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學的發展是文化發展和對于在歷史研究上的一個主要方面，不同時期的歷史所呈現的現象是不同的，以下是對于抗日戰爭時的歷史教學模式。

　　摘要：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作為抗戰大后方的西部邊疆的少數民族教育采取了一些相應的舉措,制定了推進邊疆民族教育的方針,增設了邊疆民族教育行政管理機構,相繼頒布了關于教育督導、教材編譯方面的章程等等。再加之大量西遷高校和文化機構所營造的獨特文化氛圍的影響或直接推動,西部邊疆民族教育遂獲得了自近代以來前所未有的發展,同時也推動了綏遠省邊疆教育的發展。

　　關鍵詞：抗日戰爭,綏遠歷史,歷史文化,歷史類論文

　　一、綏遠省政府對國民政府制定的教育方針的實施

　　1939年,國民黨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推進邊疆教育方案》,確定了實行邊疆教育的方針及各級教育中心的目標。其具體內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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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邊疆教育應以融合大中華民族各部分之文化,并促進其發展,為一定之方針”;

　　(2)“邊疆教育之設施應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抗戰建國綱領,暨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第六章之規定,為邊疆各級教育實施之標準”;(3)“邊疆教育得適應當地特殊環境及其生活習慣,設法推進,但其他語言生活習慣相同之邊民,如漢、回子弟所如之學校,除學校設備得酌量適應宗教生活外,其余均照內地普通學校辦理”;

　　(4)“初等教育應以公民訓練與語文訓練職業訓練并重,并養成其衛生習慣(5)“中等教育應照中學師范學校及職業學校各規程之規定,但特別注意生活技能之訓練及國家民族意識之養成”;(6)“高等教育應以養成國家建設之各項專門人才為目的”;(7)“社會教育使人民了解國家民族意義,認識國際情況,并具備近代科學常識,增進智能及養成其優良之生活習慣 (8)“邊疆教育經費,應逐年增撥義教及社教經費,各以中央補助義社教全部經費百分之五十,補助邊區各省”。

　　其他規定有培養邊疆教育師資、編譯邊疆教科圖書、推進邊疆學校教育、推進邊疆社會教育等項。例如,在教科書的編譯方面,要求“初級及中級小學教科書,以國語語文編訂為原則”。在推進邊疆學校教育方面,規定“初等教育以小學為主,分固定式及流動式兩種,以適應邊疆之環境”。有規定:“小學以地方設立為原則,得由中央酌予補助,但教育部為實驗及輔導邊區初等教育起見,得在邊疆適當地點,酌設邊疆實驗小學。”還明確規定,邊疆民族地區的中小學都要招收當地各民族的學生人學,等等。

　　1941年11月,由國民政府行政院頒布的《邊地青年教育及人事實施綱領》,被認為是推進邊疆“最重要之邊疆典則”。這個實施綱領的“目標”部分除與《推進邊疆教育方案》基本相同外,對實施邊疆民族教育的范圍作了明確的規定,指出,“蒙疆及其他各地之人民,其語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質者,一律施以邊地教育”。其實施步驟要求“先從調查研究人手,于實施前,辦理各種社會福利事業,及宣傳勸學等項工作,俠民情融洽,即舉辦各種教育事業”。這個實施綱領又規定,邊疆教育分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社會教育、補習教育、特種教育等六類。至此,邊疆教育有了比較統一的實施方針。

　　在抗戰期間,按照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的各項教育方針政策,綏遠省政府努力推進本省教育的發展,為大量失業失學人員接受教育提供了可能。開辦了六類不同形式的教育。

