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一戰爆發后，為保全自身利益，北京政府因求中立而不可得，開始籌劃加入戰后和會。在進行理論探討的同時，先派駐巴西公使劉式訓赴歐調研，繼之以外交部參事夏詒霆為特使探詢歐洲各國狀況。為達到參會目的，外交部分別分析了交戰雙方及中立國的態度，在中國屢求參戰而不可得的狀況下，為設想以中立國身份出席和會作了大量外交調研。外交部在中國參戰前所做的這些調研，為中國做出正確的選擇提供了重要參考。然而，戰爭的走向決定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方向，隨著中國對德宣戰，參會之議步入一個新的階段。

　　關鍵詞 中級職稱論文,參會外交,劉式訓,夏詒霆,一戰,巴黎和會

　　中國走向一戰的過程，基本上可以表述為從中立到參戰。各種復雜形勢下的國內政爭及外交方針都是在這兩種情勢下展開的。學界現有研究認為：北京政府認識到，在中立的情形下，只有參加戰后和會，才有可能維護中國利益，收回被日本侵奪的山東權益。雖然對參戰之爭已經有了相當精深的研究，并對爭取參加戰后和會一事時有涉及，但對中立時期北京政府為參會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仍然缺乏系統深入的探討，由于材料的缺乏，即使對于參會外交的一些史實亦缺乏必要的了解。 目前關于中立身份下的參會外交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王建朗：《北京政府參戰問題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此外密切相關的研究成果還有黃嘉謨：《中國對歐戰的初步反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徐國琦著：《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馬建標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對中國而言，參戰并非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參會，如果忽略了這一目的，可能無法充分認識參會外交的重要性。

　　事實上，我們所了解較多的是參戰以后的事情，其中包括中國如何在巴黎和會上力爭收回山東的外交活動，而在參戰以前，民國外交部曾為如何加入大會作過細致而認真的努力，這部分外交活動，一直曾被遺忘。本文試圖從外交決策過程出發，圍繞參會決策的實施，主要梳理駐外使領與外交部之間的外交活動。如何尋求在不參戰的情形下，而達到加入和會的目的，是本文所論述的主要內容，參考的主要是一線外交人員的建議。

　　一、參會之初議

　　歐戰爆發后，為避免戰火延及中國境內，袁世凱于1914年8月6日頒布大總統令，宣布“對于此次歐洲各國戰事，決意嚴守中立”。 《大總統袁世凱關于嚴守中立令》，1914年8月6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外交)，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3頁。幾乎同時，北京政府又提出限制戰區的設想，并希望美、日政府出面“限制戰區，保全東方。勸告交戰各國，勿及遠東”。 《外交部致陸宗輿電》，1914年8月6日，王蕓生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6卷，三聯書店1980年，第39頁。但此舉遭致日本反對，未能成功。 限制戰區提議交涉經過，見黃嘉謨：《中國對歐戰的初步反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日本很快參加戰團，出兵山東。山東問題成為當時中國外交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其核心當是設法收回被日本侵占的青島、膠濟鐵路及相應的權益。能達到此目的的最佳外交途徑，莫過于參加戰后和會，于會上伸張自身的權利及主張。為了獲得參會資格，一是參加戰團，成為交戰國;二是出面調停，以調停國的身份得以參加和會。在參戰之議屢被否決的情形下，出面調停，以調停者的身份獲得參會資格成為現實選擇。正是在此種背景之下，北京政府一方面另謀參戰的可能，另一方面尋找一條可以參加和會的第二條道路。

