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私德與公德關系錯綜復雜，有時判然有別，互相沖突；有時又相互重疊，似為一體。公德是以社會契約為軸心的，遵守社會契約是道德的底線，對它的違反則從根本上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協調關系，使其他更高層次的道德標準無從談起。公德比私德更為根本，更為重要。重構公德——私德體系正當其時。
　　關鍵詞：公德、私德、道德、重構
　　
　　公德——私德，本是老價值，又是當代規范，談何重構呢？恰恰這個恒久倫理，關乎國人道德層面所隱藏的某些秘密，尤其關乎國民素質和人際關系方面值得反思之處，姑妄論之，旨在拋磚引玉。偏頗之處，權當一家之言，文責自負。
　　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指出：“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我們深知，中國傳統倫理注重人際關系。四書五經、三綱五常，就處處閃耀著做人處世、自我完善的智慧光芒。這是中華文明的長處，但在某些方面卻成了短處。相信我們都有這樣的切身感受：凡有國人的地方，人際關系就特別復雜，而對比其他國家的國民，從整體而言則比中國人單純。本世紀的千年之交，文化學者余秋雨在完成跨越世界幾大古代文明發祥地的“千禧之旅”后，一再贊嘆中華文明較之其他已經衰落的幾大古代文明更具有生命力的同時，又對陷入中華文明怪圈感慨不已，在其《千年一嘆》中寫道：“百般使命，只要人際關系復雜，便什么也做不成；反之，山高路遠，只要人際關系單純，便什么也走得通”。其實，早在百年之前，即上世紀初的世紀之交，文化先知梁啟超也曾經歷過中華文明這一怪圈，痛切地發出過類似的嘆息。他的系列文章“新民說”，就有《論公德》和《論私德》的重要章節，最早提出了公德——私德這一極為重大的課題，祈望用新道德來改變國民的素質。
　　一、公德和私德的關系
　　何謂公德、私德？梁啟超下的定義是：“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者其群者謂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按此定義，我們可以把私德和公德通俗地稱之為“私人倫理”、“公共倫理”，或曰“個人道德”、“社會道德”。在梁啟超看來，公德比私德更為根本，更為重要。因為“人也者，善群之動物也。人而不群，禽獸奚擇”。全部道德的核心就是利群。“是故公德者，諸德之源也”，“人群之所以為群，國家之所以為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誠然，私德在道德體系中不可或缺，私德與公德關系錯綜復雜，有時判然有別，互相沖突；有時又相互重疊，似為一體。但在整個倫理道德體系中，毫無疑義地應以公德為綱領。
　　梁啟超將中國傳統倫理與西方倫理學作了一個比較。西方倫理一般由國家倫理、社會倫理和家庭倫理三部分組成，清晰表述了群體與私人的關系。中國倫理最典型的表述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五倫中有三倫，即父子、夫婦、兄弟，相當于西方的家庭倫理，另兩倫即君臣、朋友，勉強相當于西方社會倫理和國家倫理。之所以“勉強”，是因為這兩倫本質上還是私人與私人的關系。三綱五常中，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重點也是私人關系和個人修養。明乎此，中國傳統道德標準，家庭倫理最為發達，而社會倫理和國家倫理則微乎其微。一言蔽之，國人倫理“偏重私德，而公德殆厥如”。為此，梁啟超在《公德論》中開宗明義指出：“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由此可見，中國倫理與西方倫理差異顯著，前者重私德，輕公德，后者則持平，或重公德，輕私德。
　　中國倫理與西方倫理相比，梁啟超認為還有一個區別是，中國倫理的內容是不變的，即所謂三綱五常，而西方倫理的內容則是可變的，因為人群的利益是隨著時間、地點和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他說“群之文野不同，則其所以為利益者不同，而所以為道德者亦自不同。德也者，非一成而不變者也”。他還說：“私德之條目，變遷較少；公德之條目，變遷尤多”。不過，公德之多變也有不變，這就是利群之觀念。
