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縱式的社會結構對日本人的行為方式有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日本人的日常表達中，更深深植根于日本人的行為意識里，研究日本社會結構與日本人行為意識的關系對我們了解日本人的行為方式將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從日本社會結構出發，分析日本人在對“內”、對“外”時的不同表現，對深入探討日本人的行為意識也大有裨益。

　　關鍵詞：歷史論文投稿,縱式社會結構,“內”“外”意識,行為方式

　　研究社會結構、社會的各種關系、價值取向等既是社會學考察的內容，其實也適用于文化的比較研究。其中對社會關系以及社會構造的研究對中日文化比較研究具有借鑒意義。本文擬從日本的社會構造出發分析日本的社會構造與日本人的行為意識及行為方式之間的關系。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之說始于中根千枝，在其代表作《縱式社會的人際關系》一書中，中根從日本社會的七個層面對日本的這一社會結構進行了詳細闡釋，學界對中根的闡釋也大都持肯定的態度，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作為一定說已被認可并由此得以不斷進化和演變。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影響巨大且深遠，不僅日本人的語言——日語本身受其影響較大，日本人的行為意識乃至行為方式也均無法脫離社會結構的影響。

　　1. 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

　　中根千枝在對已有的研究視角、研究結論批判繼承的基礎上提出了“縱式社會結構”之說，并從社會結構的各個層級、各個方面對這一理論加以論證，從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日本社會結構研究的理論基礎。中根并非僅就日本的社會結構進行單方面研究，而是縱向、橫向皆有比對，因此該理論甫一問世便被日本人及日本學界所接受。外國研究者在研究日本社會結構時也往往將中根的著作作為研究的理論出發點。中根對日本社會結構的描述非常詳盡，既批評了對社會結構墨守成規的認識，又拓寬了人們的視野，進而就社會結構的各個層面的相互關系進行了佐證性的研究。可以說，從中根的理論出發，我們很容易看出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的全貌。

　　筆者在通讀中根著作的過程中，更多地將關注點放在中根分析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時對日本人的行為意識的闡述上，即“在縱式的金字塔結構中的日本人，在清楚判斷自己所處位置的基礎上如何行動”的問題。在中根看來，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的形成不僅有許多現實因素的影響，其歷史原因也不容忽視，如日本傳統的“家元制度”等。但是歸根結蒂，日本社會的主要構成要素是日本人，因此在筆者看來，把分析的著力點放在“人”上是中根的研究能迅速得以認可的最大的成功之處。而拋開“人”的因素籠統地分析日本的社會結構，或許會導致研究結論有失偏頗。

　　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既表明了日本社會的鮮明、特殊之處，更表明了所處此社會結構下的日本人應有的行為規范。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作為一個整體概念是由一個個集團、組織與家庭構成的，作為其構成要素的每一個集團、組織與家庭內部又同時具有相對固定的上下關系結構，這種上下結構不因個人而改變，且對集團、組織及家庭中的所有人具有約束力。社會作為整體對其構成要素施加影響，而構成要素之間既有橫向聯系，更互相制約。集團內部的構成也有其特色，集團內部由上而下行動，下服從上。自我所屬的集團內的人際關系相對較為輕松，除基本的上下級關系外，更多的是橫向的“并列關系”——“人人平等主義”泛濫。身處此種結構下的日本人，往往受“相對價值觀”的支配，日常行為表現為“情感優先”、“集團優先”，而刻意回避個人身份。個人通過其對所屬集團、組織的忠誠與貢獻值來實現其作為個體的價值，而行動時的不僭越、無私利，更是由集團、組織內部的上下關系結構決定的。由此能夠看出，由一個個內部上下關系結構如此明晰的集團、組織構成的社會也必定是一個縱式的社會結構。

　　2. 日本人的“內”“外”意識

　　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對日本人的行為方式及行為意識具有重要影響，日

　　本人對“內”、對“外”時的不同表現——日本人的“內”“外”意識便是其中之一。對日本人的這一意識的研究已有許多先行成果，在此不贅述，本文僅從日本社會結構出發，對日本人的這一意識進行解讀。

