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金時期民族關系表現形式從大方面來看有戰爭形態、和平形態，這兩種形態又包含了多種具體細分形態。

　　[摘 要]民族關系有好有壞，它總要通過一定的方式、途徑表現出來。我國古代民族關系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方式，但各種表現形式都有一定的傳承性、繼承性。宋遼金時期中原政權周圍的民族政權較為強大，各政權之間、各民族之間戰和不斷，民族關系表現形式比較豐富也比較具有代表性。在這一時期民族戰爭、和親、會盟、通貢、互市等我國古代較為常見的民族關系的表現形式得到較為全面的體現。

　　[關鍵詞]社會學論文發表,宋遼金時期,民族關系,表現形式

　　一、戰爭形態

　　(一)掠奪和征服戰爭

　　在歷史上，一個民族的崛起，發動侵略戰爭掠奪資源、人口，占領土地是一種重要的方式。回首我國歷史，無論是中原王朝還是中原王朝周邊崛起的少數民族政權靠戰爭掠奪資源、擴大領土幾乎成為必然選擇。宋遼金時代，契丹族建立遼國，女真族建立金國，黨項族建立西夏國，他們都把掠奪其他民族財富，侵占土地作為立國、強國的重要手段。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機建立契丹國后加強對周圍諸族的征服，當年七月“阿保機戶親征突厥、吐渾、黨項、小蕃、沙陀諸部。俘其酋長及其戶萬五千六百，愷甲、兵仗、器服九十余萬，寶貨、駝馬、牛羊不可勝算。”“十一月攻蔚(今河北蔚縣)、新(河北琢鹿西南)、武(河北宣化)、妨(河北懷來境)儒(河北延慶)等五州，斬首‘四萬七千余級’，自代北至河曲逾陰山，盡有其地。”[1]阿保機之子耶律德光即位后為了擴張勢力對周邊民族進行了更大規模的征服戰爭。遼末統治階級腐朽，對統治下的各族人民殘酷壓榨剝削。女真族起兵反抗并建立金國，但其反抗成功并滅遼之后軍事力量大增，從而激起了巨大的侵略野心，旋即對周邊民族、國家發動了侵略戰爭。1125年金太宗分兩路侵宋，大肆擄掠而返。1126年再次南侵，滅北宋。

　　縱觀宋遼金時期，以掠奪和征服為目的的民族戰爭不斷，它是當時民族關系的一種激烈的表現形式。此類戰爭有許多是全民性質的戰爭，侵略方的成員不論出于何種地位，相對于被侵略民族來說，他們往往是戰爭的受益者，在這一過程中被侵略民族則受盡苦難。掠奪和征服戰爭造成雙方民族嚴重而長期的敵視、對立，對民族關系的損害是不言而喻的。

　　(二)因政治矛盾而產生的戰爭

　　雖然絕大部分戰爭都是帶有政治目的的或由政治矛盾引起的，但本文將不同民族統治階級因政治利益矛盾而產生的戰爭歸于一類。宋遼金時代這類民族戰爭也是較為常見的。1038年西夏國王元昊稱帝，“向宋廷要求‘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以后”，[2]北宋政府拒絕承認其稱帝還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雙方矛盾激化并爆發戰爭。1043年西夏國王元昊引反抗遼國的岱爾族人歸附西夏，這致使原本就有的夏遼矛盾迅速激化，1044年遼興宗率兵進攻西夏，戰敗而歸，史稱“河曲之戰”，此后雙方又發生多次戰爭。此類戰爭多是因為不同民族統治階級的政治矛盾而爆發，在這些戰爭中，不同民族的廣大民眾并沒有直接的利益沖突，但也被裹挾進戰爭中，造成民族間的仇恨。

　　(三)反抗民族壓迫的民族起義

　　宋遼金時期民族征伐不斷，不少民族被其他民族征服。被征服的民族尤其是在被征服初期往往受到殘酷的對待加上不少國家統治階級對本國各民族的剝削壓榨，這一時期民族起義不斷爆發。烏古、敵烈部很早就歸屬遼國，但遼契丹貴族對他們任意增加賦稅，苛剝其百姓，迫使二部民眾多次起義反抗。964年和965年還連續爆發兩次大規模的起義。女真族在占領中原之初，不但大肆掠奪財物、搜刮土地，還掠奪漢人為奴隸，不斷激起人民反抗。雖然后來金在中原的統治方式有所改變，但賦稅卻極為沉重，民族矛盾不斷加深，致使1214年山東、河北等地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金紅襖軍起義，起義延續多年。民族起義主要是因為起義民族面臨生死存亡或為追求最基本的政治、生存權利而被迫以暴力形式進行的抗爭。宋遼金時期民族起義較多與這一時期各政權之間戰爭較多有直接的關系。

