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正在經歷著從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社會轉型，城市社會正成為中國社會的支配性結構。據專家預測，到2015年我國城市化水平將發展到45%~50%，每年將增長1%，城市化水平呈高速發展的態勢。[1]但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當代城市文明嚴重滯后，不能適應城市的發展，當代中國城市文化面臨著諸多挑戰。
　　
　　【關鍵詞】文化困境論文，文化沖突論文，解決途徑
　　
　　美國地理學家諾瑟姆于1979年發現，對于各國城市化發展過程所經歷的軌跡，可概括為一條稍被拉平的“Ｓ”型曲線。一般認為，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為初期階段，30%～70%為中期階段，70%以上為后期階段。根據這個說法，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已經進入中期階段。正如《全球城市》作者薩森所說：人類已進入“城市時代”。所以，城市精神的提煉、城市文化的再生、城市行為的重構勢在必行。
　　一、城市文化面臨的困境論文
　　隨著城市化的水平不斷提高，城市人口和建設規模急劇擴大，當代中國城市文化面臨著城市的生態環境、城市市民的文化素質與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諸多困境。
　　1、城市生態環境惡化，城市規劃設計缺乏個性
　　當代中國城鎮化發展過程，主要是城鎮規模不斷擴大以及城鎮現
　　代化產業對傳統農業的改造過程。這意味著城鎮化過程必然帶來城鄉空間范圍的變化，必將帶來農村原有自然景觀的變化。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意味著城鎮空間大量的建筑物和公用設施的崛起。建筑物本身是各種礦藏資源(如鐵礦、煤礦、石礦和粘土礦等)的重新組合。資源的過度開采，造成城市的植被破壞、水土流失。盲目占用耕地，造房建廠，濫砍濫伐，造成了城市土地資源的浪費，導致了生態環境的惡化，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有關專家估算，到203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14億峰值，建設占用耕地的極限是1.5億畝，而城市化需要占地4億畝。[2]因此，我國生態環境形勢十分嚴峻，城市的擴張對城市環境造成重大壓力，城市的生產和建設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全國600多個城市一半缺水，在108個重要城市，每年缺水損失工業產值600億元，過度采用地下水造成大量的生態環境問題，諸如地面沉降、海水倒灌等。同時，由于水資源利用不合理導致北方地區河流斷流日趨嚴重。[3]同時，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規劃設計，沒有慎重考慮城市文明與自然環境的有機結合，人文環境與人工環境的協調發展。其具體表現為：城市設計理念陳舊，因襲效仿而無特色；缺乏審美意識，城市面目單調死板；缺乏整體設計意識，建筑、裝修一盤散沙；格調品位低下，流于庸俗等等。在設計中，單調的結構，粗俗的造型，花俏的裝修，不倫不類的土洋拼湊，七零八落的建筑群體，風格混亂的城市總貌，千城一面的雷同外觀，折射出當代庸俗文化及其鼠目寸光的浮躁心態。
　　2、人口遷徙帶來的精神困惑
　　城市化發展必然引起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從資源配置和使用效
　　率角度來看，城鄉資源的自由流動尤其是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自由流動應是社會進步的體現。但是，勞動力盲目流動，不但會造成勞動力資源的浪費，也將造成底層貧民群體的產生，增加城市文化制度管理的難度。
　　我國城市化進程中，農村人口遷徙到城鎮還要承受精神困擾。背井離鄉的他們以農民的身份從事工人的職業，在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行為習慣等方面既有別于城市居民，也有別于完全意義上的農民，是一個被邊緣化的弱勢群體，他們缺少心靈溝通和精神關注。如不能良好化解，就可能嚴重損害遷移人的精神健康和身體健康，也可能造成性格扭曲而走向犯罪。從就業競爭壓力的精神困擾來看，農村勞動力由于受到農村經濟社會文化等客觀條件的限制，整體文化素質較差，就業能力低下。又恰逢經濟結構轉型期，原本就緊張的就業市場更是雪上加霜。但是城市的生活方式強烈地吸引著他們，因此，為了在城市生存下去，他們面臨著嚴峻的競爭壓力和風險，時刻經受著被解聘或失業的精神壓力。從受歧視精神困擾方面來看，農村人口遷徙到城鎮，不但由于自身在農村中長期形成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不適應城鎮新環境而感到壓抑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城鄉二元制度的缺陷，造成農村人口到城鎮后在就業、子女教育、社會保障以及其他政治經濟權益保障等方面不能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3、城市化進程中城鄉文明的沖突論文
