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歷史長河中，明朝處在一個災害多發的時期。根據鄧云特先生的《中國救荒史》中所記載：“明代共歷276年，而災害之煩，則競達1011之多，是誠曠古未有之記錄也。計當時災害最多者為水災，共見196次;次為旱災，共見174次……當時各種災害之發生，實表現為同時交織之極復雜狀態。”本文是一篇歷史研究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萬歷年間河南災荒影響及社會救助。

　　摘 要：明代自然災害頻發，萬歷朝更是達到整個明代災害爆發之最。河南作為災害影響較為嚴重的地區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萬歷年間災荒給河南地區社會生產生活、經濟、秩序等方面帶來嚴重影響，為減輕災荒帶來的危害，社會各個階層采取不同的救助措施。

　　關鍵詞：萬歷,河南,災荒,影響,社會救助

　　一、災荒對河南社會經濟生活造成的影響

　　在萬歷神宗掌權的四十八年間，各種自然災害頻發更是世所罕見。災荒不僅僅給中央帶來財政上的困難，更對整個社會的農業生產、民眾生活、人口數量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為受災嚴重的河南地區影響亦是久遠，不容忽視。

　　(一)對農業生產造成重大損害

　　河南位于九曲黃河的中下游地區，大部分地區地勢平坦，從黃土高原而來的黃河攜帶了大量泥沙，一遇平緩地帶便逐漸堆積，致使地面河床越來越高，碰到雨水較多時節便造成黃河決口。整個明代，黃河經常決口，單萬歷一朝決口已然達十次之多。“河南府州縣。密邇黃河，地方歷年親被沖決之患，民間田地，決裂破壞，不成垅畝，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徒費工力。”[2]決堤而出的黃河水，不斷沖刷著下游的農作物;面對自然災害的無情，脆弱的小農經濟只能一退再退。自然災害只會給無數辛苦勞作的老百姓帶來傷害。遑論其他災害的影響，單單黃河決口一項水災對農業造成的損害便是無法估量的。河水肆虐莊稼，淹沒耕地，淹死民眾沖垮屋宇，致使農業減產，物價上漲。相比水災，旱災對農作物的影響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旦出現旱災，農作物減產絕收亦是常事。事實上并非如此簡單，有甚者一年四季各種自然災害頻發，水災僅是其中之一。更雪上加霜的是許多災害都是相伴發生的，如地震往往伴隨水系決口，旱災亦是伴隨著蝗災和瘟疫。據實錄載萬歷四十三年，“東省六郡自正月至六月不雨，田禾枯稿，千里如焚，耕嫂、販夫蜂起搶奪，相率而求一飽”[3]字里行間我們便可知災荒過后大地荒蕪，千里之內毫無生機之慘狀。水旱蝗雹等災害對農業生產損害頗為嚴重，一旦災害發生，農田轉瞬間變為荒蕪，各種農作物難以殘存。災害在一定程度上也會造成牲畜的死亡，致使后期農業的恢復發展得不到充足的畜力保障，對農業恢復也帶來諸多不便。

　　(二)災荒對人口數量、生活質量影響嚴重

　　災荒發生之后，對人民的生活產生深刻的影響，首當其沖的莫過于勞苦大眾：靠天吃飯的小農經濟無力抵抗大量的糧食減產絕收，更無余力在災荒頻發的環境中尋求生機，以致災荒過后人口銳減，生活狀態極其悲慘。據曹樹基先生統計，萬歷八年至十六年間，北直隸、山西、陜西、河南“四省死于災荒和鼠疫的人口合計約為700萬人”[4]數目之巨令人觸目驚心，短短八年間因災荒等因素折損人數竟是如此，不難想象整個明代因災荒人口數量下滑之大趨勢。“去年五月二麥已見垂成，忽經大雨數旬，平地水深三尺，麥禾既已朽爛，秋苗亦復殘傷，且河決堤潰……于是扶老攜幼，東走西奔，饑餓不前，流離萬狀，夫妻不能相顧，割愛離分，母子不能兩全，絕裾拋棄，老羸弱方行而轍什項刻身亡。”[5]字字如泣如訴，向我們展現出當時災荒過后人民扶老攜幼避災之狀，但災荒波及面積之廣，缺衣少食的窮苦大眾又有幾分氣力可逃，無處尋覓安身之所。逃荒途中更是步步艱辛，以至于大部分中州貧民已無家室，人口急劇下降，生活溫飽都不濟又何談質量，到處一片餓殍遍野景象。據記載：“二十二年，河南大饑，給事中楊(東)明繪《饑民圖》以進，巡按陳登云進饑民所食雁糞，帝覽之動容。”[6]“河南災侵異常，父子相食，寢食靡寧”[7]這兩條史料體現了災后人民為求生存不得已而食雁糞，更有在生死關頭拋棄人倫親情互食的慘狀。災荒過后不止影響的是人口數量質量，原有的道德人倫在饑荒之年更是敗壞殆盡，僅存的保有氣節之人也是寥寥無幾。

