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0年代之后，我國城市化進程逐步加速，各種城市病凸顯。其中“城市村”作為各種城市問題的集中體現，被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關注。筆者調研發現我國在經濟改革中，被改革淘汰的社會弱勢群體，在城市中逐步聚集形成一種新類型的城中村。這類城中村具有傳統城中村的顯性特征，卻有比傳統城中村更為復雜的社會問題，并且這些問題可能將長期伴隨我國經濟發展。
　　關鍵詞：城市社會學、傳統城中村、新型城中村、人居環境、人口流動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的迅猛發展，以及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中國的城市化步伐逐步加快。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02年世界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率平均為75%，中等收入國家為62%，低收入國家為30%。[1]中國城鎮化水平由2000年36.2%發展至2009年末已達45.68%，已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國家水平。通過現階段中國城市化的調查表明，過快的城市化進程中存在很多問題。我國的城市化進程起步較晚，發展迅速且波動較大，與城市工業化發展不同步；城市化發展不均衡，流動人口大量涌入沿海經濟密集地區以及中心城市，給城市資源環境帶來巨大的壓力，中心城市急速膨脹，呈環狀向外擴張，出現城市鯨吞農村的現象�；�礎建設相對滯后，出現重復建設等現象對城市資源造成浪費，部分人民生活水平難以保障。工業化建設過程中，社會團體從新劃分構建，部分弱勢群體利益難以保證。弱勢群體聚集形成城市“貧民區”。在中國城市化的各種現象中，城市“城中村”的出現成為各種問題的集中體現。“城中村”不僅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一種社會形態，也在逐步形成社會團體。因此，“城中村”問題成為我們在城市化進程中必須要解決的重點問題。
　　
　　一、 中國城市“城中村”的兩種類型。
　　城中村的概念最初出現是指：城市用地的急劇膨脹,部分村落被城市鯨吞，納入城市建設用地的范圍,大部分耕地的性質由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轉化為全民所有制。在征地過程中返還給鄉村的用地和以前的村民住宅用地、自留地等則維持以前的集體所有制性質不變,在這些用地的基礎上以居住功能為主所形成的社區。[2]城中村在戶籍、行政、規劃、市政設施以及教育、環衛、計劃生育等方面的管理制度與城市相應制度存在明顯的差異，在建筑景觀上與城市建成區格格不入，村子被城市大樓包圍，人口密度大，結構復雜，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村落，“城不像城、村不像村”。[3]由于管理制度提供的彈性，城中村成為城市外來流動人口廉價聚集的場所，村內人口復雜，流動性大，治安管理難度極大，各種社會問題突現。城中村不但內部混亂，也為周圍的城市帶來諸如交通擁擠，社會治安差，環境衛生等社會問題，成為城市發展的“毒瘤”。
　　隨著調研的深入，筆者發現，在1993年之后我國城市建設中出現一批新型的城市“城中村”。這類城中村具有傳統城中村顯性特征：被城市隔離，人口復雜，人口密度大，就業情況混亂，建筑質量差，私搭亂建嚴重，衛生環境差，人居環境惡劣。這樣的“城中村”同樣處于城市腹地，通常由中國早期國有大型企業的宿舍區逐步轉化而成，占有比傳統城中村更為有利的城市地理環境。
　　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順應經濟快速發展的需求，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勞動力資源的配置形式發生跟本性的轉變。企業生產經營由粗放向集約發展，企業大量過剩勞動力下崗。從1993年以后我國城鎮下崗職工逐年增加。大量下崗工人失去原有的生活保障，進入市場競爭就業。部分弱勢職工群體由于年齡、專業、健康、資金以及“民工潮”沖擊等原因無法重新融入社會，實現再就業。[4]這部分職工沒有經濟能力購買商品住房，長期寄居于原工廠宿舍。以及其他城市地區拆遷搬遷的弱勢群體流入，原工廠宿舍區逐步形成與社會相隔離的“城中村”。這類新型的城中村成為城市弱勢群體的聚集地，人員復雜，產權混亂，單位人口建筑面積趨進極限，住房缺乏維護，人員敏感度極高。由于情況復雜，拆遷和改造難度巨大，甚至在工廠外遷以后，城中村仍然被擱置處理，逐步被城市吞沒，淹沒于高樓大廈之中。新型城中村并不缺乏傳統城中村的活力，共同的經濟基礎和生活特征使得這種城中村逐步形成區別于城市生活的特色和傳統，甚至在個別情況中出現區域自治組織。