　　(一)初等教育

　　綏遠省在歸綏、包頭相繼淪陷后,各小學停辦。1939年,省教育廳著手推行戰時教育,首先請準教育部撥款恢復五原縣隆興長中心小學,委派原省立第三小學校長郭永令為校長。后教育廳又恢復五原、臨河、安北、東勝四縣局之縣立小學各一所川。翌年,教育廳在綏西各縣設置鄉村小學40所,“其校數分配按五原11校,臨河10校、安北5校,東勝6校,清水河、固陽各4校。籌設過程中因清水河、固陽兩縣未能依照原分配校數建校,特又從固陽劃出兩校改設在包頭,由清水河劃出兩校設于薩拉齊、托克托縣。到1941年,省政府“先后共成立省立中心小學5校,計五原2校,臨河、安北、東勝各1校1941年,省政府“在后套地區之米倉、臨河、五原、安北、狼山、晏江及陜壩七縣市開始實施國民教育”,“河西地區之東勝及包頭、薩縣、托克托、清水河四個淪陷縣份與姚力民及達拉特旗組訓處仍推行義務教育”。當時,省教育廳在綏西境內推行的蒙旗初等教育,也按照義務教育辦法辦理。因此,到1942年各蒙旗小學已發展到27所,學生約達658人。其中,伊盟準噶爾旗有小學11所,學生303人;達拉特旗小學2所,學生40人;郡王旗小學2所;札薩克旗小學3所,學生67人,杭錦旗小學1所;鄂托克旗小學2所,學生32人;烏審旗小學4所,學生105人,達爾雇特部小學1所,學生20人;烏盟烏拉特前旗小學1所,學生38人;烏拉特后旗小學1所,學生53人。實施國民教育的縣每鄉設中心小學一所,每三個保選擇一保設保國民學校一所,到1945年抗戰勝利,“已有中心國民學校92所,國民學校102所。經教育部及省教育廳的努力,在綏遠省未淪陷區,主要是綏西地區成立的小學,為戰時許多適齡學生接受教育提供了條件,為邊地教育的發展莫定了基礎。

　　(二)中等教育

　　抗戰之前綏遠中等教育已有發展,設有國立綏遠中學、國立綏遠蒙旗師范學校、土默特中學、包頭政治分校。至察北事變,綏包失陷后停辦。1939年9月,“教育部為救濟蒙旗失學青年,呈行政院核準,于綏遠伊克昭蒙設立國立伊蒙中學,派經天祿為校長,校址借札薩克旗格勒登廟。翌年夏,以班級漸增,移至郡王旗栽生召”民國)三十三年度經教育部核準,又增設高中部及師范部,準招高中一年級及簡師一年級新生各一班。

　　1939年6月12日,經教育部核準,在當時綏遠省戰時省會所在地,正式成立國立綏遠中學。由時任省教育廳長閻偉兼任校長,聘請原歸綏中學訓育主任李衰任教導主任。學生大部分來自綏遠淪陷地區,亦招收不少河套當地學生,同時還有一部分來自山西、河北、山東、察哈爾和東三省的流亡學生。當時學生300多人,由初中一年級到三年級。其中初三1個班,初二1個班,初一分為甲乙丙丁4個班,還有一個補習班。教師大多是從日本占領區逃出來的,是國內名牌大學畢業的,如北大、清華、南開、山西大學等。1941年,國立綏遠中學由陜壩遷移到米倉縣三道橋梅令廟,同年暑期學校增設簡易師范一班。綏遠省立師范學校于1943年8月在陜壩籌建成立,9月下半月開學授課,學校設在陜壩國立綏遠中學舊址,由原歸綏師范學校校長劉漢出任校長,嗣由張淑良繼之。本年“招收簡易師范班1班,學生50人,并辦理短期師資進修班兩班,學生88人”。1944年“增設簡易師范班兩班,仍辦師資進修班兩班,嗣因部令設置正式師范班,故實際增設簡易師范班1班,普通師范班1班,連前共有3班,學生150人:師資進修則照預定計劃完成”。這些中學及師范學校的建立為小學畢業生的深造及邊地師資的充實提供了條件,培養了一批邊地建設人才。

　　(三)高等教育

　　綏遠省政府為培養建設邊地的專門性人才,選舉考送了一批專科學生,“(民國)三十年暑期代西北技藝專科學校考送學生,共計五名。又保送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學生一名”。“(民國)三十三年奉教育部先后令傷,保送國立西北師范學院各專科學生五人,國立邊疆學校師范專修科學生三人,均分別遵照規定數額予以報送。此外并代國立西北技藝專科學校招考學生十人。綏遠省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注重,選派專科學生到省外深造,促進本省高等專業性人才增加,為本省將來教育事業的復興,建設事業的發展儲備了人才。

