纏足和束胸都是歷史上對女性的一種要求，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這些習俗也都被撤銷了。19世紀末，延續中國千年的女性纏足陋俗受到批判，天足運動拉開了解放女性雙腳的序幕，女性的身體解放開始成為中國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本文是一篇歷史論文發表期刊投稿的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民國時期“天乳運動”的探析。

　　摘 要：民初女界盛行束胸，這一現象的出現既緣于女性追求摩登時尚和性別平等，又摻雜了傳統的審美、道德觀念。“新”與“舊”，“傳統”與“時尚”之間難以劃出清晰的界限。有社會人士從生理健康尤其是種族存亡的角度對這一風氣加以批判，廣州政府則率先掀起了禁革女子束胸的“天乳運動”。這場運動頗有成效，束胸之風日漸式微，“健康美”的審美觀念開始興起，西式胸罩也引入中國，變成亦中亦西的改良內衣。運動中尚有性別話語、國族精神和政黨意圖的交織紛陳，種種可見民國時期女性解放的多面性。

　　關鍵詞：“天乳運動”,女性解放,身體史

　　降至民國初期，女界纏足之風有所止，卻又掀起了一股束胸之風。社會各界基于不同立場對女子束胸加以反對，官方繼而出臺了禁止女子束胸的提案，一場“天乳運動”由此展開。當代學界對“天乳運動”的產生背景、官方應對策略及社會反響有所考察，[1]但束胸之習與“平胸美”之風為何最先在民國都市女學堂中流行?又如何能在女界之中風行流傳?“天乳運動”之成效又能否僅用“艱難”二字便可概括?對以上問題的深入研究不僅能盡可能再現“天乳運動”的歷史，也能透視出民國時期女性解放的真實境況。

　　一、“天乳運動”之由來

　　若追溯中國古代，女子多用抹胸，并不刻意束縛。但到了民國初年，城市女學堂中率先掀起“平胸美”的熱潮，女子束胸的力道頓時加劇，女學堂的學生甚至還發明了名曰“小半臂”的緊身背心。如李寓一在《近二十五年來中國南北各大都會之裝飾》中所述：“近日婦女不纏足而纏胸，此亦陋習，青年女子，用一種背心將胸部緊束，其意蓋恐乳部露出。”“小半臂”這類束胸的緊身背心發明后，“其始用之者，僅屬一般上流婦女”，[2]于是束胸一度甚至成為區分城市女性和“村下婆”的標志。之后，束胸之習漸由都市學堂蔓延至社會各界，前行后效，相習成風，“幾已普及全國婦女之各階級矣”。[3]

　　束胸之風愈演愈烈，不少社會人士從生理衛生尤其是種族健康的角度指出其弊端。1915 年，《婦女雜志》創刊號中刊登上海私立城東女學師范畢業生、時任舍監沈維楨之文。沈指出，女子縛乳之害甚于纏足，“舊弊僅傷人之足，今弊更傷人之胸及肺。傷足為人身之害猶小，傷胸及肺為人身之害更大而深也。”即便幸運者自身無恙，但若將來生育子女，更可能成為“弱國滅種之因”，“雖有乳汁必不暢旺，胎兒身體必不健全，甚至傳染肺病，流毒骨髓。雖有神醫亦難救治吁”。[4]之后不斷有人撰文批評束胸之害，有認為束胸勒乳影響飲食、消化、養育和呼吸，[5]有將束胸的危害歸納為呼吸不便，有礙育兒，不合自然，工作不便，夏日苦熱五樣[6]。最具影響的批評來自于胡適和張競生兩位留洋歸來的博士。1921年8月，胡適給安慶青年會做一演講，“因為美觀起見，并不問衛生與否……假使個個女子都束胸，以后都不可以做人的母親了”[7]250-251。1926年12月，張競生在上海《新文化》創刊號發表《裸體研究》一文，文中對婦女束胸口誅筆伐：“把美的奶部用內窄衣壓束到平胸才為美麗!這樣使女人變為男人，而使男人不會見奶部而沖動，雖說禮教的成功，但其結果的惡劣則不堪言說，這不但丑的，而且不衛生，女人因此不能行腹肺呼吸，而因此多罹肺癆而死亡。又壓奶者常缺奶汁喂養所生的子女，其影響于種族甚大。”[8]

