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1890年代算起，作為學科的文學史研究已經走過了百多年的輝煌發展歷程，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巨大的。但毋庸諱言，我們對于文學史上若干重要文學現象及其結論的認識，往往受到了來自政治的、哲學的及權威學者的影響。

　　[摘要]“文章之士”、“傳統儒學之士”、“道學之士”是兩宋士人探討文道關系的主要群體，，“文章之士”探討文道關系之中心與重心，主要集中于“文” 之獨立性、主體性和功用性等。“傳統儒學之士”主要集中于文道關系、文與道如何發生關系這兩個層面上，尤其注重從體用、本末等方面進行研究。“道學之士” 探討文道關系則具有泛化傾向，其文道關系或被替換為文化載體與文化精神之關系，或其“文”之內涵被縮小，等同于現代意義上“文學”的某些內容及形式等。 “文”之獨立性、“文”與“道”應居平等地位等邏輯客觀性品格，亦為“道學之士”所忽視甚至抹殺。比較來看，“道學之士”之文道觀念顯然受到了其他兩類士人群體的重要影響。

　　[關鍵詞]社會學論文,兩宋,理學家,文道關系,價值

　　這一情形甚至往往發展到如此程度：若干重要文學現象、事件與其背后的學理因素，經常為研究者所篩選、忽視甚至舍棄。兩宋理學以及與理學有關的事件、歷史人物乃至相關學術研究，百多年來就遭此窘境。舉例來講，主流各種文學史及其研究著作，以及其影響下的大量學者，經常以周敦頤的“文以載道”、程頤的“作文害道”等來概論理學家之文道觀，很少提及理學家也有“重文輕道”和“調適文道”等取向，沒有注意到很多理學家在談及文道觀念時，所用的“文”往往具有不同涵義，更沒有注意到理學家之“文”與文學家之“文”的內在意蘊是不同的。上述問題的存在，屏蔽了歷史的真實，已經對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產生了制約。當前學術研究的深度發展，要求我們對此進行深入探討。上述問題的深入研究，對于我們正確認識理學家創作的文學貢獻及其歷史地位，以及宋代詩文特征及其蘊含的民族文化品格等，均具重要意義。

　　從宋代士人類別劃分入手，對不同士人群體所用“文”之涵義進行分析，對于我們正確認識宋代理學家的文道觀念有重要價值。不過，自宋代以來，對宋代士人的分類就是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專注于“文章” 或“道學”之士，自北宋中期這兩類士人群體就互相攻訐，宋代多次黨爭均與之相關，這兩類士人當然是宋代士人的重要組成部分。除此之外，按照宋人觀念來看，宋代士人群體還有多個類屬或類別。如程頤曾經把當時的學者分為“訓詁之士”、“文章之士”與“道學之士”三類(《二程遺書》)。其中，“訓詁之士”顯然與儒家學者傳經所用的字義訓詁、考據辨析等章句之學有關。《宋史》則于“列傳”之外，將士人群體分“道學”、“儒林”、“文苑”、“忠義”、“隱逸”、“方伎”等部類。顯然，包括程頤在內的宋人，大都把以治儒學經典以及尊奉儒家學說的士人，單獨劃分為一類。由此看來，為了區別于以心性存養為旨歸的“內圣”之學的“道學之士”，可以把程頤所講的“訓詁之士”與《宋史》所分的“儒林”之士統稱為“傳統儒學之士”。總的來看，“文章之士”、“傳統儒學之士”、“道學之士”是兩宋士人探討文道關系的主要群體。基于上述認識，本文對這三類士人群體文道觀念進行考察，并論及兩宋理學家文道觀之“文”的豐富性，希望藉此為深入探討兩宋理學家之文道觀及其內在思理的矛盾性等復雜問題，提供堅實學理基礎。