　　目前所見到的材料，駐美公使夏偕復是較早提出中立參會的人。1914年8月5日，夏偕復建議外交部請大總統出面，致電德、奧、俄、法、英等國，做出調處姿態。夏認為，如此行為，中國可以獲得三項利益：一是使中國在列強中占一位置;二是戰事停止時，中國可以調解人的資格出席戰后會議，以圖保全中國無限權利;三是以調解為第一步辦法，如調解無效，再以縮小戰區為議。 參見黃嘉謨：《中國對歐戰的初步反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梁士詒是另一個較早提出參加戰后和會的人，但梁的辦法是通過參戰獲得參會資格，這一點與夏偕復不同。1914年8月中旬，梁士詒與袁世凱有過一次徹夜長談，在此次談話中，梁提出“不妨明白對德絕交宣戰，將來于和議中取得地位，于國家前途深有裨補”。 鳳岡及門弟子編印：《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1946年，第196頁。雖然參戰問題因國內、國外各種因素的制約，難以實現，但參加和會的構想，一直未曾中斷。1914年8、9月間，北京政府內部已經有了詳細的研究報告，從理論上探討中國參加戰后和會的可能及利弊，該報告的名稱為《媾和大會論》。由于報告所預設的前提是中國不參戰、美國、日本亦不參戰，藉此可以推定，該報告的出臺的最晚時間應在1914年8月23日之前。 1914年8月23日，日本政府因德國未能在最后時限內答復其最后通牒，宣布加入協約國，對德作戰。因此該報告的寫作時間應在此之前。另外一條時間線索是，報告對美國調停亦不看好，而中國出面邀請美國調停當在1914年8、9月間。報告就歐洲一個世紀以來的歷次議和大會展開探討，認為此次戰爭結束后的會議，其種類當為萬國公會，所討論的議題都是關于某國滅亡、領土割讓、二國合并等重大事項。 該報告收藏于張國淦檔案，但沒有時間和作者。據現有資料推測，該報告最可能的作者是北京政府日籍法律顧問有賀長雄。在1915年1月15日《收政事堂交夏詒霆條陳》中，有“日本有賀顧問，復援據一千八百十五年維也納公會，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巴黎公會，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柏林公會，謂與戰事間接關系諸國，亦得由戰國介紹列席”之記載，與此報告的內容相吻合。(《中日關系史料・歐戰與山東問題》，第664～666頁)。報告認為，近代以來，僅有三次此類型的會議：即1815年維也納會議、1856年巴黎會議及1878年柏林會議，這三次會議都是戰爭的結果。該報告將參會國分為直接關系國和間接關系國。雖然間接關系國可以參會，但其影響有限。中國是和會的間接關系國。報告總結三次萬國公會后指出：“間接關系國欲行其志，不可不依賴直接關系諸國中之一國或數國，借其力以成事”。從戰略而言，中國須與協約國接近，以便借力達成中國的目的，“為中國謀，應宜與三國協商親善，借其聯合之力，以行中國之意志”。⑧ 《媾和大會論》，日期不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特藏檔案，甲350-203，張國淦檔案，《外交宣戰案件》卷。 　　與一般認識不同，報告并不看好中國所倚重的美國調停。雖然美國作為此次戰爭“未與戰事惟一無二之強國，與柏林公會時德意志同”，但居間調停“亦未可必然，此事成功甚難”：一是美國向來奉行不干涉主義;二是美國沒有調停的強制力，如同柏林會議時德國的身份;三是外交非美國強項，難以說服歐洲各國。報告顯然對當時出現的聯合美國調停一事并不看好。⑧

　　1914年12月12日，政事堂交給外交部一份關于參加和會問題的說帖，分析中國加入戰后和會的必要性。說帖引用日俄戰后故事，對于加入和會事有清醒認識，“雖然我之利，彼之不利也;我所欲，彼必多方阻撓，使我不能達到目的，故日俄戰后開議和會于美境，我欲加入而未果”。由于中國未能加入議和，“日人先與戰敗之俄交涉，得所欲，乃再與勢力懸殊之中國交涉，其得美滿之效果也”。中國欲加入戰后大會，目的在于“勿蹈南滿之覆轍”。山東問題顯然是關注的焦點，而解決山東問題，“最忌由中日兩國單獨交涉”，最理想的解決辦法是“由國際議和大會公共解決”，說帖強調，此解決思路已經送交鈞座(當為袁世凱)參考。 《收政事堂交說帖》，1914年12月12日(除特別注明外，本文所引外交部信函、電文均以收到日期為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下同)《外交部檔案》，03-37-001-01。

　　在外交部的參會籌劃中，甚至出現了更為明確的執行計劃。夏詒霆就對中國參會計劃進行了更為明確的階段劃分，他將中國參會分為三個時期，“故為我國計：目前應設法加入，為籌備之第一時期。加入以后之各項提議，為第二時期。不能加入之后，最后之對付，為籌備之第三時期”。作為加入大會籌備的第一個時期，中國需要做三件事：一是聯絡中立國調停戰事，以設法加入;二是離間聯軍各國，使其互相嫉妒，以設法加入;三是商允德國，倡議邀我列會，以設法加入。 《收政事堂交夏詒霆條陳》，1915年1月15日，《中日關系史料・歐戰與山東問題》下冊，第664～666頁。