　　(三)災荒對社會經濟損害極重

　　災荒過后不論是直接還是間接原因對原來繁榮的經濟必然造成極大損害，“充分之勞動力，為農業之生產力構成第一要素”[8]，在古代，勞動力的減少必然會導致農業生產力的下降。災荒過后農田荒蕪，糧食減產甚至絕收，造成大量民眾死亡，勞動力短缺讓農業生產無力可使，農產品尚不足以自給，更無多余的產品供社會消費。勢必造成供求不足，糧食短缺，物以稀為貴，糧價便大幅度上漲，早已貧困潦倒的災民糧食都難以購買，更是無力消費其他商品。此外，勞動力的銳減更導致許多手工作坊無人操作，各種生活用品無處購買，整個社會都缺衣少食更何談交換，“災荒最直接之結果，即造成整個農村經濟之崩潰，使國民經濟之基礎根本顛覆。”[9]市場上買賣雙方缺一不可，此種情景下百姓均無購買力，市場商品無法流通也就致使經濟衰敗。

　　二、災荒對河南社會秩序造成的影響

　　嚴重的自然災害不僅破壞社會環境，銳減人口數量，侵害農業生產，還會造成大范圍的人口流動，社會動蕩、人心不穩。災荒的危害類似以石投水慢慢擴散波及。最初災荒來臨，百姓為圖生存只是變賣牲畜，繼而賣妻女，最后依然無計可施老少輾轉，被迫流移，致使一遇災荒便會出現大批流民。流民的生存狀態是災民的一個典型縮影，他們的存在大大促進了社會的人口流動，給穩定的農業生產帶了巨大的挑戰，威脅社會安定。“這負戴道路的是復業流民，流民告稱……一向在外乞食，背鄉離井，日夜悲啼”[10]，流民被逼無奈，只能在外乞食他們只求裹腹一旦最低要求不能達到，不難想象他們便會鋌而走險。“兇歲子弟多暴”，災荒年份，災民搶劫糧倉，變為盜賊爆發農民起義此起彼伏。“臣惟河南浹歲災荒，昨年尤為二百年來罕見。小民饑困無聊，弱者饑死溝壑。壯者聚為盜賊，所在搶掠，家無寧字。”[11]生活所迫，過不下去的災民相繼憤起反抗既有的社會統治，觸發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三、萬歷河南災荒的社會救助

　　萬歷年間，河南災荒嚴重影響范圍較廣。脆弱的自然經濟面對嚴酷的災荒自是難以抵御，為避免更多災民罹難，維護社會穩定，政府會出臺各種政策最大限度的減輕災荒帶來的危害。就萬歷年間河南的社會救助主要有：政府的蠲免、賑濟、地方的備倉等。

　　(一)政府的蠲免

　　在明代政府最主要的賑災措施是蠲免蠲免是關于災荒中勘災、報災、確定蠲免名目程度等一套完整的救災體系。最初從洪武時期，無論什么災荒，受災程度如何必有蠲免。隨著后來政策的變化，以勘災報災的程度，不同分量的減免。萬歷九年五月河南災荒政府下令：“各項拖欠錢糧盡行蠲免以蘇民困。”[12]明代的災荒救助政策比起前代已是很完善，皇帝對民間的災荒亦是十分關注，但往往事與愿違，在逐級實施的過程中便會出現各種紕漏，各級官員很難按制度圓滿完成，這便大大降低了救助的效果。在自然災害施虐百姓的同時，不乏宵小之輩在暗地里中飽私囊，魚肉百姓，而且這部分貪官所產生的危害遠大于自然之災，雪上加霜之苦令百姓無處伸冤。萬歷中期以后各種賑災救助政策很少提出，神宗怠政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政府國力逐漸不支，在救助災荒方面變得力不從心。災害一旦發生對人民打擊極大，單單依靠蠲免錢糧不足以解民困，而且中間還會有各種“蛀蟲”，人民受惠程度一般。

