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戎論是西晉陳留圉人江統(tǒng)的一部政治論著，鑒于當時游牧民族大量內遷雜居，后齊萬年等在邊關作亂的情況，提出“此等皆可申諭發(fā)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的主張。本文是一篇歷史學論文范文，文章題目是由江統(tǒng)《徙戎論》看漢魏六朝民族策略的得失。

 　　摘 要：江統(tǒng)的徙戎主張，思想上淵源于羈縻之策，歷史上也有很多相近的主張，反映了傳統(tǒng)民族觀念的一些特征。內遷有利于在共同交往中形成認同感與向心力，外徙不利于交流溝通，更不利于長治久安。內遷之患的原因，在于御之無方。實行德政、普及教化、建立有效的管理體制，是促進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徑。

　　關鍵詞：江統(tǒng),徙戎論,民族

　　江統(tǒng)《徙戎論》作于氐、羌侵擾之時，目的是防微杜漸，避免四夷亂華，所以思想難免有所偏頗。但他歷數殷周以來的民族策略，分析其得失，對于處理民族關系還是有所助益的。而且江統(tǒng)的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傳統(tǒng)民族觀念、民族策略的一些特征，有助于更好地以史為鑒，吸取經驗教訓。所以本文擬以《徙戎論》為中心，對漢魏六朝的民族策略略作分析，以期有裨于當下。

　　一、江統(tǒng)《徙戎論》的歷史淵源

　　江統(tǒng)的徙戎主張，思想上淵源于羈縻之策，歷史上也有很多相近的主張，如東漢段�G《復上言東羌事》就以趙充國、馬援內遷先零、西羌，始服終叛為例，認為“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于良田，養(yǎng)虺蛇于室內也”。魯恭《上疏諫擊匈奴》以戎狄“蹲夷踞肆”，生活習俗不同，誣之為“四方異氣”，“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污辱善人”，也反對華夷雜居。鄧艾《又陳羌胡事》以“崇廉恥”“塞奸宄”為名，主張“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傅玄《水旱上便宜五事疏》以胡夷之心“不與華同”，反對“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認為“此必為害之勢”。郭欽《上豫防匈奴疏》亦認為內遷戎狄一旦有變，危害巨深，主張“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以上諸人反對內遷，主張外徙的理由，不外乎兩條：一是擔心戎狄“始服終叛”，二是戎狄“蹲夷踞肆”等習俗性情禮義，迥異與華夏。而“始服終叛”恰恰在于，“蹲夷踞肆”等習俗性情禮義的差別所產生的偏見。這實際上是不同地理環(huán)境、不同生產生活方式造成的，戎狄生活于僻遠寒荒之地，以游牧漁獵為生，又處于文明程度相對落后的發(fā)展階段，所以在安土重遷以農耕為生者看來，就難免有些偏見。如劉安《上書諫伐南越》、樂恢《上書諫征匈奴》、蔡邕《難夏育伐鮮卑議》等，都主張對戎狄不予理睬，其理由就是其地不可居，其民難教化，所謂“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得其地不可墾發(fā)，得其人無益于政”，“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 三者所說的“其地”“其民”云云，實際上就是游牧漁獵與農耕的差別。

　　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造成不同的習俗觀念，人的性情自然有所不同。對于這一性情的差異，江統(tǒng)概括為“弱則畏服，強則侵叛”。實際上，早在江統(tǒng)之前，侯應、宗意、臧宮、鄧艾等就已對此進行過分析，如宗意《上疏請不許南單于北徙》認為戎狄“強者為雄，弱即屈服”，是因為“簡賤禮義，無有上下”。侯應《對問罷邊備事狀》認為夷狄“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臧宮《與馬武上書請滅匈奴》認為匈奴“窮則稽首，安則侵盜”，乃因“貪利，無有禮信”。鄧艾《上言宜割右賢王劉豹部為二國》認為戎狄“強則侵暴，弱則內附”緣于“不以義親”，這些分析都集中于戎狄沒禮義，難以馴化。基于這一認識，羈縻之策被認為是最好的策略。羈縻之策源于《尚書・禹貢》“荒服”，所謂荒服，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1](p202)陸瑁《諫親征公孫淵疏》揭示了羈縻之策與荒服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臣聞圣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無常，不可保也。”羈縻之策源于難以維持持久的統(tǒng)屬關系，故而揚雄將其解釋為“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并將其歸因于“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詘，其和難得”(《上書諫勿許單于朝》)。而班固分析羈縻之策的產生，則更多地強調了地域習俗的差異，并對其進行了更為詳盡地解釋，即“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圣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漢書》卷94下《匈奴傳贊》)。江統(tǒng)《徙戎論》的思想淵源，實在于此。

