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院，是古代會試的考場，即開科取士的地方�，F(xiàn)存有江南貢院、北京貢院、定州貢院、川北道貢院等遺址，其中南京江南貢院作為中國古代最大的科舉考場最為出名。本文是一篇論文發(fā)表代理投稿的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明清貴州貢院的使用與維修。

 　　摘 要：貴州貢院建于明嘉靖十六年首開鄉(xiāng)闈時，其發(fā)展歷程正是貴州科舉史的縮影。其結構及功能與他省貢院相似，規(guī)模居于全國中下等，號舍最少時不足千間，最多時超過四千間。其明末毀于戰(zhàn)火，清代重建后亦頻繁維修，經費則以公款為主，輔以民間捐助。

　　關鍵詞：貴州貢院,鄉(xiāng)試,號舍,維修

　　各省貢院是舉行鄉(xiāng)試的場所，是中國古代科舉文化的重要物質載體。貴州建省較晚，獨立開科更晚，直到明嘉靖十六年貴州首開鄉(xiāng)闈之前才建成貴州歷史上第一座貢院。但它是關乎地方文教的重地，是眾多黔中俊彥的起步之階，其發(fā)展歷程亦是貴州科舉史的縮影。學界對此關注較少，僅有劉隆民《大十字上消失的明代貢院》及羅登宜《貢院石碑》二文，尚有廣闊的研究空間。本文擬借助諸種史料，試對其修建、使用及維修作出初步探索。

　　貢院的修建與變遷

　　貴州貢院的修建是與申請獨立開科的背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擁有合適的考試場所，是開科取士的必要物質條件。貴州自宣德二年起附試云南，后許多官員不斷上疏請求開科，其關于貴州開科條件業(yè)已成熟的表述屢遭禮部駁回，往來之間談及的開科條件有若干方面，物質方面中重要一條便是有無修建貢院的合適場地及充足資金。場地的問題早在弘治十二年貴州巡按張淳上疏時就已提及，“本城內舊有公館一座，地勢軒敞，少加葺補，堪作試院”[1]。解決這一問題的最關鍵人物則是監(jiān)察御史王杏，正是他在嘉靖十四年上疏奏請建設，后來又主持了貢院的籌劃。修建地址選在治城的西南角，緊臨貴陽城的西南城門。有研究者認為明清貢院的選址多考慮如下因素：“占風水之吉地”，“擇交通之便利”，“借城中之活水”，“借舊時之公署”，“與商市之結合”[2]。緊臨城門則便于士子出入，可謂“擇交通之便利”，南面臨河，城墻外恰是三面環(huán)水，可謂“借城中之活水”，且“貢院建在城南，其水小河穿橋，西出富江，環(huán)城東注;其山筆峰峭直，天馬排空。皆蒼翠可掬，誠煥然嵬然矣”。[3]1573既符合傳統(tǒng)的風水觀念，也有優(yōu)越的自然環(huán)境。為解決經費問題，地方政府殫精竭智，首先進行了勘察和預算，所得結果是“建立場屋、號房與前后廂房、廳堂、考官、巡按二司止宿處所，受卷、彌封、謄錄、對讀、收掌試卷、巡綽、搜檢、供給等所，巡風官軍貼宿等房，合用木料、周圍墻垣、木石、匠作工食共該白銀二千四百一十九兩三分。聘取考官禮物、鋪陳、全用器皿什物并供給生員及各供事官員廩給、下程吏承門廚、各色匠作、皂隸、監(jiān)軍飯食、小錄紅卷紙筆、朱靛等項，共該白銀一千二百五十九兩六錢九分”，[4]635共需銀三千六百七十八兩。而當時貴州豐濟庫積余銀兩為三千二百五十七兩有零，尚不足用。而吳維岳《貢院記》云“算所需金，營建，三千四百有奇;校試，一千二百有奇”[5]504，總數(shù)達四千六百余兩，所缺更多。但貴州官員充滿信心地表示“合用錢糧，動支庫貯無礙銀兩，亦應夠用，則于錢糧未為不及也”。在多方努力下，貢院最終順利建成。