　　(四)社會教育

　　為提高邊地人民文化知識水準,本省各縣原來大都設有民眾教育館,負責推行社教。惟限于財力人力,工作未能普遍。“當此抗戰時期,推行社教異常重要,本年春間為適應事實需要,由教育廳呈準教育部于原有民眾教育館外,另設置社教推行員55人,年支薪律、辦公費共洋21 240元。專辦民眾識字教育,通俗講演,化妝講演,出版壁報,實施生活指導,衛生指導,組織民眾協助地方政府訓練壯丁,灌輸抗戰知識等事宜。其人數分配,在淪陷區域每縣各派3人,其他各縣3人或5人不等,此項人員由三月份起分別派定,先后陸續出發工作。

　　(民國)三十年度,綏遠省政府關于社會教育方面:..(1)發動知識分子擴廣民眾教育;(2)籌辦巡回教育工作隊;(3)籌辦電化教育;(4)督傷各級小學校兼辦社教;(5)籌設民眾體育場;(6)整頓各縣民眾教育館”。

　　“(民國)三十三年度之教育施政計劃,關于社會教育方面,包括充實各縣市民眾教育館,推行國民體育,設置鄉鎮書報閱覽室等三部分,結果大致尚能按照預定計劃逐步完成”。社會教育的開展,有助于廣大民眾思想解放,促進知識水平的提升,激發他們的愛國熱情,使之積極投身到抗戰的偉大事業中。然由于抗戰時期各項經費的緊缺,社會教育未達到預期效果。

　　(五)補習教育

　　綏遠省教育廳在1941年為救濟失學青年及收容戰地員生起見,“呈準主席籌設省立補習學校共收學生六十人”。另外,為補充民眾應用知識,傳授實用技術,增加生產能力,“特于(民國)三十二年在陜壩成立職業補習學校一所。分服裝、工業,對學生給以職業補習教育。(民國)三十三年辦理農業及職工補習班四班,計招收農業補習學生一百八十四人,職工補習學生一百三十八人。共補習學生三百二十二人”。補習教育的開展,收攏了一大批青年人員,經過各種職業補習教育,為殘酷的抗日戰爭提供了急需人才,服務了綏遠地區的抗戰事業。

　　(六)特種教育

　　綏遠省自1937年秋間淪陷后,原有中等學校學生大都分散,陷于失學境地。省政府為培植抗戰力量計,培養邊地黨務政治干部,“經秘密派人前往已淪陷各縣,設法招致熱血青年。陸續集合于河曲一帶,其有他處青年學生流亡綏遠省者亦一律收容,施以訓練。并各就其志愿派往敵區擔任情報宣傳工作;或派在北路軍各部隊中擔任政訓工作,其有志愿升學者,即予保送。此項青年之培植,前后總計達二百余人之多”。此類特種教育,嚴格意義上屬于軍事教育,他為軍隊培養了一批有知識的軍事人員,積極投身抗戰,為抗戰作出了貢獻。

　　二、綏遠省政府教育機構的進一步完備

　　抗戰以前,國民政府曾設有蒙藏教育司管理蒙藏及其他邊疆教育,但因蒙藏委員會、中央政治學校等機構隨后也介人民族教育事業,興辦學校,以致“各自為政,不相統帥,事權不一,方針各異,流弊滋甚”。有鑒于此,國民政府逐漸加強了對民族地區教育的控制與管理。同時為促進民族教育的興辦,1939年,國民政府實行“管教養衛合一”、“政教合一”和“三位一體”的“新縣制”,規定縣長為縣政府負責教育行政的長官:縣教育局一律改為教育科。由于戰爭的影響及綏遠省政府內部實施教育的具體問題,綏遠省政府于1942年6月在河套地區實施“新縣制”。

　　1940年,國民政府制定了《邊遠區域教育督導員暫行辦法》,根據民族分布,劃歸為蒙、藏、回和西南4區,推行教育視導制。規定民族地區得分區設置督導員,進行督學視察。綏遠省府教育廳在抗日戰爭未發生以前,“原本設督學二人,專負視察全省教育之責。現在省府合署辦公,各廳原有組織,已大更變,督學尚未設置,值此抗戰時期,各縣局教育工作之促進與指導,至為重要,為督察周詳計,特請準教育部設置教育視察員六人,年支經費共洋三千六百元,分駐五原、臨河、安北、東勝、清水河、固陽六縣局,專辦視察督導各該地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縣局教育、行政教育事宜”。