　　(二)災后的賑濟

　　賑濟往往與蠲免并行。災荒發生之后蠲免政策并不能有立竿見影之功效，相反賑濟便是一項既具體又深切關乎災民性命的措施。明代最早關于賑濟方面的條文政策便是洪武年間的賑糧發放標準“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歲以下不與”。隨著交換的頻繁市場的發展，白銀逐漸變為市面上通用的貨幣，萬歷年間張居正“一條鞭法”確定了白銀合法化地位，此后政府對災區的賑濟便有米糧之類的實物變為白銀，但并不是全是銀兩。除了白銀賑濟還有比較重要的便是調粟。本地米糧不足便從臨近的地方或京中倉儲或截漕起運以補充饑民所需。在賑濟的措施中，煮賑則是解民眾之急需之策。災荒過后在饑民聚集之處煮粥賑濟，萬歷年間河南大災鐘化民多立粥廠以賑：“公念惟粥可以賑極貧，救垂亡之命，諭各府州縣正官，遍歷鄉村，集保甲里老，奉善良以司粥廠。”[13]實施正確且及時的賑濟，在災荒發生后便能使災民得到較好的救助，退一步而言，至少能保命安民，百姓不至于在災后饑無所食以致餓殍遍野。但自萬歷二十七年以后，國家對災荒的賑濟則大打折扣，政府的救災能力遠不如萬歷初期。神宗在救荒上怠惰，上欲興之下必甚之，各級官員更是玩忽職守。除此還出現一種特別現象：各級官員嚴重不足。官員作為國家機器運轉的樞紐，在嚴重缺員的情況下可想整個國家的狀態。種種跡象表明萬歷中后期政府救災能力有限。

　　(三)地方及民間救助

　　社會救助中政府的救災只是其中一部分，民間地方的積極應對也發揮著不可磨滅的作用。救災要有積極的準備，首先必須要做到有備無患，未雨綢繆，倉儲的建設便是這一思想的體現。據記載：“預備倉之設也，太祖選耆民運鈔糴米，以備振濟”[14]這是明朝初期的倉儲制度，后一直沿用。其中河南方志中記載著大量的地方官員建立倉儲以備災荒。萬歷年間，河南道監察御史鐘化民：“臣惟積貯之法，在民莫善于義倉，在官莫善于常平。”[15]平倉用來調劑物價以便在災荒之年更好的賑濟災民，義倉則是民眾自救的一個產物，前期大多是有富民捐贈。平倉義倉在災荒之年綜合運用方可發揮出應有救濟功效。除了建立倉儲，地方政府還實行很多其他措施保障災民的生存，以免饑餓的災民轉化為盜賊流民甚至發生起義，開倉施粥以工代賑等。萬歷二十二年鐘化民在河南：令各府州縣查勘，動工役，如修學、修城、浚河、筑堤之類，計工招募興作，每人日給谷三升，借急需之工，養腹之眾，公私兩利[16]。小農經濟是分散的，單個來看力量弱小救災能力有限，但假如政府有正確的措施合理組織利用，分散的個體也能在救災中發揮作用。萬歷四十四年七月，河南發生蝗災，官府規定捕獲蝗蟲者官府給予谷物。萬歷十四年十一月河南官員題寫：“中土災殄，百姓流離。欲將開封等府地方湮淤河渠，動支倉庫銀谷及小民愿自出力者通行修浚，并建設閘壩，以備旱澇，以為利興聚民之政。”上從之[17]。在災荒之后，地方政府與民間自救相輔相成，充分發動群眾才能使救災取得較大成果。

　　綜上所述，明代萬歷年間各種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給河南帶來各方面的影響，農業生產遭到破壞，社會經濟停滯衰退，人民生活貧困潦倒難以為繼，一部分饑民為了生存轉而變為盜賊甚至發動起義造成社會動蕩不安。政府面對災后民眾的慘狀積極應對，蠲免錢糧，賑濟百姓，地方和民間也想方設法以減輕災害帶來的損害。但脆弱分散的小農經濟在面對強大而不可抵抗的自然災害根本毫無抵御之力，而且萬歷年間災害發生之繁，使人民毫無喘息之機。雖然社會各方面也實行社會救助，但這些對于頻繁遭受災難的人民來說只是杯水車薪。萬歷中后期神宗怠惰逐漸的倦怠朝政，國力隨之逐漸衰微，政府的救災力量更是大不如前，災民生活的更是水深火熱。此后全國各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與災荒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如今自然災害仍是時有發生，只要我們仔細研究，從歷史上的災荒問題中仍可以尋覓到很多借鑒之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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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張廷玉，等.明史(卷30)[M].北京：中華書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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