　　除了這幾類民族戰爭，還有反侵略反征服的民族戰爭、鎮壓民族起義等，大致屬于上述幾類戰爭的延續。民族戰爭是民族關系的惡化的表現，反過來戰爭又加劇了民族關系的惡化，雖然具有正義性質的民族戰爭在解決民族矛盾、促進統一、推動歷史前進方面曾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畢競戰爭付出的代價太大，最終遭受災難的是各族各國的人民。因此，各族人民都希望能通過和平方式來解決民族及國家間的矛盾。

　　二、和平形態

　　用和平的方式進行交往有利于緩解民族矛盾，促進民族間的了解，改善民族關系，有利于各民族的發展，因此和平方式的交往也就成為歷史上各族人民經過長期比較選擇而經常大量地采用的處理民族關系的基本形態。

　　(一)對內民族政策

　　本文將一國在處理內部民族問題，調節內部民族關系式所采取的措施、原則歸結為對內民族政策。這一時期的對內民族政策按其性質大體可分為兩類：開明的民族政策和歧視性民族政策。

　　開明的民族政策是在封建社會民族不平等的前提下，有利于緩解民族矛盾、維護統一局面、改善民族關系的策略。這是歷史上處理民族關系的一種和平形態，有一定的進步作用。如契丹遼朝采取北面官、南面官制，這種適應民族差異而實行的二元政治制度，起到了緩和民族矛盾的作用。再比如民族羈糜政策：一方面，邊疆各民族承認對中央王朝的依附，接受中央王朝的冊封;另一方面，中央王朝承認周邊各族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自治”權，不直接干涉各族內政，各民族的地方官吏由本民族統治者擔任。當然這些民族對中央王朝要承擔一定的經濟、軍事義務。比如宋朝對南僚諸部采用了羈糜制度，對各部土酋授予知州、權州等官職允許其自治，但各部必須向朝廷上繳賦稅。遼對其治下的不同民族也多采取了不同程度的羈縻政策。開明的民族政策有利于促進各民族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因而是有進步意義的民族政策。

　　宋遼金時期民族矛盾相對尖銳，除了戰爭，和這一時期民族歧視政策也有一定關系。歧視性民族政策是統治階級為保持特權或利用民族矛盾加強統治而采取的民族不平等政策。例如遼、金在建立之初均有一定的民族歧視政策，在政權穩定后民族歧視政策減少但并未消除。金代的法令制度中，大致存在女真人與“諸色人”這兩個被差別對待的民族群體。金世宗時明確規定：“女直人與諸色人公事相關，只就女直理問。”[3]民族歧視政策造成民族間的事實不平等，雖然統治階級可以保持特權和利用民族矛盾加強統治，但從長期來看它們加劇了民族矛盾不利于政權的長期、穩定。 　　(二)和親

　　“和親是指兩個不同民族或同一種族的兩個不同政權的首領之間出于‘為我所用’的目的所進行的聯姻，盡管雙方和親的最初動機不全一致，但總的來看，都是為了避戰言和，保持長久的和好”。[4]中國古代和親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遼宋金時期和親也較為盛行，各政權間的和親也主要是為了政治聯盟、發展關系、安定邊疆等。這幾個政權中遼國和親相對較多，遼與西夏、阻卜、吐蕃、高麗、大食等都有和親，其中僅對西夏就有三次。就多數和親來說，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削弱民族偏見，促進經濟文化交流的積極歷史作用。

　　不同民族勞動人民間的聯姻不具有政治特色，不能與和親相提并論，但這一時期它的范圍和規模遠比和親大得多，這就促進和加速了民族間的自然同化和融合。勞動人民間的聯姻是一種和平相處的民族關系形態，具有很大的積極作用。

