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貴州之地，早在秦代即納入行政建置，明朝建立以后，為加強對西南各省的統治，特別著眼于云南的開發和邊防的鞏固，因而逐漸重視在區位上與云南相連的貴州，設立貴州行省，采取各種措施，促進其社會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社科類期刊論文,明朝,貴州行省,治黔措施

　　明王朝建立以后，積極經營西南、圖謀云南邊防的鞏固。在平定云南、加強西南民族地區統治的過程中，貴州的戰略地位不斷提高。為加強對貴州的統治和經營，政治上明王朝于永樂十一年(1413年)單獨設立了貴州行省，繼承并發展了元代的土司土官制度且在一定程度上實行了改土歸流。經濟上，大力開展軍屯，開發礦產資源，重視交通的建設。文化上，十分重視儒學教育的教化作用，大力推行儒學教育。明代是貴州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在其后的幾百年間中，貴州的社會及政治、經濟、文化都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

　　一、明代治理貴州的政治措施

　　(一)建立貴州行省

　　明朝建立后，云南被元梁王統治且拒絕投降。于是，武力平定云南成為了明初統治者惟一的選擇。貴州與云南相鄰一方面成為云南地方割據勢力進攻中原的前沿陣地，另一方面成為中央政府收復云南的最大障礙。貴州作為進入云南的重要通道，其戰略地位驟然上升，“云南、湖廣之間，惟恃貴陽一線;有云南，不得不重貴陽”。(1)基于此，為有效統治云南，明王朝從洪武年間就加強了對今天貴州地區的經營。洪武四年(1371年)設立了貴州衛，開始招撫播州等地的民族上層勢力。對于來歸的各土司，明太祖“皆以原官世襲”。(2)此后又將水西、水東合并為貴州宣慰司，設司署于貴州(今貴陽)，與貴州衛同城。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將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劃屬湖廣布政司，播州和貴州二宣慰司等屬四川布政司。至此，今貴州省的大部分地區都納入了明朝的統治。

　　雖然明初在貴州設置了四大宣慰司，但這些土司互不統屬，各雄踞一方，不利于明朝的統治。因而，削弱地方民族上層的勢力，成為了明王朝統治貴州的政治取向。永樂十一年(1413年)思南宣慰司田宗鼎和思州宣慰司田琛為了爭奪土地釀成叛亂，此事最終導致明王朝決定單獨設立貴州行省并在貴州之地實行改土歸流。

　　田氏叛亂平定后，永樂十一年(1413年)，明王朝下令設置貴州行省，廢除思州、思南兩個宣慰司，于思州之地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之地，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并于貴州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司以總管八府。至此，明王朝徹底結束了田氏土司統治黔東地區幾百年的歷史，把原來分屬云南、四川、湖廣的一些軸線統一劃歸貴州管理。次年，又設置了貴州提刑按察使司。這樣，連同洪武十五年設立的貴州都指揮使司，健全了三司機構，貴州正式成為明朝13個行省之一。

　　(二)承并發展土司土官制度

　　西南平定后，面對“唯西南之夷，地方千里，皆山林幽昧，種類龐雜，性如飛走，易惑而難化”，“諸夷雜處，威則易以怨，寬則易以縱”(3)的復雜局面，明廷迅速改變統治方式，視各地不同的社會經濟和民族情形實行有所區別的統治方式，或仍由土司管理，或廢土司改設流官統治。《明史・云南土司傳》對此情況有記載：“統而稽之，大理、臨安以下，元江、永昌以上，皆府治也。孟艮、孟定等處則為司，新化、北勝等處則為州，或設流官，或仍土司。”(4)盡管這里說的是云南的情形，但實際上在整個西南地區情況大體都相同。明代在貴州改土設流，至萬歷年間已將思州、思南、播州三個宣慰司廢除，崇禎年間奢安反明事件平息后，又將貴州宣威同知宋氏土司革除，而貴州宣慰司安氏雖仍保留，但其勢力已大為削弱。各長官司，宣撫司，土府等，有的被廢除，有的設為縣，有的雖仍保留土司建制，但亦置于府州及衛所的管轄之下。與清代有計劃、有目的大規模的改土歸流相比，明代改流具有一定的被動性和反復性且有一些是被迫采取的應急措施。

　　(三)設立衛所

　　明朝建立后，廢除了元代軍事制度，自京師達于各地區遍立衛所。據成化年間的記載，在貴州地區共置20衛，有軍士145，400余人，連同軍戶的家眷，駐守貴州的軍人及其家屬約有60萬人(5)。為解決軍糧供應，確保軍心穩定，駐守貴州的軍隊及其家屬，被組織起來進行了大規模的屯田。這一舉措為后來漢民的移入，貴州以及西南地區的開發，西南邊疆形勢的穩定，確保西南與內地的統一發展，起到了重要而積極的作用，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二、明朝治理貴州的經濟措施