　　1940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還公布了《邊遠區域勸學暫行辦法》,規定邊疆民族地區各級教育行政機關根據本地區實際,聘請當地負責政教人員或地方熱心民族教育人士擔任勸學員,勸導地方興辦教育。其規定的勸學員職責有:關于邊遠區域教育法令之解答及宜傳事項;關于地方政教人士之聯絡及勸導興學事項;關于地方經費來源之調查及勸募事項;關于地方學齡兒童之調查及勸導事項;關于學生待遇之考查及建議事項;關于當地師資之調查報告事項;關于主管機關委辦事項;關于其他有關勸學事項。按照上述規定,綏遠省有關各縣都聘請有勸學員約有18人,勸導區域有分別在達拉特旗、鄂托克旗、杭錦旗、烏審旗、準噶爾旗、郡王旗、札薩克旗、烏拉特前旗及烏拉特后旗。

　　1941年,國民政府又公布了《邊地教育視導應特別注意的事項》,規定督導員視導學務應特別注意的事項有:邊教行政、國立各邊校狀況、邊地環境調查、邊地文物搜集等。根據上述規定,綏遠省有關地區各縣均聘請有督學人員,定期視導各教育部門的學務。同年,根據教育部要求設立邊疆教育委員會以及公布的《邊疆教育委員會章程》。綏遠省邊地教育委員會于同年8月I日成立,設主任委員播秀仁擔任,當然委員苗英、金葷沂擔任,委員9人。邊地教育委員會成員都是各教育機構、各學校校長的負責人,這些人員在教育界工作多年,具有較為豐富的教育工作經驗。

　　抗戰時期,綏遠省教育行政機構的建立和發展,對西部現代民族文化教育的發展起到了較大的推動作用。綏遠省政府按照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的教育法令及章程,相繼成立了各種教育行政機構,設立了各項制度,挑選在教育工作中有突出成績的人負責各項事宜,推動了本省內現代文化教育的發展,為戰時教育的延續,教育人才的培養莫定了基礎。在綏遠省的民族教育史和民族政策上都具有進步意義。

　　需要指出的是,戰時綏遠省政府推行的學校教育雖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仍存在著諸多的缺陷與不足,落后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轉變。綏遠省政府在未淪陷地區創辦了一批學校,但是由于教育經費投人不足,受過教育的人口總數依然很少,相對于其廣襄的地域和眾多的人口而言,學校數量仍是相當魔乏,教學質量也普遍不高。主要原因:

　　I.在政治方面,從國民政府具體到教育部在抗戰期間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來看,其對邊疆教育還是比較重視的,但由于綏遠省政府在推進邊疆教育時,大多采取強迫的行政手段;學校條件一般都非常差,有的僅具形式,有的旋辦旋停;戰前長期實行的歧視和分化少數民族的政策雖在戰時有所緩和,政府也確實有意改善當地文化教育的落后狀況,但畢竟是積重難返。

　　2.經濟方面,戰時綏遠省政府各項開支都很大,且由于戰爭的破壞,加之土豪劣紳橫行,匪患嚴重,當地人民生活異常窮苦,本省生產陷于困境,造成人不敷出,對教育的投人嚴重不足;再者中央財政的補助也因戰爭的持續擴大日漸減少。對地方的教育投人越來越有限。這從戰時綏遠省歲出教育經費數及占總歲出百分比統計表可看出,1941年,歲出教育經費146 685,占總歲出百分比2.10;1942年,歲出教育經費832 888,占總歲出百分比11. 02; 1943年,歲出教育經費477 244,占總歲出百分比2. 35 ;1944年,歲出教育經費1 018 661,占總歲出百分比3.79;這組數據中除了1942年教育經費支出略高外,其余幾年支出在全國各省中都處于最低點。在這樣的經濟條件下,推行學校教育自然會遇到諸多困難,而當地不少兒童還未成年就得擔負家庭重擔而無法上學,高質量的師資和學校設備更是難以保證。

　　3.在文化方面,由于新中國成立之前,西部少數民族同胞長期被排斥在正規學校教育之外,對學校教育缺乏了解,雖然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對其制定了一些優惠政策,但他們卻往往視上學為畏途;學校所開課程及使用的教材都搬用內地的一套,并用漢語教學,嚴重脫離了民族地區的社會實際,所以,始終沒有也不可能完全達到實施教育計劃的預期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