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近年來，我國全民道德水平日益提升，然而仍有新問題、新矛盾不斷涌現。受互聯網裹挾，道德綁架發生范圍擴大，產生了不少負面影響。

　　通過檢索知網數據庫，截至2021年4月，現有成果300余篇。2012年以前，道德綁架相關文獻數量較少，文章類型以報紙居多，大多通過分析社會熱門事件探討道德綁架現象，篇幅短小，研究亦不夠系統。2015年以來，道德綁架相關文獻數量開始緩慢上升，大部分文章仍是側重于針砭時事，然而已經有學者開始重視研究道德綁架本身體系，嘗試界定道德綁架含義，分析其形成原因以及由此造成的負面影響，并提出消解途徑。道德綁架問題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重視，其文獻創新了理論研究的內容，極富研究價值。本文擬梳理總結現有研究成果，對未來研究提出一些建議，以期助推道德綁架問題研究的深入開展。

　　一、道德綁架的內涵

　　道德產生以來道德綁架就存在，囿于舊時信息蔽塞，常常發生在小范圍的私人領域之中，而如今乘上互聯網浪潮，道德綁架發生場域隨之擴大，影響更加廣泛。那么何為道德綁架?學界對其內涵進行了系統深入的探究。

　　道德綁架的含義主要可從兩個維度厘析。一是從語義層面分析。學者們從最直觀的角度理解和把握道德綁架這一概念，將道德綁架的“實”與“名”統一起來，透過社會現象講清楚其本質。這是目前學界極富代表性的研究方法。例如覃青必[1]對社會普遍認同的道德綁架典型事例進行分析，對“道德”和“綁架”分開解讀，將“道德綁架”定義為:“人們以行善的名義，通過輿論壓力脅迫他人履行一定行為或中止與道德相沖突的行為。”他進一步指出，道德綁架的基本結構由三部分構成，即道德綁架的主體、道德綁架的對象、道德綁架要求的行為。這一觀點表征明顯、便于理解并且結構完整。杜振吉、孟凡平[2]就當時發生的真人秀道德綁架現象引出“道德綁架”的含義:“人們以其自己認定的道德標準(這個標準有時是以社會公認的道德標準體現的)干涉他人(或群體)道德行為選擇的一種行為，是一種‘愿望的道德’。”這里所提到的“愿望的道德”來自當代美國學者富勒所提出的道德層次之分，與其相對應的是“義務的道德”。“愿望的道德”是以人類道德最高境界為出發點，如“無私”“仁慈”等;“義務的道德”則是從最低道德要求出發，如“尊重社會公德”“愛護社會財物”等。該學者的觀點筆鋒直指道德綁架本身，闡釋清楚道德綁架的主體自主性、偽善性，言明通過輿論發酵而引起的道德沖突行為是道德綁架。此外，王小章[3]認為，不能說對“道德行為”的任何強迫都是“道德綁架”，只有當強迫、要挾發生在要求他人去做超越其義務的奉獻時，才是“道德綁架”。這一定義側重指明道德綁架具有的脅迫性特點及其適用范圍，必要的外在壓力可以促進道德規訓，超過必要限度的強迫就是道德綁架，是對他人權力的一種侵犯。上述就事說理、簡單又不失學理性的觀點得到學界一致認可，并被多次引用。

　　二是理論認知層面，學界主要通過闡述道德本身的性質以及權利與義務的關系來界定道德綁架的含義。比如楊建強[4]從道德本身出發認為，道德綁架是道德主體為維護某種道德信念，通過精神上的威壓和脅迫，迫使客體放棄其自由意志以符合主體的價值標準和行為，從而按照道德綁架施加者的意志而行為。而其他學者則通過辨析權利與義務來界定，比如余涌[5]認為其實質是把道德上的非權義務等同于完全義務。不同于其他學者，通過對道德綁架中的“同情心”和“公平感”這兩種道德直覺的比較，郁樂[6]進一步確定“道德”的內涵，縮小“道德”的外延，將道德綁架的情感邏輯限定于美德與義務的關系，并給出如下定義:“在對他人美德行為的期待與請求中，如請求被拒絕即以道德譴責相加，傷害被請求者的道德形象與情感，將被請求人置于如果放棄請求人所需要的利益與權利就會在道德形象與情感方面受到傷害的兩難處境之中，就是道德綁架。”劉靜波[7]從“唯我論”出發認為道德綁架本質上是一種“善”的幻想。其指出的“幻想”二字表明，道德綁架實施者扭曲了道德責任的要義，顛倒了權利和義務的主客關系，破壞了倫理公平。綜上可見，學界對道德綁架定義的探討側重于區分權利與義務的關系，道德綁架實施者因混淆二者關系，模糊二者邊界，自以為占據“道德制高點”，致使道德綁架行為的產生，被綁架者受到他人情感以及輿論的裹挾，雙方產生沖突。