　　中國倫理與西方倫理的差異，千百年來演繹了迥異的人文景觀。由于公德與私德關系的錯位，長久以來，私德凌駕于公德之上，變相地出現了政教合一，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積弊的癥結所在。政教合一把本應交由個人選擇的道德準則強加給每個人身上；把少數人能做到的最高綱領，當作每個人都應做到的最低要求，其結果必然導致獨裁和偽善。
　　我們從延安整風期間文人的真誠與說謊中，從文革“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以及歷次政治運動的世界觀改造中就可明了，那種要求人們徹底消滅自我存在的私人空間，要像堯舜一樣成為具有高尚之德的圣人（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做到“克已”、“無我”、“無欲”、“無私”等等，都是混淆了私德與公德的關系，把私德置于主導、規范，甚至絕對化位置上的典型表現。人成了完全道德化的人，人也就被“道德”泯滅了。其結果有目共睹：獨裁、謊言、偽善之風盛行，“假、大、空”泛濫成災。再展望神州歷史，固然有輝煌燦爛的篇章，也有令人難以置信的自專自制，自閉自負，自殘自孽的丑陋記錄。大至歷朝歷代，頻繁更迭，戰火連綿，小至“窩里斗”、“家里狠”，內耗不已，均昭示著中國貧窮積弱、災難深重的真正病根，乃是爭來斗去，你死我活。
　　二、公德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
　　中華文明的私德理論相當完備，“其先哲之微言，祖宗之芳躅”，是要弘揚光大的，但梁啟超敏銳地看到了公德的極端重要性，國民素質中最為匱乏的正是公德素養。當年戊戌變法失敗后，他流亡國外，在對中西方政治經濟文化比較之后，切中時弊地提出了以公德為綱領，用新道德來改變國民素質的呼吁，在當時的社會中引起極大反響，其用心可謂良苦！今天，在民族復興，中國奔向現代化的道路上，在著手進行先進文化與和諧社會建設時，梁啟超的公德——私德理論，提示了我們既弘揚中華文明優秀成果，又走出中華文明怪圈的有效途徑。
　　既要回歸弘揚中華文明傳統，又要簡化人際關系，這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梁啟超有感于改造國民素質的重要性，得出了公德——私德理論，但如何“利群”？公德在倫理道德體系中如何體現綱領性作用？他的回答模棱兩可，未能觸及要害。當代學者李澤厚對梁啟超的公德——私德理論，作出了繼承和實質性的推進。
　　李澤厚把道德分成社會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兩個范疇，二者的區別是：宗教性道德是個人選擇的人生意義和終極關懷，是個體追求的最高價值，與信仰相關聯；社會性道德是某一時代社會中的群體（民族、國家、集團、黨派）的客觀要求，為個體所必須履行的責任義務，與法律風習相關聯。前者似絕對，卻未必每個成員都能做到，因為關乎個人修養；后者似相對，群體中的每個成員須堅決履行。李澤厚認為對個體可以有宗教性道德的期待，卻不可強求；對個體則必須有社會性道德的規約，而不能例外。可見，社會性道德是一種責無旁貸的義務，而宗教性道德是一種自由選擇的權利，不可混為一談。李澤厚一針見血地指出，梁啟超沒有認識到私德在中國傳統中之所以根深蒂固，恰恰在于“政治、倫理、宗教三合一”，將此“私德”當作“公德”，從而強調“公私合一，家國一體”的緣故。
　　顯然，李澤厚強調“政教分離”，從而找到了社會性契約義務和個人道德修養之間的原則性區別，為公德——私德理論構建了一個恰當的整體框架。從嚴格意義上講，公德產生于社會契約之后，法律是一種最基本最普通的社會契約。由此派生出“絕對命令”的道德原則：每一個締約者都是自由平等的，都期望社會契約得到普遍遵守，都必須自覺地用社會契約約束自己的行為，使社會契約成為自己的意志。因此，一個好的道德體系，當以公德為主而以私德為輔。