　　1927年7月，廣州市代理民政廳長朱家驊于廣東省政府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禁革女子束胸的提案。朱家驊在提案中痛斥束胸對于女性身體之危害，并提議：“擬請由省政府布告，通行遵照，自布告日起，限三個月內，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并通行本省各婦女機關及各縣長設法宣傳，務期依限禁絕。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經查確，即處以五十元以上之罰金，如犯者年在二十歲以下，則罰其家長，庶幾互相警惕，協力鏟除，使此種不良習慣，永無存在之余地。”[9]此倡議得到會議議決通過后，首先在廣東全省女校施行，隨之又有“天乳運動”執行委員會成立，發表《“天乳運動”執行委員會六言昭示》。發端于廣州的“天乳運動”迅速在全國各地引發熱議，“不見南方也厲行‘天乳運動’了么?我們在北方也應該奮斗為是。”[10]社會各界愈發積極撰文，或抨擊束胸行為、普及健康知識，或探討如何革除這一陋習，各地政府也陸續頒布禁止女子束胸的禁令。批判、禁革女性束胸，倡議婦女解放乳房的“天乳運動”在全國蔓延開來。

　　“天乳”概念的發明與十九世紀末廢除女性纏足的天足運動密切聯系。創立廈門戒纏足會(The Heavenly Foot Society)的英國傳教士麥高溫牧師(Rev. John MacGowan)將基督教的宗旨與中國本土對于“天”的信仰加以結合，“古圣先賢有言，人乃受命于天。自這個國家將此視作不變真理之后，無論男女都不敢質疑。既然如此，女人也是同一股偉大力量的產物，而小女孩天生雙足的優美構造，同樣也是上天的杰作。”[11]64-65光緒二十一年五及閏五月號《萬國公報》上刊《天足會征文啟》，文中也提到：“泰西寓華閨秀憫之，特立一會，名曰天足。蓋翼巾幗中人，葆其天然之雙足也。”[12]840當代學者高彥頤(Dorothy Ko)在討論“天足”修辭的“外來性”(aliennesss)時進一步指出，“天足”的修辭意旨同時指涉了“天然之足”(natural feet)與“天賦之足”(heavenly feet)的意義。[13]所以，“天乳”這一概念同樣可以闡釋為“天然之乳”(natural breast)與“天賦之乳”(heavenly breast)，而考慮到中國社會的信仰、習語尤其是五四后的文化氛圍，“天乳”最應當理解為“天然之乳”的意思。

　　二、新舊摻雜：民初女性束胸的緣由

　　引發“天乳運動”的束胸之風為何最先在都市女學堂之中流行起來?先看彼時之人的回答：“縛乳這事，在娼妓、姨太太、小姐和女學生中間很流行，不過她們都是好新奇，加一個‘新’字也不為過。”[14]那么為何女子束胸一度成為“新”時尚的象征?不同時代的女性總是依據不同的“美”的標準來對待自己的服飾和身體，“現在中國一般所謂有知識的女士們，都重在裝飾，把自己打扮的很美麗……惟胸部生有兩個甚大的乳，若穿上她那長而瘦的袍子，那乳頭就很顯著的突出……于是一般為美而不知其害的女子們，就完全實行束胸的手段了”[15]。可見，一些知識女性或生活富足的女性為配合穿衣時尚，便通過束胸的手段把自己套進窄瘦的文明新裝之中。張小虹在研究民國女性服飾就指出：“‘束胸’所引發的激烈社會爭議，卻正是‘國族健康美’與‘苗條平胸’的摩登時尚間之沖突所在。民國初年的‘束胸’未必是‘病態美’、‘吃人禮教’的延續，‘束胸’就某種程度而言，乃清末民初服裝演變的必然結果(外衣‘緊窄’后，內衣也必然‘緊窄’)”[16]。 　　許地山發表的《女子底服飾》一文也可提供線索。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知識界曾對女性“斷發男服”的問題加以討論，主張以男性形象和觀念界定女子的頭發服飾，以泯滅兩性區別，彌除等級標記，節省費用和光陰。[17]這種理念催生了女子男裝化的風氣，“加強女子束胸的行為――使自己更似男性，分不開究竟是保守，還是激進。”[18]99或許，又有部分知識女性和都市女子穿戴“小馬甲”的真正用意在于，緊縛住乳房達到平胸的效果，以此來刪除服飾上的性征彰顯男女平等。無論是追逐“時尚”抑或“平等”，這些實施束胸的“一般上流婦女”都是為“平胸美”的流行加以推波助瀾。