　　關于道德綁架的特征，學界最具代表性的觀點為覃青必[1]提出的道德綁架具有四性：道德性、公開性、脅迫性、軟約束性。也有學者通過闡釋現實案例分析得出道德綁架具有弱強制性、善惡同在性和“事前審判”等特征[2]。石懿[8]在其文中提到“事先評價性”類同于“事前審判”。其余學者的觀點則與這幾位學者一致。其中，筆者認為公開性這一特征必不可少，通過網絡媒體、社會輿論致使道德事件大范圍公開是造成道德綁架以及迫使他人履行道德的前提，缺少公開這一條件，道德綁架無從談起。因此，消解道德綁架現象可從此特征著手，如何管控網絡媒體、引導社會輿論值得我們思考。此外，由于道德綁架概念與其他相關概念含義相近，容易混淆，必須辨析它們之間的關系，正確理解和把握道德綁架概念。比如覃青必[1]對道德綁架概念與道德勸說、道德強制、道德欺騙等概念的關系進行了辨析。筆者認為其對于道德綁架和道德勸說的辨析極有可取之處，二者雖然都是以“善”的名義，但是有無強制才是區分二者的重要標準，道德勸說如若增加了強制性則演變成了道德綁架。王珍[9]提出，要區分道德評價和道德綁架，不能將一切事件予以道德化，否定道德綁架是以自我為中心是違背常識的，但是道德評價則是具備合理性和必要性的。本文認為這些區分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道德綁架的概念，深化對其的認知，了解現象背后的邏輯。

　　二、道德綁架問題的成因

　　知其因，明其道，方可糾其失。關于道德綁架問題的成因，學界著墨較多，具體歸結為以下五點：

　　第一，當前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完善。觀察分析道德綁架事件發現，一些弱勢群體在面臨困境得不到幫助而走投無路時，為了生存便會向社會求助，希望對他們伸出援手。而他們選擇的求救對象通常是社會上具有一定經濟地位或政治地位的人物，比如明星、富豪、道德模范等。這種行為通過公眾人物效應營造了一種輿論氛圍，將被綁架者置于兩難境地：伸出援手獲得人們的敬仰和贊美但是卻綁架了個人意志和道德選擇自由權，但是拒絕要求則會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背負巨大精神壓力，進退兩難。有研究者指出，正是由于社會中有人陷于困境而正好有人有能力幫助他們這一客觀現實的存在，一定意義上和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道德綁架現象的產生[2]。圣雪瑤[10]也認為道德綁架頻頻出現與社會保障制度、基礎設施建設不夠完善息息相關。綜上所述，我國加快社會保障制度的進程任重而道遠，距離人人共享、人人受到保障的目標要求還有差距，在此背景下顯現出來的矛盾則是引致道德綁架現象的重要原因。

　　第二，泛道德化現象影響深遠。泛道德化是中國傳統社會一種顯著的文化現象，“道德”作用于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滲透于各個領域，并且是重要的社會治理、管控手段。“在古代中國人那里，道德義務本身就是法律、法規、命令的規定。”[11]這種認知對人們的道德思維方式、道德評價方式具有深遠影響，以至于出現了以道德為衡量標準的道德泛化現象。正如杜振吉、孟凡平[2]所言，道德由于其調節范圍的廣泛性，成為進行利益調節、維護社會秩序、進行社會控制的不二選擇，這也是我國民眾的社會生活極易“泛道德化”的主要原因。梁齊偉[12]指出，這種泛道德化傾向的弊端顯露無遺，在其影響下只會走向道德虛無主義，導致道德綁架現象產生。由此可見，長久以來，人們習慣以道德標準來評判他人的動機和行為，將道德自縛于骨，泛道德化思想固化，這必然導致道德綁架行為的產生。

