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過很多次社會轉型時期，各個地區的歷史文化不同，現在發展的情況也不相同。清末的貴州，傳統文化的氛圍中也融入了西洋文化。本文是一篇湖南師范大學雜志社投稿的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清末貴州社會轉型世風世相。

　　清末的貴州社會，保守與進步并存。漫步貴陽大街小巷，映入眼簾的是，在傳統中國民居中夾雜著教堂與洋房;店鋪林立的商業區，不時出現電報局、郵政所、照相館、眼鏡店與西式診所的身影;街上來往的行人中，除了身穿長袍大褂的漢人，土布苗仲服裝的少數民族，還有身著西裝洋服的外國人與傳教士;新軍的制服更為搶眼，與長衫大褂的民眾形成鮮明的對照。他們制帽后拖著的長長發辮，令人看后忍禁不俊……

　　青年涉獵西學，尤愛體育、音樂;婦女追隨時尚，熱議 “天足”、留洋;茶館里聽客滿座，說書人大談劍仙俠客;老百姓飽嘗生活艱辛，企盼圣主明君;商賈們慘淡經營，夢想時來運轉;士紳們奢談政治，爭議立憲、共和;當官的坐困頹局，心憂著革命潮起……

　　俗話說：“風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瀾之間。”大凡觀察世風世相，可以捕捉到時代的微妙變化。以上貴陽社會生動的這一幅幅畫面，無不呈現清末貴州社會轉型的世風世相。

　　政治團體趁勢而起

　　自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侵華之后，清王朝決定推行“新政”，挽救危亡。新政的主要內容是：興辦實業，發展資本主義;創辦新學堂，派遣留學生，培養新式人才;改革軍制，增強軍事力量等。

　　隨著“新政”的推行及國內政治思潮的影響，全國各地政治團體趁勢而起。貴州亦不例外，活躍于政治舞臺的是貴州自治學社與憲政預備會議兩大政治團體。

　　自治學社是辛亥革命時期貴州著名的資產階級政治團體。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十一月，在清王朝實行新政的鼓舞下，法政學堂學生張百齡主持的“自治學社”在貴陽成立。隨著成員的增加，該社團正式選舉社長，制訂社章，設立工作機構，出版《自治學社雜志》和《西南日報》。

　　自治學社前期秉持“凡個人自治、地方自治、國家自治之學理，皆當以次第研究之”的宗旨，主張在保留清廷的前提下，通過自治、立憲達到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的目的。隨著國內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自治學社隊伍的不斷壯大，其政治訴求逐漸遠離君主立憲，轉而傾向于發動武裝革命、推翻清廷的斗爭道路。一九○七年鎮南關起義后，自治學社開始聯絡反清力量，擬訂武裝起義計劃，成為辛亥革命前后貴州最具實力的政治團體。

　　憲政預備會系辛亥革命前后貴州另一最具影響的資產階級政治團體。憲政預備會成立之初，以君主立憲、議會政治為職志。為了使“君主立憲”的主張為廣大士人所接受，他們開辦憲政學習班，招集士人分班學習，然后“分派各縣傳習，作為君主立憲的準備”。為了鼓吹君主立憲，憲政預備會一面通過發展貴州近代工商業積累了經濟實力;一面通過創辦《黔報》和《貴州公報》和興辦教育，不僅加強了官方的聯系，而且密切了社會上層人士的關系。

　　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七月，清廷實行“新政”，準備在十年后施行憲政。在九年預備立憲的過程中，資政院和諮議局的成立至關重要。前者為正式國會的基礎，后者類似省議會。貴州諮議局定額議員39名，由選舉產生。貴州諮議局成立后，逐漸形成了一股敢于與清王朝抗衡的政治力量，在啟迪民智、張顯民權上作了一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封建統治的根基。

　　新經濟實體的出現

　　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日本人井上入黔探寶，曾勘察過鎮遠青溪鐵礦。其后，法國人到水城考察鐵礦。聞知貴州礦藏豐富的消息后，德國人、瑞典人亦到貴州進行地質勘察。西方探險家的到來，引起了貴州當局的警惕與重視。貴州巡撫潘�G深受維新思想浸染，于光緒十一年、十二年(公元1885年至1886年)兩次上疏清廷，明確提出：“黔省礦產甚多，煤鐵尤甚。如能開采合法，運銷各省，可免購自外洋。”

