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一些戰爭及合作對現在一些地區的發展都是有一定影響的，各個地區也都有其不同的歷史進程和發展，本文是一篇歷史研究雜志投稿的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河南農民協會的啟蒙與發展。

　　【摘 要】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后，河南農民運動和農民協會具備了充分的發展條件，歷經了從啟蒙到衰退的四個時期后自然消滅，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為蘇維埃政權所代替。

　　【關鍵詞】國共合作,河南,農民協會

　　國共合作后，中共北方區委對河南高度重視，把河南工作放在北方五省的首位，李大釗提出：“在估量革命動力時”，必須充分注意到，“農民是其重要的成份”。他還指出：只有將農民組織起來，才可以形成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大大加速中國革命的步伐。加之河南省內中共和國民二軍建立的統一戰線所帶來的有利局勢、河南省國民黨黨部的成立并開展工作以及全國農民協會章程的頒布，為河南省的農民運動和農民協會的發展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對于農民運動之議決案》，提出“宣傳農民、組織農民的方法，自當從目前的實際問題入手”、“佃農、半自耕農、雇農有共同能夠組織以反對大地主之可能時，應適用聯合的農民協會的組織”;5月，“五卅”反帝愛國運動震動中州大地，激發了廣大農民的革命熱情;駐豫國民二軍在李大釗、王若飛等同志的爭取下，傾向革命，擁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支持工農運動。在王若飛等同志領導下，河南各地中共黨組織、共青團組織和工人運動都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打破了“二七”罷工失敗以來的沉寂局面。這年夏天，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廣東軍人代表回到河南”[1]，積極傳播廣東農民運動的經驗。

　　中共河南黨組織領導人王若飛等同志抓緊這一有利的時機，根據黨的“四大”關于《農民運動議決案》和廣東農民運動的基本經驗，分別在鄭縣、滎陽縣、蜜縣、信陽縣進行農運試點，發動農民組織農民協會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1925年6月，中共特派員王若飛派共產黨員蕭人鵠、戴培元、唐世奎等十數名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到鄭縣、滎陽縣、密縣一帶開展農民運動，蕭人鵠是廣州黃埔軍校二期學生，他“用廣東省農會特別專員名義，從事工作很得農民的信仰”[2]。中央為加強對河南農民運動的領導，又派從蘇聯回國的胡倫到河南，王若飛決定由胡倫到滎陽成立黨小組，任組長，同時黨組織又派豫豐沙廠工會負責人張丙戊等由工人運動轉向農民運動，到滎陽同蕭人鵠、戴培元等一起搞農民運動。