　　這絕不意味著私德無足輕重，以個人自由為本體，以民主原則確立的社會契約執行得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大多數人的私德水準，這樣公德和私德就成為相互依存的共同體，這也正是道德哲學的復雜所在。公德與私德有時還重疊交叉在一起，須作仔細的辨析。但公德是以社會契約為軸心的，遵守社會契約是道德的底線，對它的違反則從根本上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協調關系，使其他更高層次的道德標準無從談起。因此，當公德與私德發生沖突時，毫不例外地應以公德為準。譬如，朋友在商業活動中遇到困難向你相求，按一般的道德準則是“幫朋助友”，但如果你的朋友是在故意“偷稅漏稅”或其他違反了社會契約即法律的公德性要求，正確的選擇是堅決拒絕。對公德性的法則、規范要無條件地遵守、執行，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余地。
　　在論說公德與私德關系時，李澤厚提出過“西體東用”的獨特論點。公德為體，私德為用，“體”為實體，是主要部分，“用”即附著在實體上的功用，是次要部分。李澤厚對“體”作出新的解釋：“‘體’，應該指社會存在的本體，即人民大眾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西體中用”就是“要使現代化‘西體’，‘用’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這“西體”不僅包括基于先進科學技術生產力和物質生活，而且包括“以個人契約為法律基礎的近現代社會生活”，使這些始于西方的現代化生活同中國文化傳統結合起來，在中國生根發展，這是個極為艱難的課題，需要“轉化性的創造”，即“用”。
　　正確地區分社會性道德和個人性道德的關系，目的是對癥下藥，對于公德與私德采取不同的處理辦法。是否遵守社會契約，是最重要的分水嶺。英國哲學家密爾對此也有過清晰的界定：個人的行動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個人就不必向社會負責交代；對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動，個人則應當負責交代，并且還應當承受社會的或是法律的懲罰。簡言之，對私德問題只應采取軟性行動的勸導方法，對公德則應采取硬性的強制或準強制方法。也許舉例更能說明問題，“舍己救人”、“獨善其身”等是常用的道德準則，但從公德的角度看，它離社會契約較遠，公德性程度較低，一般情況下屬于私德范疇。再如男歡女愛、宗教信仰、個人隱私等等，一般情況下也屬私德性道德準則，便不能強求一致，充其量提出勸說、忠告、指教或遠而避之。僅此而已，社會不應再有別的行動或步驟。
　　三、公德與私德道德體系的重構
　　以公德為主，重構公德——私德關系，并非輕視忽略中國傳統文化的私德理論，而是主張把它放在一個恰當的位置上，即放在公德的基礎上。我們不贊成把私德作為道德的基礎，但主張把私德作為更高層次的個人修養。當前私德建設任重道遠，個人自救和自我完善須大力倡導，對此傳統私德文化彌足珍貴，須繼承發揚。可否說，缺乏私德修養的人在人格上是有缺陷的，但缺乏公德自律的人則失去了做人的起碼條件。以公德為主就是突出了道德的底線，即自覺遵守維護公共倫理和社會契約。如果一個人連這一點都做不到，還奢談什么高層次的私德修養？
　　重構公德——私德道德體系，正是一帖診治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疾病——復雜人際關系的良方。長久以來，私德被錯誤地定位在主導、規范的位置上，使本應為個人選擇的理想成為必須遵守的道德律令，這種道德規范導致了中國人際關系尤為復雜，助長了獨斷、權謀、偽善橫行的災難性后果。改變這種狀況的途徑，就是學習西方文明成果，讓公德——私德各就其位，各得其所，相輔相成，共同提升。
　　當下道德體系的重構，首當其沖是要在完善公共法則和社會契約上下功夫。在法權理念上，國人似乎先天不足，很不習慣，甚至抵觸。其實，這一課必須補上。我們現在所面臨的道德危機首先是公德性的危機，那些觸目驚心的坑蒙拐騙、假冒偽劣、誠信缺失、損公肥私，尤其是貪污腐敗，首先來自公德和制度層面的缺陷。我以為，重構公德——私德道德體系，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正當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