　　經過前期的初步討論，北京政府已經決定采取主動外交應對措施，聯絡各國，為加入大會做初步準備。12月14日，外交部致電駐美公使夏偕復：“青島膠濟鐵路及魯省中立問題，非待歐戰告終，加入議和大會解決，恐無公允結果。我為青島地主，是有密切關系，理應加入大會”，為了防止別國從中阻攔，“已密函駐歐各使，先期密籌加入事宜”。 《發駐美夏公使電》，1914年12月14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1。此電已經將參會原因及困難明白講出。該電表明，外交部在中國不能參戰情形下，對如何實現參會意圖，已經有了明確的思路。此時外交部的參會策略是：以調停身份出席會議，使反對者亦無所藉口，“倘我國能以和解調處資格入會，反對者當無所施其技”。 《收駐美夏公使函》，1914年12月25日，《中日關系史料 歐戰與山東問題》下冊，第599～600頁。劉式訓歐洲之行，即是在此種背景之下出現的。

　　二、外交部關于中立身份下參會的第一次赴歐調研

　　大約在1914年11月間，駐巴西公使劉式訓被外交部選中，作為籌劃參加戰后和會的主要人選。 劉式訓，字箏笙，號紫箴，1868年生，江蘇南匯人。先后畢業于上海廣方言館和京師同文館，是晚清培養出來的專門外交人才。1905年9月任出使法國、西班牙大臣，辛亥革命期間辭職。民國成立后，經陸征祥推薦，1913年1月29日出任外交次長，二人為廣方言館及京師同文館同學。1913年12月29日，出任駐巴西兼駐秘魯全權公使。11月18日，外交部致電劉式訓：“政府擬派專使前往與會，屆時擬派執事攜陸專使與議，藉資挽救”，要其做好相關準備。與此同時，外交部將相關文件郵寄巴西，以便劉式訓參閱。 《發駐巴西劉公使電》，1914年11月28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1。

　　劉式訓于1914年12月24日自巴西啟程，橫渡大西洋。1915年1月9日抵達葡萄牙，由葡萄牙登陸歐洲，開始其籌議參會外交之旅。12日到西班牙，并預定于20日由西班牙赴法國巴黎，然后經瑞士前往柏林。由于未能購到20日赴法車票，改為21日動身，中途換車兩次后，于1915年1月23日到達法國巴黎。由于赴德道路頗多周折，于是改變原定日程，于1月27日渡海到了英國，29日與施肇基會晤，30日離英回法。在法國短暫逗留后，進入瑞士。2月7日從瑞士動身赴德，最終于2月9日到達原定目的地荷蘭。 參見《收駐巴西劉公使函》，1915年2月27日、3月3日、5月21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2。

　　在西班牙期間，劉式訓曾致外交部咸、嘯兩電，將其與歐洲兩使會商意見及自己的建議報予外交部。咸電系劉式訓于12日抵達西班牙后發給外交部的電報，內容包括其與兩使會商情形及西班牙政府的態度。為防止收發延誤及電碼出錯，特別將兩電內容以文函形式再行寄送。嘯電主要是關于山東問題的處理建議，與中立參會提議其實無關。2月 27日，外交部在所收劉式訓函件中有“本日曾發嘯電，略貢愚見，以備采擇”之類的記載。 《收駐巴西劉公使函》，1915年2月27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2。而在另一份檔案中則明確記載收到該函日期是1月19日，從劉式訓行程推斷，該日期應是發函(電)日期。劉提出“莫若就德人原占區域，仿上海公共租界辦法，開為萬國商場，歸通商各國領事共同經理”，為了補償德國，可以 “聲明將膠澳稅款，盡數贈給德國若干年，以償其歷年經營之費”。對于處于實際掌控地位的英、日兩國，“可以威海、旅大各口岸，租期若干年以酬之”。 《收駐巴西劉公使函》，1915年1月19日，《中日關系史料・歐戰與山東問題》下冊，第682頁。