　　他們先以京漢鐵路總工會和國民二軍的名義，沿鐵路地方做調查工作，在鄭縣、滎陽縣、蜜縣境內，找些老貧農或進步青年，調查農民的土地占有、苛捐雜稅等政治經濟生活情況。然后深入農村，訪問貧苦農民與敢于斗爭的人，同他們談話;或與進步青年談話，得到贊許之后，安下住處，組織宣傳隊宣傳新文化，反對舊禮教，破除迷信，教唱《打倒列強》歌、《國際歌》、《少年先鋒隊歌》、《告同胞》、《農工歌》等革命歌曲，《打倒列強》歌唱道“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鏟除軍閥，鏟除軍閥!農民協會萬歲!農民協會萬歲!齊歡唱，齊歡唱!打倒劣紳!打倒劣紳!鏟除訟棍!鏟除訟棍!農民協會萬歲!農民協會萬歲!齊歡唱，齊歡唱!減少雜差!減少雜差!反對預征!反對預征!農民協會萬歲!農民協會萬歲!齊歡唱，齊歡唱!實行協作，實行協作!改良生活，改良生活!農民協會萬歲!農民協會萬歲!齊歡唱，齊歡唱!”[3]《農工歌》的歌詞是：“青的山，綠的水，燦爛的河山!美的衣，鮮的食，玲瓏的樓閣!誰的功，誰的力，勞動的結果!全世界，農工們，聯合起來啊!”[4]。通過教唱革命歌曲的形式，把四里八鄉的農民聚集起來，講解農民受剝削受壓迫的原因，號召農民向工人階級學習，組織起來，和工人階級一起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鏟除軍閥、平均地權，進而組織農民協會。“每到一個村，先唱革命歌曲，或放唱片，吸引群眾，等群眾多了就講當地農民的痛苦生活、窮苦原因，指出只有起來反抗壓迫、剝削，抗捐抗稅，爭取百姓當家作主，才能解除痛苦。但是一個人一個人的單干不行，必須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成立農民協會，大家齊心鬧革命，才能成功”[5]。蕭人鵠、戴培元、胡倫、霍云甫、唐士奎、劉精墨等同志到滎陽縣水磨村發動農民，組織農民協會時，住在一個窯洞里，單獨起火做飯。他們“蓬發短服，艱苦卓絕”地活動兩個月多月，終于在1925年7月底和8月中旬，建立了河南省第一個村級農民協會――水磨村農民協會和第一個區級農民協會――水磨區農民協會。很多農民都加入了農民協會，“會員發展到一萬五千余人”。[6]他們還成立農民夜校，識字班，把農民協會設在那里，一方面教會員識字、學文化;一方面講解《向導周報》、《中國工人》、《農民報》上發表的革命書信、中共決議、宣言、農協的決定等等內容。《新青年》上季刊的文章，是對農民協會會員宣講的重要內容。通過講解，讓他們明白農民受苦受難的根源及救國救民的目的和辦法。同時發展了一批農民黨員，成立起婦女會，建立了縣村黨支部，為農民運動和農民協會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共產黨員王克新、周興育在信陽主持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1925年8月18日，領導建立了柳林鎮農民協會，“地址假柳林鎮之柳林區立小學校，到會農民約達六百名以上，且大門布置美麗，會場設備輝煌，農民對之有無上的興趣與奇訝。會場之中，除普通設備外，并懸掛有名[各]代表團體贈送致賀之喜聯、喜帳、喜票等贈品”[7]。1925年9月8日，董伯村農民協會成立大會在該村小學操場召開，信陽國民黨市黨部，京漢、隴海鐵路兩工會，信仰人力車夫工會，廚業工會等，均有代表前往參加慶賀。會議當場推定周冠英等12人為執行委員，簽名入會者有1700多人。會議還公開宣布了成立宣言， “親愛的農友們!我們受有產階級之壓迫，一天在很熱的太陽底下做工，或大雨淋淋的底下做工。我們所受的痛苦，世界上還有誰比我們更厲害呢?農友們，我們也是人呵，為什么我們這樣的痛苦，不工作的人到反安樂呢?我們不是少一只耳、少一個眼睛，不過沒有團體罷了。你們看廣東的農民，有了團體，還有誰敢欺負他們!我們若有了團體，也是一樣的。農友們，趕快組織起來，組織在集中統一旗幟之下，以尋找我們的生路。本會在此成立之日，敢鄭重地宣言，我們有客觀條件之壓迫，逼成我們的自衛組織，所以農民協會，不啻就是我們的生命，我們愿將在炎(熱)天下的汗珠，和冷風吹面的熱淚，灌溉保障我們的農民協會，使之發榮[芽]滋長，落成擴大，而(為)普遍的集中組織”，[8]號召農民加入農民協會。 　　1925年10月中旬，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豫陜區委成立，“中共豫陜區委的建立是在黨的四屆二次擴大會議上確定的;此次會議于十月十日閉幕后，參加會議的王若飛等同志回到河南，遂按會議精神，在原有工作干部的基礎上，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中、下旬即組建了中共豫陜區委”[9]，機關設在鄭州。書記王若飛，委員黃萬平、李求實、李震瀛、彭澤湘等。中共豫陜區委是我黨早期的五個地方區委(北方區委、江浙區委、兩粵區委、湖南區委、豫陜區委)之一，是中國共產黨首次在河南建立的統管豫陜兩省的黨組織。同年11月下旬，中共豫陜區委成立后不久，反奉戰爭爆發。奉系軍閥為了獨霸全國，開始將其勢力伸展到津、京、滬、魯、蘇、皖地區，同河南的國民黨矛盾加劇。奉系軍閥充當帝國主義走狗，鎮壓人民群眾，已成為全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國民軍宣布對奉作戰。中共中央亦發表了《反奉宣言》，根據中央指示，中共豫陜區委也發表了《關于國內戰爭宣言》，在隨后支援反奉戰爭的革命斗爭中，中共豫陜區委領導的各級黨組織逐步得到健全，成立了農民運動委員會。到1926年1月，中共豫陜區委遷往開封，已在河南建立起鄭州、開封、信陽、衛輝、杞縣、焦作6個地委，彰德、洛陽等近10個特別支委，黨員已有700多人。

　　通過鄭、滎陽、密、信陽四縣試點，積累了農運經驗，點燃了河南農村的革命烈火。在中共豫陜區委的領導下，農民運動如火如荼的在河南大地上開展起來，農民協會組織在各地紛紛建立。在滎陽縣，蕭人鵠同志親自領導成立起農民自衛軍第一大隊，這是全省最早的農民武裝。一部分紅槍會也接受了改造，集體加入農會。也有一部分會員，明在紅槍會，暗在農會。例如水磨區村農協會負責人之一張桂林同志的叔父、哥哥都是紅會會員。農會會員基本上是貧苦農民、自耕農、鄉村教師、也有小地主、開明士紳。在鄭縣，先后在城廂區二村，人和區的上莊村、南崗村，永康區的劉莊村、東五里堡、西五里堡等村成立村級農民協會，“然后由城廂、永康、人和三村農民協會成立區農協會，并選舉職員等”，“農民當此戰爭方興之際，而能決然興起，較之奉系軍閥之下被壓迫群眾，繼直系軍閥下之人民愛國機關如上海總工會競始終嚴被封緊，乃有天壤之別也”[10]。在鄭州南十里佛兒崗的舊歷雙十節廟會上，國民黨鄭州市黨部，“派宣傳員八人，分立八處，散布畫報、傳單，并講演農民與農會，及農民當推倒帝國主義及反動軍閥諸問題，聞者莫不鼓舞欲起云”[11]。在密縣，也先后成立了20個村級農民協會和1個區級農民協會。三縣農民協會人數達兩萬多人。農民協會提倡婦女解放，廢除童養媳，禁賭禁娼，維持社會治安，抵抗土匪騷擾，抗捐抗稅，斗爭土豪劣紳，承辦流氓訟棍，驅逐外國傳教士，拆毀廟宇，使千年死氣沉沉的農村出現了勃勃生機。在這一帶農村中，農民協會成了實際上的最高權力機構。胡倫、戴培元被農民稱之謂“太上縣長”，足見農民協會威勢之大。

　　為推動河南和北方農民運動的發展，李大釗、王若飛等曾多次到鄭滎密地區視察農民協會。特別是李大釗同志，根據對滎陽和密縣的周溝、王莊、盧村、水磨、賈峪、柳溝、趙莊、塔崗等村農民協會及農民政治經濟狀況的調查，于1925年12月發表了《土地與農民》這篇光輝文章，指出：“若想提高貧農的地位，非由貧農及雇工組織農民協會不可。只有農民自己組織的農民協會才能保障其階級的利益。在鄉村中作農民運動的人們第一要緊的工作是喚起貧農組織農民協會”。文章盛贊：“中國浩大的農民群眾，如果能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這篇文章的發表對鄭滎密地區和河南全省的農民協會以極大的鼓勵和支持，給農民運動指明了方向。到1925年底，滎陽縣的農民協會“有七區六十八村之組織，縣協亦成立最早，工作時間較他縣略久”，鄭縣“有二區五村之組織，”“密縣有一區二十村之組織”。