　　貢院地址自建成迄明末一直未變，嘉靖《貴州通志》記曰“在治城中西南，即西察院舊址”[4]631，萬歷《貴州通志》所記為“會城中西南，即西察院舊址”[5]27， 萬歷私修方志《黔記》則記“在省城西南隅都司前”[3]1573，均為同一地點。明末戰(zhàn)亂紛仍，貴州貢院因此毀于戰(zhàn)火，清初重開科舉后又選址重建。順治十六年時，巡撫趙廷臣題請以偽秦王府改為貢院，雍正六年時巡撫祖秉圭又題請將學院衙門并入貢院，此后屢經增修，但都是原基礎擴建，地址并未改變。據(jù)劉隆民研究，清代貢院地址為貴陽市大十字廣場附近，“南抵獅子橋，北達翠屏山即今太平路一帶，東臨今中華中路，西沿貫城河”。[6]科舉考試廢除后，貢院退出歷史舞臺，于民國年間改作他用，后漸漸消失。

　　貢院的結構與規(guī)模

　　一般來講，貢院的結構變化往往是增長式的，因為隨著貴州人口的增長，社會普遍文化水準的提高，參試人數(shù)也呈現(xiàn)上升趨勢，考生增多必然促進號舍的增修，從而連鎖式帶動考試服務人員的數(shù)量增長、管理與服務場所的擴大。因此，在諸種史料的相關描述中，基本是以時間為序由簡至繁的態(tài)勢。

　　貢院初修時明代已過去一百六十余年，距明亡僅一百一十年左右，因此明代貢院結構變化尚不為巨。嘉靖年間“中為明遠樓、至公堂，后為天監(jiān)堂。堂之東西為謄錄、受卷、彌封、對讀四所。堂之后為內簾，有門，扁曰桂香;深處有堂，扁曰文衡。左右列屋為考官閱卷之所。至公堂左為監(jiān)臨，右為提調、為監(jiān)試，前為文場。場之前為門三重。供給所在三門外，而延會、搜檢、巡綽則又居于天開文運門內之左右”[4]631-632。萬歷年間則“中為至公堂，堂后天鑒堂，堂右為監(jiān)臨察院，左為謄錄對讀所，堂后為主考公署，又后為五大經考官房。至公堂左為提調公署，右為監(jiān)試公署。前為明遠樓、東西文場。萬歷二十二年，巡按薛繼茂、布政王來賢易木舍以磚石舍。樓前為三門，左為供給所，右為搜檢所，又前為二門，左為延會亭，前為大門。匾曰為國求賢，外天開文運坊。”[5]27由近及遠分別是天開文運坊、大門、二門、三門、明遠樓、文場、至公堂、監(jiān)臨提調公署、天鑒堂、謄錄對讀諸所，所述雖有不同，但其中有敘述順序不同、同一事物稱謂不同、詳略選擇不同的原因，二者之間變化不大。整體可大概分為外簾區(qū)與內簾區(qū)兩大區(qū)，若以功能作區(qū)分，牌坊、大門、二門、三門及延會、搜檢、巡綽所屬于候場區(qū)域，“天開文運門”便是上書“天開文運”四字的牌坊，是士子排隊點名等候的聚集場所。號舍與明遠樓屬于考試區(qū)域，前者是一人一間的考試答卷之所，后者則是官員�t望監(jiān)控之處。至公堂及外提調、外監(jiān)試兩廳，謄錄、受卷、彌封、對讀四所皆歸外簾辦公區(qū)，天監(jiān)堂和考官閱卷之所都屬于內簾辦公區(qū)。貢院中的建筑常被賦予象征意義，王璧《魁星石跋》曾寫到嘉靖年間貢院掌卷所有一塊石鼓形的石頭被稱為“魁星石”，并大贊為其命名者“因物取義，章采明征，公之嘉惠貴人士，以寓致望，意何其良哉”![5]598各建筑物也常書各種內容以表寄托，如同治年間至公堂就有楹聯(lián)曰：“經濟發(fā)為文章，愿諸生青簡留心，毋徒恃風檐寸晷;科名原有陰騭，看此日朱衣點首，是將來云路先聲。”[7]光緒末年時衡鑒堂有楹聯(lián)：“此中有循吏名臣，況當側席求賢，夢縈嚴野;何字非筆耕心織，記否攜朋觀榜，淚濕儒衫。”[8]584 　　無論是建筑布局還是功能區(qū)域的劃分，貴州貢院都與他省相似。但可能限于各種條件，其初建時也曾因陋就簡，如吳維岳《貢院記》一文就曾提到監(jiān)臨、提調、監(jiān)試三署的變化，“惟監(jiān)臨署，舊僦至公堂左，合提調、監(jiān)試二署于堂右。今即堂后增構監(jiān)臨署，而以舊監(jiān)臨署為提調署，規(guī)模變將整齊云。”[5]505初建貢院時監(jiān)臨署與提調、監(jiān)試署均在至公堂左右，空間尚小，此次增修獨立的監(jiān)臨署，原來合二為一的提調、監(jiān)試二署也得以擁有各自獨立的辦公區(qū)域，由此可知初建時其規(guī)模尚不夠齊整。此文寫作時間距嘉靖十六年貴州開科“越今幾三十年”，說明上述三署在十科左右的時期內都是將就使用的。

