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儒學日益呈現出一陽來復之勢，這種復興之勢既表現在對儒學原典的深入解讀之中，更體現為在此基礎上對中國儒學特質的創造性詮釋。李景林先生的《教化論視域中的儒學》即屬于后者之列。

　　內容提要：李景林先生《教化視域中的儒學》一書，圍繞儒學的教化特質作出深入闡釋，視“教化”為儒學反本開新之必由途徑。一方面從理論上辨析了已有研究的誤區，同時結合對現實生活的深入體察，提出儒學對現實弊病的教化矯正之功。著者還在書中再三強調，若能將儒學的“文脈”和“血脈”結合起來，培養出以身體道的群體，則儒學必將擁有一個光明的前途。

　　關鍵詞：期刊論文,李景林,教化,儒學,文脈,血脈

　　先生浸淫儒學達三十年之久，其對儒學實有會心之解、體證之功。繼2006年提出儒學的根本特質為“教化的哲學”之后，李景林：《教化的哲學――儒學思想的一種新詮釋》，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先生對儒學的教化特質繼有深入之思考，并將數年精思力行所得匯為一帙，名曰《教化視域中的儒學》。筆者拜讀之后，深感該書體大思精，它以教化論為中心，站在中西比較的視野下論述了儒學心性論、形上學、德性論、價值論，儒學與文化，儒學與哲學研究方法等論題，卓然自成一家之言。今擇其要者，謹敘如下。

　　一、“教化”思想之深拓

　　關于儒學特質之討論，可謂見仁見智。李景林先生據儒學現狀之洞察，儒學義理之把握，在2006年出版的《教化的哲學》緒言部分提出儒學的根本特質在于教化。本書緒論《教化的觀念與儒學的未來發展》同樣討論了儒學的教化，并有所拓展深化。先生指出，儒學是一種教化的哲學，有自身獨特的形式義理系統，但此形式義理系統并非一種“西方意義上的純粹的理論哲學，它的核心是‘教化’”。作為儒學核心的“教化”具有“普遍化、轉變、保持”三個特點。李景林：《教化視域中的儒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6頁。個體通過異化或社會化而普遍化自身，實現內在精神生活的“轉變”或“轉化”，轉變的結果是使人的精神尤其是感性的內容并未喪失，而得以“保存”。儒家整個教化思想之綱，可以《孟子・盡心下》一段話概括之：“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可欲之謂善”講教化的前提和基礎，下面五句講教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內外兩面。全書由此為中心進而申論儒家豐富多樣的教化方式，而經典傳習、禮樂教化、家庭教育尤為富有現實意義。

　　“教化的儒學”之說頗為中肯，一方面，它肯定了儒學作為一種“哲學”，具有異于其他思想形態的義理系統。“教化”的提法很好的切中了儒學個性化與普遍性相統一的特質。另一方面，“哲學”不是外在于人的知識化的概念之學，而是貫注人的生命實存并轉變人的精神世界的生命之學、身心之學。“教化”概念的提出彰顯了儒學作為一種“哲學”的重心，乃在于人格的成就與德性的完善，即“教而化之”。先生視儒學為教化的哲學并非談空捕虛之說，而是有其堅實的理論基礎與史學背景。從橫向講，儒學的教化貫穿其形上學與心性論、德性論與價值觀、文化觀念與研究方法。從縱向講，教化為儒學的永恒主題，終始于先秦至現代儒學各個發展階段，亦是儒學未來發展必由之徑。

