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士英是明萬歷己未（1619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后歷官嚴州、河南、大同知府、廬鳳總督等職。本文主要針對馬士英的話語權從何而來展開了一些論述，文章是一篇當代教育與文化投稿的論文范文，下面是文章正文。

 　　摘 要：崇禎十五年，馬士英由廢員起復，總督廬州鳳陽軍務，擊敗張獻忠軍，迫使其改變進軍方向，保衛了南京的安全。南都議立，史可法向他咨詢商議，他的話語權是“捍御數有功”而獲得。

　　關鍵詞：貴陽,馬士英

　　明末清初，貴陽馬士英家族因馬文卿、馬明卿兄弟科第蟬聯而光耀里閭，亦因南明弘光朝東閣大學士馬士英背負對于各種晚明史籍關于馬士英的記載，如果套用今天大數據時代的觀測方法，跳出一言一行的具體記錄，作宏觀的審視，會感覺到兩個現象比較突出：一是在對馬士英的各種敘寫記載中，空泛攻擊的多，具體說實事的少。即使說了的，有些是語焉不詳，似有如無;有些則同其他人(如阮大鋮)扯在一起說，其實到底是誰做的，還需辨析。真正能落到馬士英頭上的不多。(關于這一點，筆者今后將另作研討)二就是馬士英的話語權顯得超常。表現特別突出的就是擁立之爭時，官場眾人因立福(王)還是立潞(王)而爭執不下，史可法等人居然要專門征求鳳督馬士英的意見，馬士英主張按序立福而成定論，弘光得以入朝登基。馬士英是廬鳳總督，在當時雖然有資格參與意見，但在當時南直隸范圍督撫好幾個，而且他駐地鳳陽，位不在中樞，正常情況是起不了這種決定性作用的。一般的記載和看法，是因為他代表了軍方(特別是當時就在南京附近的江北“四鎮”)的意見，所以表態的分量就特別重。但是，馬士英的職務雖然是“總督廬鳳軍務”，按照明朝制度，卻是屬于文官序列，只能根據朝廷的安排，指揮臨時配屬的軍隊，完成特定任務，即所謂“督師”，而不是直接帶兵。馬士英本人受貶之前是文官，同軍方沒有直接關系;家庭雖系軍籍，卻久居黔中，與江淮諸軍并無直接聯系;他從重新啟用到南都議立，時間不到兩年，統領指揮的部隊隨著任務的變動而各不相同。不可能像袁崇煥、洪承疇那樣長期帶大致穩定的部隊征戰，能夠在軍中培養聽命自己的嫡系勢力。為什么以四鎮為代表的軍方會認可他而不是正牌的兵部尚書史可法呢?他的話語權從何而來呢?

　　這需要梳理馬士英復出之后的所作所為。

　　馬士英被重新起用的崇禎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中原大地滿目瘡夷，烽火遍地， 難找幾塊安寧的土地。然而，就是這一年的九月，被臨時起用的馬士英率領屢戰屢敗的明王朝軍隊，振作精神，在安徽潛山打敗張獻忠，逼使本來不可一世的“八大王”改變進軍方向，為風雨飄搖的大明王朝注射了一劑強心針。這場戰役雖然沒能挽救明王朝徹底覆亡的命運，但由于擊退了張獻忠向南京方向的行進，迫使他改向西面的湖北、四川而去，保住了江浙等東南膏腴之地的安定，奠定了后崇禎時代南明小朝廷的地理疆域格局。

　　這一年新春伊始，噩耗就從東北傳入京城：寧錦戰役徹底失敗。由洪承疇率領的明朝大軍，經過半年多的戰斗，于二月在遼寧松山全軍覆沒，連崇禎帝視為肱股的洪承疇，也成為皇太極的俘虜，并最終投降了滿清。明王朝的對清戰爭遭到決定性的失敗，關外全部落入滿清手中。

　　在中原，李自成繼上一年攻克洛陽、誅殺福王之后，率軍多次圍攻開封，并于崇禎十五年初圍郾城，克襄城，“再敗秦師”“威震河洛”，大敗具有一定戰斗力的左良玉、賀人龍等明軍主力，擊殺了明陜西三邊總督汪喬年。一系列的戰役，如同拳擊場上一連串的組合拳，打得崇禎暈頭轉向，毫無還手之力。