　　二、內遷與外徙的利弊

　　江統(tǒng)由羈縻之策提出外徙，又由外徙而反對招誘安撫，認為這種做法無疑引狼入室，招致更大更多的危害，顯然與事實不符。《漢書》卷九十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載九真、交�n二郡叛亂，張喬為交�n刺史，開示慰誘，并皆降散。祝良為九真太守，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由是嶺外復平。漢靈帝建寧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余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三國志》卷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載王雄對鮮卑軻比能撫以恩信，以致“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可見招降是御敵的重要方法，成本低，損失少，最值得推廣采用。遷徙納降，也可為我所用，《后漢書》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載南單于上言：“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侯，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慚無報效之地”，愿發(fā)兵共擊北匈奴。可見納降內遷之后，民族之間不但可以和睦相處，還可以相互幫助共同御敵。

　　實際上內遷是削弱異己力量、化解異己勢力的常用手段，也是增強文化認同，鞏固統(tǒng)治的有效途徑。《尚書・畢命》載周公遷殷頑民于洛，“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1](p522)通過內遷感化，最終使殷人認同了周人的統(tǒng)治。《漢書》卷八十五載徐淮夷自武乙衰敝，漸居中土，后雖有為寇作亂，至秦并六國，淮、泗夷卻皆散為民戶，融入了華夏。漢武帝因東越險阻反復，遷其民于江淮間，避免了后世為患。內遷雜居，日久生情，有利于維護國家統(tǒng)一。《后漢書》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載呼尤徽自覺抵制叛亂，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晉書》卷一百零八《慕容�@傳》載鮮卑魏初入居遼西，后遷邑于遼東北，于是漸慕諸夏之風。西晉初，慕容�@以朝廷不許其征伐宇文部為寇，最終卻能以“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強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主動來降。可見，華夷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與隔閡，更沒有不可教化的本性的惡，所有的只是發(fā)展階段的不同，以及習俗觀念的差異。這些差異與不同都可以在相互交流中得以彌合，各以所長吸引對方，彌補不足，最終在相互學習中促進發(fā)展，在共同交往中形成認同感與向心力。相反，華夷別處，不利于交流溝通，將戎狄外徙，只能加深隔閡，造成對立，更不利于長治久安。正如陳寅恪所說，內遷已成為一種歷史趨勢，要把戎狄遷出去，是反其道而行，幾乎無此可能。[2](p71)而江統(tǒng)以為外徙之后，有要塞可防，可以減少危害，也與事實不符。陳琳《為曹洪與魏太子書》認為戎狄“不義而強”，原因就在于“憑阻恃遠”。戎狄憑借險阻僻遠，入侵時反而沒有了后顧之憂。事實也是如此，犬戎殺攻破鎬京，戎翟攻伐周襄王，皆由外而至。漢初匈奴強悍，“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于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后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fā)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揚雄《上書諫勿許單于朝》)可見邊塞險要并不能杜絕戎狄之患，塞外戎狄所造成的危害也并不比內遷之患小。戎狄外遷有了憑借，勢力更加強大，威脅也會更大。所以在呼韓邪單于歸順漢朝之后，韓昌張猛仍要與之結盟，以防其北去后難以約束。大宛就曾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不肯與漢寶馬。前�Y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自知絕遠，漢兵不能至，后卒畔逆。可見遠斥戎狄，反而給了戎狄一個發(fā)展壯大的機會，無疑于放虎歸山，助長了囂張氣焰，更加能以馴服。 　　三、內遷之亂的原因及反思