　　第三，曲解道德義務概念。首先，道德義務本身具有層次性，模糊不清的界定容易引起道德沖突。學界一致認可美國學者富勒的道德之分，即“愿望的道德”和“義務的道德”。也有學者多次提及“私德”和“公德”之分、“消極的義務”和“積極的義務”之分。楊建強[4]則根據羅爾斯的“自然義務”與“允許的行為”這兩類道德層次得到的啟示將道德按照強制力程度的高低劃分為三個層次：底線道德、應當提倡的道德以及美德。以上劃分旨在厘定道德義務的層次性。學界認為，道德綁架的沖突點在于沖突雙方對道德義務概念的理解把握不一致，對其可約束空間存在爭議。其次，人們混淆了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不同于以往法律不夠健全、注重倫理道德的熟人社會，在現代陌生人法治社會中，剛性的法律往往是人們評判事件的標尺，道德穩定社會秩序的約束功能下降，社會對道德評判標準趨于多元化。這種社會環境使人們混淆了法律義務與道德義務，在二者具體內容、實施手段和約束力程度上認識不清、混沌模糊，導致道德綁架產生。楊建強[4]強調，模糊二者界限很容易使得弱約束力的道德義務被理解為強約束力的法律義務，使得道德本身存在著道德綁架的傾向。

　　三、道德綁架的危害

　　道德綁架本身是一種不道德行為，不利于營造良好社會氛圍，將阻礙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進程。然而，學界對于道德綁架危害性的研究大多在涉及其成因或途徑時順帶提及，鮮見具有針對性的研究成果。其中，杜振吉、孟凡平和楊建強所提觀點具有代表性，后來的大部分學者都引用他們的觀點。

　　第一，道德綁架侵害了人的自由和權利。公眾在道德評判中，慷慨激昂表達自己的意愿，卻對置于輿論漩渦中的被非難對象毫不關心。然而，無論是誰都無權要求他人讓渡出本來屬于自己的利益來滿足他人或者社會的利益，除非這個人自愿讓渡自己的利益，即便如此，別人也不能將此視為讓渡人的道德義務，不能將這種行為視為理所當然[2]。每個人的行為應根據自身意志自由選擇，從而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有學者認為，以“道德”脅迫他人本質上侵犯了他人的自由和權利，使人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道德主體資格，成為滿足“綁架者”心理需要的一種手段。還有研究者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認為道德綁架往往隱蔽為道德義憤，使得社會輿論化身為無限擴張的公權力，從而侵犯到公民的私權[4]。

　　第二，道德綁架破壞了倫理公平。“倫理公平反映的是道德主體所擁有的道德權利與其應履行的道德義務之間的一種對等關系。”[2]其中，道德權利首先體現為道德生活中的自由選擇權，而綁架者所“綁架”的正是被綁架者的這種自由選擇權，并以此來要求其履行道德義務。有學者認為，這種要求道德主體履行道德義務卻又喪失了道德權利的綁架行徑是沒有倫理公平可言的，其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宋香麗[15]認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無私奉獻精神造成了“道德義務高于道德權利”的傳統倫理思想，受其影響，生活中常常會出現以犧牲道德權利為代價的道德義務。石懿[8]也論述了受我國傳統倫理觀念影響和對“圣人道德及理想的追求”影響，重道德義務而輕道德權利的觀念較為突出。由此得出，道德綁架破壞了道德權利和道德義務的一致性，破壞了倫理公平。

　　第三，道德綁架對法律權威構成挑戰。就當下我國的社會現實而言，道德綁架有礙人的法治精神的培養，影響依法治國方略的貫徹。道德綁架者站在“道德制高點”，利用輿論甚至謾罵、人肉搜索進行拉鋸戰，進一步激化道德綁架中的非理性情緒，阻礙了個體的道德自由權，損害了個體的合法權利，“侵犯了道德權利也就侵犯了法律權利”。大部分學者指出，在落后、腐敗的消極文化的影響以及尚未完善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影響下，道德綁架會助長人們漠視法律的心理，不利于國民法治意識的提高[4]。余涌[5]認為，道德綁架因其對人的法律權利構成威脅或侵犯，實質上也就對法律的權威形成挑戰，從而將危及社會的法治秩序。