　　就在明王朝左支右絀，難以為繼的時候，銷聲匿跡了幾個月的張獻忠，與革里眼、左金王等部農民軍匯合，東山再起，重振聲威，揮師東進，兵鋒直指南京。

　　自崇禎十二年重新反明后，張獻忠與明軍反復周旋，在湖北、四川、河南以及陜西、安徽邊界一帶，或戰或竄。其間既有黃陵城戰役大敗猛如虎、巧取襄陽逼死楊嗣昌等勝利，也有瑪瑙山失利、信陽兵敗等挫折。崇禎十四年八月，他在信陽再次敗于左良玉，而且自身也受了傷，試圖投奔李自成卻差點被吃掉，幸而得到羅汝才的幫助，才幸免于難。但是，到了崇禎十四年末，由于李自成三圍開封，左良玉受調援汴，張獻忠趁機突入鄂豫皖邊界英霍山中，到達左金王、革里眼、老回回等農民軍的根據地，與左革諸部會合，重振了氣勢，殺進了當時的南直隸。

　　《明史・張獻忠傳》載：張獻忠與革、左二部“合攻陷舒城、六安，掠民益軍。陷廬州，知府鄭履祥死。陷無為、廬江，習水師于巢湖。太監盧九德以總兵黃得功、劉良佐之兵戰于夾山，敗績，江南大震。鳳陽總督高斗光、安慶巡撫鄭二陽逮治。詔起馬士英代斗光。是秋，得功、良佐大破賊于潛山。獻忠腹心婦豎盡，走蘄水，革、左二部投自成。”從這段記載我們知道， 張獻忠與革、左二部殺出英霍山后，勢不可擋，江淮名城一座接一座被農民軍攻占。太監盧九德率這一戰區的官軍主力黃、劉二部，與農民軍在夾山決戰，被打得大敗。直到馬士英出山，官軍才扭轉頹勢，在潛山重創了農民起義軍，致使農民軍發生分化。革里眼、左金王率殘部投奔李自成，張獻忠則率部調頭西向，順著長江上游殺向湖北、四川去了。

　　這段記錄過于粗疏簡約，留的空白太多。 夾山一戰率軍作戰的為什么既不是原任總督高斗光，也不是新任總督馬士英，而是太監盧九德?夾山之戰官軍敗到什么程度?潛山一戰張獻忠又敗到什么程度，為何就放棄東進呢?《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七・張獻忠之亂》記得稍微詳細一些。

　　“六月辛亥，張獻忠襲陷廬江，焚戮一空，還兵舒城。八月辛丑， 獻忠分三軍，一軍上六安，一軍趨廬州，一軍往廬江、三河。掠雙橋巨舟二百艘，復大治舟艦，于巢湖習水師。因大會群賊，合水陸五十六營，集于皖口。壬子，獻忠復陷六安……總兵黃得功、劉良佐兵救六安，營于夾山嶺，再戰敗績，得功歸定遠。獻忠再陷六安，挫得功、良佐兵，謀渡江入南京，遂僭號改元，刻偽寶，選自宮男子，偽署總兵以下官。九月， 黃得功復以大兵逐之。己卯，賊悉走潛山，命賊將一堵墻為殿，營于山上。步騎九十哨，分營為四，前阻大溝，后枕山險，為持久計。得功、良佐 甲疾趨，夜半緣山后噪而升，賊驚起失措，且前阻大溝，不能成列。官軍奮擊，賊逾崖跳澗四潰，追奔六十里，斬首萬余。獻忠潰圍走，一堵墻伏林中，焚殺之。填尸溢溝壑，臭達百里。奪馬騾數萬，賊腹心謀士婦豎俱盡。十月丙午，劉良佐再破獻忠于安慶……獻忠引兵西走蘄水，十一月，獻忠西入楚。劉良佐旋師淮安，黃得功旋師定遠。” 　　徐��《小腆紀年》記載大體相同：“七月，(張獻忠)復陷六安，獲男女悉斷其右臂。太監盧九德以總兵黃得功、劉良佐之兵戰于夾山，敗績，江南大震。鳳陽總督高斗光、安慶巡撫鄭二陽俱逮治;起謫籍馬士英代斗光。獻忠焚樅陽，奪商舟，募棹船卒，謀犯南京。聞得功、良佐兵且至，命賊將一堵墻營于古城長嶺，潛山之險�i處也。步騎九十哨，分為四營。九月二十四日夜半，得功等至，緣山背噪而升;賊大擾，越崖澗奔。官軍追之，自古山、天井湖、老鸛頭、黃泥港六十里，橫尸無算，一堵墻焚死;奪畜產數萬，救回難民數萬人。賊腹心謀士、婦豎皆盡，于是散而西。”