　　內遷之后，戎狄之患的原因，并不在“內遷”，而在于御之無方。在《徙戎論》里，江統(tǒng)自己也有所分析，一個是值世喪亂，所謂乘隙而起;一個是舉措失當，由怨而起。如江統(tǒng)所說“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嚙，況于夷狄，能不為變”?若 “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則終為禍患。再加上發(fā)調無度，使其死亡散流，故多逆亂。江統(tǒng)既已看到了戎狄為患的原因，卻仍歸罪于內遷，主張外徙戎狄，則不能不說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偏見在作怪。但凡偏見歧視，必然引起禍患。班彪、班勇、陳龜、阮種、范曄等人，都對內遷四夷之亂做出過分析，指出其根源在于官吏之失，以及豪右黠人的欺壓。官吏之失多在征發(fā)無度，豪右欺凌多因言語習俗之差異。所以班彪言內遷羌胡之亂，乃因其“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后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勒姐、當煎之亂，即因羌人“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又加之“迫促發(fā)遣”(《后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故至于亂。內附西域匈奴之亂，亦多由此。班勇《西域議》以王莽征求無厭，胡夷背叛為例，指出鄯善、車師等西域諸國時有叛者，“皆由牧養(yǎng)失宜，還為其害故也”。陳龜《拜度遼將軍臨行上疏》認為匈奴攻營殺吏，禍起“牧守不良”“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因此建議“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以期消弭禍患。然而這個問題一直到西晉仍然存在，阮種《泰始七年舉賢良對策》分析夷虜之亂，其因在于“邊吏擾習”，即“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啖利，妄加討戮”，“侵侮”“討戮”激起民亂，“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

　　奇怪的是既已認識到了綏御之失，卻仍有很多人歸咎于內遷，贊成外徙之策，個中原因，除了固有的偏見之外，歷次的叛亂似乎也為此提供了佐證，雖然這些叛亂的真正原因在于御之無方。但也無可否認內遷確也引發(fā)或加重了一些危害，如苻堅徙關東豪杰及諸雜夷十萬戶于關中，寵育鮮卑、羌、羯。及鮮卑慕容垂、羌虜姚萇叛亂，苻堅身死喪國，終被其害。在五胡十六國的亂局中，無論內遷外徙，種族間的疑慮排斥，甚至征戰(zhàn)殺戮，都是難以避免的。但也正因為大規(guī)模的遷徙流動，以及頻繁的政權更迭，加速了民族間的交往交流，客觀上促進了民族融合。突出的表現是戎狄政權也開始以華夏自居，在對待其他種族時也持華夷有別的觀點，其主張和江統(tǒng)等人并無二致。如北魏張倫、楊椿，都以蠕蠕為夷狄，自稱華夏。楊椿《上書諫內徙蠕蠕降戶》自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認為“徙在中夏，而生后患”，反對將其內徙。張倫《諫遣使報蠕蠕表》亦言未滅蠕蠕，是因為“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而“夷狄無親，疏之則怨，狎之則侮”，應實行“來既莫逆，去又不追”的羈縻之策。《晉書》卷一百一十三《苻堅傳上》載苻融反對將匈奴置于塞內，曰“匈奴為患，其興自古。比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于內地，見其弱矣，方當窺兵郡縣，為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苻堅傳下》還載苻融反對呂光伐西域，以為“虛�m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鮮卑、氐等不但自言“中國”，還以外族為夷狄，其對待外族的態(tài)度及方略，完全繼承了華夷之別的傳統(tǒng)，實則是文化上自覺認同的表現。也可見異族之間，雖難免有偏見歧視，甚至對立排斥，但只要不斷交往，即使出現沖突碰撞，也會逐漸顯現出認同融合的痕跡。