　　清代貴州貢院修于順治十六年，此后則經歷了若干次大大小小的變化。諸種史料中以道光《貴陽府志》記載最詳，從其內容看，貢院右臨貫城河且與布使司鄰近，受地形限制向左拓展，其平面形狀并不規(guī)則，也不完全對稱。其功能區(qū)的布局與明代類似而建筑更多，沿中軸線自近及遠分別為鼓樓、大門、龍門、明遠樓、天開文運坊、天鑒門、至公堂、監(jiān)臨署、虎座門、玉尺樓，其中軸線兩側的外簾區(qū)有號舍五處(三舊二新)、各類服務供給用房若干(自近及遠左有廊房、供給房、武官廳、哨樓、廚房、管供給官住房、內簾鎖鑰房、廚房、廳事房、監(jiān)試委官房、院書吏房、戈什哈房、雜役房;右有廊房、文官廳、役房、鎖鑰房、米倉、哨樓、供應房，兩處新號舍右又有辦差房、提調委官房、鎖鑰房、茶房、鋪墊房。)內簾區(qū)中軸線左有吏房、役房、役食房，右有廂房、文武官廳、內供應房、廚房，最右側有運水官房、謄錄飯食官房、文巡綽官房、生員飯食官房、提調公所、監(jiān)視公所、受卷所、掌卷所、彌封所、磨對添注涂改所、謄錄所、醫(yī)藥所、生員飯食房及水槽房。(參見文后附圖)其中辦公和生活區(qū)域劃分清晰，名目眾多的各種場所為考試的順利完成提供了保障。

　　號舍的數(shù)量能反映出考生的數(shù)量，也是了解一地文教水平的參考標準之一。嘉靖十六年時號舍的數(shù)量史無明文，萬歷二十二年修整后號舍為一千零五十余間，而嘉靖十六年、二十五年、三十一年、三十四年、四十年、萬歷四年的考生數(shù)分別為八百、一千一百、一千二百、一千二百、一千、九百，以常情推測，號舍數(shù)量應超過當科考生數(shù)量，那么嘉靖十六年至萬歷二十二年間貴州貢院號舍的數(shù)量應在九百到一千三百之間為宜。隨著貴州考生數(shù)量的漸漸增長，清代貢院號舍數(shù)量也越來越多，乾隆年間“貢院居城之中，向有號舍三千間。道光七年巡撫嵩溥增修號舍一千三百有余間，將布政使署北偏東箭道地拓建棘墻，圍入貢院”。[9]道光年間的情況是“(天開文運)坊內為大道，左右號舍二千九百有七，正中亙以大柵，柵左右為房各二，由柵左進為新號舍一千三百八十五，稍上為新號舍三十六”，[10]870號舍總數(shù)已達四千三百二十八間。