　　此后，按照中共豫陜區委的指示，蕭人鵠又以廣州國民政府河南特派員的公開身份由滎陽到杞縣，指導開展豫東農民運動。他到杞縣后，即與共產黨員張海峰、吳芝圃一起到縣南付集，與杞縣特支研究確定以縣南為據點，籌建并發展農民協會。到1925年12月底，先后建立起3個區級農民協會，分別是付集區、何寨區和由十里崗、葛崗、蓮花坡等村聯合起來的一個區級農民協會。旋即參照廣東省農民協會章程以此三個區為基礎，于1926年1月23日在杞縣城內禮堂舉行縣農民協會成立大會。到會代表20多人，來賓有隴海鐵路工會、中國國民黨開封市黨部、河南青年協社、河南學生聯合會以及睢縣西陵寺農民協會的代表等。此外，大會還收到廣東省農民協會澎湃、羅綺園、阮嘯仙和國民黨廣東省黨部農民部長林伯渠等親筆寫來的賀信，信中稱杞縣農民協會為華北農民樹立起第一個農民自謀解放的革命旗幟，并對此表示熱烈的贊揚和祝賀。會議通過了縣農民協會章程、成立農民自衛團和支援睢縣農民成立農民協會等議案，選出了執行機構，并推舉張海峰為主席，孔寅初為秘書長，何心榕為武裝部長。此后不久，農民自衛團縣團部亦宣告成立。至1926年3月，發展到“區協會成立十二區，村協會成立者八十余村，會員八萬人。”[12]

　　杞縣縣農民運動的發展，對以后信陽、許昌、睢縣等地農民協會的成立，起到了很大的影響，全省各地農民協會迅速發展起來。至1926年3月，信陽“成立十區協會，會員約五萬余人”，[13]許昌“農協組織，純以紅槍會為中心，(即紅槍會變成農民協會)。成立四區，會員約三萬五千人”，[14]睢縣“在杞縣東鄰，杞縣農運發展時，所有宣傳品，曾寄到該縣臨杞各村。因此該縣大受影響，杞縣縣協成立后，該縣杜土樓杜某(國民黨同志)，派人前來請求杞縣縣協派人往睢縣工作，結果在土樓一帶，成立一區，九村，加入會內約一萬六千人，(會員在紅會者約一萬人)。該區負責人，均為國民黨同志，頗努力工作，并大有擴充到全縣之勢”，[15]河北(安陽、修武、汲縣)“安陽(彰德)方面，有南北兩區農民協會之組織，修武(焦作)方面，已有一區五村的組織。汲縣(衛輝)亦著手活動”[16]，鄭縣“有二區五村之組織，負責者系鄭州市黨部”[17]，長葛“該縣附鄰許昌，而許昌第三區之石固，有一部分屬長葛縣轄。在許工作負責同志，曾往長葛各村宣傳，結果有一區八村之組織”[18]，另外在高漢、隴海兩支鐵路沿線附近的淮陽、臨穎、西平、確山、商城、新鄉、通許、遂平、固始、南陽、陜縣、商丘、湯陰、汜水、鞏縣、禹縣、羅山，都派有同志進行聯絡通訊，“俱有發展工作之需要與可能”[19]。 　　1925年6、7月至1926年3月，在革命形勢有利的形勢下，“九個月時間內先后在十多個縣開展了農民運動，建立了滎陽、信陽、杞縣、許昌四個縣農民協會，以及密縣、長葛、睢縣、修武(焦作)、彰德、鄭州、汲縣、洛陽、開封等地四十一個區農民協會，二百多個村(或鄉)農民協會，會員達二十萬以上，加入農民自衛團者約六萬余人”[20]。

　　正當河南農民協會蓬勃發展之際，北方政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吳佩孚在反奉戰爭中東山再起，“聯奉反馮”，將反奉戰爭變成了吳(佩孚)張(作霖)聯合反國民軍的戰爭。吳佩孚在進攻河南時，利用農民急于趕走國民軍，以擺脫繁重苛捐雜稅所帶來痛苦的幼稚心理，“提出河南亡省，打倒老陜等口號，并允許彼若到豫，一切苛捐雜稅，概行免除，同時收買紅槍會首領，允許編成正式軍隊，實行自衛，而以共同打倒老陜為條件，所以一般紅槍會、瘋狂似的，幫助吳佩孚”，“吳佩孚之攻豫，其制勝之方，一則利用陳文釗、王為蔚、田維勤各師，一則利用河南之紅槍會。而紅槍會分兩種：一為張志公、憨玉琨舊部，一為當地之民團”[21]，結果岳維峻所部國民二軍兵敗西退，沿途遭到槍會武裝的攔截，死傷嚴重，“集于鐵道線上，忽聚忽散，陜軍人少則與戰而奪其槍，陜軍人眾則各返其宅，陜軍所至之鄉鎮，有埋井夷灶，以示不供應者，有捕得奸掠之兵而瘞之者”，[22]最終完全失敗，鄂軍入豫。此前，河南各地“苛捐雜稅，層出不窮，信陽一帶，每石田納稅捐一元至三元;河南北部，每畝有的一元以上，豫東豫西雜稅額，總超過三部以上，各地錢糧，又預征到十八年，農民血汗所得，簡直全被剝削”[23]。吳佩孚重新占領河南后，在他的血腥的鎮壓和統治下，“苛捐雜稅，不獨毫無減少，還要變本加厲，錢糧繼續預征;下令出示解散紅槍會，不聽則屠殺之，(被殺者已有五六縣);錢糧稅捐一概征取現洋，以致銀行鈔票大跌，農民直受影響;豫省駐軍約四十萬，比國民軍時代，還要加多負擔”[24]，一般的貧農、佃農在兵禍、匪禍以及地主的剝削、劣紳的敲詐勒索下，更是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吳佩孚還取消一切群眾組織和活動，殘酷鎮壓革命，使河南的農民運動遭受嚴重摧殘，一部分農協組織被壓垮，一部分農協組織發生動搖，全省農協很快減少了19個區農協、150多個村農協和約12萬農協會員。在鄭滎密地區，農民協會被封閉，農民運動負責人羅思維、唐世奎等被捕入獄，優秀的農運工作者戴培元、王忠秀等人在洛陽被殺害，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在吳佩孚的反動統治下，河南的農民運動被迫由公開發展，轉入秘密活動，農民協會的發展也隨之進入了秘密發展期。