　　在光緒帝的支持下，青溪鐵廠在鎮遠誕生了。1896年6月，青溪鐵廠正式出鐵。然而投產才兩月，由于資金困難、招股不力，煤品次差，造成“爐塞”，加之“黔中大府”多方掣肘，最終在經濟及政治難題的擠壓下，青溪鐵廠夭折了。然而青溪鐵廠是貴州鋼鐵工業的先聲，比張之洞創辦的漢陽鐵廠早三年。

　　洋務運動時期，隨著國內新式工業的創辦，貴州的汞、鉛、銅、銻等礦產品及五倍子、桐油、艾粉、木材、茶葉等農副產品成為國內市場的搶手貨。與此同時，隨著社會發展，紗、布、棉花及日用品又成為貴州民眾生活必需品。隨著省內外貿易的擴大，改善交通運輸成了當局治理黔政之要務。

　　咸豐六年(公元1856年)至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貴州當局先后對德江縣的烏江左新灘和右灘、銅仁錦江下游、南盤江、清水江等水道進行了疏浚和整治，并使原有的港口也得到進一步的改善。據史料所載，湘黔水路重鎮鎮遠，清末已有碼頭十一座，中轉土特產及日用百貨，年吞吐量達百余噸。

　　清末，在貴州陸路運輸方面，民間運輸業勃然興起。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總部設在重慶的麻鄉約信橋行在貴陽設立分行，并先后在貴州省內的松坎、遵義、普安廳(治今盤縣特區)等地設立站點，從事客貨運輸及信函收送業務。

　　貴州近代新式通訊郵電事業始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當時由海關總署管理。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貴陽、畢節都架設了電線，開通了電報。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貴陽至興義、貴陽――湖南晃州――銅仁的電報線相繼動工架設。到了宣統年間，全省已有二十余州縣架線開通電報。此外，各府城衙門也開通了電話。

　　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貴陽正式興辦郵政。之后，貴陽至長沙、梧州、昆明、重慶的郵件均可從新式郵局寄送。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貴陽設立郵政副總局，郵路通達廣州、漢口、上海等大商埠。當時，海關的郵政總署將全國劃為八大郵界司，貴州屬云南郵界司所轄，在貴陽設立副郵界司管理本省郵務。郵傳部成立后，貴陽設立郵務管理局，郵遞業務不斷擴大，到辛亥革命前夕，省內各府州廳縣及鄉鎮，均設立不同等級的郵局與代辦所，郵路總長度達萬余里。商業信息迅速傳遞，不僅刺激了經濟的繁榮，而且改變了民眾的生活模式。

　　新軍事力量的崛起

　　鑒于兩次鴉片戰爭、中法、中日戰爭的慘敗，清王朝將改革軍隊放在議事日程上來。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袁世凱仿照西方軍隊的經驗在天津小站練兵，開了中國新式陸軍之先河。

　　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貴州巡撫王毓藻上疏清廷，準備仿照北洋武備學堂章程在貴州設立新式軍事學堂。奏疏獲準后，王毓藻派時任貴陽知府的嚴�`熙全權負責。嚴�`熙先在貴陽次南門外原鑄錢局處選好了地址，隨后在此興建學堂。次年夏，武備學堂竣工，第一批學生入校。這些學生由各府、縣保送，或由官家子弟遴選;他們學習的內容為國文、歷史，以及日本軍校的教材;武備學堂的師資多為日本教官。武備學堂的創立，為貴州培育出具有新思想的軍人。之后，陸軍小學、將弁速成學堂、陸軍小學堂、新軍隨營學堂相繼而起，為貴州培育出具有新式軍隊的下級軍官。

　　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貴州巡撫鄧華熙以黔省制兵防勇改練洋操，名為“常備軍”。這是貴州新軍的雛形。其后，在貴州巡撫曹鴻勛、��鴻書、岑春煊的推動下，貴州新軍已具規模。據史料所載：貴州新軍一標共三營，全標軍官一百零七人，士兵一千八百四十七人，共計官兵一千九百五十四人。在辛亥革命時，當自治學社高舉義旗時，陸軍小學首先發難，新軍聞風響應，這些新思想的軍人對舊政權的垮臺及貴州大漢軍政府的建立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文教領域的變化

　　戊戌變法前后，為“救國圖強”，維新派志士寄望于改革教育，要求學生學習西方以自強。在戊戌變法的過程中，貴州已開辦學習西學的經世學堂、武備學堂等。義和團運動后，迫于外侮日深，清廷相繼頒布《興學詔書》《欽定學堂章程》及“癸卯學制”，并發布“上諭”，廢除科舉。