　　我國農村由于交通運輸條件的限制和自然經濟的主導地位，長期處于封閉狀態，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富即安的小農文化意識，形成了穩定的文化社會結構。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城鄉交通一體化，農村文化社會結構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城市文化在促進農村文化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了負面影響。一些農村勞動力離開封閉的鄉村走向城市后，感受到城鄉間經濟、社會、文化、生活方式方面的差距太大，受到自身文化素質、技術等條件的制約，他們在城市中謀職艱難，為了過上城市居民的好生活，一部分遷徙者會走向販毒、賣淫、搶劫等犯罪道路；另一方面，由于遷徙者眼界狹窄，分辨是非能力低下，長期城鄉分割歷史形成的完全不同于城市社會的文化習俗和價值觀念，進入城市后，在認識上、價值觀念上不能徹底、迅速城市化，處于強烈的城鄉文化沖突之中。一系列矛盾和困惑，內心觀念的沖突，角度轉換的不適應以及原來在農村中形成的道德作用機制在城市中不復存在，使進城的遷徙者處于道德失范狀態，導致其沒有統一協調的行為規范準則，從而感到無所適從，易于接受城市不良文化如黃色文化、流氓文化等的感染和不良行為人的誘導，走上犯罪的道路。
　　4、城市市民多元文化價值觀的困惑
　　在全球化和市場化的雙重語境下，隨著城市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大批農民涌向城市，外來人員頻繁交往，西方的、傳統的、外來的、當地的市民文化，多元雜交，價值觀念必然產生沖突。因此，人們的許多觀念和行為規范出現了危機。其表現為：一是道德的認知功能降低。道德不僅是個人自我完善的內在規定性，而且是為其提供方向和動力、開拓個人全面發展、實現個人完善化的重要途徑。然而，今天的人們卻感覺到很難對利和害、善和惡等加以區分，而且對人生的價值和生活意義，感到茫然、無助。二是道德主體價值標準的不確定性。轉型時期城市市民判斷價值是非的尺度具有多樣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是非標準，很少有為全社會所公認的統一的是非標準。城市化的過程中，一方面，傳統道德所希望培養的安分守紀的“君子型”道德主體標準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轉型時期城市社會又呼喚著具有創造性的“強者型”道德主體標準誕生。[4]因此，人們面對市場經濟的社會轉型，無所適從。三是日常交往行為產生危機。在城市中，盡管公共交往越來越占據主導地位，但日常交往的主要方面，歷史遺留下來的倫理觀念還沒有根除。而這種交友方式的普遍化，往往會導致行為的盲目性，直至出現助紂為虐的嚴重非倫理行為，包括公共場所的倫理行為和對待陌生人的倫理行為的異化。
　　二、城市化進程中城市文化面臨困境的原因
　　城市化進程中城市文化面臨困境的原因根源在于城市化進程中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經濟轉型和中西文化沖突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中。
　　1、社會轉型對城市文化的沖擊
　　當代中國深刻的、大規模的社會轉型，必然會引起城市文化傳統的轉向，價值觀念的更新，人格模式的變換，從而導致整個文化體系、文化結構的總體轉型[5]。社會轉型使當代中國城市文化面臨困境的原因主要表現為：
　　其一，社會轉型使城市文化倫理、道德規范不完善。一般說來，社會控制的基本途徑為政治與法律、倫理與道德。前者建立社會的基本政治秩序，把人們的行為限制在“允許”的范圍內；而后者建立社會的價值秩序，把人們的行為引導在理想的程度上。[6]城市化進程中，社會不僅是歷史的延續，而且要體現時代精神，具有世界性的內涵。對城市的文化秩序與人倫關系來說，傳統的城市秩序已經難以運作，鄉村的道德秩序也無法在城市立足。西方的生活方式與文化觀念又難以嫁接到中國人的城市生活中。于是，城市社會似乎失去了自我建立生活秩序的能力，城市生活與文化觀念紊亂，道德原則不清晰。因此，在城市建設中，無視生態環境、城市歷史傳承，盲目建設，造成城市生態危機、城市歷史文化的斷裂。