　　劉式訓認為，法國對戰后和會并無固定決策，“屆時有無中立國參列和議，全視戰局為何，現無從懸斷”;法、俄之間關于是否要日軍登陸歐洲參戰一事，意見不一，“前外部畢盛主張用日本軍隊來歐助戰，屢次著論鼓吹”;由于日本所提報酬包括占領庫頁島及越南，“俄人大示反對，畢意遂寢”。 《劉式訓致外部電》，1915年1月26日發;《收駐巴西劉公使函》，1915年3月3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2。經過在法國短暫停留后，劉式訓渡海赴英。 　　在英期間，與駐英公使施肇基進行了廣泛商談，所涉內容不只包括加入大會事，還有與美國秘密商談收回膠澳事。會談之后，兩人于1月29日聯合致電外交部，就所商情形詳細匯報。電文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英國的態度。兩人分析認為，在戰爭形勢未明朗之前 “英或資日”，目前則不免遷就;二是日人關于戰后和會的理論。施肇基向劉式訓出示了有賀長雄所撰寫的有關媾和大會的文章，劉認為“其中辨析會議之性質及中國加入會議之準備，方法諸多可采”。但對有賀長雄在文章中指出的，中國若加入會議須依賴三協商國，則不以為然，“此仍是日本人議論，蓋此時勝負未分，不能決定”。劉式訓的建議是“只宜預定宗旨，待時而動。茍對于雙方稍有抑揚偏倚之跡，不免招外來之疑問”。三是要與美國保持密切聯系。 《收駐巴西劉公使函》，1915年5月21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2;《駐英公使施肇基、駐巴西公使劉式訓關于取消戰區等事致外交部電》，1915年1月29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外交，第391頁。

　　劉式訓剛到歐洲時，駐德公使顏惠慶曾向國內匯報德國方面的態度，“談及將來議和事，據云，德主張與各國單獨議和，反對共同議和”，這與中國所持意見顯然不同。北京政府外交部的設想是盡力避免單獨與日本談判，而是希望舉行由各國參加的共同議和。當被問及如中國加入德日議和德國持何態度時，回答以 “德國方面當無異議”。德國甚至建議中國從日本方面做工作，“此事關系日本國較重，中國當從日本國下手”。 《收駐德顏公使電》，1915年1月10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2。奧匈帝國態度較為模糊，“據答，將來或開大會，或由戰勝國開示條件，均難預定”， “惟中奧邦交素密，遇有中國提議之件，無不表示親睦”。 《收駐奧沈公使電》，1915年1月15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2。

　　得悉德國方面的議和方式后，外交總長陸征祥會晤俄國駐華公使庫朋斯齊，探詢俄方態度。庫朋斯齊告訴陸征祥，在處置青島問題上，俄、法、英三國意見相同，“將來貴國對于處分青島一部分問題時，當然可以加入和會云”。當被問及德國欲與各國單獨議和是否可能時，庫朋斯齊的回答是“英、日、俄、法曾有一聲明文件，不能單獨議和，德之意或于彼有利益，聯盟國必不答應也”。 《收總長十六日會晤俄庫使問答一件》，1915年1月21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2。庫朋斯齊所指文件即1914年9月5日的《倫敦盟約》，約文中聲明“英法俄三國政府互相約定，于此次戰役進行中，不單獨議和。三國政府議定，于磋商和款時，若三協約國中之一國，不先以議和條件商諸他二國，則不得要求議和之條件”。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張國淦檔案中有一份《倫敦盟約》抄件。在此之前，庫朋斯齊已經向中國表達了贊成中國參加戰后和會意見，認為除日本外，其它國家沒有反對中國參會的理由，并強調如果不是直接交戰國，中國只能參加與自己相關的會議事項。 《王秘書赴俄使館問答》，《中日關系史料・歐戰與山東問題》下冊，第660頁。

　　因顏惠慶的勸阻，劉式訓未能前往奧匈帝國。奧匈帝國方面的態度均由駐奧公使沈瑞麟提供。 “德奧勝利，于中國方面定多裨益，三協約勝，則與日人聯絡一氣，中國后患之來，正難思議”，意在勸說中國。沈瑞麟則認為，勝負仍難分辨，“有無大會殊難懸斷”。如大會果真召開，“自當堅請加入”;如出現中國不愿見到的局面，即“交戰各國在戰場定議”，不再召開大會，“亦須別籌抗議之法，以資補救”。 《收駐奧沈公使函》，1915年3月22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2。

　　1915年2月21日，外交部收到劉式訓所報關于荷蘭近況。劉式訓認為，由于荷蘭仍屬中立，因此言辭謹慎。但荷蘭方面對和會仍有自己的籌劃。其中之一，就是希望海牙為戰后議和地點。 《收駐巴西劉公使電》，1915年2月21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2。

