發動一場戰爭，祈禱祖先及神靈的保佑是必要的，所以出戰之時首先要在宗廟稟告祖先而后受命，行告廟之禮，受戎命。《左傳・閔公二年》晉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梁余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于社，有常服矣”。告廟受命之后還要祭祀社神，并以祭畢之社肉授予諸人，且將帥之戎服尤貴一色。再者，出征之前還要進行卜筮來預測戰爭的吉兇、成敗。《左傳》中屢次出現戰前占卜，如僖公十五年秦、晉韓原之戰，秦“卜徒父筮之，吉”。戰爭前不僅要卜戰，有時還要占卜戰爭的主帥、車右，御者等，哀公十八年：“及巴師至，將卜帥”。這些都反映了春秋時期重鬼神的思想。

　　古時兵器藏于國家，有兵事則頒發，事畢又還于國家，所以戰前還要在祖廟舉行授兵儀式，“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此時還發生了公孫閼與穎考叔爭車之事，后來穎考叔戰死于城下，這也說明當時的貴族階級勇戰、悅戰，毫無畏死之心。正如雷海宗先生在《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中所說“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貴族，男子都以當兵為職務，為榮譽，為樂趣”，“在整部的《左傳》中我們找不到一個因膽怯而臨陣逃脫的人”。

　　凡出師必以軍法號令整齊之，整齊有序才能指揮三軍如一人。《左傳》中有許多形容某師“輕而不整”、“夭且不整”之辭，行軍必有規范，否則會“速則失志，不整喪列”之虞。而且擾亂軍行其罪不小，“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仆”。行軍途中或戰中，軍隊官兵遇到需要行禮之時“介者不拜”，僅行免胄禮。如鄢陵之戰中■至遇楚王“必下，免胄而趨風”。兵士在行軍途中也是如此，王孫滿觀秦師輕而無禮，秦師果敗。

　　春秋時戰前之犒師與現在的理解不同，聞敵來伐要派人詢問，甚至還要派人犒師。不過這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一來可以示敵以有備，表示從容鎮定，如著名的弦高犒秦師。還有如展喜犒齊師，齊孝公伐魯，展喜犒師，展喜道之以先王之命，齊桓匡天下之功，齊侯乃還。所以，二來犒師還可以以有辭對無理，使對方理屈詞窮，不戰而屈人之兵。春秋前、中期多以車戰為主，當時的戰爭多是雙方“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即雙方各占據一面的偏戰，貴正道而賤詐戰。雙方交戰之前先要派人請戰，如■之戰中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而另一方還要派人對答，以示己方不懼。然后雙方才正式開戰。

　　關于兩軍即將短兵相接時的具體情況，《左傳》中記載的鄢陵之戰有極為詳盡的描述。首先，派兵車左右馳騁，派人召來軍中將佐，即后世之升帳點將一樣。接著，主帥與眾軍將佐到齊以后，齊聚于中軍共同謀劃商議。然后在先君之主位之前虔誠地卜問，然后撤去幕賬即將向軍隊發布命令。眾軍士塞井夷灶，以便戰車通行，擺開陣勢。《左傳》中記載了多次軍隊塞井夷灶，以便行軍開戰的例子，看來這是當時軍中之常識，這一點或者可以從側面說明馬陵之戰時孫臏從容不迫的減灶之計或許并非那么真實。最后，將帥下車聽候命令，并禱告鬼神，保佑戰爭勝利。

　　春秋時期的戰爭始終有“禮”的貫穿。所以春秋時期的戰爭并不如后世那樣都是血腥的殺戮、你死我活的戰斗。春秋時期“國人當兵，野人不當兵”所有的貴族男子都當兵，世家大族子弟以及國人士族才是當時軍隊的主體，所以一方面軍隊數量有限，另一方面軍隊才會有禮的束縛，顯得更有貴族式的俠義精神與平等、誠信的觀念，且當時的貴族都是文武兼備的，所以才有了春秋式的戰爭。最典型的如正處在戰爭轉型期的泓之戰中，宋襄公仍然堅守古軍禮，不重傷、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仍想憑借仁義道德與政治號召力匡扶天下，不想卻被不講仁義道德的楚邦蠻夷打的大敗。《左傳》中所記載的春秋式的戰爭，還保留了許多約定俗成的規矩和禮制，比如不違農時、不以阻隘、不傷國君、不傷君子、“不加喪，不因兇”、“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成列而鼓、陳不違晦等。

　　春秋時代也是戰爭方式巨大變化的時代，政權下移，霸權迭興，政權漸趨集中，貴族階級的統治逐漸崩潰，貴族的軍隊也漸漸消亡，軍隊的性質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泓之戰正發生在戰爭方式的轉變期，宋敗楚勝宣告了原來的戰爭方式和戰爭規范地沒落。這次戰役之后，戰爭的規模逐漸擴大、戰爭的殘酷程度逐漸增加、戰爭的次數也越來越多、戰爭的方式也由車戰慢慢過渡到步戰，戰爭的觀念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春秋末期吳國入郢之戰，步戰與詭道相結合，各種戰術互相配合，顯示出了其前所未有的優勢，宣告了春秋式的戰爭的消失。

　　參考文獻：

　　[1]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2009年版。

　　[2]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3]鄧勇(鄧曦澤)，武漢大學博士論文《王霸：正義與秩序》，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