　　在大環境的影響下，新式學堂在貴州各地興起，據史料所載，自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至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全省共辦各類學堂六百八十三所，其中中、高等小學堂、初等小學堂和兩等小學堂六百五十五所，簡易師范學堂和師范傳習所十所。實業學堂種類涵蓋蠶桑、農林、礦業、法政、師范、軍隊、警察等領域，辦學單位有官方、社會團體、私人、客籍及教會。教學課程秉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

　　清末新式學堂的興起，是貴州文教轉型的一個重要標志，從此，貴州教育步入了新時期。

　　值得一提的是，在貴州巡撫林紹年推行新政之時，為培養實用人才，在其“力贊其事，撥專款扶持”下，蠶桑學堂、將弁學堂、客籍學堂、貴陽中學堂相繼興辦。為跟上時代潮流，解決新式學堂師資的問題，林紹年決定在各府、州、縣選拔俊秀之士留學東瀛。其堅信，出國考察的貴州官員返回，便可興辦學務、工礦、路政、警務等新政。在林紹年及各地明達之士的支持下，貴州有三批士人及官員共一百六十五名赴日留學或考察。

　　如其所愿，一年后，留學東瀛的貴州學子紛紛回歸，給貧窮落后、信息閉塞的貴州注入了新鮮的氣息，各地的文教由此得以蓬勃發展。這些學成歸國的貴州士人，是貴州第一代具有新知識、新思想的新型人才，他們為近代貴州的文教、科研、政治、經濟的發展做了巨大的貢獻。

　　貴州文化轉型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新文化取代舊文化――代表資產階級宣傳媒體的報刊雜志及具有普世性質的白話小說的誕生。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科學技術與文化傳播的過程中，報刊、圖書與廣播是重要的媒體，是不可忽視的力量。我們知道，早在戊戌變法前后，宣傳維新變法思想的《時務報》就傳入了貴州，許多西方著作亦進入士人家庭。當清王朝推行“新政”后，出于宣傳的需要，官方及政治團體興起了辦報熱。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貴州第一份期刊《貴州教育官報》(月刊)誕生。次年，代表貴州憲政預備會政治觀點的貴州第一份報紙《黔報》問世。兩年后，自治學社創辦了《西南日報》及《自治學社雜志》。白話小說《越南滅亡史》就刊載于《自治學社雜志》上。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憲政派”又創辦《貴州公報》，貴州商務總會緊隨其后，也辦起一份三日刊的《商報》。這幾份報刊及小說產生于新思潮的洪流，得益于時代的需求，并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轉型。

　　社會轉型的征象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由于貴州水陸交通運輸有了大的改善，從而刺激了工商業的發展變化。隨著近代通訊、郵電事業的迅速發展，各地“百貨騰跌，萬里起居，隨時徑達”。

　　我們先將視線轉向晚清貴州礦冶業，與過去相比，不管在資金的來源及經營上，還是采礦的規模及采用的技術上不可同日而語：一是外國資本開始滲入礦冶業;二是一部分礦冶業由國人獨資或合資興辦，一部分則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三是部分礦冶開始引進新技術，采用機器生產。以上觀之，足以顯現貴州近代工礦業進入了新的階段。

　　過去官方壟斷的企業，這時也順應時代潮流，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如貴州青溪鐵廠，是晚清中國興辦的第一個“官商合辦”的企業，其籌建時期比著名的漢陽鐵廠還早三年;而貴陽文通書局，則是貴州為數不多的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民用工業。

　　貴州百貨業是在清末才形成的。清末的貴陽市場，是全省最大的商業市場。以大十字為中心的東、南、西、北四條大街構成了全城的商業區，到處是擺滿食鹽、紗布、綢緞的百貨商店，其中不乏照相、修理、藥材、京果、海味、皮革的店鋪。

　　在清末實行新政期間，在貴州地方官中出現了一些受過新學教育及留學東瀛的新面孔：如貴定知縣金壯春，曾就讀于京師大學堂及日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貴陽知府陳鴻年，曾派赴日本考察政治;大定(今大方縣)知府吳嘉瑞，曾派赴日本考察學務、工藝、警察、監獄諸政;候補知州趙一鳴，日本大學政治系畢業;修文知縣沈鐘，自費留學日本，畢業于法政大學……這些官場的新面孔，無疑為死氣沉沉的清末官場帶來一絲生氣。

　　以上各領域的深刻變化，預示一個新時代即將來臨。

　　文史類論文發表期刊推薦《當代修辭學雜志》創刊于1982年，本刊為雙月刊，主編：游汝杰。國內統一刊號：CN31-2043/H，國際刊號：ISSN1674-8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