　　一、兩宋“文章之士”探討文道關系之中心與重心

　　“文章之士”，其確切涵義當指以作“文”來獲取社會地位或以“文”謀生的士人。這類士人往往富有文采，熟稔文章寫作技巧。較之“道學之士”，這一類士人群體往往更為注重文章的外在形式或者寫作技巧等，而對文章的“傳道”、“載道”等功用和價值并不過分注重。值得注意的是，與晚唐五代不同，兩宋時期的這一類士人受時代文化思潮的影響，往往兼學其他學問，有的甚至達到了比較高深的地步。自宋代開始，人們就對兩宋“文章之士”歸屬問題有大致統一的認識，兩宋文論大都以歐陽修、“三蘇”、蘇舜欽、王安石、黃庭堅、秦觀、張耒等為“文章之士”。這些“文章之士”注意之中心與重心仍在文學，并因此而得到后世關注。

　　作為兩宋“文章之士”的重要代表，歐陽修不僅僅關注“文”與“道”的“體用”問題，還對兩者之間的關系在多個方面進行了研究。他在《與張秀才第二書》中提及：“君子之于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見于文章而發之，以信后世。”歐陽修認為“文”是“道”體與修道過程的外顯形式，在這一點上，歐陽修與一些“道學之士”的觀點是一致的。這說明，某些“道學之士”的文道觀，受到了當時“文章之士”的影響，也說明了當時一些 “道學之士”文道觀的若干觀點，受到了彼時文化思潮的影響。歐陽修又在《與樂秀才第一書》中講：“聞古人之于學也，講之深而言之篤，其充于中者足，而后發乎外者大以光。”這里的“充于中”之物，歐陽修認為是“道”，如“充于中”不足，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顯然，歐陽修是從本末角度來對文道關系進行探討的。他在《答祖擇之書》中，也論及：“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于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此中所見，歐陽修在既重視道統又重視文統的表象下，還是推崇以道統為本。歐陽修進而認為，如果道統不立，則文統必然出現混亂，乃至“不知其守”，勢必出現問題：“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為華，張其言以為大。……又其為辭不規模于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于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由此看出，歐陽修以為時文出現的“巧其詞”、“張其言”、“規模于前人”、“曲變其態”，都是由于作者不明道統而導致的問題。與此同時，蘇舜欽亦在《上孫沖諫議書》中論及文、道關系：“昔者道之消，德生焉;德之薄，文生焉;文之弊，詞生焉;詞之削，詭辯生焉;辯之生也，害詞;詞之生也害文;文之生也害道德。”雖然蘇氏是從先驗的角度，對道與文發生關聯的必然性及先后關系進行論述，但是畢竟在宋代是較早地從理論上對 “文”的獨立性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這一觀點，與理學家文道觀頗有一致之處。作為歐陽修改革文風的重要支持者和代表性文學大家，蘇舜欽的文道觀代表了當時 “文章之士”論“文”的重要方向。 　　稍后，王安石嘗試以“誠”作為聯系文道的出發點，以實現“文”與“道”的“表里相濟”為最高境界，似乎吸收了歐陽修的觀點，他在《上邵學士書》中寫道：“啟封緩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里相濟者，其孰能至于此哉?”試圖從文與道兩者共同的出發點 “誠”來溝通文與道，是王氏文道觀的重要貢獻。王安石又有以“治教政令”為“文”的論述，他在《上人書》中寫道：“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謂文也。……圣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于事而出于詞，以警戒其躬，若施于友朋，褊迫陋庳，非敢謂之文也。”顯然，此中所論，安石是直接把“文”當作了“道’’，他認為“文”與“道”在本體上是一致的。

