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在漢代崇文尚武的文化精神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和功能的轉變，并被納入到了政治制度化的禮儀文化系統之中，由此被后人尊稱為“百兵之君”。

　　漢高祖劉邦建漢以后，漢承秦制，達官貴族佩劍、舞劍之風逐漸盛行起來，甚至官吏也開始佩劍，由此為基礎使得舞劍在宴饗中成為一種常態。《晉書·輿服志》載：“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劍，其后惟朝帶劍”，1帶劍風氣遂成了漢代朝禮典章的制度。同時在漢代世風奢侈的推動下，佩劍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征，權利的代表，彰顯其地位和威嚴。漢劍到了東漢時期，在戰場中的實用價值逐漸被環首刀所替代，其社會功能再次發生了改變并成為身份地位、禮儀娛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漢代禮儀制度和社會風俗下，劍文化發生了藝術性的轉變從而導致劍舞文化的生成，其劍舞文化的生成原因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劍器彰顯身份，所舞之劍器成為身份等級的象征性符號，佩劍為劍舞的發展提供了客觀的條件基礎;其二，劍器禮俗文化的凸顯，禮儀功能的轉變使得劍器成為漢代重要的禮器和法器，從而促進了上至皇室貴族下至平民百姓不同舞劍形式的出現;其三，表演之劍舞，劍舞真正成為舞臺表演的藝術形式。

　　一、劍器彰顯身份

　　早在西周時期，達官貴族就已經有佩劍的風氣，周朝規定《初學記·武部》引《賈子》記載為“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劍。隸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帶劍，無事不得帶劍”，2在周朝帶劍非庶民一般所能享有，佩劍成為官員和天子的標配。到了先秦時期“帶劍廢佩玉”興起，文武百官佩劍、好劍逐漸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描述有“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帶劍”，3九年(公元前238年)四月秦王留宿雍地，己酉日秦王舉行成年的加冠禮時要佩戴寶劍。《呂氏春秋·侈樂》有“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4描述世上君主多以珠玉、長戈、利劍當作寶貝，寶劍成為君王貴族所追逐的對象之一，象征著君王的權力。同樣身份地位不同對劍的長度和重量也不同，在先秦工藝專著《考工記》記載：“桃氏為劍…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5根據此記錄顯示士的等級身份不同，其佩劍的規格有著明確的差異性。

　　入漢以后，佩劍的社會風氣逐漸興盛起來，促使鑄劍的工藝水平更加精致，裝飾更加豪華，其中玉具劍成為了漢劍最具典型的代表。根據先前的文獻和考古的挖掘，以玉裝飾寶劍始于先秦，而興盛于兩漢，《說苑·反質》記載：“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6身份高貴者如帝王、太子、諸侯王等，其佩劍由玉器黃金裝飾而成。身份的不同導致所佩之劍的裝飾(如劍鞘及劍首鑲嵌綠寶石、金銀線等物)等級也有所不同。在漢代輿服制度中劍還具有特殊身份顯現的社會功能，《史記·蕭相國世家》記載：“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于是乃令蕭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7漢高祖劉邦初定天下論功名賜予蕭何特權可以帶劍近至尊而不需要解劍(在漢代劍履上殿是典法禮制但不得近至尊，若近必須解劍)。同樣在《后漢書·董卓列傳》記載有“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8東漢末年董卓為國立功得到帝王特許，上朝時可以不解劍，不脫履，以示殊榮，通過以上文獻記載可知佩劍有時成為一種特權和榮譽。同時在漢代王侯大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制作精良的寶劍，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中出土了十多件造工精良、裝飾華美的鐵劍，其中包括兩件玉具劍，說明一些好劍的貴族，生前擁有多件名貴的寶劍，供不同場合佩戴及平時把玩。玉具劍是漢代最為豪華的寶劍，達官貴族多佩玉具劍，死后也多以玉具劍隨葬凸顯其身份的高貴。到了隋朝統一全國后，在輿服制度中繼續保留了漢代的佩劍和玉佩制度，對官階大小的佩劍要求做了更加細致的闡釋。《隋書·禮儀志》記載：“一品，玉具劍，佩山玄玉。二品，金裝劍，佩水蒼玉。三品及開國子男、五等散品名號侯雖四品、五品，并銀裝劍，佩水蒼玉。侍中以下，通直郎以上，陪位則象劍(木劍也，言其象真劍)。帶真劍者，入宗廟及升殿，若在仗內，皆解劍。”9各級官位對應不同的佩劍，所裝飾的玉器材質也不同。漢代劉歆著，東晉葛洪輯抄的《西京雜記》曰：“漢高祖斬蛇劍，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以為飾，雜廁五色琉璃為匣……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10雖為雜記小說真實性有待考證，但也在一定程度進行了佐證，到梁陶弘景所撰《古今刀劍錄》再次對斬蛇劍記載：“前漢劉季，在位十二年。以始皇三十四年，于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及貴，常服之，此即斬蛇劍也。”11可見漢高祖斬蛇劍并非杜撰而來是有一定史學依據的，并且其裝飾工藝及奢華程度已達到一定的高度。