　　五四前后的中國社會，“新”與“舊”，“傳統”與“時尚”之間難以劃出清晰的界限，女界的束胸行為也是如此。彼時就有論者認為：“在城市中所看見的婦女最大多數的就是束胸，也是令人莫名其妙，大概不外含羞和美觀兩種的觀念吧。”[19]中國傳統的審美觀是“以女子身段輕巧嬌小為貴，瘦腰病態為美”[20]73，美的胸脯在于含而不露，袖珍小巧，宛若初生豆苗，故而中國古代又有“丁香乳”一說。明書《雜事秘辛》對女子裸體美有“胸乳菽發”的描繪，清人朱彝尊詩云：“隱約蘭胸，菽發初勻，脂凝暗香”，這是明清關于女性胸部的審美標準。廣東俗語有云：“男人胸大為丞相，女人胸大潑婦娘。”可見在傳統中國社會，女性甚至因為胸大而被譏笑為難登大雅之堂的粗俗村婦。女子纏胸似乎還能達到消除肉體誘惑，塑造純真無欲的效果，“我國人有種偏見，總以為女人的雙乳，是一種幽密的東西，肉峰般堆凸在胸前，是認為可恥的，于是不顧利害加以緊縛”[21]。緊緊地將女性的天然形體束縛起來，同時也表現出傳統以男性的觀點希望去除女性的欲望，以完成精神上的單純化，便于塑造傳統的賢妻良母形象。[22]89

　　歷代以來，中國女性的形體美主要以男性的審美文化為參照標準，正如陳東原所言：“女性美的標準，很不易說，向來所謂為美的，大都是男子眼中的美――男子所要求的美。男子所要求的美，固然也有真美的成分，卻也難免使女性自行��斫以應男子的要求，真正的美，便難說了。”[23]222民初部分女性的束胸行為，若是為符合傳統審美觀念，或是接受禮教約束刻意保守端莊，那么便是男權社會所支配的審美標準占據上風，使得她們采取束胸這一被動的社會參與方式，處在了被觀看、被改造的位置;而對于為追求男女平等或摩登之美的女子，束胸又可視作是一種積極主動的社會參與方式，用以標榜自身的時尚、文明與追求平等的意愿。

　　三、雙管齊下：服飾與觀念的變革

　　已有研究認為，“天乳運動”的推廣相當“艱難”，其執行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導致了束腰、隆胸等刻意豐乳的行為。[24]但依據彼時報刊雜志上的文字與漫畫推斷，“天乳運動”發起之后，女子束胸風氣有所式微，更推動了民國女性內衣服飾與審美觀念的革新。

　　先是西方“曲線美”標準的引入與宣傳，“自朱廳長提倡天乳運動之后，曲線美之聲浪，此唱彼和，高唱入云”[25]。如：“胸部曲線，也要豐隆突起才是美觀，故西洋婦女多束腰裝乳，務求胸曲線之豐隆”;[26]“乳部所以要充分發育者，因為兩乳能充分發育，胸部才豐隆可愛”;[27]張競生也在《性美》一文中講：“其姿勢為向前突出而與其臀部的后突成為女身的曲線形，這是女性之美處”[28]。然而，在社會輿論大肆宣揚“曲線美”的形勢下，有不少女性跟風采取了束腰、豐胸的手段來營造玲瓏有致的豐滿身段，以至又有人撰文表示不滿，要求報章“以后勿談人體美”。