　　劉式訓歐洲之行，未涉足意大利。駐意大利公使高爾謙認為，意大利對于中國要求加入戰后和會一事，“雖不能獨力贊成，亦未必特加反對，此時即欲求彼贊助，自不外敷衍其詞，究于事局實屬無濟”。高爾謙本望劉式訓到意大利一敘，“乃昨接其來函，知先回國，方謂海行尚可于折奴鴉或那波里一見，迨電詢和館，始悉取道俄都，無從晤商，深為可惜”。 《收駐義高公使函》，1915年5月10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2。

　　丹麥的態度頗為含糊。事實上，民國政府外交部收到由德國使館轉來的關于丹麥態度的函件時，意大利已經宣布加入協約國對德作戰。函件所討論的以意大利為例子的中立國情形，已經不具實際意義。意大利加入協約國后，于1915年5月25日簽署《倫敦盟約》，即遵守不單獨與德議和的規定。同年10月19日，日本簽署該約。至此，可以確定，協約國集團參戰各國將不單獨議和，而這與中國的戰后議和期待是一致的，即不與日本單獨交涉。 因十月革命的爆發，協約國集團未能嚴格遵守《倫敦盟約》，新成立的蘇俄單獨與德國締結和約。從外交上而言，這也符合德國預先設定的單獨議和的方針。德、奧雖然同意中國加入大會，但其單獨議和的方式，不為中國所歡迎，因此中國主要的外交方向，將是協約諸國，及尚在中立地位的美國。

　　在歐洲各國經過將近2個月的調查后，劉式訓準備由俄國回國，向外交部當面陳述參會事宜，“和一月二十日函件均到，咨詢公法家事，十九日函詳，和議尚游移 ，擬乘間由俄入京一行，面陳一切，候示”。 《收駐巴西劉公使電》，1915年2月28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2。3月2日，外交部致電劉式訓，盼其回京接洽。 《發駐巴西劉公使電》，1915年3月2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2。

　　1915年6月1日，外交部就籌備戰后和會問題致電各駐外使館及機構：“駐巴劉使暫時留京，繼續籌備，所有關于籌備事宜仍請查照部電及劉使函件，切按時勢，悉心籌畫，隨時電部酌核”，此電可以作為劉式訓歐洲外交之行的一個句號。雖然歐洲外交調查結束，但籌備和會任務遠未完成，“將來和會關涉東亞，理應參預，且尚有應行提議之件，仍須以達到加入為目的”，如果出現有利于中國的時機，應即“向所駐國政府切實聲明，將彼政府意見電本部，如系交戰國，并向要求贊成”。 《發駐外各使館電并各分館籌備和會事》，1915年6月1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2。籌備和會一事繼續為各駐外使領之首要外交任務之一。 　　三、教皇調停之傳聞及第二次赴歐調研

　　經劉式訓歐洲之行后，民國政府外交部初步了解到各國的態度，以及它們對戰后和會的意向性構想，在此基礎上需要完成的工作，就是尋找最佳的加入辦法。作為中立國，任何籌劃加入的方式，都充滿變數，必將隨形勢的改變而進行相應的調整。隨著戰爭的進行，各種消息不時出現，其他方案的調停計劃亦在醞釀之中。在真假難辨的情形下，民國政府凡涉及和會事情都予以認真對待。

　　1915年6月 28日，外交部致電駐意大利公使高爾謙：“聞將來議和當由教皇及瑞士居間調停，英和兩國已在教皇處新設駐使，接洽一切等語。教皇是否有調和之意，希確切密查，并預籌加入大會與議”。 《發駐義高公使電》，1915年6月28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2。高爾謙不贊同在戰局未分勝負之際，向各國探聽有關議和大會的消息，認為此舉“不但真情實際無從得窺，且鮮不遭其淡冷態度，故毋寧以鄭重出之”。至于教皇調停，應屬于其份內之事，并無特別安排，“教皇為風化主宰，各國皆有皈依之民，立志媾和，自其天職”，而之所以迄今未公開號召，“蓋亦自知時機未至，空言無補，反損聲望”。目前需要關注的是戰爭走向，“要在注視列國之趨勢如何耳”，“將來如果一方面全勝，一方面敗于極點，和議條款之權，自為戰勝國所操”。 《收駐義使館函》，1915年8月31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3。