　　仔細捉摸這些記載，我們可以看出，官軍與農民軍之間的戰斗，在八、 九月間有一個明顯的轉折點。開始官軍連連敗退，丟城失地，在夾山嶺一戰后，兩支主力部隊似乎都沒有什么戰斗力了，所以張獻忠已經在大治舟船，招募船工，準備沿江而下，攻入南京，立國號當皇帝。可是，本來接連潰敗的官軍卻突忽其然地振作起來，先是挫敗了張獻忠攻南京的企圖(“以大軍逐之”)，迫使張獻忠將主力集結于潛山，準備與官軍決戰。官軍趁機采用山地作戰方式偷襲農民軍，使農民軍遭受重大失敗，瓦解了張獻忠與革、左二部的短暫聯盟。然后安慶再戰，徹底打消了張獻忠東進的念頭，迫使他改向溯江西進，殺奔巴蜀而去。屢戰屢敗的官軍怎么會驟然振作，反敗為勝了呢?將還是黃得功、劉良佐，兵還是那些連吃敗仗的兵，地點也還是這塊地點，對手是越戰越強盛的老對手，明軍惟一的重大改變只有一點，就是《小腆紀年》所表述的那樣，統兵主帥從高斗光換成了馬士英。

　　盡管史官們精心地抹掉了馬士英那段時間所有活動的記載， 但我們依然可以根據現有的材料，勾勒出這段空白的大致輪廓：由于官軍連遭挫敗，總督高斗光被逮治，經過朝臣會推，崇禎皇帝重新起用了馬士英。在高斗光被逮、馬士英又還末上任這段時間，由監軍太監盧九德代行指揮職權，夾山的失敗就是這時發生的。馬士英接到任命詔書，不敢有絲毫延誤耽擱，(他的前任已被“逮治”)立即到有關衙門接手公務，了解戰況，征集補充兵員，籌調糧餉軍械。夾山敗績后，南京告急，馬士英趕快帶著補充的糧餉和兵員，在部隊即將潰散的關鍵時刻及時來到前線，穩住了軍心。趁張獻忠在準備攻打南京的這個間隙，馬士英抓緊時間，重新調配組織了部隊。補發的糧餉和卓然有效的指揮措施，使連遭打擊、斗志渙散的明軍重新鼓起了斗志。于是，在馬士英的率領下，黃得功、劉良佐的人馬先在南京外圍擊潰了農民軍那些新歸附或是新編成的部隊，消滅了張獻忠尚末練成的水師，迫使張獻忠將主力集中到潛山。張獻忠在潛山扎營時，特意選擇了背山面水的地形，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倘若戰敗還可以往山里邊退。他沒有想到，他現在的對手馬士英是一個在貴州的崇山峻嶺中走出來的山里人，山地作戰對于這個生長在貴州的軍戶后裔，應該是熟悉，至少是不陌生的。馬士英利用張獻忠的這一疏忽，安排部隊翻山越嶺，從張獻忠大營的后山發起突襲，使張獻忠的隊伍遭受了難以恢復的重創。這場戰斗的勝利，使馬士英坐穩了總督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他由此在軍隊里樹立了威信，同軍方將領黃得功、劉良佐等建立了并肩作戰的交情