　　如上所述，中根描述的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由一個個內部上下結構非常鮮明的集團、組織等構成，身處每一個集團內部的日本人的行為意識便受到這種上下結構的約束與制約。本尼迪克特在她的代表作《菊與刀》中也說到，他們(日本人)對秩序、等級的信賴建立在對人與其同伙以及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所持的整個觀念之上……(中略)(只有清楚日本人的這種觀念)我們才能清楚地描繪出他們在現時情況下將采取的行動方式。由此，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歸結為“知恥文化”，并得出“‘知恥文化’是日本人注重外部社會的外向的行為規范”的結論。土居健郎在描述日本人的“依賴心理”時也用到了“內”與“外”的概念，即日本人把所處空間分為“內”“外”兩部分，對“內”無需客氣、不講客套;對“外”則以禮相待、謹言慎行。但在土居看來，日本人不愿承認個人有什么統一的人格價值，即，對于日本人來說不存在脫離集團、組織的個人權利，而由上下關系結構決定的集團利益卻是日本人行動時的首要選擇。比如說，集團內的個體在背叛了自己所屬的集團，或者失去集團的信賴時，便會產生極大的罪惡感，而此時的罪惡感其實也就成了一種人際關系的標識。日本人在關系到自己所屬的內部集團利益時最能感受到羞恥和罪惡，而當身處集團保護時，日本人便不再束手束腳、謹言慎行，甚至會擺出“出門在外無須客氣”的樣子，說到底，這都是受到了日本人的“內”“外”意識的影響的。土居的這一分析駁斥了本尼迪克特關于“‘知恥文化’是日本人注重外部社會的外向的行為規范”的說法，為日本人的行為意識與行為方式找到了一個新的注腳。關于這一點，中根在《縱式社會的人際關系》一書的最后章節中也講到：日本人在行動時受“內”“外”意識的支配從而缺乏個人精神和契約精神。日本人始終以“內”“外”之別作為行動指針，他們既未能確立真正的個人自由主義，也不具備西方式的公共精神。

　　但同時，中根又指出，日本人對“內”“外”空間的認識僅限于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中，無延展性。也就是說，日本人的“內”“外”行為意識只是身處日本“縱式社會結構”下的思維定式，無法大而化之。從中根的理論出發，日本人對“內”“外”的劃分是有局限性的，其結果是日本人在行為方式的選擇上有許多外人難以理解之處。在對“內”時由于不需客氣，因而公私界限有時模糊不清，以致公私不分、假公濟私的丑聞常見諸報端。另外，在日本，至今依然存在學閥、門閥、財閥等結成的政治勢力，不僅對日本人，對整個日本社會都有極其消極的影響。對“外”雖謹言慎行，可“外”的界限的局限性僅對日本人在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下的行為方式有所制約，而脫離日本社會結構外的日本人的行為方式和行為意識才恰恰應該是引起我們注意的。對脫離日本“縱式社會結構”的日本人來說，拘泥、顧慮、拘謹、尊重他人、在意周圍人的眼光等行為準則有時會失去約束力，如此，歷史和現實中的日本人身上也就出現了許多讓人非難、指責甚至無法忍受、無法原諒的行為。日本人的整個行為方式、行為意識與“內”“外”的緊密聯系是研究日本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分視角，但是不得不提的是，“內”“外”界限的模糊直接導致了日本人行為方式的變化。特別是對“外”的概念，日本人理解上的狹隘直接導致了其行為方式的差異。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在內外有別行為意識支配下的日本人的行為方式有如下幾個特點：首先，以自身所屬的集團內部利益為行動出發點，以違背集團內部利益為恥，在集團內部行動時受上下關系結構的制約較為嚴重;其次，與外部集團發生關聯時，與“資格”相比更強調“場”的概念，即更重視自己的內部所屬，同時，行為、措辭上都以不損害集團利益為最根本準則，體現在日本人的言行上就是謹言慎行;最后，身處有異于日本社會機構的社會形態下的日本人，其行為意識與行為方式和是否受自己所屬內部集團的保護有關。

　　因此，把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的理論與日本人的“內”“外”意識相結合進行分析研究時，形成共同認識的研究視角與研究結論對該研究是有巨大推動作用的，但是不容忽視的是，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無法對日本人的行為方式和行為意識具有完全意義上的決定作用，其影響和制約力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這也從反面印證了日本人的行為方式與行為意識和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的關系之說，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根、土居和本尼迪克特理論的局限性。也就是說，對日本人的行為意識與行為方式的研究，雖然應該放置于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下，但是僅從日本這種社會結構出發來研究日本人的行為意識與行為方式顯然不足以全面理解雙方的關系，因而，把研究的視角放大放寬才是我們得出真知的必經之途徑。

　　3. 結論及今后的課題

　　對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進行分析研究時，有許多的視角和切入點，視角

　　不同著力點便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就各異。把日本的社會結構與日本人的“內”“外”意識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既有有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更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在“縱式社會結構”下的日本人的行為方式及行為意識如何，是我們研究的切入點，同時也是研究的歸結點。通過對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的分析，不僅能讓我們明白日本人在對“內”和對“外”時為何會有不同行為表現的根源，也為我們如何理解、如何看待日本人的行為方式及行為意識提供了理論支撐，更為我們如何與具有“內”“外”意識的日本人交往提供了極具現實意義的參考與借鑒。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與日本人的“內”“外”意識是不斷演進的兩個側面，社會結構的變化由作為其構成要素的日本人的性格、行為、意識等的演變決定，因此從不斷演變的視角把握日本的“縱式社會結構”與日本人行為意識的關系就成為了一個常新的研究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