　　傳統“城中村”從行政等級定義，指代被城市吞沒的農村。為順應未來的發展需要，急需進行集體產權體制改革的城中村。筆者認為從現階段來看，這只是一個“狹義城中村”概念。如果從社會文化和人居環境來定義，城中村不但包括行政體制導致的傳統的城中村，同樣也包括由經濟淘汰形成的新型的城中村，這可以被稱為“廣義城中村”概念。城中村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生活和文化的異化，是我國城市建設和發展最為滯后部分和滯留問題的代表。因此城中村作為城中村改造已不是單純的空間和物質形態的轉變，而是產權體制、經濟發展、社會保障、文化繁榮等多元的轉變，需走一條新型的發展道路。
　　
　　二、 中國城市兩種類型“城中村”的差異性研究。
　　城市超越鄉村是工業革命以來現代工業社會的最大特征之一。很多歷史理論家試圖通過理論研究揭示這個歷史趨勢的本質。城市化理論中經典的二元劃分：鄉土社會與法理社會以及機械團結社會與有機團結社，認為前者向后者的轉型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遷的一般規律。集中表現為簡單小型的社區社會（進行著“熟人”之間的互動，受著傳統規范的制約，有著高度群體一致性的歸屬感的社會）向個人取向型的大型社會（里邊進行著“陌生人”之
　　間的互動，受著法律與正式制度的約束，依賴相互差別基礎建立復雜勞動分工關系的社會）轉化。[5]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傳統城中村和新型城中村從生活和文化上共同表現出城市化發展的曲折性，但是相比過渡性的傳統城中村，新型城中村更加表現出城市化的逆向發展。
　　通過兩種城中村的比較我們可以明確新型城中村在社會發展問題中所處的位置。傳統城中村以上海市新橋頭自然村為例，新型城中村以天津市團結里為例。
　　1、地理區位。
　　上海市新橋頭自然村位于上海市普陀區，西起曹楊路，東臨現狀貨運鐵路，北至潮州路，南至銅川路。自然村緊鄰上海鐵路西站，靠近滬嘉高速公路和滬寧高速公路出口，區內對外交通發達，區內北面有一建材市場。天津市團結村位于天津市虹橋區紅旗路光榮道天津市標準件三廠對面。處于城市中心地帶。街區建于20世紀80年代初，原為機電工廠宿舍，現由房管所租給各戶使用。
　　2、人口構成。
　　上海市新橋頭自然村目前有常住人口約計2800人，其中外來人口約計2500人，占總口的79%。該地區2000年已經形成外來人口為主的趨勢，現階段本地居民主要以中老年為主，大多在此地居住幾十年。本地居民逐年減少，主要因為外來人口的涌入，使得原居民的生活空間和品質壓縮，居民遷出；剩余居民以高齡人群為主，有老人去世少有幼兒出生；少量年輕人通過各種途徑搬離此地以尋求更好的居住環境；沒有市區其他地區的人口遷入。外來人口在此地聚集主要因為新橋頭自然村仍屬農村體制，管理要求較低，房屋質量差，租金便宜，周圍有成型的低消費鏈條。外來人口以青壯年為主，女性一般為青壯年家屬。外來人口流動周期較短，居住周期一般為一兩年，三年以上的只占5%。幾乎每天都有外來人口進入，居委會已經無法統計外來人口的準確數字，對外來人口的管理已經成為管理盲區。
　　天津市團結村目前有住戶210戶，每戶3—5人，約計800人。其中本地人口基本達到95%。居民多為周圍工廠的下崗職工，長期居住此地，15年到10年不等。人員穩定，長期沒有較大變化，居民經濟水平較為相似，雖然生活環境局促，很少有住戶牽出。人口年齡組成老人約占29%，中年人約占36%，青年約占27%，幼兒8%。老年人多為周圍工廠退休職工，在此養老。青年比例較高主要因為居民經濟能力有限，父母沒有能力為兒女在城市其他區域購買住房，經常有老夫老妻與兒子兒媳共住一屋。同時因為空間局促，幼兒出生率不高。男女比例均衡。與上海市新橋頭自然村相比有外來人口少，勞動人口所占比例少，非勞動人口比例高，人口流動差等特點
　　3、就業狀況。
　　上海市新橋頭自然村以外來進城務工人員為主，人員混雜。2000年之后周圍樓盤大量建設，建筑施工和房屋裝修為外來人員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建材市場服務于周邊的市場需求，也是外來人員尋求工作的重要場所。
　　天津市團結村勞動人口除少量仍在周圍工廠上班之外，大部分居民為退休和下崗待業狀態，有正式工作的人員較少，各戶自謀出路。少量老人享有工廠退休金。部分居民領取每月300元最低生活保障金。絕大多數人收入只能滿足日常生活需求。
　　4、生活狀況。
　　上海新橋頭自然村處于規劃中的道路建設用地范圍之內，區域內的合法建設趨于停頓狀態。違章建筑在幾年之內迅速飆升，約占自然村現有建筑面積的百分之五十，其中作為臨時住所的占大多數。地區內的居住場所主要有三種形式：一、店鋪中加置簡單的居住空間（占大多數）。二、樓下店鋪，樓上住所。三、原居民住宅及加建建筑。每個小間住房租金約為300元/月—500元/月，調查中很多人認為租金太貴支付不起。所有的住所中，在建材市場內部打工人員居住店鋪內部隔出的小房間最為惡劣。如圖建材市場后墻上隨意的洞口即為住所窗口。區域周圍缺乏必要生活設施。