　　(一)推行屯田制

　　在對貴州的農業活動開發中，屯田制度特別是軍屯制度尤為值得重視。軍屯的推行與衛所制度相關。明初即在貴州駐守有數十萬大軍，而貴州之地地處偏遠，糧食運輸困難，因而糧食供應最好的辦法就是“屯田自種”。在給征南將軍傅友德等的上諭中朱元璋曾說：“有糧軍回，云南無后患;若守軍無糧，大軍既回，其守軍必逃。軍逃日久，城中必虛，蠻人知其所以，其患復作，事難制矣。”(6)事實亦證明，解決糧餉問題，已成為鞏固在西南地區統治刻不容緩的事情。洪武十九年，沐英奏：“云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令軍士開耕，以備儲待。”此建議得到朱元璋的認同與贊賞，并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防之計莫善于此。……英之是謀，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7)洪武十五年(1382年)開始在貴州實行軍屯。云南平定后，便積極經理屯田。正統六年六月，據王驥報告，貴州地區20衛屯田有95萬余畝，“所收子粒足給軍實”(8)。軍屯的推行不僅解決了軍隊對于糧食的需求，而且因為許多軍戶多為中原遷入之人，在與當地人相處之時，也傳播了先進的生產技術。

　　除了軍屯之外，還有民屯和商屯。但民屯和商屯卻不像軍屯那樣有嚴密的組織和條規，而且相當分散，因而有關記載多不明確。商屯與“開中”關系密切。貴州衛所駐軍極多，雖有軍屯，而糧食不敷軍用，所以招募商人來貴州納米換取鹽引，分銷各地，貴州缺糧、缺鹽，所以“開中”很盛。當然，“開中”并不等于商屯，但在當時貴州的交通條件下，憑個人之力要從省外將大量糧食運到貴州市相當困難的，所以最經濟的辦法還是招民屯種，收糧以換鹽引。商屯補充了軍屯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商品糧的發展，促進了食鹽的開發和邊疆地區的發展。 　　(二)開發礦產等資源

　　貴州礦產資源豐富，明代以前，有些礦產如汞、鐵等，已有一定程度的開發。到了明代，原先已開發的礦產規模擴大，另有許多礦產如煤、石英等也逐步得到開發。明代貴州朱砂、水銀的生產規模擴大且成為全國之冠。水銀的提煉，頗有專門技術。有明一代，因取云南的銅、貴州的鉛鼓鑄銅錢，所以，明代貴州鉛鋅的開采盛極一時。此外，鐵、金銀、錫的開采也不斷擴大。貴州煤礦分布廣，儲量大，種類多，易于開采。但在明代以前不見有開采的記載，明代所記貴州各地土產中也沒有煤。關于煤的記載，最早見于文獻的是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刊行的《普安州志》。書中有一詩，詩云“窗映松脂火，爐飛石炭煤”。明代在貴州大興土木，建筑需用大量石料和石灰，所以對石灰石的開采與煅燒相當普遍。明朝對礦產等資源的開發利用比元代更為擴大，對貴州各地的資源如金、銀、鐵、銅、錫以及木材等進行了較大規模的開采。

　　(三)完善交通設施

　　明代十分重視貴州的交通，在取得對貴州的統治后，即于各地修整道路廣設驛站。洪武十五年，明軍進入云南，朱元璋在對水西、烏撒、烏蒙、東川、芒部、沾益諸土酋長的手諭中曰：“今遣人置郵驛通云南，宜率土人隨其疆界遠邇開筑道路，其廣十丈，準古法，以六十里為一驛。符至奉行。”(9)明代，經貴州入湖廣的道路最終成為云南、貴州通往內地的首要交通干線。明朝十分重視對這條交通干線的保護，明代貴州省轄府一級政區治所和軍隊衛所大多沿著這條交通線展開。明代，貴州通往省外的驛道主要有五條，分別是湘黔驛道、滇黔驛道、川滇黔驛道、黔桂驛道和川黔驛道。此外，由奢香組織開辟龍場九驛意義也非常重大。它雖是一條省內的驛道，但它把驛道修進了水西地區，促進了水西的開發，同時也溝通了川滇黔驛道和其他四條驛道干線，在貴州交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交通線的伸展還對所經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城鎮的興起予以重要的影響。貴陽的興起就很具代表性。洪武、天啟間貴陽先后建成內城和外城，逐漸發展為人口稠密、商賈集中的城市。郡內多漢人，其貿易以十二生肖為場市，“及期則漢夷不問遠近，各負貨聚場貿易”;場內還設有“場主”維持秩序，以防止爭奪欺詐之類情形發生。(10)貴陽由于地處滇、川、湘、桂諸省通道相會要沖，來往官民客商繁多，戰略地位重要，因而成為貴州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