　　繼而是“健康美”標準的提出，“我們須知所謂真正的‘女性美’是必須建筑在健康上面，在一位病弱的女子身子，斷不會找出什么美來……我們在運動場上看見一位有健康活潑的身體的女子，充滿了奮發有為的精神是多么令人羨仰。這種令我們起敬令我們生愛的健全體格，便是女性美的真正表征。”[29]強調女性的健康之美更滿足了民國社會各界強種強國的愿望，“只有康健美才能打破中國底積弱，使種類優生化，只有姿態美才能掃蕩茍且墮落的丑態，收到民族杰出的效果。如此才能達到國家強盛的途徑”[30]。然而，文化傳媒不會一味運用國族話語的宏大論述，社會大眾的視線和焦點亦不會完全集中在國族責任之上，在都市的商業化運作下，“健康美”在民國后期也呈現復雜的發展態勢。“為刺激大眾的感官，都市中不少傳媒所標榜的健美女性有運動員、電影明星、學生和模特兒等各種身分，致使社會大眾認知的‘健康美’成為健康與肉欲的混雜品。”[31]57

　　觀念變革之余，女性解放胸部的客觀條件是內衣的變化。“現在有許多欲放胸的婦女，因為平胸式衣服阻礙，不便立即解放。衣服的樣式，本以適體為主，身體上既有發展或更變，所以衣服也必須立刻改良。”[32]彼時化名“綰香閣主”者先是區分了“束胸”與“壓胸”的迥異：“說一句痛快的，就是小衫本身并無廢除的理由，因為他不過是一件衣服罷了，我們所要打倒的不是他，是‘壓乳’的行為。我的意見，以為乳仍須束，但不可壓;所以請讀者認明束乳與壓乳為兩事。”進而主張借鑒西洋女性胸衣解決問題，“現代西婦所用抹胸的理由，不是壓乳，去損壞她們的曲線美，正是要把美烘托出來，所以我們進一步主張中國女子仿用西洋抹胸(可名為乳衣，抹胸稍欠妥)”。這位“綰香閣主”還作《中國小衫沿革圖說》一文，分析傳統的中式女性內衣，更搜羅西洋女性胸衣的樣本，介紹“西婦內衣之沿革”，對其構造進行詳解，以顯示西洋抹胸保護身體發育和烘托美的效果。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國人終于引入西式胸罩并對之加以改造，中式內衣吸收西式內衣的特點進行了改良，出現了亦中亦西的采用西式肩帶而在旁側開襟的改良內衣，人們稱之為“義乳”。[33]125-137

　　革除“陋習”與建立“新習”之間必然會有某種時間差。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的報刊雜志中，不乏對女性束胸行為屢禁不止的批評和抱怨，然而在“健康美”理念和女式內衣的雙重變革之下，女子束胸的風氣確是日漸式微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天乳運動”興起之初，《北洋畫報》就“小衫制應否保存”問題開辟專欄，曾經接到不少的稿件和書信，幾乎全數是反對女子束胸的。“這是何等的一個好現象呢!”[34]1933年，裘景周醫生在西湖蘇堤游玩看到這樣一番景象：“一路上釵光髻影，燕語鶯聲，無論其為環肥燕瘦，纖長嬌小，只看她酥胸微挺，雙乳高聳，沒有不肥突突活躍躍的地，在她那薄薄的新裝里，一起一伏的顫動著，這真是都市文明，值得我們的贊許。”[35]1936年，《玲瓏》雜志上刊登不少女性的咨詢：“如何豐盈平坦的乳房?”“我常參加各球類比賽，平日亦不喜穿胸衣，但身體雖健，我的乳房太小，不知用什么方法可以自治?”[36]“天乳運動”的成效也在彼時的文學作品中有所體現。茅盾在小說《動搖》中對孫舞陽有這樣一段描寫：“同時她的右手抄進粉紅色襯衣里摸索了一會兒，突然從衣底扯出一方白布來，撩在地上，笑著又說：‘討厭的東西，束在那里，呼吸也不自由;現在也不要了!”[37]163郭建英的漫畫作品《上海生活》也呈現出，遲至三十年代末，滬上的居家女性“連小馬夾都不穿了”。[38]36 　　四、余論