　　隨后曾鞏、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葉適、呂本中、陸游等人，都有對“文”的本質屬性進行探討的文字記載。蘇軾對“文”特質的歸納，見出蘇氏父子的文道觀念。蘇軾在《南行前集敘》中提及：“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郁，而見于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蘇軾強調，描摹萬物之物狀情態，“不能自已而作”正是“為文之工”的特性。于此而言，“文”的獨立性顯然是存在的。他在《自評文》又強調“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恰是前文的注腳。與此不同，黃庭堅則在《大雅堂記》提出“意”為“文”之樞紐：“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于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這里，“無意于文”是從技巧而言的，既然“無意”，則想必黃庭堅所言之“文”與“道”有相當距離，由此，“文”的獨立性也就得到了承認。黃庭堅又在《答洪駒父書三》進一步總結了“文法”：“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當然，黃庭堅論及文、道關系時，也注意“以詩求道”，則說明了他的文道觀是復雜的，有內在思理矛盾的。黃庭堅對于“文”的這一看法，往往是“文章之士”所重視的。直到南宋中期，陸游亦提及：“必有其實，乃有其文”，論者指出他推崇“詩家三昧、詩外功夫”等，顯示出陸游對“文”主體地位的重視。可以說，兩宋“文章之士”對于“文”之“獨立性”主體地位的探討，正是其文道觀的核心部分。以此出發，“文章之士”才會從此思維“元點”而把握“文”作為文學內容、技巧的諸多特質。

　　基于承認“文”與“道”的獨立性，一些“文章之士”進而提出“理”為文之根本。當然，此“理”不是“道學之士”如朱熹等人強調的“天理”、“綱常”，而是指的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如秦觀《通事說》中提出：“文以說理為上，序事為次。古人皆備而有之。后世知說理者，或失于略事;而善序事者，或失于悖理，皆過也。”這里提及的“理”即是事物運行發展的規律。這說明，秦觀有意識地把“文”與“道”相疏離，其題旨自然是認識到了“文”具有獨立性，而非“道”的附庸。他又在《逆旅集序》中，提及自己的文道觀主張：“仆野人也，擁腫是師，懈怠是習，仰不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之可卑，偶有所聞則隨而記之耳，又安知其純與駁耶?然觀今世人謂其言是則，矍然改容，謂其言信則，適然以喜，而終身未嘗信也。”顯而易見，此中所論，更是離“道”遠了。

　　當然，要論兩宋“文章之士”對于“文道”關系的探討，則兩宋文論無疑集中了“文章之士”的重要觀點。現存兩宋文論中對文道關系的探討，是比較豐富的。其中，對“文”與社會政治、禮樂教化之關系，是一些詩論論“文”的重點之一。如《文章精義》云：“《易》、《詩》、《書》、《儀》、《禮》、《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皆圣賢明道經世之書。雖非為作文設，而千萬世文章從是出焉。”顯然，李涂此論注意到了“文”與儒學經典的關系，以為“明道經世”于“文”而言是為根本。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文論中，對“文”的社會政治功能等問題的論述，好多時候是同對蘇黃之文的評價相聯系的，正如劉克莊《后村詩話》前集卷二所云：“元佑后，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鍛煉精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而對蘇黃之文的評價，又往往以他們所為之“文”對社會政治教化、是否有補于治道相關。如陳巖肖《庚溪詩話》載：“元佑間，有旨修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作碑紀其事。坡敘事既得體，且取道家所言與吾儒合者記之，大有補于治道。”顯然，作者對蘇軾之文的推崇，實際上是以是否“裨于治道”為標準的。

　　從文體的角度來探討“文”的屬性、特征、寫作技法，更是“文章之士”所熱衷的。如李涂《文章精義》、陳驥《文則》、唐子西《文錄》、謝?《四六談叢》，王灼《碧雞漫志》、吳曾《能改齋漫錄》、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張?《詩學規范》等，現存南宋文論即有數十部，其中對文、詩等文體有專門性的研究，涉及到了各種文體的屬性、技法等。而南宋后期的魏慶之《詩人玉屑》則對蘇黃等宋代最有代表性的詩人的詩歌風格、表達技巧等有多方面的深入論述，標志著宋代詩學理論整理的集大成。

　　上述可見，兩宋“文章之士”論“文”重在探討“文”的本質以及其獨立性是否存在，以此為前提，“文章之士”進而論及“文”的“文章”、“技巧義、文體形式實現方式等內容。此外， “文章之士”也對文道關系的若干方面，如“文”對“道”的承載和實現方式、“文”與社會政治、禮樂教化之關系、“文”與“道”的聯系渠道等，亦有深入考察。比較而言，兩宋“文章之士”較之其他兩類士人群體，更為重視“文’’之獨立性及本體地位的探討，并對“文”之“文章”、“文體”以及當今意義上的“文學”內容與形式諸方面有較為深入的論述。

