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顛倒”這一認知性裝置是20世紀80年代日本著名批評家柄谷行人先生在《風景之發現》里提出的一個具有突破意義的文學概念。由此切入不僅能從根本上批判日本現代文學中的起源問題，與民族主義和現代國家的政治關系，而且解構了日本現代文學的“神話”。可以說它是深入解讀這一內容的一把鑰匙，透過它，我們得以窺見日本現代文學以及中國文學的另一番風貌，引人深思。

　　關鍵詞：文學論文范文,柄谷行人,起源,現代性,文學

　　一、何為“裝置”

　　《風景之發現》是柄谷行人的文藝隨筆《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的第一篇，也是其關鍵性的一個章節。該書分析的核心并不在于對西方現代性如何“接受”或如何“抗拒”的慣常思路上，事實上接受也好，抗拒也罷，都是作為現代性的影響而存在的，并不能解釋起源問題。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言“所謂風景乃是一種認識性的裝置，這個裝置一旦成形出現，其起源便被掩蓋起來了。”而讀懂了他通過“顛倒”裝置對“風景”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后面諸如“內面”、“自白”、“病態”“兒童”以及“敘述方法”等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它不僅改變了關于日本現代文學的研究狀況，還從根本上改變了歐美對日本文學的研究情況。

　　為了更好地闡釋這一裝置，有必要先簡要的介紹下這一“裝置”被發現的歷史背景。作者在中文版序言里說“我寫此書是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后來才注意到那個時候日本的‘現代文學’正在走向末路，換句話說，“賦予文學以深刻意義的時代就要過去了。”當柄谷先生將這“顛倒”裝置引入自己的批判視野，實際意味著他不僅揭開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的這一層神秘的面紗，更意味著他發現了現代文學“內”、“外”顛倒這一裝置下的事實，包括發現文學的起源不過是19世紀后期的事，以及現代文學與“民族―國家”(nation-state)之間共生性的關系等一系列衍生性問題。

　　具體分析來，我以為這一“顛倒”裝置的核心觀點之一就是闡釋日本現代文學的“內”、“外”顛倒。在對“風景”的描寫中，“風景”似乎是外在于人的客觀之物，它獨立于“內在自我”這一主體，是這一主體看到的外在之物。“如果將此稱為寫實主義，這寫實主義實在是產生于浪漫派式的顛倒之中。”我們都知道說浪漫主義產生于主體內部是很容易令人理解認同的，它是人主觀意識與情感的外化，但要說對“風景”的描寫的寫實主義其實也是產生于主體內部就易于讓人懷疑否定。所以關鍵是“看到風景”，因為所謂的 “風景”其實一直存在，而何時被主體看到，為什么是這樣的主體看到這樣的“風景”以及看到這樣“風景”的主體是怎樣被建立起來的才是柄谷行人要探究的問題。

　　現代文學與此前的比如江戶文學的不同之處在于，人的“主體”(與現代“民族――國家”一起建立起來的“國民主體”)得到確立并在文學中得到彰顯甚至“主體膨脹”。而它這一“主體性”的誕生是以“自白”的方式在現代文學中出現的，并逐漸在現代文字中占據核心地位。而正是由于這一“主體”的誕生，才同時有了“風景”的發現，有了現代文學的發生。比如“風景”的崇高本不是存在于客觀對象上的，可是人們忘記了或者說不知道它的起源，將這有“主體性”衍生出來的崇高感直接視為“風景”本身了。在這里，“顛倒”的裝置是考察現代文學起源的分析方法，現代文學發展到后來遮蔽了它自身的起源，使身在其中的人忘記了其起源，以為它自古以來就是這樣，于是現代文學中一系列不證自明的普世性觀念就是在這樣的“顛倒”中建立起來了。在這個思路中，在文學之內討論 “文學”似乎成了無可避免的困境。而“內面”、“兒童”、“自白”、“病的隱喻”等的出現，也是同“風景之發現”是一致的邏輯與道理。所以我們要從“起源處”對其重新清理與解構，將被顛倒的文學觀念再顛倒過來。

　　二、“裝置”及其發生

　　上文已略提到這一“主體”的誕生與“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建立是一致的。眾所周知，日本在19世紀60年代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沖擊而進行了一場由上而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全面西化與現代化改革運動，即明治維新。自此，日本的近代化歷程開始起航，并隨之“脫亞入歐”，這是日本意義上的“近代”。