　　二、理論誤區之辨析

　　本書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對已有儒學研究觀點提出了多重辨析。關于儒學前景，著者據對儒學未來走向和現實情況的觀察思考，批評了“游魂說”、“博物館”說等儒學悲觀主義，表達了對儒學發展自信樂觀的態度。先生言，“我不贊成儒學已成為‘游魂’和‘博物館收藏品’這個判斷。”①因為“近年來中國人文化主體意識和認同意識的蘇醒，民間學術的興起”，已經表明了“一支延續了數千年的文化血脈，不可能被輕易斬斷。”②關于儒學性質，著者不同意“制度儒學”說，認為儒學作為一種心性教化之學，其根基存在于民眾日常生活的教化之中，而不在于依附某種制度。“一種文化的理念，它最終的依托在民眾生活，而不在制度本身。”③ 進而指出“政教合一”、儒學宗教化等思路并不適合儒學的未來發展，而且亦不符合人類文化發展的方向。對儒學而言，最要緊的是扎根于民間民眾日常生活中，這才是它的源頭活水。“倡導重建制度化的儒學，倡導建立儒教為國教。這卻是一種理論的誤導。”④“政教分離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進步，人類不能再走回政教合一的老路。”⑤

　　著者還辨析了建國后學術意識形態化、政治化對儒學發展的不良影響，導致儒學的教化失去了民間基礎，失去了獨立發展的空間，文化的重建也就變得無法實現。“長期以來，中國學術文化的民間傳承斷裂了，學術被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社會失去了容納民間學術的獨立的空間，真正意義的教化和文化重建，當然也就無從談起了。”⑥這種意識形態化、政治化又與長期以來居于主流地位的激進主義、反傳統思潮相結合，導致儒學思想無法得到正常的賡續發展，造成了儒學歷史發展進程連續性的斷裂。“長期以來，占主流地位的激進主義和反傳統的文化思潮，割斷了儒學據以進行思想創造的歷史連續性。”⑦著者在《啟蒙思想與文化重建》一節中，以西方啟蒙主義為參照，指出其除了批判神學和反專制之外，尚有“與自身傳統之間所具有的一種批判重建意義上的連續性。”⑧ 這一點為中國文化激進主義所忽視，恰是中國現代以來文化思潮的一個根本性的理論誤區，使得這股思潮偏執于文化的普遍性、共時性的層面，忽略其個性和歷時性的意義。所謂棄其“糟粕”取其“精華”說是存在很大問題的。

　　對已有儒學研究方式的分析，是本書的又一鮮明特點。著者認為，當前儒學研究存在的核心問題就是儒學嚴重的知識化。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過于重視知識性、考證性研究。“把儒學看作一種歷史的、存在于古代的知識。”⑨“僅停留于知識性的一端，而喪失了其‘思想’和‘當代性’的意義。”⑩儒學研究應該更關注思想理論的重建，這也是中國儒學二千年延續發展的規律，儒學發展的“每個時代，所注重的首先是思想理論上的重建。”B11其二，知識化的表現還體現于學院化、體制化，與民眾的實踐生活脫節，淪為學者“孤芳自賞”的職業技能。“儒學的研究與社會生活脫離了聯系，過去儒學長時間以來變成學院里少數人慘淡經營的事情，與社會生活失去了聯系。”B12其三，一味采用西方的理論來比附剪裁中國哲學。“思想理論界流行的各種理論學說，多屬從外面直接‘拿來’，而未能上接民族文化之慧命。”B13導致的后果是使儒學由活潑潑的生命之學轉變為毫無生趣的古董之學。“遮蔽了儒學之活的精神生命的意義，使之蛻變為無關乎人的心靈生活的‘死’的歷史知識。”B14 　　三、世道人心之關切