　　二、兩宋“傳統儒學之士”探討文道關系的思維向度

　　《宋史》列“儒林”傳，當是繼承了宋人普遍注意到了“傳統儒學之士”的重要文化地位，及其與“道學之士”在學術宗旨、治學路徑等方面的差異。結合《宋史》、清代萬斯同《儒林宗派》等對于 “儒林”傳中人物的歸類，將《宋史》“儒林”傳中呂祖謙等人選出，而按照今人的標準另外放在“道學之士”類別中，則可以把錢穆所言側重于名物考證、文字訓詁的儒家之史學之士，以及專注于探討治道的儒家之政治學之士等，都算作“傳統儒學之士”。由此，可以進而考察這一類宋代士人群體的文道觀念。 　　從文獻來看，兩宋“傳統儒學之士”對文、道關系的探討，其中重要出發點亦是對文、道的本質展開思考。不過，他們對于“文”、“道”本質的思考卻與“道學之士”是不一樣的。從已有研究成果來看，大部分“道學之士”所體察和確定的“道”應該是心性存養為主的成就“內圣”的學問，是亦認知亦實踐的，少部分 “道學之士”所認知的“道”兼包括建立事功在內的儒家之“道”。但“傳統儒學之士”往往以內里追求仁義而外在追求禮法為“道”，亦即“傳統儒學之士”所堅持的“道”為傳統儒學所主張的“仁”與“禮”。因此之故，兩宋“傳統儒學之士”的文道觀念往往與“道學之士”有一定距離，也與“文章之士”有明顯差異。

　　如宋初田錫在《貽陳季和書》中強調：“夫人之有文，經緯大道。得其道則持政于教化，失其道則忘返于靡漫。”這里，田錫強調“道”為第一性，“文”只不過是“經緯大道”的載體，只有“得其道”，“文”才會發揮其“教化”功用。稍后趙湘《本文》提及文、道關系時，已經注意到文與道的本末問題：“靈乎物者，文也;固乎文者，本也。本在道而通乎神明，隨發以變，萬物之情盡矣。”他以“道”為“文”之根本，而特別指出不以儒學之“道”為根本的弊病：“后世之謂文者，求本于飾，故為閱玩之具，競本而不疑，去道而不恥，……吾不見其易矣。”此后，北宋一些重要的儒學之士，也對文道關系有深入的思考。范仲淹《唐異詩序》從體用角度論及文道關系：“詩之為意也，范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風于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顯然，范氏是從體用層次來理解文道關系的。

　　宋初較早論及文道關系的，還有穆修。他在《答喬適書》中，穆修批判了“古文家”與“今世士子”所習之“章句聲偶之辭”的兩種為“文”取向。而這兩種傾向，卻是兩宋“儒者之士”與“文章之士”文道觀所要處理的兩個核心問題。文中，穆修所謂的“古文”，是與“道”是一體的，載“古道”正是“文”應該做的。不僅如此，穆修還提到了“時文”的“為名”問題與 “古文”的“為道”問題，這實際上也是“道學之土”與“文章之士”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此外，穆修文章中論及“行道”的作用，告誡友人勿因為求道與求名而使 “純明之性”受到蒙蔽，“浮躁之氣”萌盛。穆修所講的求道以存性，與求名以受蒙蔽，其實正對應著“古文”與“時文”的不同追求指向。總的看來，穆修論 “文”，強調“文”的“道德”、“禮儀教化”、“經濟治世”等義，實際上是以“文”的功用認識代替了他對“文”的本體的探討，混淆了“文”的體用之別。穆修處理文道關系的這一思維取向，卻成為兩宋士人對文道關系探討的一種基本思路和思維模式。可以說，穆修強調的這些問題，始終是兩宋“道學之士”與“文章之士”關注的核心問題，也是貫穿兩宋士人文道關系處理方式問題的一條主線。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則從儒學傳承與道德修養的角度論及了文道關系。他依據《易》說以比附闡釋“文”與“道”的關系，就兩宋士人文道觀主張而言，頗有代表性。他在《上蔡副樞書》中論及“文”的生、見、成、跡、著，是以文為“文飾”，把道德倫理的“文”上升為社會普遍規律，以“今文”亦即文藝之“文”與道德倫理的“文”混淆對比，從而得出了否定“今文”的結論。他在《與張秀才書》中，亦強調“足下為文，始宗于圣人，終要于圣人。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歸于海，盡為文之道矣。”這種觀點，與后來程顥的“文以載道”等文道觀，其思維路徑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后來，兩宋一些“道學之士”，他們論及文道關系時，很多人也如石介一樣，同樣走的是混淆 “文”之“文明”義與“文學”義的思維路徑，盡管就其思維主體而言，這一思維方式也許是不自覺的。