　　四、道德綁架的消解途徑

　　如何減少道德綁架現象的產生，是探討道德綁架現象的落腳點。學界針對該問題提出五點解決之道。

　　第一，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道德綁架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部分弱勢群體的困境，不能否認道德綁架者在很多情況下是出于某種“善良”的動機，但這并不是道德綁架合理存在的理由。道德綁架本質上就是一種不道德行為，不能被社會應允，應防止有人居心不良，以道德之名，行綁架之實。圣雪瑤[10]建議，國家在教育、醫療、養老事業中加大財政投入，使得社會保障制度趨于健全化、常態化，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遏制道德綁架現象的產生。其他學者建議，做好基本醫保、大病保險、疾病應急救助商業健康保險等不同醫保制度之間的互補聯動和銜接，使人們能夠從醫保體制中獲取幫助，就會大大減少憑借他人或媒體的輿論力量通過道德綁架索取幫助的現象[18]。健全和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能夠為公民基本權益的保障提供堅強后盾，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及時獲得救助便會減少道德綁架現象，如“捐款”等。此外，有學者建議，應該讓公眾明白其他形式的幫助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礎上，去號召他人獻愛心而不是強制索取，學會互相尊重，社會保障制度為主、公益奉獻為輔將有利于減少道德綁架現象的產生[2]。

　　第二，弱化道德“私德”領域作用，提升道德“公德”領域影響。一方面，受傳統“泛道德化”文化影響，極易造成道德認知上的混亂，“公開”對他人“私德”提出要求，用自己所推崇的道德來評價、要求他人，最終造成道德綁架。而不同時期所形成的道德有其歷史必然性，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以及人類文明的進步，法治的社會控制、調節力量必然得到強化，因此學界一致贊成杜振吉、孟凡平的觀點[2]，認為“需要適當弱化道德在私德領域的功能”。另一方面，積極發揮道德在凝聚社會共識中的作用，提升道德“公德”領域影響。因此，弘揚底蘊深厚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不失為解決之道。譬如發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義禮智信”等優秀文化，有益于培養公民健全完善的人格，有助于營造仁愛共濟、誠信友善的社會環境，更有利于堅定文化自信、提升民族氣質。進入新時代，隨著社會的發展，道德觀念也應與時俱進。比如有學者建議進行創造性的轉換和創新性的發展，為當今社會道德注入傳統美德血脈，實現傳統與現代道德觀念的融合與貫通[19]。因此，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牢牢把握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總體要求，選擇適合新時期社會發展的內容予以發揚。

　　第三，澄清道德義務的相關界定。首先，明晰道德義務的邊界，樹立邊界意識是底線要求。道德義務具有層次性，約束力也有強弱之分，因此，需要將上述原因中所提及的道德義務層次區分開來。劉曉慧、韓升[17]厘清“道德動機和道德行為”“自我與他者”“個體和共同體”以及“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四個方面，建議樹立道德邊界意識，以此解決好現代人復雜糾結生存境遇的這一折射和再現。也有學者認為，澄清道德義務的邊界對于道德行為的選擇和道德評價極其重要。其次，澄清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厘清道德與法律的各自領域，增強公眾權利意識。余涌[5]建議從國家和公民個人著手，加強法律意識。國家要有法可依，保障公民權利，培養公民的法律意識;公民應對自己以及他人享有的權利有清晰的認知，尊重他人的權利，不以“道德”之名而視法律權利為無物。至于解決道德和法律錯位問題，一些學者認為，需要嚴肅對待法律背后的價值合理性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迫切需要將法治觀念貫徹落實，加快完善現有的法律法規體系[3]。汪振軍、韓旭[16]提出，合理處理綁架者與被綁架者之間的侵害問題關鍵在于確立相應的法律意識。圣雪琪、明成滿、圣雪瑤[18]認為，從國家角度應該完善立法與嚴格執法雙驅動，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的處罰規定，嚴格執法，重點打擊，聯動多部門有效執法。李文琴[20]專門分析了道德綁架法律問題，指出近年來道德綁架現象蔓延至法學理論界，對司法實踐領域提出了新的挑戰，并指出應通過完善立法、嚴格執法、科學守法這三個途徑來協調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化解道德危機，守護司法公正。然而，在道德法律化問題上，學界秉持謹慎態度認為，推行有限度的道德法律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一些不足，但應有一定的界限以及裁量標準，防止矯枉過正。這帶有警戒意味，學界對此卻未深入研究，因此亟待更多的研究成果。