　　伴隨著議會制、法制、教育、征兵制度等一系列現代制度的確立，日本的現代文學約成形于19世紀90年代的“文言一致”運動。“文言一致”運動其實并非人們一般所理解只是書面語與口語的統一，它是一種全新的文體、全新的語言制度和認識范型的創出，表達著現代日本人的情感心理和精神向度，即日本的現代文學體制。但這個現代文學一經確立起來，其“起源”便很快被人們忘卻了，忘卻的結果就是使人們相信其中的基本觀念諸如理性、主體、個性自我、內在精神、寫實主義等等自古有之，不證自明。以此文學為核心的現代性精英文化與民族國家一起誕生。而這正是推動民族主義的興起，構筑民族國家體制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或者直白地說它就是國家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它又常表現出一副“反政治”的姿態。那么，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20世紀70年代隨著日本由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的轉變會引起這種以文學為主體的精英文化的衰落，因為大眾消費社會的到來就意味著以獨占資本為基礎的現代民族國家制度的轉型。那么與此制度為一體的文學失去昔日的輝煌也就在所難免。在他看來，只有打破文學對于“內在自我”的迷戀，打破文學“與世隔絕”的特質，才能夠重建文學與政治現實之間的關聯，讓文學介入現實。重新找到文學進入歷史現實的方式。正是在這層意義上，民族國家問題與現代性問題獲得了一種有效的勾連。

　　而這一“主體”的誕生，并不是先驗性的存在，它等同于日本明治維新后被逐步建構起來的“國民主體”�，F代文學里的主體具有很強的內面性，但這個主體不過是所謂的現代國民，而國民正是被現代體制生產建構出來的。“在此建構過程中，充斥著國家，社會，制度，政治，意識形態等等力量的介入，也正是這種種力量的介入，才構成了某種生產性的‘裝置’。這一“裝置”生產并建構了個人的主體或主體性，同時也相應的生產并建構了主體的敘述之物”可以說正是這一“國民主體”的產生，將個性覺醒和內在主體性的確立使人們以全新的認識范式將自我投影到客觀風景中。至此，日本現代文學中的“內”與“外”的關系得到了比較清晰的闡釋，從而揭示出“顛倒”之所在。 　　三、對中國新文學研究的啟示

　　而具體到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純文學”可以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文學概念，它強有力地激活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寫作，而且滲透進了文學批評和文學教育中，改變了人們文學觀念。

　　“純文學”主張“回到文學本身”，即：文學完全獨立于國家，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等公共領域，從而是一個私人的，純粹的，自足的美學空間。而這一文學觀念之所以得到確立認同，是有著深刻而特殊的歷史背景，很具發生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它是對1942年尤其是“文革”以來形成的僵化的文學范式和“文學從屬于政治”這一文學觀念的巨大反撥與顛覆，從而獲得一種強烈的革新意義和釋放空間。正是在“純文學”這一文學概念的支持下，各種文學流派和敘述行為相繼風起云涌，為文學創作開拓了一個廣闊而自由的藝術空間，尤其是“先鋒文學”提倡的“形式即內容”的美學觀念和由此進行的創作實踐。它代表了知識分子要求自由獨立的言說、對極左政治的拒絕與反抗，要求公共領域的擴大與開放等的權利�？梢哉f在“純文學”剛剛興起時，它實際上是具有非常強烈的現實關懷和意識形態色彩�？墒请S著時間的推移，它自身所具有的革新意義和反撥力被逐步消解，漸失先鋒的銳氣，開始呈現出一種收斂的保守之態，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純文學”開始脫離自身所產生的歷史語境，甚至走向自身的反面，淪為一種去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拒絕進入公共領域的文學主張。“私人寫作”、“個人化寫作”、“身體寫作”等文學現象都與此相關。

　　“純文學”寫作之所以較快的速度從發生，發展走向衰落，當然與文學自身的發展規律其它文藝思潮的沖擊有關，當下文壇依然充斥著各種堅守“純文學”寫作的人，從常態下看，多是所謂的“回歸文學自身”的寫作。“絮語”、“私語”、“自白”等文學形式是其中的表現形式。不是說這類寫作不好，而是這類寫作其實已經是進入了一個文學的誤區。首先，無論你承認不承認，文學與政治息息相關，看“純文學”的發生就知道了。其次，我們應該將“純文學”發在一個大的發生現場和歷史發展脈絡里，跳出來看，而不是身在其中，堅信它的不證自明性。就像“顛倒”裝置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我們如今的人性與對人性的認識也是有著一個逐漸被建構的歷史過程的，并不是客觀存在的。我們看不到這一被不斷被建構起來的“主體性”，我們以為它就是本質化的人性，從來就是這樣，所以我們會判斷出“文革”文學等文學中對“人性”、人物形象的豐富與深刻性、性格刻畫等嚴加指責，認為其單調膚淺，僵化等問題。

　　但問題也并沒有這么簡單，如果把“純文學”放到一個更大的文學發生現場和歷史發展脈絡里，比如追溯到“新文學”的發生。我們就會看到一幕更錯綜復雜的文學圖景。“新文學”的發生本就與中國“救亡圖存”的民族革命具有同構關系。由于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新文學”始終被或遠或近的綁定在追求“一個獨立民主的現代民族國家”這一輛馬車上，而到“文革”期間，“文學服務于政治”發揮到極限，80年代李澤厚提出了“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這一批評視野，“純文學”最后又走向另一個極端。這就不得不讓人困惑憂慮后重新思考當下寫作的更好方向與新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M].上海：三聯書店，2003.

　　[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1.

　　[3]竹內好.近代的超克[M].上海：三聯書店，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