　　貢院的使用與維修

　　貴州貢院的核心使用價值在于舉行鄉(xiāng)試，按照明清三年一舉的慣例，一般要三年才使用一次。其考試區(qū)域只在鄉(xiāng)試時使用，內簾區(qū)則有時兼作寓館以接待公差。王來賢《重修貢院號舍記》提到木制號舍“收藏所不盡者，悉為假館者薪之”[3]1573，可知萬歷年間便存在這種情況�？荚噮^(qū)域平時關閉，鄉(xiāng)試之年方打開維修使用，基本使用頻率為三年一次。但清朝遇皇帝皇后壽辰、婚慶常開恩科，而其中后期戰(zhàn)亂頻仍，打破了鄉(xiāng)試舉行的固有頻率，貢院的使用周期也時有變化。清代貴州鄉(xiāng)試停科多達六次，涉及咸豐五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及同治元年、三年，間隔長達十余年，也算是貴州貢院使用的特殊狀況。

　　在非鄉(xiāng)試年份，地方的重大文化活動也可能放在貢院進行，比如纂修方志。據(jù)雍正九年至十一年間任貴州布政使的納蘭常安記載，后世稱為乾隆《貴州通志》的志書就是在貴州貢院纂修的。其三首《試院修志有作》詩均明確提到貢院相關內容，如第一首首聯(lián)“沉沉試院掩重關，叢竹繁花手自刪”、第二首尾聯(lián)“搜羅何異秋闈事，文陣縱橫未肯降”、第三首頸聯(lián)“錦屏風里雖無骨，玉尺樓中自有才”[11]590，而且其《纂修南黔志局約》也有“書院房舍寬敞，頗堪懸榻”[11]400之類的話，從其語境分析，“書院”應該指的就是貢院。

　　對于這樣龐大而又具備較高社會關注度的建筑群來說，在無重大自然災害、建筑主體無重大損壞、考務管理基本正常的情況下，貢院的正常使用均可以保證。但即便如此，每次使用前的維修也是必不可少的，其維修情況各不一樣。最正常的維修是對建筑自然損耗的修補，如屋頂漏水、墻體缺損的修復，此類維修花費較小，“此項費用包括工料費、工匠口食費，各省不一，歷科不一，均先奏報預算，批準后執(zhí)行。一般用銀二三百兩，多者四五百兩。”[12]若遇水災、火災、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導致房屋嚴重損毀，就要進行大規(guī)模修復。嘉慶十二年和道光十一年時，貴州貢院均遭水浸泡，頭門、官廳、號舍都被浸而傾圮，因此均進行了部分重建。“道光八年于明遠樓下修房一所，又增修號舍一千三百八十五間，并購買附近民房建監(jiān)試、提調各公所”，“修復時增修號舍三百七十八間”。 [10]870