　　二、劍器禮俗文化的凸顯

　　在“漢承秦制”的基礎之上漢武帝對漢文化大一統的體制進行強化，進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推崇仁義之禮。此時，劍器的功能性在政治禮教文化影響下發生了轉變，兼具著重要的禮節儀式性功能。首先表現在劍成為漢代重要的禮器，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皆以劍為禮器的同時促進了不同劍舞表演形式的產生;其次是作為宗教的法器之劍，達到以劍斬魔，以劍辟邪的效果，最終成為道教舞蹈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1.禮器之劍

　　以劍為禮、以劍相賜等社會習俗在漢代頗為流行，并成為社交禮儀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成為彼此友好交流的一種社會禮儀形式。上至國家之禮下至平民饋贈，寶劍成為漢代人們共同追崇的首選。《東觀漢記·馮異》中記載“建武二年，遣馮異西擊赤眉于關中，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玉具劍，敕異曰：‘念自修整，無為郡縣所笑。’異頓首受命。”17光武送馮異至河南賜予七尺玉具劍以示恩典。《漢書·匈奴傳下》記載“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玉具劍，佩刀……”，18在漢朝與匈奴對外交流中將劍作為國禮相贈。《東漢觀記·穆宗孝和皇帝》記載“四年春正月，單于乞降，賜玉具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衛護焉”。19從以上文獻中可見，劍成為漢代饋贈禮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劍之禮的排序往往是在車馬刀等之前，側面反映了劍在漢代社會的地位和被追崇程度。以劍為禮的饋贈成為對外交流以示友好的標志性政治禮節，而賜劍則反映了漢代君王對臣子的一種敬重和賞賜，是禮儀輿服制度下的另一種顯現。

　　贈劍與賜劍相比更多的是凸顯彼此的情感寄托和感激之意，此時的劍成為一種傳情達意的精神符號。其中最為著名的典故是三國時期吳國季札贈劍的故事，《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寶劍，系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20信義和承諾通過季札掛劍的故事映射出來。最初季札明白徐國國君喜好自己的佩劍，但由于還要出使他國故沒有贈予徐君，而是出使完歸來時將寶劍贈予徐君(此時徐君已離世)，將寶劍掛于徐君墓前的樹上。所贈之劍代表著情誼的寄托和信義的表達。

　　漢代還有“進劍”之禮實為“獻劍”之禮，劍作為下臣對帝王或異域之國對漢朝的供奉之品。《西京雜記》記載：“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值千金，壽萬歲’。”21《后漢書·循吏列傳》記載“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22前者是仆役向漢昭帝獻上寶劍價值千金，敬祝萬歲無疆，后者則是異域他國對漢朝進劍之禮(進劍也應為贈劍的一種方式，只是描述稱謂上略有不同)。

　　2.法器之劍

　　在漢代隨著道教的創立與佛教的傳入，劍逐漸成為宗教文化中重要的法器，后成為道教舞蹈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的道教劍器之舞象征著智慧和靈力，達到以劍斬魔、以劍辟邪的功效。在佛教中劍的教義內涵主要是取其寓意，如在文殊菩薩的塑像中右手持寶劍(佛教稱為智慧劍)，在其他很多佛像中也多見拿寶劍的金剛力士，以劍象征著智慧和神力，但并未有真正實質上的運用。在宋賾藏主集的《古尊宿語錄》卷三有記載：“問：文殊執劍于瞿曇前者如何?……云：何者是劍?師云：解心是劍。”23由此可見，劍在佛教中已轉變為一種修行境界，一種象征性的精神符號，而非實劍，由實變虛，從具化到抽象，喻指以“劍”斬情絲，以“劍”解心愁。