　　河南是北伐必經的重要地之一，堅持和發展這里的農民運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早在1926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中央通告第七十九號文件就明確指出：“北伐的政綱必須是以解決農民問題做主干”。指出：“不僅是廣東做軍事的準備，更要在廣東以外北伐路線必經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隸等省預備民眾奮起的接應，特別是農民的組織”，會議決定“與五一節日在廣東召集第三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及第一次全國農民代表大會。特別是農民大會的意義更為重大，望各地已有農協組織之地，迅速發展成立省農民協會或縣農民協會……立刻準備代表和搜集到會討論材料(北伐路線必經之湘鄂豫直四省工作尤為重要)”。中共中央北京特別會議亦明確指出：“在北伐的過程上，以建筑工農革命聯合的基礎，而達到國民革命的全國范圍內的勝利”。會議對豫陜區提出了工作要求：“立刻建立黨的秘密基地。立刻建立工會農會秘密組織，加緊注意農運工作。”[25]因此，中共豫陜區委在軍閥統治的困難條件下，根據河南的特殊情形，制定了堅持和發展河南農民運動的策略和措施。

　　首先，時值毛澤東同志在廣州組織領導的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辦理伊始，毛澤東同志在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提議，“民眾運動與政治有密切關系，目前各省農民運動，應以全力注意將來革命軍北伐時經過之區域，如贛、鄂、直、魯、豫諸省案。”[26]為了培養農運人才，河南省從鄧縣、杞縣、信陽、許昌、唐河、商城等地選派28名農運骨干，(注：河南省原派28名，后從黃埔軍校轉來2名河南籍學員，中途病退一名。畢業時，河南學員是29人)于3月底抵達廣東，4月份進行入學試驗，從5月3日在番禺學宮開學，進行政策理論學習，軍事訓練，赴韶州、海豐實習和針對各地農民實際問題的研究，同時又派代表出席廣東省農民協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全面了解廣東農運的經驗。至9月11日舉行畢業考試后，陸續回到原籍，大部分擔任農民運動特派員，負責創辦地方性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和訓練班，他們深入農村，宣傳和發動群眾，建立農民協會，組織農民自衛軍。