　　官修史志中并無貴州貢院遇火的記載，但為此采取未雨綢繆式的措施也是其維修的重要內容。首先，貢院結構龐大，房屋眾多，隨著社會人口的增加，貢院與周邊民居越來越近，遇火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光緒二十七年任貴州鄉(xiāng)試副主考的華學瀾在其《辛丑日記》中就記述了八月二十三日的一場火災，當科鄉(xiāng)試已進入閱卷階段，抱病工作的華學瀾，入夜“方就��，忽聞人聲喧雜，已而履聲橐橐，仆從皆起。詢之，則貢院之東火起……無何，聞筱蘇(注，即當科主考呂佩芬)已起，監(jiān)試來與筱蘇商，欲開內簾門。知火熱甚烈，方徐徐而起……則見火光燭天，其炎熊熊，照目如電。正在貢院東墻外，相去不過數(shù)十步，其南北之長，則自衡鑒堂后，直達外簾焉，幸此刻無風，火不橫撲。墻內又皆號舍，屋矮于墻，可免殃及。不然則貢院危矣，然事不可知”。[8]595內外簾不可隨意開門是考試鐵規(guī)，此時竟然到了欲開內簾門的地步，可知形勢之危。好在經過撲救，火至天明終熄，但民房燒毀達五十余家，起火之家全家均被燒死。貢院雖幸未被燒，華氏卻后怕不已，一則懼陷絕境，一則懼考務遭破壞，因為許多人進入貢院外簾區(qū)避火，形勢混亂，若有人趁勢進入內簾區(qū)滋事，則當科考試必遭破壞，社會各界付出的諸多成本亦將蕩然無存。若貢院被燒，后果更不堪設想�；馂奈：θ绱酥�大，防火自然是貢院維修的要務。萬歷二十二年的一次號舍改建就充分體現(xiàn)出這一點，嘉靖年間初建的號舍為木制，在貴陽這種林木眾多的地區(qū)，以木建房有取材的便利，一般也比磚石更節(jié)省費用，但其火災的隱患卻更大。萬歷二十二年時，地方官達成意見，認為木制號舍應當以磚石易之。因為木制號舍不僅“每年一修，費黟而工巨”;而且“試畢收藏，復虞火患，收藏所不盡者，悉為假館者薪之”。[3]1573從明清記載看，號舍的主流建筑材料是磚石，其墻體、房頂皆為磚瓦石頭之類，唯獨考生白天答卷晚間歇宿的號板為木制，應該說萬歷年間的這次修建使得貴州貢院的號舍漸與他省相似。 　　清代貢院的維修更加頻繁，修成于道光三十年的《貴陽府志》提到的就有“康熙十一年增建謄錄所、官卷所等，并增號舍七百余間”。“雍正六年并提督衙署入貢院，而在南門大街新修提督衙，用擴大的場地增建了號舍公廳”。“嘉慶十二年，補頭門、官廳、號舍”，“道光八年于明遠樓下修房一所，又增修號舍一千三百八十五間，并購買附近民房建監(jiān)試、提調各公所”。“道光十一年，修水圮頭門、官廳、號舍，增修號舍三百七十八間”。“十九年增修內供給大廚十三間，生員飯食房十七間”。“二十四年修龍門三間，至公堂五間”[10]870諸事。此后的相關記載不多，但其維修與增建可能持續(xù)進行�！缎脸笕沼洝分芯驮�提到過“孝廉船”，“孝廉船者，自衡鑒堂達監(jiān)臨堂，長五楹有奇，上覆以宇，兩旁邊置窗如船形，只前后有門以通往來。兩堂兩廂之基皆甚高，孝廉船基高亦如之，只前后有路可通，兩旁則屬耳不及焉。凡有關防嚴密之事皆于此處為之。掣簽固不在此例，然取其地勢宏闊，且舍此亦別無他處也”。[8]586衡鑒堂是玉尺樓的一樓，監(jiān)臨堂即上文所謂之監(jiān)臨署，孝廉船是二者之間的一處船形高基座建筑，是防人竊聽偷窺機密事務的場所，《貴陽府志》并未提及，可能就為此后所建。

　　號舍是整個貢院考試功能的核心區(qū)域，史料中關于號舍維修的記載較多。從建筑材料看，貴州貢院號舍基本經歷了“木制―磚石―泥土―竹編”的變化過程。從木制到磚石結構的變化上文已經述及，清代重建貢院后的號舍卻又拋棄了磚石而選擇了泥土與竹子，據(jù)《清實錄》記載，乾隆四十二年時的號舍“系編竹為垣，砌土為凳”，且“士子相安業(yè)經百數(shù)十年”[13]466，看來清代初建時就是用竹子作墻，用泥土作凳，用土凳能節(jié)省一塊號板而并不影響考生答卷及休息，編竹替磚作墻省則省矣，但有墻壁不密以滋舞弊的風險，其質量固不如以磚石建造者。至于為何如此建造則已無從稽考。從常情推斷，非為省錢便為省事，但經費一則可動用公款，二則可向民間募捐，僅為省錢而選擇此類建筑材料的確令人費解，官方“并未聞其臨時傾圯及因墻壁不固有乘隙滋弊之事”的表達可能也并非實情，因為僅道光《貴陽府志》所記號舍浸水傾圮之事就不止一例。