　　其二，城市文化道德建設缺乏相應法律、制度的保障與支持。城市文化道德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它與城市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密不可分，同樣與法律相關聯。但是道德建設主要是通過社會教育與自我修養，借助于社會輿論與良心對人的行為起規范作用，它偏重于思想意識規范的“軟”建設。在這種情況下，道德建設效果的不盡人意，就具有不可避免性。一個穩定有序的社會，較易形成一種普遍精神信仰，而轉型、變革時代恰恰破壞了人們普遍的精神信仰，沖擊了人們正常的信用關系以及行為選擇的預期。[7]因此，在當今社會轉型時期，強化道德的他律手段，主要就是把法律引用到道德生活領域。
　　其三，城市文化道德教育發生了扭曲變形。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人們注重城市建筑建設，而忽略了城市文化本身，或者忽略了城市文化工作者的道德行為規范，對道德教育口頭上強調和重視，在實際行動中卻不重視；還有道德教育者的空洞說教與自身行為的巨大反差，使道德教育的積極意義大打折扣，甚至負面效應大于正面效應。[7]
　　2、經濟轉軌對城市文化的挑戰
　　市場經濟對中國傳統經濟形式的沖擊最為徹底，同樣對城市人們的文化觀念沖擊也最大。其主要表現在：一是以經濟為核心的價值觀對傳統城市文化精神的沖擊。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是一種追求崇高、神圣的泛道德主義。它鄙視物質生活，重視精神生活，輕看物質利益。隨著市場經濟的來臨，交換關系成為社會關系的直接基礎。例如，原本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關系也蛻變成了等價交換。很多經濟利益越來越突出，謀取財富越來越重要，重商主義、拜金主義、消費主義等反文化思潮隨之伴生。二是城市精神文化在市場經濟過程中的商品化趨勢。精神文化本身在任何社會都不是商品。精神文化的實質是人對意義世界的追求，是非實用、非交換性的。但進入市場，文化產品卻是可交換的，有實用價值的，可商品化的。這就造成了文化實質意義的非商品性與文化產品、形式的商品化的矛盾，其結果是一種反文化現象：文化精神越深刻、越有意義，可能流行越小，而那些淺薄的、意義淡化的媚俗文化產品到處泛濫。同時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大眾文化崛起，以其商品化、普及化、快節奏的特點，對傳統的城市文化構成了嚴峻的挑戰，文化越來越世俗化。三是市場經濟本身提出了新的文化需要。一切社會都需要與其對應的文化，市場經濟社會也不例外。但我國仍處在市場經濟初期，市場經濟還很不規范，人們直接感受到的是經濟的沖動和致富的欲望，尚未充分體味到市場經濟的文化要求。所以，許多人對市場經濟的認識還停留在低文化意識的水平，從而導致了普遍輕視文化的現象。
　　3、中西文化沖突使當代中國城市文化面臨的困境更為突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自己主動把國門打開，面對中西方巨大的經濟與觀念的反差。城市市民尤其是年輕人很容易失去自持的能力，出現激烈的反傳統傾向，而對西方文化的引進，又難以獲得預想的效果。其表現為：第一，在價值觀念方面，人們一時還很難全面地理解西方文化，在開放之初，難免泥沙混雜，引進西方一些腐朽的價值觀；在城市化建設方面，人們照搬西方的城市建設，人為地破壞中國城市歷史文化；在城市文化生產消費方面，城市出現了制黃、販黃的文化現象。第二，由于文化規律特別是文化引進的規律作用，引進的西方文化的個別精神要素也很難與中國文化相耦合，很難整合到中國文化的有機體系中形成新的文化形態，卻極易形成文化上的變態。于是，舊的價值觀念動搖或破除了，新的卻未能建立起來，造成人們行為的失范、精神的失調、價值的失衡，人們無規可循，道德教育無力，面對文化的矛盾，人們不知所措。
　　三、直面文化困惑的解決途徑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市場化、商業化的發展也從內部產生對城市文化的多重影響。一方面，市場化、商業化促進了城市文化的快速發展和文化市場的持續繁榮，為滿足人們的文化需求創造了各種可能性條件，但另一方面，文化的市場化、商業化也導致了某種“低俗化”的發展傾向，因此，構建新的城市文化形態，去制衡、糾正、遏制消費主義的、消弭斗志的文化野火蔓延，重建我們城市的精神家園，是當前城市文化建設的一個基本任務和重要使命。
　　1．厘清政府和市場的職能邊界實行文化體制改革
　　“文化體制改革實質上就是要厘清政府和市場的職能邊界，并以此重構文化宏觀管理體制和微觀運行機制。”[8]以適應城市化進程中多元文化的沖撞，調控文化缺位與混亂。將文化體制改革視為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滿足人民群眾需求、打造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和支柱性產業的根本舉措。在城市化進程中，增強文化軟實力，這既是對“十一五”期間文化體制改革工作的理論總結，也為“十二五”期間文化體制改革工作的推進確立了方向和目標。
　　2．從角色轉換到角色學習