　　在吳佩孚的血腥鎮壓和統治下，中共豫陜區委、開封地委、鄭州地委等機關先后癱瘓，一些地方的黨組織被迫由城市轉移到鄉村，許多黨員與組織失去了聯系。國民黨在河南的各級黨部也被取締，農民協會被封閉。而從事農運的同志，越發感覺農運若無集中統一的指導機關，將要導致工作分歧，進行不便。1926年4月，第一次全國農民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對開展農民運動有了明確的指示。為了加強領導和總結實踐經驗，1926年4月18日至20日，河南省農民協會成立大會在省會開封秘密召開。到會的有信陽、杞縣、許昌、滎陽、長葛、睢縣、密縣、安陽、修武、郾城、汲縣等15個縣的農民協會代表及國民黨開封市黨部、河南省總工會團體代表共57人，其中共產黨員17人，國民黨員40人。大會聽取了各地代表的報告，選舉了以蕭人鵠為委員長的農協執行委員會。大會分析了河南農民狀況，確定了河南農運方向，即改造槍會，以紅槍會為掩護，秘密恢復、鞏固農會，發展農運;針對河南各地農運的不同情況，作出了不同的部署和要求，并討論了將來北伐軍進軍河南時，沿線如何開展工作等問題;通過了省《農協執行委員會組織大綱》、《農民自衛團自治大綱》，以及《河南省農民協會成立宣言》。宣言指出了農民所遭受的無盡痛苦“或因遭罹炮彈而妻離子散，或因失去重要農具――如牲口車輛等――而破產失業，淪為乞丐，流為兵匪，以增加國內的戰亂與紛擾，這都是我們一般農民的普通現象”;分析了農民痛苦的根源：“是英、日、法、美等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是帝國主義與軍閥互相勾結造成的，并且這可怕的痛苦還是一天天有加無已”;號召農友：“不必畏懼，更不必猶疑，大家起來，一直奮斗，從萬死一生中殺出一條血路啊!”、“領導我們全省窮苦農民的集中團體――河南省農民協會――已經成立了。我們一面當然要很堅固的團結在省農民協會之下，一面更要擴大我們的聯合戰線，聯合全國農民與我們農民利害相同的工人階級，更進而與世界農工階級謀一大聯合，向我們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軍閥、官僚等進攻。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我們目前的要求，免除目前的痛苦，得到最后的解放”。[27] 　　河南省農民協會的成立，是河南農民運動發展的光輝里程碑，加強了對河南農民運動的領導，對于在困難條件下，堅持和發展河南的農民運動，具有重要的意義。會后，中共豫陜區委通過省農協向13個縣派出了農運特派員。他們深入農村，對農民進行宣傳教育，同時考察情況，總結經驗，幫助各地恢復、整頓原有的農協組織，同時，爭取和改造紅槍會加入農民協會。經過艱苦復雜的工作和斗爭，全省各地農民協會都有了恢復和發展。信陽縣第一區協會內，有柳林、王家店、中山鋪等處七村協會，約計會員七千人。第二區在楊家廟一帶，內有五村，會員約六千人。第三區在平昌一帶，內有四村，會員約五千五百人。第四區為當谷山潭家河等處，內有六村，會員約六千五百人。第五區在董柏村一帶，內有四村，會員約三千五百人。縣西縣東，正著手活動，預料六月底至少當增加二區。該縣共計恢復六區，三十一村，會員共約三萬五千人。該縣紅槍會，對于從前的宣傳，表示接受。由該縣協會負責改編為農民自衛團，加入者約萬余人，以第二、三區人數為最多。編為南北二團，南團四千，北團六千。許昌縣第一區(在靈頭溝)有十六村，會員約一萬三千人;第二區(在杜寨)有二十四村，會員一萬三千五百人;第三區(在石國鎮)有十一村，會員一萬二千人;第四區，(在縣東五女店)有七村，會員有五千五百人;總計全縣現有四區，五十八村，會員五萬三千人。會員在農民自衛團者，有二萬五千人(紅槍會改編)，內有步槍八百只。滎陽縣水磨區，內有四區(村)，會員約兩千余人。蟠龍區，內有六村，會員約有五千余人。雙樓郭區，內有七村，會員約六千余人。其他如雙廟、賈峪、桐樹王、徐(須)水鎮等區，正設法恢復。杞縣第一區(原為蘇邢區)有何寨、邢口、潘屯、時寨五村協，會員約七千人。第二區(原為付集區)有付集、安莊、趙村、蕭屯、草寺、李店六村協，會員約七千五百人。第三區(原為西十里鋪區)由劉莊、葛崗、陶寨、十里鋪等七村協，會員約八千人。第四區(原為原寨區)有李樓等五村協，會員約六千人。第五區(原為賢區)有大王廟、冷鋪等五村協，會員約六千五百人。第七區(原為起集區)有起集、謝坳、橋廟等六村協，會員約八千人。其他各區，正著手恢復。總計有工作者為七區，三十八村，會員約五萬人。該縣紅槍會甚多，其中非常復雜，幾乎各村都有。對于紅會，杞縣按照自衛組織大綱實行編制，進行訓練。但由于發生紅會和駐軍大沖突，農會會員被屠殺，村莊被燒毀，慘狀為從來所未有。紅會及農民多逃亡往山東、江蘇邊界避難。協會工作，因此次事變，異常吃緊。另外，睢縣、蜜縣、彰德、修武、汲縣、郾城、洛陽、長葛、開封等地的農民協會都有所恢復和發展。到同年六月初，整個河南省的農民協會有4個縣農協、32個區農協、238個村農協，會員約有27萬人，內有農民自衛團約10萬人。從縣、區、鄉農民協會成立的數量和協會會員人數來看，河南在全國來說均名列前茅。

　　河南的農民運動觸犯了吳佩孚的統治，1926年5月上旬吳指使豫督寇英杰在農運活躍的豫東通許、杞縣、睢縣地區實行血腥鎮壓。中共杞縣縣委、縣農民協會領導農民自衛軍與紅槍會相配合，奮起抵抗，頑強戰斗;鄰近各縣及安徽蚌埠的紅槍會也趕來支援。但終因組織松懈，缺乏戰斗經驗而失敗，農民被殺七、八千人，村莊被毀無數。但是，廣大農民歷經磨難，在教育、影響下已經覺悟了“農民并不鐵釜，反而更加奮斗，更加勇往;他們在死亡枕藉中，沒有一點畏懼，沒有一點灰心，他們高呼著‘前進呀!打敗了，到廣東去!’的口號”，[28]繼續戰斗。對于豫東地區農民的英勇斗爭，當年八月廣州出版的《農民運動》雜志曾給與高度評價，指出“他們的精神，真值得我們佩服!被壓迫的農民階級，必定要有了這一種自信的精神，這樣的奮斗的決心，才能夠得到最終的勝利!”[29]

　　1926年5月，西安國民軍被討赤聯軍劉振華部包圍以后，豫陜兩地中共組織聯系中斷。七月，廣東國民政府舉師北伐，位于北伐線上的河南需要加強領導，以組織力量支援北伐戰爭。因此，中共中央于8月將中共豫陜區執行委員會改組為中共豫區執行委員會，集中領導河南的工作。豫區委基本上是原豫陜區委的領導成員，汪澤楷、張景曾、王克新、蕭人鵠、胡倫等為委員，汪澤楷任書記。豫區委成立后，加強了對全省農民運動的領導。河南農民群眾的革命熱情日益高漲，紛紛要求聯合起來，成立農民協會和自己的武裝，拿起武器，打倒吳佩孚。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三次擴大會議，做出了《農民運動議決案》和《紅槍會運動議決案》。《農民運動議決案》在談到農民協會組織時指出：“如果各鄉鎮已有連莊會、守望社……等真正農民群眾代表利益的組織，而又不易變更，則不必一定強制改為農民協會形式，且容許其加入縣農民協會;惟全縣農民的組織，仍統一于一個縣農民協會”，“我們此時農民運動的口號是‘全體農民起來反抗貪官污吏劣紳土豪，反抗軍閥政府的苛稅勒捐。’因此，現在農民協會的組織，尚不能帶有階級色彩(如單提出雇農組織或佃農的組織)，不能明確地指出有若干畝田地者不能加入(因為不易定出一個適當標準)，只能比較概括地指出以下之兩種人，不準加入農民協會：一、不耕種而擁有多數田地者;二、重利盤剝者。”