　　對“托形劍化”之道，陶弘景言：“君若不耐風火之煙，欲抱真形于幽林，可修劍解之道，作告終之術。”24劍解之道實為道士修煉得道達到升仙不死之身宗教信仰的一種方法。東晉靈寶經《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具體記載為：“道士欲尸解者，黑書木刀劍，抱而臥，即為代人形而死矣。行此宜精，他念穢濁于口，符即出，身即死。”24由此可見，劍解升仙術是以劍代替人形，而人真身則升天成仙的一種修煉方法。

　　通過關于道教系列的法劍著作也可得知道教儀式中劍舞的重要性，其中有《古今刀劍錄》《靈劍子》《述劍集》等著作。到了隋唐時期，在道教法事中有時改為用木劍施法并以此舞之，運用桃木制劍使鎮妖驅魔的法力功能大大增加，由此劍舞被廣泛應用于道教祭祀與儀式之中。

　　三、表演之劍舞

　　劍舞是由習劍演化而來，自漢代基于佩劍習俗、以劍為禮、以劍為法的風尚之上最終使得劍舞真正上升到表演藝術的領域范疇之內，并成為漢代百戲表演中的一種藝術形式。尤其在漢代“以舞相屬”禮儀樂舞的盛行和社會佩劍習俗的環境下，拔劍起舞成為常態，具有表演性、娛樂性、社交性的功能，主要表演形式有“跳丸飛劍”“擊劍表演”“長劍獨舞”等。

　　跳丸飛劍是漢代百戲舞蹈中最為典型性的表現形式，在表演時將“丸”與“劍”作為道具配合舞姿動作在空中進行拋接轉換，使跳丸、飛劍、雜技、舞蹈有機地融合為一體。從出土的漢畫像石中可以看到，“丸”大小通常可以單手抓握，而“劍”短小如匕首也有長如寶劍。在漢代文獻中僅有的描述有東漢李尤《平樂觀賦》：“飛丸跳劍，沸渭回擾。”25東漢張衡《西京賦》“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11裴松之注《三國志·杜夔傳》的注文：“使木人跳丸擲劍。”26在漢代畫像石的圖像中跳丸飛劍較為常見，主要分布于河南、山東、江蘇、四川等地。河南有16幅畫像，山東目前有26幅，四川有9幅。27在1973年河南南陽出土的許阿瞿墓志畫像石中許阿瞿在欣賞百戲表演的情景，其中的左二赤身健碩的俳優，右腿跪地雙手進行飛劍跳丸(二劍四丸)的表演(見圖1)。28在四川瀘州市納溪區出土崖墓畫像石民間百戲表演中，右邊兩人一人跳四丸另一人擲三劍(見圖2)。29可見跳丸飛劍是漢代百戲表演中極具代表性的民間舞蹈表演，結合漢畫像石從側面也可窺見劍在民間俗舞中的藝術形態技藝嫻熟、驚險刺激、幽默風趣、雜舞一體。

　　從西漢至東漢，劍在戰場中的功能性作用逐漸被環首刀所替代，而在社會中的功能性作用并未削弱反而增強。使得劍術的演練逐漸成為可供觀賞娛樂的劍舞，此時的漢劍即可防身也可起舞，漢代劍舞不僅具有表演娛樂功能還具有防御、社交、祭祀的功能。漢代劍舞地位的確立為今后的劍舞繼承與發展奠定了根基，其形制特征、風格特色、美學追求等特征一直延續發展到至今。

　　結 語

　　在漢代劍的社會文化功能性開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漢代對劍的追崇使得尚劍風俗達到空前的高度，劍舞的文化由此而生成并上升為舞臺表演的一種藝術門類。通過以上的論述可以較為系統完善地將漢代劍舞文化生成的原因歸為：一是劍器彰顯身份，佩劍成為身份等級的象征性符號，為劍舞的發展提供了客觀的條件基礎;二是劍器禮俗文化的凸顯，禮儀功能的轉變使得劍器成為漢代重要的禮器和法器，從而促進了上至皇室貴族下至平民百姓不同舞劍形式的出現;三是娛樂之劍舞，拔劍起舞將劍作為舞具進行娛樂表演，因此劍舞真正成為藝術表演的舞蹈形式。漢劍所承載的文化指向性更加多元更加豐富，為漢以后的劍舞發展奠定了歷史文化基調。從不同的角度對漢代劍文化的解讀分析有助于更好的完善漢代樂舞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對當今中國古典舞劍舞的文化建設與傳承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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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韓啟超.“以舞相屬考[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版) , 2014(2):90.

　　[3]湯池江蘇安徽浙江漢畫像石[G]中國畫像石全集第4卷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 2000:133.

　　《漢代劍舞文化的生成》來源：《藝海》，作者：劉學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