　　上述列出了宋代一些重要的“傳統儒學之士”對于“文”的認識。按照《宋史》等分類以及后人對宋代士人的認知情況而言，宋代“傳統儒學之士”還有很多，如劉敞、司馬光、李覯、徐積、周行己等。一卜述諸人或于傳統儒學之經學研究有突破，或于儒家義理研究有專門之得，他們都是“傳統儒學之十”的重要代表性人物。不過，若就文道觀念而言，他們對于 “文”的認識，并不超出上述代表性儒學之士的認知范圍。可以說，田錫、穆修、孫復、石介等人的文道觀以及對于“文”的認識，代表了宋代“傳統儒學之士”對于“文”的理解。

　　總的看來，兩宋“傳統儒學之士”探討文道關系的進路，主要集中于文道關系、文與道如何發生關系這兩個層面上，單獨對“文” 或者“道”展開論述的卻不多。一些“傳統儒學之士”更為注意從體用、本術等方面展開對文與道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儒者之士對“文”的認識，經常是以對文與道的關系探討而展開的。值得注意的是，兩宋儒者之士對文道關系的探討，較之前代呈現出復雜化、精密化的傾向。而且，儒者之士對文道關系的探討，較之文章之士也呈現出多樣性、復雜性等特點。以往我們對宋代士人文道觀念考察時，往往沒有充分注意到儒學之士之“文”觀念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因而缺少從文化環境等方面對“道學之士”文道觀念的歷史作用、價值等進行相對客觀的判斷，這是應該引起注意的。

　　三、兩宋理學家探討文道關系的多樣性路徑及其學理指向

　　兩宋“道學之士”指的是兩宋以心性存養為聚焦點而以成就“內圣”為目的的新儒學家亦即理學家。這一類士人群體的注意力和感興趣的學術指向，都以成就圣人的“內圣之學”為基本目的，因此，當他們把外在的事功追求內化為以踐履道德為急務之時，思想的、信仰的、倫理的、道德的因素，自然超越于外在的事功追求而對實踐主體發揮著持續而廣泛的影響。這種情況，內在地決定了理學家在探討文道關系時，在認知目的、思理取向和關注焦點等方面，必然會更加傾向于“道”而在一定程度上對“文”有所疏離。這一類群體占到了南宋時期士人群體的極大比例，他們對文道關系的探討呈現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征，似遠未為學界重視。但此問題關系到對兩宋理學家文道觀念的整體認識及學術判斷，也關系到對理學家詩文創作的文學史地位的認定問題。因此，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入研究。 　　作為兩宋理學家文道觀念的重要代表人物，周敦頤《通書・文辭》提及：“文所以載道也。……文辭，藝也;道德，實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其中他關于“文辭”的理解，頗有現代意義“語法學”與“文章學”的涵義。不過，經此轉換后的“文”，在周敦頤文道觀念中自然就不再具有與“道”相提并論的地位，而是成為附著在事物本體之上的具有裝飾、修飾功能的外在事物。換句話說，不管是外在的修飾是否存在、是否美觀，作為內在事物的“道”都是實在的、已然的，“文”的地位較之“道”而言，是非必要的。堅持“道”為根本而“文”為附著物，是理學家文道觀的重要代表性觀點。在周敦頤之后，雖然理學家文道觀之“文”的涵義有很大差異，但尊“道”而輕“文”，是理學家文道觀的主體觀點。