　　“我們的黨，在一切農民運動中，應努力取得指導的地位，應在每個最低級的農會中，均有本黨支部的組織，為這個農民運動指導的核心”。[30]《對于紅槍會運動議決案》指出：“紅槍會不僅是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重要力量，并且是發展農民協會必須注意的工作。在紅槍會最發達的河南、山東、直隸各省，農民運動與紅槍會運動，尚不能十分劃清楚，惟應注意使農會成為整個的農民組織，紅槍會成為農民武裝組織。在眼前須利用紅槍會去發展農民協會，待農民協會的發展普遍充實后，當使紅槍會成為農民協會之武裝力量”，“在河南、山東現實的特殊情形，真正農民的紅槍會，與土匪性質的紅槍會、土匪利用的紅槍會，均是反對張宗昌和吳佩孚的。我們自然要使它結成反對當地軍閥政府的聯合戰線，同時須鞏固農民真正的組織”。[31]黨中央的決議，使河南農民運動進一步明確了前進的方向。豫區委根據中央的兩個議決案精神，進一步分析了河南農民運動的形勢，認為河南農民運動和全國一樣，農民暴動即將形成，應擴大農民運動的革命戰線，既要“鞏固農民真正的組織”，又要“結成反對當地軍閥政府的聯合戰線”。 　　為了促成這一聯合戰線的建立，促成河南農民暴動的形勢，豫區委決定盡快建立河南省農民自衛團總部，加強對紅槍會的領導，發展農民自衛武裝。豫區委首先以革命工作開展較好的杞縣為基點，進行籌備工作。在共產黨員蕭人鵠、王克新、張海峰等的努力下，1926年秋，杞縣的農村已建立了15個黨支部，有黨員近百名。縣農協建立后，區、村農協普遍建立，槍會組織大都與農協建立了聯系或成為農協的自衛武裝。據統計，全縣農協有1.6萬人的農民自衛武裝。共產黨組織在信陽、汝南、確山一帶也廣泛地開展聯絡工作，建立跨地區的別動隊組織。

　　這時，廣東國民革命政府在1926年7月1日發出《北伐宣言》，九日，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師北伐。北伐革命軍總共八個軍，約十萬人，除后方留守部隊外，先后分三路向北進攻。7月20日占領長沙，8月12日占領岳州，拿下湖南。隨后奪取汀泗橋、賀勝橋，9月兵臨武昌城下，10月攻取武漢。1926年底，北伐軍把吳佩孚殘余勢力驅逐出武勝關(湖北、河南交界)以外，不久兵鋒直抵豫南信陽縣的柳林一帶。自北伐軍進入湖南后，湘中各縣農民協會迅猛發展，長沙正式成立了縣農民協會，8月21日期代行該省農民協會職權，統一和加強了全省農民運動的領導。到11月初，在該省七十五個縣中，有農民協會組織的占五十多個縣，正式成立縣農民協會的有二十八個縣，成立縣農協籌備處的有二十個縣，設立通訊處的有七個縣，還有長沙近郊及株萍路特別區農會，總計該省共有區農民協會四百六十二個，鄉農民協會六千八百個，會員達一百三十余萬人。在湖北，1926年7月末，該省農會會員只有七萬兩千人;北伐軍進入武漢后，農民運動迅速的開展，各地農民協會的組織普遍的建立了起來，到1927年3月初，農會會員已達八十萬人，并建立了農民自衛軍。3月4日，在武昌召開了湖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正式成立湖北省農民協會。在江西，北伐軍入境后，僅一個月時間(一九二六年十月到十一月)，農民學會會員從六千二百七十多人增加到五萬人。1927年2月，在南昌召開第一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時，會員更猛增至三十萬人，農民協會組織遍及五十四縣，農民自衛軍也已建立。

　　在這種形勢下，河南的農民運動出現了新局面――開始了蓬勃發展的新時期。1926年9月18日，河南農民自衛武裝代表會議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信陽、郾城、許昌、長葛、杞縣、睢陽、洛陽、虞城等地的代表。他們中間有農民協會的代表，有農民自衛武裝的代表，也有各地槍會的代表。大會成立了河南省農民自衛團總部，通過了自衛團章程和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了河南農民自衛武裝的性質、任務、組織原則和繼續堅持注重紅槍會運動、發展農運、鞏固農協的政策。河南省農民自衛團總部成立后，成為全省人民進行武裝斗爭的重要領導機關。在大會精神指導下，杞縣、睢縣、虞城、許昌、信陽等縣建立了辦事處，作為聯絡和指揮中心。

