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民間信仰由來已久。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民間信仰的主體、內涵、作用也相應地發生著變化。但唯一不變的，是民間信仰的功能性作用。因為這既是民間信仰的特點，更是其存在的基礎。近代以來，隨著中國傳統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遷，民間信仰也隨之質變。由原來的宗教神學傾向，日益朝著世俗化趨勢的方向發展。在這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不僅僅是科學潮流、教育革命以及政府導向，更是由于民間信仰本身的功能發生了轉變。
　　關鍵詞：中國民間信仰論文，功能性論文，世俗論文
　　一、 引言
　　民間信仰到底應該被貼上何種標簽，歷來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而之所以眾說紛紜，很大程度是由于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宗教所扮演的角色雖然至關重要，但它卻很容易被儒家在思想領域的主導支配地位所模糊，進而導致宗教本身也未能作為一種制度或是傳統而獨立存在。因此，長久以來大家對其莫衷一是。但可以明確的是，“中國民間信仰之學科性探索始于西方人類學與社會學”[1]。首先是荷蘭人類學家高延，之后是法國漢學家葛蘭言，他們同樣都運用了田野調查與文獻相結合的方法，研究了中國民間信仰。不同于前者高屋建瓴的宏觀考察，本文將根據相關文本文獻的分析，來研究當代中國民間信仰的世俗化趨勢。
　　二、 中國民間信仰的產生論文
　　民間信仰是根據中國傳統社會關于神學宇宙觀之特點而產生的。在西方，由于基督教的一枝獨秀以及其在思想、教育、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神學或世俗領域內的支配地位，使得民間信仰缺失了生根發芽的土壤。而在中國，多神論的宇宙觀首先就為民間信仰提供了發展的溫床。也就是說，中國宗教擁有高度兼容并蓄的特性，并且在民眾的宗教生活中，主導民眾意識的是民間信仰所具有的道德和神圣的功能，而非宗教信仰境界的描述。比如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抱著不同的目的和心愿到不同的廟里敬拜不同的神靈；有些時候，甚至連廟里的和尚都說不出擺放在大殿里所供奉神像的名字；而且，當學者們糾纏于某一個神靈到底應該歸屬于哪一個神學系統或宗教派別時，卻發現同樣的問題在百姓信徒中毫不存在，因為他們根本不在乎這些。他們所關注的，只是這些神靈的功能而已。
　　三、中國民間信仰的特點——功能性論文
　　宗教社會學領域的權威馬克思•韋伯就認為，中國民間信仰是“功能性神靈的大雜燴”，而其具有的這種功能性又是通過祭拜神靈、典禮儀軌、執著信念等方式來實現的。“具體說來，中國民間信仰的功能大致可以歸為五個大類，分別是：社會整合及福利組織、普遍的道德秩序、經濟功能、健康和公共與個人的福利。而在這五大類下面又有二級功能12種、三級功能17種以及四級功能106種”[2]。由此可見，民間信仰的這么多功能幾乎滲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當然，這些功能受人們青睞的程度是參差不齊的。從500名進香者抽簽涉及的社會功能的表中（表1）可以看出，治病是人們最關心的問題，這是因為在古代中國的醫療條件非常有限，從而加大了生病和病愈的不確定性，并且身體健康是其他一切活動的基本保障。相比之下，官職最受冷落，這可能是因為進香抽簽的主體大多為女性，在古代的科舉制度下，仕途是被男性所壟斷的，所以這246張涉及官職的簽也很有可能是抽簽者為丈夫或兒子的金榜題名所作的祈禱。我們還可以發現，表中數量的總和遠高于抽簽者總數，這就很好地說明：進香者是針對神靈所能發揮的功能而去祈愿的論文。