　　(三)會盟

　　會盟指國家雙方以締結“和約”的辦法來約束雙方的行動。會盟的一種情形是兩個民族國家長期對峙，勢均力敵，戰爭使雙方都遭到很大損失，或迫于人民的壓力，或迫于國力不支，為了積蓄力量而暫時簽訂盟約。如公元1004年北宋與遼簽訂的“澶淵之盟”，停止了戰爭，阻止了契丹貴族對中原的擄掠，同時也迫使宋朝在白溝河北沿邊陸續開放了雄州、霸州、安肅軍、廣信軍等四處榷場，進行南北貿易。另一種情形是兩個或幾個國家為共同行動而訂立盟約，約定共同行動已達到各自的目的。如女真族起兵反遼后，北宋統治集團看到遼朝有必亡之勢，想借金人之力收付燕云十六州，于是多次出使金并于1120年訂立“海上之盟”，雙方商定：北宋和金從南北兩方同時夾攻遼，金兵攻遼的中京大定府，攻取遼長城以北州縣;宋兵攻遼的燕京析津府。滅遼以后，燕云諸州歸宋;北宋原來每年給遼的銀和絹如數給予金朝。宋遼金時期會盟比較頻繁，會盟后維持的和平時間雖有長有短但在一定時期內維持了雙方的和平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會盟民族間的關系。

　　(四)通貢

　　宋遼金時期通貢也是國家間、民族間和平交往的一種重要方式。通貢也有幾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是各國各族間的禮節往來，互贈禮品，互賀節日，相互之間不存在政治的、經濟的依附關系。比如“澶淵之盟”后遼宋之間交流不斷，“從景德元年(1004年)至宣和三年((1121年)的117年間，賀生辰宋遣使140 次，契丹遣使135次，共275次;賀正旦宋遣使139次，契丹遣使140次，共279次;祭吊等宋透使46次，契丹遣使43次，共89次。”[5]另一種是弱小民族對強大民族的進貢，爭取經濟上的“賞賜”和政治上的保護。來自異民族國家的使節或比較重要的商團，被強大的王朝視為是貢使，他們所帶來的物資被列為“貢品”。王朝所與之交換的物資，一般稱為“賞賜”。例如“圣宗統和七年(公元989年)，于閡首次向契丹朝貢，以后朝貢不絕。據《契丹國志》記載：‘高昌國、龜茲國、于閡國、大食國、小食國、甘州、沙州、涼州已上諸國三年一次遣使，約四百余人，至契丹朝貢。(貢)玉、珠、犀、乳香、琥珀、碉砂、瑪瑙器、賓鐵兵器、斜合黑皮、褐黑絲、門得絲、怕里阿、?砂、褐里絲。’契丹回賜回鵲，‘至少不下四十萬貫’。”[6]還有一種是在強大民族武力威脅下，作為臣屬國向宗主國的貢獻，以承認自己被統治的地位。

　　(五)互市

　　我國古代在官府監督控制下進行的國家或民族之間的貿易往來稱之謂“互市”。宋遼金時期互市是民族間貿易的一種主要形式，有聯系的各國之間大都在邊境地區開設互市場所。如契丹在高昌設有互市;北宋在保安軍等地開始榷場與西夏進行貿易;“澶淵之盟”后北宋設立雄州、霸州、安肅軍、廣信軍四處榷場與遼互市�；ナ械拈_放，不僅使互市雙方都取得了各自所需的政治、經濟利益，而且保持了邊界的和平安定，給各族人民的正常生活和交往都帶來了好處�；ナ匈Q易不失為改善民族關系、促進民族聯系的一種好的形式。

　　以上幾種戰爭與和平的表現形式是宋遼金時期民族交往、民族關系表現的主要方式，除了這幾種還有像民族雜居、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學習等多種形態。從整個中國歷史來看宋遼金時期的民族關系表現形式比較豐富也比較具有代表性。這一時期民族戰和穿插，民族間的交往、聯系、融合加強也使得宋遼金時期成為我國古代民族融合承前啟后的時代。

　　參考文獻：

　　[1]陳佳華、蔡家藝等《中國歷代民族史?宋遼金時期民族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P11

　　[2]朱紹侯等《中國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P31

　　[3][元]脫脫.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P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