　　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城鎮化與農民市民化實質上是一個相互建構、雙向循環的過程，遷徙者的角色轉換與文化適應正是在農村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的相互建構中完成。從鄉村走來，大多數人能積極主動的進行知識化、再社會化，學習新的技術與知識，適應新的環境，根據情景定義，開展新的行動，在學習的過程中，農民角色在不知不覺中向市民角色轉換。從一定程度上講，走出鄉村，給了他們自我成長和鍛煉的機會。在知識化的過程中，自身的角色也發生了變化，他們用自己的行動解構自己原有的角色，并建構新的自我，原來的老農民已經是私營企業主，原來的務農青年也變成了企業職工。對于少數素質偏底，又不思進取的農民，社區和政府要積極引導，用先進人物和事例為榜樣，進行宣傳教育，讓每個人都能逐步適應城市化進程的腳步。
　　3、建立健全新移民的保障體系，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
　　保障體系是遷徙者順利實現角色轉換與文化適應的基礎。原本賴以生存的土地或者生產資料，在身份的變化中失去了，這就意味著失去了社會保障。建立他們的養老、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解除遷徙者的后顧之憂，奠定角色轉換與文化適應的基礎。周邊農民失去土地的可實施用土地換社保的辦法，將土地補償費和勞動力安置費優先用于解決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實現社會保障對土地保障的有效代替，積極鼓勵失地農民參加大病統籌醫療保險等其它社會保險或商業保險，提高其保障水平。對異地務工者，政府應加強對他們的就業培訓與指導，提高他們的勞動技能，增強他們的市場競爭能力。其次，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實現城鄉統籌就業。
　　4、加強社區文化建設，為新移民的文化適應提供文化環境。
　　首先，通過媒體、宣傳欄、宣傳冊等宣傳農業產業化、農村城鎮化、農民市民化的重大意義，減少遷徙者的顧慮與擔憂，提高他們的心理適應程度，提高人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期待。其次，在新建小區里，要建設相應的文化教育設施，通過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和多形式的市民化教育，增強居民現代市民意識，加快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的轉變，加快遷徙者的角色轉換與文化適應，重塑城市精神，盡快融入城市文化。
　　綜上所述，城市化進程中將直面城市文化多元化的沖突，將其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只有實行文化體制改革，把城市文化轉化為城市文化工作者和城市市民的自覺信念、理想和追求，轉化為城市文化工作者和市民的情感、道德和意志，內化到個人心理意識、言論行為之中，才能對人們的意識和行為方式產生影響，成為一種心理定勢和行為習慣；只有當人們在實踐活動中加強城市文化道德建設，將城市文化自覺地轉化為道德意識、道德習慣和道德品質，并進一步外化為道德行動時，城市文化才趨于社會化、大眾化、普遍化，才能解決當代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文化面臨的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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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孫久文、張佰瑞等編著：《城市可持續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組：《2002年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4]曹典順、賈貴生：《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倫理危機及倫理重建》，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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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樊浩：《變革時期的倫理難題及其突破視角》，學習與探索，1997年第5期。
　　[7]方奇志：《我國社會轉型時期道德失范的原因及對策》，湖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
　　[8]凌金鑄.《文化體制改革的拐點及意義》，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