　　1927年初，河南的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奉系軍閥張作霖占領豫北，威逼鄭汴，妄圖占領河南，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1927年3月，北伐軍即將進軍河南，河南農民運動愈加顯得重要。根據毛澤東同志倡議，將原準備舉辦的湘鄂贛三省農民運動講習所擴大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添召了河南等省學員300名。與此同時，為了動員河南人民響應北伐，支援武漢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黨部與中央農民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及國民黨河南省黨部、河南省農民協會研究決定，召開河南省武裝農民代表大會。1927年3月16日至21日，河南省武裝農民代表大會在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舉行。45個縣的武裝農民代表69人出席大會，代表著河南40余萬武裝農民。公推中央執行委員王法勤、于樹德，中央農民部秘書陳克文，中央農民運動委員鄧演達、河南省執行委員劉莪菁，河南省農民協會代表郭安宇及農民代表汪慕�U、周遜五等7人，共13人為主席團。并由主席團公推王法勤為總主席。到會有：湖北省黨部、漢口特別市黨部、總政治部、各軍政治部、總工會、省農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河南開封市黨部、江蘇省黨部、直隸省黨部、河南各軍駐漢辦公處等50余團體，及各機關代表、中央農民講習所學生800余人[32]。毛澤東同志也熱情參加了大會，并與18日在大會上作了湖南農民狀況報告(即當月發表的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提出了正確對待和加強農民運動的意見，對河南如何“積極準備武裝起義，開展游擊戰爭，響應北伐軍北上”等作了明確指示。[33]大會通過了《河南全省武裝農民代表大會宣言》、《反對奉魯軍閥議決案》、《發展河南農民協會組織議決案》和《統一河南武裝農民阻止議決案》等11個議案和4份通電。《發展河南農民協會組織議決案》指出：“現在我們河南在杞縣、睢縣、滎陽、彰德、信陽等十幾縣都已經有了農民協會的組織，但是第一因為我們的組織還小，第二我們的組織沒有很好的聯絡，第三我們進步的自衛團體，如紅會、黃會、天門會等未能和農民協會發生密切的關系，團結為一體，所以我們的力量還很薄弱，不能夠脫離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剝削與壓迫。所以，我們以后只有幾種河南全省各縣進步的紅會、黃會、天門會等武裝農民和所有被壓迫的農民，都站在農民協會旗幟底下，一致團結起來，擴大我們農民的組織，增加我們革命的力量，一齊向我們的敵人進攻，這才是河南農民真正的唯一的出路，因此我們應當打破分門別戶的思想，打破地方界限和家族界限的觀念，只要是同我們一樣的受苦受難的農民兄弟都應該一致團結起來組織農民協會……各縣進步的覺悟的紅會、黃會、天門會，也一樣是農民群眾的革命團體，既然都是同性質同目的的革命團體，我們不應該互相分離，減削我們的力量，進步的覺悟的紅會、黃會、天門會應該與農民協會打成一片……所以大會由下列的決議：農民協會是我們農民反抗敵人的大本營，所以我們的武裝便是大本營的先鋒隊。我們農民自衛的團體，應該盡量發展農民協會的組織，農民協會的發展，便是我們農民勢力的擴大，我們要用我們的武裝，擁護我們的農民協會。我們應請求河南省黨部迅速分派大批指導人員，協助我們在鄉間組織農民協會。”[34]大會選舉產生了河南省農民自衛軍臨時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蕭人鵠任委員長。會議要求在豫東、豫西、豫南、豫北、豫中各擇一適當地點，建立聯合辦事處，領導各地武裝農民聯合行動。在“農民協會指導之下，成立大規模的農民自衛軍組織”，“豫東太康、通許、睢縣一帶，豫中許昌、長葛一帶，豫南信陽、確山一帶，豫西洛陽、登封一帶，都先后有三萬、五萬或十幾萬武裝農民所組織的聯合辦事處成立。全河南農民直接參加國民革命戰線的，不下十五萬，連帶影響所及的，更不可數了”[35]。 　　中共豫區區委還領導建立河南全省紅槍會聯合總部，使其組織各地具有革命傾向的紅槍會共同進行反抗軍閥政府的斗爭。1927年初，該聯合總部發表《告汴民書》，號召開封城內被壓迫的群眾，迅速行動起來與鄉間的農民并肩戰斗，打倒軍閥。[36]此時，在革命潮流的影響下，活躍在黃河以北的天門會，已發展到直南(河北省南部)、豫北和晉東南的二十余縣，人數約有三十萬，聲勢浩大。曾一度大敗晉軍，并與奉軍展開三次大的戰爭，力阻其南下。河南省農民協會主席蕭人鵠同志前往豫北慰勞，同該會建立了合作關系，共同反奉。“河南省黨部得知該會與奉軍在磁州一帶作戰，即派省農協黨團書記蕭人鵠往河北慰勞……往返四五次，終得會見老團師。該會對于國民黨北伐及其主義，雖然不明真相，腦筋中裝了許多謠傳，但經吾人解釋，彼等云：‘彼等皆是為救百姓，除暴安良，宗旨相同，愿聽國民黨指揮反奉，合作到底……’并委派兩全權外交代表來漢與國民政府接洽合作條件，政府完全容納。”

　　由于新策略的實施，農民群眾中的各種革命力量紛紛聚集到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軍的旗幟下，向革命大聯合的方向發展。在這一時期，原有的農民協會得到了鞏固和發展。