　　理學家文道觀之“文”，還有一種傾向值得注意。一些理學家按照原始儒學對于“文”的理解，重視“文”之“文治、禮樂教化”義。如胡寅在《洙泗文集序》中，以禮樂教化之“文”作為“文”的根本：“文生于言，言本于不得已。……汲汲學文而不躬行文，而幸工，其不異于丹青朽木俳優博笑也幾希，況未必能工乎?”胡氏的這一觀點，與唐代韓愈、李翱等人關于“文”的一些看法是一致的。他們基本是以孔子、孟子關于文道關系的一些觀點的引申、深化。但這一內涵也非兩宋“道學之士”所獨創，實際上，作為“傳統儒學之士”的重要代表人物，田錫、王禹?、穆修、石介、孫復、范仲淹等人，都已經提及“文”的“文治、禮樂教化”義。與之相關的，一些理學家又經常使用“文”的“文明、文化”義：如魏了翁在《大邑縣學振文堂記》中主張：“凡物之相錯而粲然不可紊者，皆文也。……近取諸身，而君臣之仁敬，父子之慈孝，……皆文也。堯之蕩蕩，不可得而名，而僅可名者，皆文也。”魏氏對于“文”的這一用法，應該是承繼了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篇的觀點。與之相似，兩宋“道學之士”堅持把“文”視作“文明”義的代表人物，多以孔子、《易傳》的相關觀點進行引申。他們或者轉述孔子之言論，或者以《易傳》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等為闡發憑據，對 “文”的“文化、文明”義進行闡發。

　　要論理學家文道觀念中的獨創性觀點，則理學家文道觀之“文”的“性命道德”義，值得重視。在這方面，陸九淵的觀點引人注意。他在《語錄》中言及：“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這方是文。”從其實質而言，陸氏這一觀點算是理學家探討“文”之內涵的理學化發展，這可以看作是對“文”的“文治、禮樂教化”意義的進一步展開，只不過是陸九淵較之他人，更關注內向性的道德存養而已。以“性命道德”義來定位“文”，是陸九淵等“道學之士”的獨特貢獻。兩宋“道學之士”之所以能夠在談及文道關系時，能夠開辟出“文”的這一涵義，從客觀而言，是其理學體系所強調的以心性存養而求“道”的必然結果。信奉“心性”之學的“道學之士”，大都以此為“文”的內涵，除了陸九淵外，包恢等人的文道觀，很大程度上也堅持以 “性命道德”為“文”的涵義。從根本上看，不管是“性命道德”義還是“文治、禮樂教化”義，都是從“文”與儒學之“道”的關系而言的，目的無非是先驗性地使“文”具有“道”體與“道”用的屬性。

　　兩宋“道學之士”在文道關系處理方式上，還有一種傾向值得注意。一些“道學之士”在談及文道關系時，所使用的“文”的概念，其意義雖然指向文學，但內容泛化，往往不是從文學體裁、主題、內容、形式等從“文學”的全面性上談文學，而是從文學的某一體裁或者形式、內容的組成部分來談文學。這種取向，必然導致“道學之士”在談及文道關系時，帶有一些片面性。以此來處理文道關系，必然會因為降低“文”的地位和價值，使“道”得到了突出和強化，因此，“道學之士”在探討文道關系處理方式時，必然會向著“道”傾斜。