　　該書在研究批判之時，始終飽含了一股對儒學未來命運和世道人心的關切之情。著者通過對儒學發展之深入思考，結合對儒學現狀之精密觀察，得出的結論是：應該重建儒學之“文脈”與“血脈”。“這個思想文化上的現代重建，可以稱作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文脈’;它在社會和民眾日常生活中的延續，可以稱作這個歷史文化傳統之‘血脈’。”先生指出，我國目前文化的現狀，一方面是思想和理論的“無根”，文脈斷裂;另一方面卻是民眾生活的“無靠”，“血脈”不通。要解決這兩個問題，應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鑒于“在當代中國，我們尚未能夠發展出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儒學形態”，故當前儒學研究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努力創造儒學的當代形態。”儒學表現為“知識性的儒學”與“存在性的儒學”兩種形態。后者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即通過經典的詮釋開顯當下生命存在的意義，切合和引領當下民眾的精神生活，形成獨特的儒學系統，構建民族文化之根。另一方面，要致力于重建儒學與民眾生活的聯系，使得民眾生活有所“依靠”。儒學思想只有切合并密切關聯于社會和民眾生活，才能具有教化、整合社會的作用，才能具有生命力。先生對此頗有切膚之感，言“過去儒學的斷裂，最嚴重的一點，表現在社會生活的政治意識形態化所造成的儒學‘血脈’的斷裂。”②為了接續“血脈”，需要重視經典的講習、禮樂之教化。最為根本的是要注重“以身體道”群體的養成。因為儒學作為一種教化的理念，“在個體性上，須有一種肉身化的體現……有一個‘以身體道’的群體作為其傳承的載體。”③

　　先生對當前社會泛濫成災的極端消費主義、功利主義深表憂慮。文中數次以“死亡列車”為喻表明這種思潮的危害，消費、功利的思潮通過對人欲的無限刺激，把人類引向對環境資源的無窮索取，對人類生命無限透支的歧途中，使得今人陷入“欲望之網”而無法自拔。“人類已經乘上了一個極端消費性的‘死亡列車’。這個列車不會自動停止。”④為此，先生呼吁人類應該有所“知止”，“要回到你自己，回到你自己的‘家’，或者說，要建立起自我的認同。”⑤提出儒家的中和文化可以成為當前文化轉向的一個路徑。此外，該書還討論了不少具體的現實問題，如考察了儒家的誠信觀念與道義原則，強調“誠為德性、倫理之基”;分析了儒家的王道精神，認為儒家的王道論“乃是一種道義原則基礎上的道義――功利一體論”，⑥“在今天的國際事務的處理中，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⑦這些討論皆顯示了一種兼濟天下的儒者情懷。

　　四、義理言說之精熟

　　先生儒學義理精熟，故其言說親切從容，雖出古入今、縱橫中西，卻給人隨意自在、舒卷自如之感。

　　統萬殊于教化。本書涉及儒學問題甚多，關乎形上學、心性論、德性論、價值觀、未來發展、研究方法等，然皆能在“教化”這一核心觀念的統領下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對不同論題詮釋皆能做到左右逢源，得當中肯。茍非義理精熟，曷能臻此!

　　寓古典以新意。該書文獻運用要而不煩，簡而得當，與義理闡發相得益彰，頗有“舊瓶裝新酒”之意味。本書詮釋所引文獻以世所常用的先秦孔孟儒學為主，然此古老平常之材料，經先生哲思之透入，妙手之點化，則煥然一新，卓爾不群。如孟子所言“可欲之謂善”，人所熟視，先生不僅對之提出新解，且悟出此言實為儒家教化哲學之綱領。此外諸如仁義內在、浩然之氣、朱子心論諸問題之論述，皆能以精妙鑒識，出頤心慧解。

　　抒性情于鴻文。惟有真性情者，方有真學問。先生此書雖為哲思之作，然其筆端卻飽蘸感情，充分顯現了一位儒者的中和性情。概言之，全書對儒學思想詮釋及其未來發展洋溢著一股積極自信的樂觀之情，對中華文化之復興充滿著期盼之感。在這種樂所當樂的情緒下，全書同樣流露出憂其所憂的一面，表達了對當前儒學研究、世道人心之憂慮、批判與矯正，同時亦反思了多年來各種戕害儒學作法所造成“文脈”與“血脈”斷裂的切膚之痛。其情思與哲理交融貫通的特質，使讀者同時享受到情感之共鳴與思想之啟沃。

　　行文至此，謹以先生對儒學光明前景之祈盼為本文之結語，蓋此實為眾“儒生”之心聲也。“把儒學當代形態的重建，即理論與社會生活上的，也就是‘文脈’和‘血脈’這兩個層面融匯起來，中國未來文化的發展、儒學的發展，將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