　　有趣的是，人們在從事民間信仰時，只關心神的靈驗而不在乎神的存在。這從很多諺語中就可以看出，如“祭神如神來，若不敬，也無礙”；“祭神如神在，若不敬，神不怪”；“信之則有，不信則無”[3]。可見，民間信仰的功能性不僅僅是它的特點，更是其存在的基礎。而更有些極端的情況則完全把神“人格化”了。比如說，當向城隍求雨無果時，憤怒的人們甚至會將城隍的神像“請”出來放在最炎熱的地方暴曬。這樣做與其說是讓城隍老爺親自了解天氣的第一手資料和體會普降甘霖的急迫性，倒不如說是對城隍未履行他應盡職責的一種懲罰。這對于一神論的西方人來說，簡直太不可思議了。因此，中國民間信仰本身就具有關注神靈功能而無所謂神靈存在的世俗特點，當隨著中國社會向著理性方向發展時，這一特點將會變得越來越明顯。
　　三、 中國民間信仰的功能性變化論文
　　1、中國民間信仰中家族倫理意義的式微——以家族祭祀為例
　　在中國傳統社會里，民間信仰的首要表現形式就是家族祭祀。雖然這種活動包括了復雜繁瑣的諸多細節，但即使如此，古代人們還是懷著敬意小心翼翼地履踐其中的每一個環節。在祭祖活動前，即便是身處再遠的家族成員都會不遠萬里地趕來參加，大家濟濟一堂，便會親切地感覺到家族集體的力量，以增強來日克服困難的信心。這種凝聚家族成員的功能是中國民間信仰在維護家族倫理規范中的重要方面。如果對家族祭祀作再進一步的觀察，便會有更多重要的發現。祭祀祖先的食物將會被家族成員所分享，這不僅表明了家族對分享食物者的認可，與此同時，大家在祖先的名義下共享食物也象征著家族未來的豐衣足食及各成員的團結一致。除此之外，在祭祀過程中，各家族成員所承擔的不同角色也標志著各成員在家族中的地位，而且這種長幼有序的等級觀念會在祭祀中反復地體現。總之，通過祭祀活動來追念祖先的方式本身就有助于培養德行，尤其是子女的孝心，如曾子所說的那樣“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4]。
　　而在當代，家族祭祀活動則被大大簡化，其性質也有所改變。特別是在城市，每年的清明節早已經不是純粹的祭祖活動了。在這個節日里，人們借祭祖的機會來到城市的郊外去感受一下春天的到來，即所謂“踏青”。同樣在祭祀中，儀式也大為縮減，甚至沒有什么儀軌。原來的神秘氣息和嚴肅氛圍到如今已消失殆盡，通過祭祀活動來強調家庭倫理秩序的功能也大打折扣。
　　2、科學和教育對當代中國民間信仰的世俗化影響論文
　　科學的沖擊是造成當代中國民間信仰世俗化趨勢的主要因素之一。與民間信仰的非經驗想象針鋒相對，科學是以懷疑主義和經驗知識為基礎的。這種沖擊肇始于近代西方文明叩開中國大門之際。當時，“科學”與“民主”變成了知識分子高舉的兩面旗幟，一切宗教信仰（包括民間信仰）首當其沖得成為了眾矢之的。因為，當中國知識分子面對突如其來的、具備諸多優勢的西方文明時，他們唯有強調中華文明的強大，才能滿足自己的心理需要，而諸如民間信仰、佛教道教等一系列具有巫術迷信色彩的宗教神學，當然成為了中華文明理性光芒的黑點。此外，當時來華的國外學者，如羅素、杜威、葛蘭言等，也無不宣傳科學的萬能。其著作被廣泛引用的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等，也對科學充滿贊揚。凡此種種，都導致了唯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盛行，從而破壞了民間信仰的神學體系和民眾感情基礎，使其不斷地朝著世俗的方向發展。
　　教育對民間信仰的世俗化影響也同樣明顯。首先是晚清政府所謂的“新政”，盡管許多教育改革的新措施效果極為有限，但畢竟也造成了大量寺廟或被拆除或被改建的事實，使得民間信仰缺少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很多具有民間信仰用途之寺廟中的廟田收入，不是用來贊助寺廟本身的修繕或擴建，而是用來支持教育事業的發展。從表2可以看出，廟田收入用于“學校的經營”的寺廟占據了全部數目的將近一半。這種對世俗的投入肯定會影響寺廟發揮它的宗教作用。因為，資金是擴大寺廟自身影響最起碼的保障。雖然寺院轉變為世俗用途并非始于民國，但是民國政府無疑加速了這一進程。尤其當新式教育的地位與日俱增之時，“廟改學堂”的世俗趨勢更是無法避免。