　　不僅如此，兩宋一些“道學之士” 已經開始注意到“文”的獨立性，特別是由于“文章之士”的重要影響，“文”的“文章”義已經成為兩宋時期重要的文化存在，因此，這他們在使用“文”時，也就不得不提及此一涵義。如程顥在《文辭》中言及：“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于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這里的“文”即具有“文章”義。到了宋末，真德秀把文分為“鳴道之文”與“文人之文”。葉適亦在《播芳集序》中提及：“昔人謂‘蘇明允不工于詩，歐陽永叔不工于賦，曾子固短于韻語，……’信矣作文之難也。”此外，呂祖謙有《古文關鍵》、樓?有《崇古文訣》、真德秀有《文章正宗》等，都可以看出一些理學家對“文”之“文章”義的重視。以此而言，當前一些文史專家過于強調理學家“重道’’文道觀而忽視了理學家對于“文”的多樣性探討，是有局限性的。至于很多理學家重視“文”的“文章”義這一文化現象的原因，據理推想，兩宋比較發達的文體觀可能影響到“道學之士”的對于“文”的認識。這種情況亦說明，“道學之士”的文道觀不是單一的歷史存在，其文道觀是與當時乃至歷史上的文化生態緊密相關的。由此出發，一些“道學之士”本身也具有較高的文學素養，因此，他們在論及文道關系時往往也注意到了“文” 的“文學”特性。如周敦頤《通書・文辭》所提及的著名“文以載道”的觀點，雖然有重視“道”而輕文的一面，但他又把“文”與“辭”相聯系，顯然是注意到了 “文”的文學性問題：“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實際上，在論及文道關系時，把“文”降低為“辭”，在宋初一些學者如穆修、石介等人那里已經開啟端倪。從一般的思維規律和認知規律來講，強調彼時“文”在“辭”上面用功，只追求文辭的華麗、技巧等，當然就會對文章所傳達的“道”有一定疏離，這大概就是兩宋士人之所以強調“文”的“文辭、修辭”義的目的所在。與之相關，一些理學家由于本人比較偏好于詩歌等文體或者受人所請而寫作序跋之類的文章，在提到“文”時，往往是從他本人對詩歌等文體的理解來談及文道關系的。如程頤在《二程遺書・卷十八》中答人問“詩可學否”的話語，朱熹在《朱子語類》中的“論詩”語句等，都是從具體的詩歌創作或者詩學批評中來談及文道關系的。但從實質講，其中“文’’的內涵除了作為特指的“詩”之外，也基本不出“文章”、“文體”、“文辭”義。 　　上述可見，兩宋理學家對于文道關系的探討，是非常復雜的文化現象。大致而言，兩宋“道學之士”在處理文道關系時，其中所用“文”的概念內涵，主要有兩種傾向：一種是把“文”泛化，他們所用的“文”，其意義指向為非文學，由此，“道學之士”所談的文、道關系，實際上是文化意義上的文化載體與文化精神的關系。第二種傾向是，兩宋“道學之士”在處理文道關系時，雖然采用“文”的狹義，即從“文章”義等來使用“文”，但普遍存在著不是從文學的整體而是從文學的一部分，如內容、形式或者文辭等方面來論及文道關系，其基本的思維取向是降低或者否定“文”的獨立地位，否定“文”的主體性，或者使“文”成為“道”的附庸等，由此，在處理文道關系時，“道”的價值就得到突出。亦因此可見，從兩宋“道學之士”處理文道關系的思維方式而言，他們在使用“文”這一概念時，為了落實到“道”，往往從“文”的泛化意義上來著眼。這是因為，包括理學家在內的儒者之“道”，一般涉及到心性存養與經邦治國為主的兩大主題，而把“文”視作 “文化載體”、“文化精神”或者“文明”，就更容易與其理學主張相聯系。這一傾向，是否受到元結、韓愈等人的影響不得而知，但是，宋初石介、柳開，以及宋初“三先生”等人已經開啟此一端緒，顯然是應該注意的。從學理而言，兩宋“道學之士”雖以“心性存養”入而以“成圣”為目的，但從儒學發展的鏈條而言，亦不過是傳統儒家“三綱八目”的精微化發展。由此之故，“道學之士”之文道觀與“傳統儒學之士”的文道觀在一定層面上的接近性，自是必然的了。