　　上面這些是筆者的推斷，但也不是憑空臆測。無論誰也難以否認，明軍從連吃敗仗到轉而擊敗農民軍，正是發生在馬士英復出之后。從時間上看，崇禎決定起用馬士英是在六月間，潛山之戰發生在九月間，這之間兩三個月的時間，不正好是一個新任統帥接手指揮、補充物資、穩定軍心、調整隊伍所需要的時間。其實，雖然史官們有意地忽略馬士英在潛山戰役中的作用，當時的文人們也大多視而不記。但在一些時人的文集中還是能看出馬士英在這次戰役中所起作用的痕跡。錢謙益《牧齋初學集》有詩《駕鵝行――聞潛山戰勝而作》：“駕鵝雙飛天雨霜，黑云亙天賊壘長。烽煙�M水連渦水，城闕襄陽并雒陽。其中獻賊尤佼佼，毒如長蛇疾于蚤。潛山敗釁�嬗位輳�棄壘孤棲走窮島。督師堂堂馬伏波(督師貴陽馬公)，花馬劉親斫陣多(劉帥良佐)。三年笛里無梅落，萬國霜前有雁過。捷書到門才一瞥，老夫失喜兩足蹩。驚呼病婦笑欲噎，爐頭松醪酒新熟。”這就明白無誤地昭示了馬士英在潛山之戰中的地位和作用，作為詩壇公認的領袖人物，錢謙益以伏波將軍馬援來比喻馬士英，足以體現馬士英當時在人們心目中的聲望之高。稍后一首《中秋日得鳳督馬公書來報剿寇師期喜而有作》更是寫得明顯：“衡門兩版朝慵睡，檐前鵲喜喧墜地。�i冠將軍來打門，尺書遠自中都至。書來�∪戰鮮ζ冢�正是高秋誓旅時。先驅虎旅清江漢(左帥還兵扼九江)，厚集元戎出壽蘄(馬公督花馬諸軍，自壽州出蘄黃)。伏波威靈天所付，花馬軍聲鬼神怖。郢中石馬頻流汗，漢上浮橋敢偷渡(獻賊作浮橋，渡漢江，聞大兵至，一夜撤去)。浹旬風雨洗青冥，璧月今宵出廣廷。老夫洗□酹尊酒，再拜先占太白星。”這首詩在直接附于詩句后的(補記)更是明確記載了“馬公督花馬諸軍，自壽州出蘄黃”出征的事實。明白無誤地把馬士英在潛山戰役的作用體現出來。

　　擊退了張獻忠，東南一帶算是安定了一些，但是，危險依然存在。 當時國內除李自成、張獻忠之外，還有許多大大小小趁亂而起的草頭王。對于富庶的東南膏腴之地，凡有機可趁者，無不想來撈一上把。馬士英身為廬鳳總督，職責在身，自然是東征西討，為捍衛朱元璋起家的這片根據地盡心竭力。《明史》的編撰者盡管按照當時文壇官場的主流話語腔調，把馬士英列入了《奸臣傳》;但是，面對這一段歷史，也實在難以睜著眼睛說瞎話，寫下了這么一句比較客觀的記述：“時流寇充斥，士英捍御數有功。”而這句話，某種意義上就道出了馬士英超常話語權的由來。