　　而民間信仰的諸多方面之所以沒能長久保持下去并得到發展，則主要在于其缺乏對世俗教育的參與。在歐洲，宗教對世俗教育的影響無處不在，以至于歐洲現代教育制度就起源于教會的教育的功能。另外，就中國本身的教育傳統和教育制度而言，也不利于民間信仰的發展。首先是“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中就沒有相關的宗教內容。科舉制度的規則也表明，熟稔宗教神學的人是無法借此步入仕途的。所以，正是因為民間信仰缺乏對世俗教育的參與，使之無法形成完備的體系并有效地被知識分子所接受，反而導致了民間信仰不能根據自身情況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有所改變，并最終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
　　3.政府在民間信仰中的角色轉換論文
　　政府在民間信仰中所扮演的角色大致分為了三個階段：首先是封建制社會。在這一時期，對于民間信仰，政府即使不是明顯的鼓勵，那至少也是不反對的。其次是近代以來，隨著傳統社會的不斷開放，科學與民主思想的大力傳播，政府為了適應時代的潮流，逐漸對民間信仰變得難以容忍，并通過多種途徑來抑制民間信仰的發展。最后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政府制定的宗教政策更為靈活，在不妨礙其他公民的前提下，民間信仰得到了自由發展的空間。此外，在這三個階段中，同時也伴隨著民間信仰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所表現出的三種不同模式的轉變。在第一階段里，民間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政府統治人民的一種工具。這一點主要就表現在民間信仰的功能性上。比如說，由于旱澇或其他的自然災害導致莊稼歉收時，地方政府的官員會引導民眾將注意力從政府自身轉移到民間信仰的神祇上面。是這些神祇未能控制好自然力量，從而造成了災難的發生。換言之，相關的神祇（如掌管水的龍王、掌管蝗蟲的劉威將軍等）應對民眾的饑荒負責。如此一來，政府就成功地逃脫了災前由于自身疏忽而應負有的責任并減輕了災后工作的負擔。因為，很有可能如果政府在災前疏浚水道或是囤積糧倉的話，就可以避免災難的發生。災后，有些政府也只不過是代表民眾以官方身份重新上演民眾拜神的老戲，而不是積極地指導民眾采取自救措施或開展賑濟。除此之外，一方面政府不僅會因勢利導地利用民間信仰的功能性，另一方面，政府還會指定某些神祇作為民間信仰崇拜的對象。比如說關羽，政府希望民眾通過對關羽的敬拜，使忠誠重義的信念深入人心，從而鞏固自身的統治。并且官方會不斷地封官加爵來擴大所欽定神祇的權威。但從近代開始，政府與民間信仰的這種合作局面便到此為止了。政府更多地是投身于世俗事務，而這些世俗事務又反過來對民間信仰造成了難以磨滅的世俗化影響。
　　四、 結論
　　民間信仰是在中國多神論的基礎上孕育而生的。同時，這種對神靈的兼容并包也帶來了其自身功能性的特點。但隨著時代的變遷，中國傳統社會的民間信仰的功能性開始發生了朝著世俗方向的轉變。以家族祭祀活動為例，民間信仰凝聚家族力量、強調家族等級秩序等倫理面向的角色漸漸淡化。此外，近代以來，伴隨著科學潮流、教育革命以及政府角色轉變對中國民間信仰的沖擊，更是加速了其世俗化的趨勢。
　　
　　參考文獻：
　　[1]：路遙.中國傳統社會民間信仰之考察[J].文史哲，2010，（4）：第82頁
　　[2]：[美]楊慶堃著，范麗珠等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及其歷史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1—358頁
　　[3]：[美]明恩溥著，劉文飛劉曉暢譯：《中國人的氣質》，上海：文匯出版社。2010年：第292頁
　　[4]：楊伯峻譯注：《論語•學而》，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