　　三、明代治理貴州的文化措施

　　明朝統治者很重視儒學教育的教化作用，在貴州大力推進以儒學教育為中心的文化教育活動。隨著統治力度的加強，大量內地漢民進入西南，明朝在思想上也加強了對貴州多民族地區的儒學滲透。

　　儒學教育在貴州興起的根本原因與明統治者對西南民族地區施行的政策有關。洪武十五年(1382年)，云貴初定，普定軍民府土官者額入朝，辭歸之時，明太祖朱元璋特下詔諭：“王者以天下為家，生教所暨，無間遠邇，況普定諸郡，密邇中國(指中原，下同)，慕義來朝，深可嘉也。今爾既還，當諭諸酋長，凡有子弟，皆令入國學授業，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禮樂教化之事，他日學成而歸，可以使土俗同于中國，豈不美哉!”(11)自此之后，明朝各代皇帝莫不遵循這一祖訓，把推行儒學教育作為鞏固邊疆的“長治久安”之策。并按照“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的方針，要求地方各級官吏重視教育，努力辦學。儒學教育在貴州勃然興起，創辦了一批衛學，司學，府州縣學，書院及社學，并不斷向國子監輸送生員，同時開科取士，教育狀況大為改觀。

　　與此相呼應的是，貴州的科舉人數增多且最終使得貴州單獨開科取士。科舉取士，雖然隋唐時已在全國推行，但在明代以前，貴州并未開科。貴州設科始于洪熙元年(1425年)，詔令“貴州所屬，有愿試者，湖廣就試。”(12)宣德二年(1427年)，貴州布政使司奏：“緣去湖廣路遠，于云南為近，宜就近為便。”(13)于是，從四年(1429年)起，改為云南、貴州合試。普安州劉?，是貴州有舉人之始，赤水衛人張諫中，是貴州有進士之始(14)。嘉靖九年(1530年)，給事中思南人田秋題奏：貴州一省遠在西南，科場附于云南，生儒復試最苦，為了激勵遠人，懇請單獨開科。經巡撫御史王杏勘議上奏，遂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準許云南、貴州各自設科。烏撒衛浦仲良，為貴州有解元之始。(15)后貴州應試之人名額日漸增多，反映出貴州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自貴州建學開科以來，人才聯袂而起，俊秀之士，比之中州，各方面都涌現出一批英才。科甲出身而任教職者達數十百人，其中不少人為貴州教育作出了貢獻。

　　四、結論

　　盡管貴州行省的建立，是出于軍事和政治原因，但不管怎樣，貴州建省仍是貴州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自此之后，貴州不斷得到開發，各方面都起來顯著的變化，而且也加強了貴州乃至整個西南地區與中原各地的聯系。政治上，改土歸流的實行逐步奠定了今貴州省的版圖和疆域。自建省以來，明代貴州經濟與前代相比有了較大發展。農業發展尤為顯著。引進了許多農作物品種和栽培技術，興修水利，推廣牛耕，并發展了各種養殖業和園藝業。因礦產資源不斷得到開發，手工業和礦業也發展明顯。隨著交通要道的建立，城市商業和貿易也日漸興起。文化方面，出于統治者的統治策略和重視，文教漸興。設立了許多府、州、縣學和衛學，又發展了書院。王陽明貶謫貴州龍場后悟道，王學興起并從此走向天下，在貴州則出現了“黔中王學”。總之，自明代起，貴州才漸漸成為統治者統治的版圖之地而非邊緣地區，貴州的發展自此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逐漸與中原趨同。

　　參考文獻：

　　[1]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十，貴州一[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2]翟玉前，孫俊.明史・貴州土司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4

　　[3]方國瑜主編.云南史料叢刊，第4卷[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

　　[4]張廷玉等.明史，卷三一三，云南土司[M].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

　　[5](明)劉文征.滇志，卷一八，藝文志十一・御制類[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古永繼點校本，1992.

　　[6](嘉靖)貴州通志，卷三[M].云南大學圖書館藏抄本.

　　[7]何仁仲主編.貴州通史，卷2，明代的貴州[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

　　[8]段紅云.試論明代貴州行省的設置及其意義[J].西南邊疆民族研究，(9).

　　[9]劉永福，陶亞敏.明、清西南邊疆治理措施之比較[J].貴州民族研究(貴陽)，2007，(1).

　　[10]劉永福.明、清西南邊疆治理思想之比較[J].廣西社會科學，2007，(2).

　　[11]敖以深，王躍斌.思州、思南改土歸流的歷史意義[J].貴州社會科學，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