　　實現民族融合，加強民族交往的途徑，最為直接的外在的方法就是遷徙。遷徙也是鞏固統(tǒng)治常用的手段，如《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之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漢書》卷四十三《婁敬傳》載劉邦聽從劉敬建議“徙齊諸田，楚昭�p屈�p景，燕�p趙�p韓�p魏后，及豪桀名家居關中”，以此為“強本弱末之術”。《晉書》卷一百一十六《姚弋仲傳》亦載姚弋仲向石季龍建言 “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后服，道�聰擾眩�宜徙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至于戰(zhàn)爭中作為戰(zhàn)利品的人口遷徙，更是司空見慣。可見內徙乃是戰(zhàn)勝一方常用的手段，也有其積極意義。但這種依靠強力遷徙的做法，處置不當往往引起反叛，見前文所述。

　　相較于強力遷徙，懷柔之策更為有效，更值得推廣。《漢書》卷九十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載，西部都尉鄭純、蜀郡太守王追、張翕，為政清廉，施以恩德，諸蠻夷深受感化。鄭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為常賦，夷俗安之”。王追興建學校，“漸遷其俗”。張翕卒后，夷人為之起墳祭祀，迎張翕之子為太守，“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可見德政感化比遷徙更有凝聚力，更有利于統(tǒng)治。而要實行德政，首要的是讓其安居樂業(yè)，享受到安穩(wěn)幸福的生活。其次還要不斷提高其文化水平，促進社會向更高的文明階段發(fā)展，這樣才能增強其向心力與認同感。如《三國志》卷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載鮮卑軻比能部受漢人“教作兵器鎧�J，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眾，擬則中國”，終致建安中內附上貢獻。《后漢書》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載“錫光為交�n，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九真徼外蠻里張游深受感化，率種人慕化內屬。

　　教化的普及是增強文化認同，彌合民族隔閡的重要手段，也是促進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徑。《晉書》卷一百二十六《禿發(fā)利鹿孤傳》載史�痹�諷諫利鹿孤：“今不以綏寧為先，惟以徙戶為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克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為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南涼鮮卑能意識到以碩儒訓胄子，推廣教育的重要性，當是從自身受儒家感化得出的經驗。《漢書》卷八十九《循吏傳》載文翁化蜀的事跡，也很好地證明了教化的重要性。文翁為改變蜀地的蠻夷之風，選郡縣小吏進京受學，又廣修學官，招納子弟，由是蜀地大化，形成了愛好文雅的風氣，堪稱以文化促進民族融合的典型案例。推廣教育，從文化制度上消除叛亂隱患，增強文化凝聚力與向心力，政治統(tǒng)治才能相對穩(wěn)定。 　　《后漢書》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論》認為，南蠻西南夷之所以相對穩(wěn)定，在于“其兇勇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為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啟土立人，至今成都焉”。歸結于性情的不同，顯然忽略了教化的力量。其實西北看似強悍的戎狄，在漢文化的熏染之下，也在自覺地推廣教育。如《晉書》卷一百零三《劉曜傳》載匈奴劉曜“立太學于長樂宮東，小學于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晉書》卷一百零四《石勒傳上》羯人石勒“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為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余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還“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晉書》卷一百零九《慕容�》載鮮卑慕容�“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xiāng)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yōu)劣。�雅好文籍，勤于講授，學徒甚盛，至千余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胄子”。《晉書》卷一百一十三《苻堅傳上》載氐族苻堅“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并遣受業(yè)”。弘儒教之風，每月親臨太學，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各個民族皆自覺地接受儒學，弘揚儒學，這正是華夏文明歷經動蕩流離，絕而復興，綿延興盛的原因，也是眾民族雖時有反叛動亂，而最終融合共存，形成緊密共同體的原因。