　　晚清的亡國滅種危機促使中國人認識到“東亞病夫”的恥辱，強國保種、廢纏足、軍國民等運動此起彼伏，都是以民族主義話語建構著現代的國民身體。中國女性的身體也同樣是在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過程中開始了它的現代想象與建構。“十九世紀末以來，在國族主義巨型論述的籠罩之下，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權利精英，紛紛透過種種規范性的二元對立命題(“野蠻/文明”、“壓迫/解放”等等)，集體塑造了一種蓋棺定論式的認知典范。”[39]女性強弱與國家強弱成正比，女性文明程度與國家文明程度成正比，中國女性的身體被迫加上了“弱種”的隱喻。晚清的天足運動便是人們首次在改造女體與保種強國之間建立聯系。民初的天乳運動中，反對束胸的言論或基于生理健康的立場，或受五四新文化的影響，但相較之下，最有力的言論仍然從“保種強國”的角度出發。這些知識話語的倡導固然是建構現代女性身體的必要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國女性身體當時的實際，但大部分人關涉的重點仍然是傳統的生育身體，即女性在生育新一代國民中所應起的作用。“婦女并不是作為‘人’的理由而獲得重視，她的倍受青睞是因為她的生育能力和生產力是這個垂敗的國家，在復興是必須倚恃的力量。”[40]269

　　“天乳”運動之中，中國女性貌似被賦予“國民之母”的重要角色，實則被再次“污名化”，被迫接受諸多的型塑。如林永福的《為天乳運動說到擦粉留發著高跟鞋》，“這上三件，不過是隨便說來，因為廣州市改良風俗委員會的使命，是‘改良風俗，破除迷信’。參看他的宣言――所以我覺得這幾件事，也算是應該改革的風俗之一，我深望大家不要把他輕易放過去。”[41]2101929年，內政部為提倡“天乳運動”發布給各省市的政令，更涉及了女性的足、腰、耳、胸：“查婦女纏足、束腰、穿耳、束胸諸惡習，既傷身體，復礙衛生，弱種弱國，貽害無窮，迭經內部查禁備案，茲準前由，除分別咨令外，合亟令仰轉飭所屬，確實查禁，以除惡習，而重人道云云。”[42]在探討女性解放乳房的同時，人們將話題延伸至女性的頭發、耳朵、脂粉和高跟鞋等，頗有要從頭到腳地對“國民之母”加以改造的勢頭。魯迅的《憂“天乳”》更道破了民國女性身處亂世的境遇：“同是一處地方，甲來乙走，丙來甲走，甲要短，丙要長，長者剪，短了殺。這幾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時期，尤其是女性□□已經有了‘短發犯’了，此外還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許還有‘天足犯’。嗚呼，女性身上的花樣也特別多，而人生亦從此多苦矣。”[43]種種名曰解放婦女的造勢活動，卻并非是婦女的自我解放，也不全然是得之于女性陣營內部的爭取，而是采用了官方強制命令的方式，演變成一種“身體政治”，更甚者還是成就于男性政黨之間的政治惡斗而來。

　　晚清與民國時期，中國女性的身體不僅承載了時代的性別意識形態，所透露出的政治、社會、文化信息也尤為豐富。一場“天乳”運動中，從女性束胸之風的興起，到反對束胸者的不同立場、意圖，倡導“天乳”者的方式、觀念，再到運動的成效和影響，當中摻雜著傳統審美、社會風尚、國族敘述乃至政黨意圖等要素，呈現出民國女性解放的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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