　　在豫南這片廣袤的大地上，農民協會更是蓬勃發展。正如毛澤東同志在1927年春所指出的那樣：“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終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37]在直系軍閥殘余勢力盤踞的區域內，農運工作繼續秘密的或半公開地進行，在國民革命軍已控制的地區及軍閥統治較薄弱的地方，農運工作則由秘密轉向公開。到1927年春，在政治形勢比較有利的信(陽)南、羅(山)南、商(城)南、息縣、光山及光(山)、麻(城)、黃(安)3縣邊界地區，各級農民協會如雨后春筍般普遍發展起來。在整個豫南地區成立縣級農民協會3個(信陽、商城、息縣);區、鄉級農會遍及豫南各縣，參加農會的會員激增，受農會領導的群眾更多(許多地方規定每回派一人加入農會，在會的農民往往代表數人)，僅商城一縣即達8萬余人;在人口稀少，農民居住最偏僻、分散的光、麻、黃邊區受農會領導的群眾就有3萬余人。約計在農民協會發展最盛時期，豫南地區加入農會及受農會領導的群眾不下50萬人。[38]在確山，紅槍會遍布全縣，確山籍黨團員馬尚德(楊靖宇的本名)、張耀昶、張家鐸等首先把紅槍會的主要首領徐耀才、張立山爭取過來，接著對其紅槍會加以整頓改造，在此基礎上組建了農民自衛軍，并在各鄉村建立了農民協會，由農協和自衛軍組織農民開展斗爭。[39]1927年2月15日，在辛莊召開確山縣農民協會成立大會，推選馬尚德為縣農民協會會長，張家鐸、張耀昶、張立山、徐耀才等十一人為縣農協執行委員，通過了縣農民協會章程。農協會員發展到萬余人。在紅槍會的名義掩護下改編為農民自衛軍的，達萬余人。在商城，1927年1月，在劉再山、漆耕甫等人組織下，和區水竹園農民協會成立。[40]3月底，樂、和兩區的牛食畈、東岳廟、白沙河、佛堂坳、湯家匯、葛藤山、王家畈、麻河、南溪等地農民協會相繼建立，在商城北部，由袁漢民、陳慕堯、陳興山等，先后在平區武家橋、墩子堰、南司、楊家堰、易家沖等地建立了農民協會或小組。4月9日，商城縣農民協會籌備處在和區斑竹園成立，周漢卿任委員長，徐潤亭副委員長，秘書羅世寧，委員7人，候補委員3人。[41]全縣8個區97個鄉成立了農民協會組織，農會會員發展到1萬余人，在新縣，1926年底，吳煥先、桂步蟾等在箭廠河的曹門、泗店的王樓等地建立了第一批農民協會。1926年冬，箭廠河地區紛紛組建農民協會。擁有1個鄉農民協會，12個村農民協會，會員達230余人，受農協領導的群眾1100余人。泗店、田鋪一帶建立了乘馬區四鄉、六鄉、七鄉農民協會，會員達1500人，受農協領導的群眾7500人。1927年夏，箭廠河地區鄉農民協會發展到8個，村農民協會49個，會員3400人，受農協領導的群眾1.5萬人;泗店、田鋪一帶農協會員發展到4500余人，受農協領導的群眾達2萬之眾。[42]在桐柏，民國16年(1927年)2月，東部固縣鎮的黃發順等3人建立農民協會，并建立一批農協小組。民國16年春，農民協會發展很快，各地農民協會都有多少不等的自衛武裝，辦得最活躍的農協會是桐柏(固縣)農民協會，下轄月河、吳成、大河、固縣、毛集等15個農民協會，擁有農民自衛武裝。民國16年(1927年)5月，在中共桐柏特支(固縣)的領導下，擴大并建立健全了黃畈、固縣、石頭畈、月河以及毛集地區的農民協會。[43]在息縣，1926年底中共第一個息縣黨小組成立后，黨小組成員王鴻業、谷正芳分工做農運工作。1927年2月，中共息縣支部建立后，把包信地區作為發展農協會的重點。5月，中共息縣黨支部以國民黨縣黨部籌委會的名義，組織成立了農民協會。20日，縣農民協會成立，下設包信、長陵、臨河3個區農協會，會員發展到1萬余人。[44]在光山，1927年4月1日，殷區支部領導人杜彥威、殷仲環的主持下，殷區農民協會在小岳畈正式成立，主席熊古如，區農會內設秘書和調富、武裝等委員。與此同時，在共產黨員熊全甫、汪光元、熊先春、熊德春、熊德成、吳恒順、吳恒富、殷明先、錢海如、陳趕年、錢運彬、何積極分子岳宗千、熊成敏、詹道德、羅明升等人的帶動下，東岳廟、火神廟、殷灣、大朱灣、李莊、劉林沖、周洼、黃洼、黃灣、錢灣、岳畈、羅北沖、田洼等15個鄉村，也都建立了農民協會，全區有農協會員1500多人。4月中旬，張俠生在“干蛋會”的基礎上，組織光山西北區農民協會在張胡店正式建立，主席熊興官，西北區農民協會受中共孫鐵鋪支部領導，接受戰區農民運動委員會的指導，下屬南謝灣、謝套、鄒大灣、鄧小灣、下張樓、張胡店等10個鄉村農民協會，擁會員逾千人(戶)。光山南部千斤地區的余店、楊高山、王洼，柴山保地區的王灣、北胡家、杷棚，卡房地區的胡河、姜樓等鄉村，都建立了農民協會。農會會員佩戴紅、白、蘭三色的標志，后改為紅色佩戴，稱為“赤化帶”。此外，在遂平、西平、正陽、唐河、臨潁、郾城、淮陽等縣又先后建立了一批農民協會或農民自衛軍。1927年4月底，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宣布：河南有組織的農民已發展到一百萬。[45]河南省的農民運動和農民協會，雖然在組織程度、運動規模和斗爭深度方面，遠不及粵、湘、鄂等省，但是它與南方的革命相呼應，嚴重威脅著北洋軍閥的統治。

　　相關期刊簡介：《軍事歷史研究》是研究軍事歷史的大型綜合性學術季刊，該專業唯一的中文核心期刊。內容涉及廣泛，從古代到現代、從中國到外國、從理論到實踐，從戰略到戰術，從軍事文化到軍事人物均涵蓋其中。主要欄目有新時期軍事研究、人民軍隊史、現代軍事、近代軍事、古代軍事、世界軍事、軍事理論與軍事思想研究、軍事文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