　　四、兩宋士人文道觀念的生成條件及其認識價值

　　由前文梳理可見，在理學之士開始登上文化舞臺之前，“傳統儒學之士”、“文章之士”都已經對文、道關系進行了比較深入、系統的探討，他們對文道關系的把握和體察，實際上已經為后來理學家探討文道關系導夫先路。一些重視探討文道關系的理學家，其文道觀念正是在或批判或吸收這兩類士人群體的文道觀念過程中，提出了若干話題與觀點，并以理學學理所統攝和觀照，進而最終成就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其中，“文章之士”之所以重視對 “文”的獨立性的探討，一方面是“文章之士”順應時代哲學思潮，對“文”的認識自然就會歸結到對“文”的存在合理性，以及“文”的發生元點的追問中。并且，作為“文”與“道”關系的探討，自唐代韓愈提出后，已經成為宋人必須重視的文學傳統，自北宋仁宗朝興起的以復古儒學以開新的文化思潮，要求包括宋代 “文章之士”在內的士人，都必須正視這一問題;另一方面，鑒于北宋中期之后直到南宋，“道學之士”與“文章之士”漸成學術鼎立之勢，“道學之士”長于對文道關系、“道”之體用性與功用性等問題的深入探討，自然也會對“文章之士”產生刺激和引導作用。由此之故，“文章之士”起而展開對“文”的體用性、功用性、存在的合理性的研究，亦是必然的了。顯而易見，這固然因為他們作為創作主體而言需要藉此以說明“文”的存在合理性和鞏固其作為文士的社會地位所需要，也是“文章之士”以之作為與“道學之士”相抗衡的現實需求所致。從“文章之士”對文道關系的探討來看，其關注之中心與重心，在于梳理、考察并最終確認： “文”具有獨立性、“文”的特質能夠獨立存在。兩宋“文章之士”對此問題的探討雖然人數并不多，但它代表了這一類人群對于“文”思考的深度，代表了“文章之士”對于“文”與“道”關系研究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值得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理學之士所關注的情性、文之“用”、“道”之體等，都已經在宋初“傳統儒學之士”、“文章之士”那里有一定展開。不過，與宋代“文章之士”不同，兩宋“道學之士”處理“文”與“道”關系時，大都以“求道”為目的，因此，他們對“文”的理解和闡釋發生了轉向。一些理學之士為了方便地論及“道”與“文”的關系，或是把“文”的涵義擴大，或是把“文”的涵義縮小了，或是并不承認“文”的獨立性，其目的往往是自覺不自覺地打壓“文”的獨立主體地位，而突出“道”的本體地位與支配地位。但是，作為理學之“道”畢竟是道德理性與倫理理性的范疇，而“文”除了因其在較早時期與“禮”結合而具有道德理性與倫理理性之外，即使其“文明、文化”義也與“道”有差異。因此，“道學之士” 在處理文道關系時，往往著眼點是重視“道”體與“文”用之關系，極少關注“文”體與“道”體、“文”用與“道”用、“文”體與“道”用的關系。可以說， “道學之士”關注“文”與“道”的焦點，是以“道器”觀為指導，而以研究“文”用與“道”體之關系為主。“道學之士”對“文”之關注以及對文道關系之處理，其目的和思維指向亦在此。

　　整體而言，能夠注意到從文道關系的體與用層面等哲學高度來研究其本質與特性，就兩宋“傳統儒學之士”、“文章之士”而言是比較少的。這一現象說明，兩宋“傳統儒學之士”、“文章之士”的哲思深度較之同時代的“道學之士”而言是遠遠不夠的，由此亦可知，兩宋理學家使用歸元思維與正名思維的方式，從事物的本體和功用層面對文道關系進行深入探索的歷史價值，實際上達到了整個兩宋文化思潮的最高峰，這一歷史意義是應該得到重視的。

　　由本文考察可見，宋人對于“文”之體用性的探討，表面看來是一個很孤立的文化現象，但其實質則根源于他們信奉的思想觀念，而這些思想觀念直接關乎其生存狀態、社會地位。“傳統儒者之士”、“道學之士”與“文章之士”關于“文”之體用性的探討，事關我們對宋代文化及文學屬性的認識，也是我們了解宋代士人生存狀態的一個窗口，有其不可取代的歷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