　　促進民族融合的另一個途徑是，建立長久有效的受擁護的管理體制。如果說在對待內遷還是外徙的問題上存在爭議的話。那么，在如何管理內附歸化的異族上，更是千差萬別，往往隨機處置，沒有章法。以實行德政而言，常常隨著主政者的離任而結束，安定團結的局面也隨之打破。在交往過程中還時常伴隨著種種的歧視與防范，如《漢書》卷九十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載高后時禁止與南粵交易金鐵田器;馬、牛、羊，只予牡，毋與牝。以致南粵王趙佗更號自立，侵擾邊境。《后漢書》卷三十七《丁鴻傳》載：“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將蠻夷排除在舉孝廉人選之外。《南齊書》卷五十八《蠻東南夷傳》載南齊世祖拒絕了芮芮王所求醫(yī)工等物，河南王拾寅子易度，嘗求星書，也被拒絕。而王融《上疏請給虜書》卻主張賜北魏鮮卑以副書，認為漢家禮儀可以改變其野蠻之俗，并使其內部分崩離析，趁此可一舉消滅，又實在過于幼稚天真。

　　在具體制度的建設上更是粗疏隨機，缺乏持續(xù)長久的建設性體系。就對匈奴的管理而言，《晉書》卷九十七《四夷傳》說呼韓邪來朝，有如列侯，又言“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前一種觀點與事實不符，后一種觀點不知所據。《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下》明載呼韓邪來朝“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所謂待之以客禮，王而不臣。韓昌張猛與匈奴的盟約也僅僅說：“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fā)兵相助。”以對等的身份互不侵犯，互保和平，看不到臣屬關系，更像友好互助同盟條約。按烏珠留單于所言當時的條約為“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為防止匈奴納降西域諸國，哀帝時乃造設四條，規(guī)定中國人、烏孫、烏桓、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者降匈奴，皆不得受。王莽更是擅分匈奴為十五單于，導致攻伐不止。東漢對南匈奴的管制才有所加強，《后漢書》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形成單于歲盡輒遣使奉奏，送侍子入朝，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等慣例。后為防南北匈奴勾結，始置度遼營，以監(jiān)察二部。建安中，曹操又將其分為五部，選漢人為司馬以監(jiān)督之。總體上這些措施都過粗疏，既沒有為其確立一個明確的發(fā)展方向，更缺乏對其內部事務的全面參與。

　　對于西域的管理連像匈奴那樣的條約也沒有，主要通過設置校尉、都護、戊己校尉、宜禾都尉等官職進行管理。校尉、都護等主要是軍事管理，防止叛亂侵犯，并“給使外國者”，為出使者保駕護航，提供資助。宜禾都尉負責屯田，屯田也是為了節(jié)省轉運軍需物資的費用，為駐軍提供后勤保障。可見對于西域的管轄主要是軍事管制，以維護統(tǒng)屬關系而已。對于羌、鮮卑、烏桓等，亦以校尉統(tǒng)領，《后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載班彪上言：“舊制：益州部署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署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署護羌校尉，皆持節(jié)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實際上，所置校尉主要是“以明威防”，并沒能真正“理其怨結”，“問所疾苦”。而且于徭役賦稅等，也沒有明確的規(guī)定，只是大體維持穩(wěn)定而已。只有南部蠻夷稍有規(guī)則，《后漢書》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載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蠻夷為寇，擊破之后，為置吏司。《南史》卷七十八《夷貊上》載“宋時因晉于荊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孝武初，罷南蠻并大府，而寧蠻如故。蠻之順附者，一戶輸谷數斛，其馀無雜調。……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可見，即使在對蠻夷實施了有效管轄，蠻夷仍享有一定的特權，并不是完全使其順服。《后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載梁商之言：“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tǒng)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以“依其俗”、“忍小過”為統(tǒng)領之道， 以“無常法”代替建立長效管理體制，使對四夷的管理陷入隨機無序的境地，不利于長治久安。

　　參考文獻：

　　[1] 孔穎達：《尚書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 陳寅恪：《徙戎問題》，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史講演錄》，貴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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