　　天津市團結村相比上海市新橋頭自然村居住環境更為惡劣。團結村的住房由住房辦租給居民，租金為每間50元/3月。每戶一間，建筑面積14平方米。于住房面積十分有限，每家人口多，幾口人擠在同一個小房間里，甚至晚上支起簡易折疊床。個人私密空間極其缺乏。經常出現，上夜班的人休息，其他人只能出去遛彎的現象。各戶間空間距離過近，為不相互影響，社區內人員活動較少。使用空間極度缺乏。但建筑元功能為宿舍，加建空間有限。每家在前排高窗下加建低矮的簡易構筑物，作為廚房、儲藏空間、浴室、臥室等功能使用，每戶加建面積為8平方米。計算加建面積，四口之家人均住房面積不足6平方米。所有住戶中退休夫婦租一間的生活條件最好。200戶住戶只有三個公共廁所，衛生條件差，早晨會出現排隊現象。經調研，社區周圍有相似社區若干。由于每個社區規模較小且位于城市內部，其他生活設施較齊全。社區內鄰里關系融洽，但社區居民較為敏感，部分居民敵視外來調研人員，認為與拆遷問題相關。抵制政府拆遷行為，出現過集體上訪，因為建筑面積有限，拆遷費無法負擔購房或重新尋找租住住房。居民向政府要求住房而不是拆遷費。
　　三、 中國城市兩種類型“城中村”的改革和發展前景。
　　從城市建設的角度上講，中國傳統城中村并不是中國城市化的根本性阻礙，只是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癥結，一種過渡形態。首先我們應當明確，我們要解決的不是驅趕城中村的外來人口，而是解決城中村不能有效納入城市建設的問題。通過已有的經驗我們應當逐步完成經濟組織改制，改村集體經濟的雙層經營模式為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企業管理模式；戶籍改登，將城中村村民農業戶口改登為城市居民戶口；村改居，撤銷村民委員會組建社區居民委員會；福利改保障，按月發放福利改為一次性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土地改性，將城中村的集體土地轉變為國有土地；按城市發展規劃要求和建設標準改善公共基礎設施；按照城市社會管理規范要求，建設文明社區。[6]從城市快速有效建設出發，重新明確產權，規范經濟管理形式，平衡社會團體利益，完善社會保障，可以逐步解決城市城中村的問題。
　　從勞動力的角度上講，城中村作為城市廉價勞動力資源場，為城市建設提供源源不斷的勞動力資源。他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勞動力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反向需求。這恰恰是城市應當以一種城市的新方式提供給外來人口的基本需求。如果不能有效解決，根據外來人口的流動性，外來人口寄居城中村的現象還會在城市的其他位置出現。
　　與傳統城市城中村問題相比，1993年之后出現的新型城中村問題顯得更為隱性，問題更為復雜的。除了惡劣的人居環境，缺乏的公共衛生設施之外，新型城市村的人員被限制在了固定區域內，缺乏必要的人員流動和遷徙，這使得區域內的人難以捕獲市場經濟帶來的機遇。新型的城中村是一個內向型的固定社區——資源消耗單位，而不是絕大多數由勞動力組成的外向型的流動社區——資源提供單位。這樣的社區對于社會競爭只能被動接受，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像一塊不能動的機體逐步壞死。而這樣的“壞死”必然會導致下一步的城市問題或社會問題。
　　新型城中村是我國經濟改革的產物，出現是必然的，它不同于可以被最終解決的傳統城中村問題，他將作為經濟發展的一個部分長時期的伴隨著我國的經濟發展。強制拆遷的處理方式并不適用，強行分割只會加速惡化。我們應當認可，驅逐新型城中村的居民不是問題的有效解決辦法。解決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在經濟改革中試圖建立一個高速運轉的經濟體制，如何保證高速運轉的之外靜止的社會機體不至壞死。我們需要更強的社會保障體制，但顯然這已不是社會保障能夠解決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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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馬航.深圳城中村改造的城市社會學視野分析[J]城市規劃,2007,(1)
　　[6]許湖北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積極探索城中村綜合改造之路[J]四川改革,20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