　　貢院的維修經費主要依靠地方財政提供的公用款項，因此每次均需正式申請，另一來源則是向士紳募捐。道光八年和十一年的維修分別就是“學政許乃普勸捐闔省紳士”和“貴筑知縣高中謀請帑修復，又介率紳僚增修號舍”[10]870而來。除了常規(guī)途徑，有時還有“罰修”的情況，乾隆四十二年朝廷就曾下旨罰令即將離任的貴州巡撫裴宗錫出資維修貢院，裴于離任前奏請維修貢院，被朝廷斥為欲取悅士林以沽名，并責令其個人出資維修，“諭軍機大臣等：禮部議駁裴宗錫奏請動項改辦黔省號舍之處，應毋庸議一折，已依議行矣。該省號舍雖系編竹為垣，砌土為凳，然士子相安業(yè)經百數(shù)十年，并未聞其臨時傾圯及因墻壁不固有乘隙滋弊之事，何以裴宗錫輒思動項改建?如果系應辦之事，則該撫在任數(shù)年，早應具奏;若因本年系鄉(xiāng)試之年，理須修葺號舍，則圖思德現(xiàn)已到任，自當聽其酌辦。乃裴宗錫于接奉調任諭旨后，急為此奏，明系該撫欲辦此一事以邀聲譽，為黔省留去后之思耳。裴宗錫平日辦事尚屬認真，何以有此沽名之舉?殊不可解。該撫既欲改建號舍，以圖取悅士林，且有動支趕辦之語，此時自已興工，所有估需工料銀四千余兩，即應令裴宗錫自行認修，以遂其沽名之愿。伊歷任巡撫有年，此項工價亦力所優(yōu)為。若因有此旨，將估修之項分派屬員代出，甚至派累民間，則是裴宗錫自取罪戾，將來一經敗露，恐該撫不能當其咎也。將此由四百里傳諭裴宗錫，并諭圖思德知之”。[13]466裴氏最終是否如此執(zhí)行尚不得知，但朝廷的斥責表明“罰修”的存在確有可能。

　　胥吏的扣刻需索是貢院維修中最常見也最具惡劣影響的事情。各地貢院每逢鄉(xiāng)試必加維修，其中重要一項采購對象便是木材，官員并不直接與木商交易，而是作出預算后將經費交有司采買，經手胥吏便常借機克扣，吞占公款的同時也侵占了商人的利益，木商因此不愿參與交易。胥吏便向里甲鄉(xiāng)保派買，克扣也更加嚴重，極端的甚至無價以給。鄉(xiāng)保惹不起胥吏，便轉而攤派于鄉(xiāng)民，將之加增于所納田糧之中，并令鄉(xiāng)民自出腳費運往城中。而胥吏本為借機索賄，如此一來索賄不成，便以不合標準為名要求更換，鄉(xiāng)民不敢違抗，就要重新購買運輸，以致苦不堪言，干脆就把采買與運輸費用計價付于官員，這種變味的采買成了鄉(xiāng)試的潛規(guī)則，嚴重干擾了貢院維修，也激起了社會矛盾。道光八年十二月，時任貴州布政使糜奇瑜刻石告示，嚴辭斥責此類行徑，指出“黔省向來承辦科場之事，率多任聽家人書役，將夫役雇價克扣余欠，并于闈中需用蠟燭酒菜魚肉煤油鹽鍋盆碗盞等，竟勒派行戶短發(fā)價值”[14]，可知當時胥吏的需索已擴大到木材之外的各類大小物件。這份告示著重提到了當年貴筑縣差需索之事，縣差宋連升、龔文魁、何應才因科場濫派，為本縣監(jiān)生張攀龍所控，經有司查明實情“將指官派損、贓未入手之縣役宋連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枷號兩個月;龔文魁、何應才為從，減一等，杖七十，枷號五十日，滿日折責革役”，承辦人員借職務之便牟利為主政者深惡痛絕，上述涉案人員因“贓未入手”而未遭重責，但布政使所發(fā)布告強調“仰府官吏即便遵照，嚴飭承辦之員，留心稽查妥辦，并出示曉諭，勿使家人胥役借端濫派勒折，短價購取，擾累閭閻。倘有前弊，一經查出，即將辦家人差役嚴加重究，承辦之員一并詳參”，正是防微杜漸之舉。

　　結語

　　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貢院漸漸失去了其最重要的社會功能，成為舊文化的象征之一而為新時代所輕視或排斥，各省貢院或被占作他用，或被拆除。貴州貢院今已幾乎無跡可尋，但其在邊省貴州的教化史中所起的作用卻值得繼續(xù)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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