　　五、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當前研究普遍結合社會時事分析道德綁架，關于其內涵、成因、危害以及消解路徑的成果極為豐碩，今后還需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做進一步思考：

　　第一，挖掘創新研究內容。道德綁架的內涵有待豐富，道德綁架的概念界定甚多，但是直到現在學界仍沒有明確的統一的界定。通過梳理發現，學界普遍認為人們對權利與義務、道德與法律這兩對范疇的認識不清是導致其產生的根本原因，如何在道德綁架的概念中融入這一看法并豐富道德綁架的含義有待深思。另外，道德綁架的作用有待深入認識，杜振吉、孟凡平和楊建強厘述道德綁架的危害，并被學界認可，然而對其造成的網絡暴力及其危害性尚缺乏深刻認識。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道德綁架現象激發了人們的道德意識、義務意識和法律意識，糾正了一些不良行為，喚起了人們對道德、法律以及整個社會制度的反思，使得社會風尚愈發轉向崇尚公平、寬容、法制。因此，在后續的研究中可以嘗試拓展以上觀點，深入闡述。

　　第二，深入細化研究群體。現有成果中，多數學者將整個社會群體作為研究對象，而沒有將其細化分層研究，采取一概而論的做法難以對道德綁架現象研究透徹。一方面，從學校、家庭、企業等各行各業入手，利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分析具體職業領域內獨特的道德綁架現象。現代社會中，常常出現過于拔高個人、拔高不同行業道德水準的現象，職業道德綁架層出不窮，如何將其回歸理性和客觀值得深思。例如社會上教師、醫生等行業道德綁架現象為何如此嚴重?群眾對公眾人物為何如此苛刻?不同行業的道德標準是如何區分的?另一方面，按照性別分類進行研究。根據目前的社會發展狀況來看，性別歧視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流顯出一定的對女性不夠尊重的社會心態，往往因為事件主人公是女性就不分青紅皂白進行批判，理所當然地將女性和惡劣事件掛鉤，因此對女性道德綁架的事例遠遠高于男性。筆者認為其中緣由值得探尋。

　　第三，創新豐富研究范式。在研究視域上，要更加注重多學科交融研究。道德綁架現象不僅僅是倫理道德問題，它涉及多個學科領域，可嘗試從社會學、心理學、行為學等多角度進行研究。例如，可以引用戈夫曼的戲劇理論、巴赫金的狂歡理論探析群眾在道德綁架這場“盛宴”中的心理活動，分析其行為的形成;嘗試引用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論分析道德綁架實施者與被綁架者人格上的問題，進一步理解道德綁架現象;使用傳播學相關理論研究道德綁架在互聯網以及現實環境中的形成機制和邏輯;注意多學科的融合解讀，發散思維。在研究方法上，要更加注重實地考察。可以通過調查問卷、舉辦講座來收集信息或者通過田野調查、個人訪談等跟進真實道德綁架案件，通過真實反饋來分析道德綁架的成因，提出更為完善的消解途徑。

　　參考文獻

　　[1]覃青必道德綁架內涵探析[J]江蘇社會科學, 2013(05):246-250.

　　[2]杜振吉,虱平道德綁架現象論析[J].學術研究, 2016(03):32-38.

　　[3]王小章“道德綁架"從哪來,何時休[J]人民論壇, 2017(14):58-60.

　　《道德綁架問題研究綜述》來源：《懷化學院學報》，作者：安晉軍,馮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