　　《明史》里算是比較詳細地記載了馬士英勇擒劉超的過程，“永城人劉超者，天啟中以征安邦彥功，積官至遵義總兵官，坐罪免，數營復官而不得。李自成圍開封，超請募土寇協擊，乃用為保定總兵官，令率兵赴救。超憚不敢行，宿留家中，以私怨殺御史魏景琦等三家，遂據城反。巡撫王漢討之，被殺。帝乃命士英偕太監盧九德、河南總兵陳永福進討。明年四月，連戰賊屢挫，筑長圍困之。超官貴州時，與士英相識，緣舊好乞降。士英佯許之，超出見，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既歸朝，安用此?’手解其刃，已潛去其親信，遂就縛。” 　　這段文字似乎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段對馬士英平亂建功有具體描述的詳細記錄， 雖然也還比較簡單，也未必準確，(馬士英自己撰有《永城紀略》詳細記錄了永城平叛過程。)但總算有“士英笑曰”“手解其刃”這樣比較生動傳神的細節，讓人可以懸想馬士英當年的智勇。從地圖上看，劉超起事的永城是河南伸進安徽的半島，與安徽的宿州、江蘇的徐州直線距離均在一百公里之內，如若坐大，對江淮又是嚴重威脅。從時間上看，劉超起事是在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大體上也就是張獻忠受挫向西之后。也就是說，馬士英率黃得功、劉良佐的部隊擊敗了張獻忠之后，劉黃的部隊各回住地(“劉良佐旋師淮安，黃得功旋師定遠”)，他卻席不暇暖，立即趕赴永城，指揮陳永福的部隊圍剿劉超。一直到第二年，才借機用計智擒劉超，平息了這場叛亂。這場戰役，馬士英自己的《永城紀略》一文，記于“癸未菊月”，也就是崇禎十六年的九月，這時，離李自成進北京、崇禎皇帝上吊煤山只有六個月了。

　　擒劉超之后，馬士英立了哪些功勞?史無明載。但當時的整個形勢擺在那兒，馬士英是不可能安享總督尊榮的。前引《明史》中“捍御數有功”的“數”字，就透露了他的戰功是多次，而不止一次兩次。史可法的幕僚應喜臣著的《青磷屑》里有一段弘光小朝廷議政的記錄：“上命諸臣集議誰任居守，誰出督師。……士英不樂出鎮，辭曰：‘吾往歲擒劉超，服老回回，多負勤苦……’”從馬士英這段不無情緒的話中我們得知，他在平息了劉超的叛亂之后，還有“服老回回”是比較突出的功績。老回回馬守應是與李自成、張獻忠等齊名的農民軍頭目，后期雖比張李略遜，但實力不在羅汝才之下。可惜的是馬士英如何制服了這位在明末農民戰爭中也算一時豪杰的頭領，至今沒見到更多的記載。

　　從崇禎十五年(1642)六月馬士英重新起用，到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占領北京，一共二十一個月。在這段時間里，馬士英是席不暇暖，東征西討，在靠戰功確立自己地位的同時，贏得了軍方將士的信任。就在馬士英率領將士們在疆場浴血苦戰、為保東南的安寧而奮力拼殺的時候，南京城內，復社的文人們正徜徉在秦淮河上，征歌度曲，醉酒眠妓，演出了一幕幕才子佳人的風流鬧劇。柳如是嫁了錢謙益，董小宛隨了冒辟疆，龔鼎孳娶了顧橫波，侯朝宗納了李香君。不知道這些才子佳人們在旖旎的溫柔鄉中尋歡作樂之時，是否會有片刻工夫想到，就在南京城外不遠的地方，許許多多的將士在為了他們的安樂而風餐露宿，流血拼命。

　　歷史在歷史學家的筆下是按一定規律運行的過程，對于當事者來說，卻只是由偶然出現的人物和偶然發生的事件一起構成的變幻莫測。在臨危受命、出任廬鳳總督之后的二十個月中，馬士英應該是認真履行了“督師”的職責，為捍御此起彼伏的“寇亂”，多次率軍出征，為保全明王朝的東南地域立下汗馬功勞。因此，他在當時眾多的督撫當中一枝獨秀，成為南都官場、軍隊、民眾普遍認可的能臣。象他的前任高斗光，如果不是因為被馬士英接了班，基本上只能算是一個無聲無息過客，甚至于連他的名字到底是高斗光還是高光斗，都被多個當時的記錄者模糊了。“總督廬鳳軍務”這個簡稱為“鳳督”的職務，也是因為馬士英而格外引起關注。當擇選新主這樣的重大事件需要決策，特別是出現多種聲音難以統一時，鳳督馬士英的意見就顯出了分量，無論是否認同，誰都不能忽視。正是這種話語權的分量，讓他在弘光朝獲得首輔大學士的地位。但是，這地位卻也使他成為眾矢之的，得罪了許多他不愿得罪的人，承擔了很多不該他承擔的罪名。歷史的塵埃之下，有多少真相有待于不持偏見的后人去發掘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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