　　沈瑞麟于8月25日致電外交部，“默窺歐戰以來，各國對于教皇極為注重，英設駐使與前，法派專使于后，最近荷蘭亦與教皇通使，至對瑞士方面，瑞典向無駐使，近亦添設，凡此舉動，似有深意”，建議“從事聯絡，以達加入之目的，擬請列入籌備中，試商及之”。 《收駐奧沈公使函》，1915年8月27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3。外交部重視此種議和動向，將沈瑞麟電文轉呈政事堂，政事堂于8月 31日將批復后的電文轉交外交部，要求外交部就教皇調停和會等事相機聯絡。 《收政事堂交電》，1915年8月13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3。

　　沈瑞麟認為雖然目前戰局勝負未分，但中國宜乘此時選邊站定，對外一視同仁只能是個表面的說辭，“倘若利用兩聯盟，則當力就聯盟方面而傾向之，倘若利用三協約，則當就協約方面聯絡之，方針必須確定進行”。如果不能事先籌備，確定外交主攻方向，“即使加入酬和會，無一真摯可恃之友邦，發言盈庭，誰為贊助，臨時而呼，將伯恐無及矣”。 《收駐奧沈公使函》，1915年8月23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3。

　　為了主動應對教皇調停戰事的可能，外交部有意調整駐歐領使的職務范圍，擬讓沈瑞麟兼使瑞士，胡惟德兼使教廷，并于8月30日致電沈瑞麟、胡惟德，探詢意見。 《發駐奧沈公使電》，1915年8月30日;《發駐法胡公使電》，1915年8月30日，《收駐奧沈公使函》，1915年8月27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3。駐法公使胡惟德認為由其兼使教廷并不適合，并舉出兩點理由：一是“法與教廷撤使絕交，感情極冷”，若以駐法公使兼任，可能“未收其效，先損法感情”;二是“在華各國天主教民，向由法保護，遣使教廷，定遭法忌，兼駐尤覺非宜”。胡惟德認為，奧匈帝國與教廷關系“方睦”，且相距不遠;另一方面，法國、瑞士政體相同，“保護學生、僑民等事，向由法館與瑞政府接洽”，希望外交部再行統籌兼駐事宜，其意在于希望兼使瑞士而不是教廷。 《收駐法胡公使電》，1915年9月6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3。沈瑞麟同意由其兼使瑞士，“麟駐地臨近，遵當兼效馳驅”，認為此舉在中瑞尚未訂約的情形下，可以靈通消息，并建議“先與商訂通好條約，彼此訂定關乎通商事宜，隨后續議是否恰當”。 《收駐奧沈公使電》，1915年9月7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3。獲悉胡惟德建議的函電后，沈瑞麟同意由胡兼使瑞士，表示自己“自慚望淺，極愿讓賢”，并于9月18日致電外交部，將自己的意見一一陳述。 由于瑞士可能為議和之地，或許因此促進了中瑞建立外交關系的進程。1918年6月13日，中瑞訂立《通好條約》，正式建立外交關系。沈瑞麟還愿以其個人關系，探詢教廷方面的動靜，“駐奧教使與麟甚熟，如有探詢教廷之處，亦可托轉”。 《收駐奧沈公使電》，1915年9月24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3。

　　外交部在尋求加入和會辦法的同時，亦試圖從歐洲歷史上尋找借鑒。前文已經敘及，外交部曾有一份媾和大會的專門研究報告，認為維也納會議、巴黎會議及柏林會議，系最為著名的三次議和大會。待劉式訓歐洲之行結束后，在籌備具體加入方式的同時，外交部希望能有更多關于三次和會的材料，以供研究。1915年7月3日，外交部發出致駐英、法、德、俄、奧、義、美、荷公使函，告之國內關于三次媾和大會的材料“除一二條約歷史外，苦無確切成例，足資考證”。函件并特別舉希臘加入柏林大會一事為例，說明相關情形：以希臘為中立國，但因領土處分一節與其有直接關系，因此被特許入會，此種狀況類似于中國于此次大戰的境地，“不知關于當時希臘加入柏林大會，各國外交來往文件，此時能否設法搜覓”。函件強調，柏林大會之前“各國政府交換意見，必有多數文電之往還，我國似應詳事搜求，或可作為籌備加入大會手續先例之一助”。鑒于會議所具有的上述重要借鑒意義，函件要求各使“務須將歐洲組織此三大會所有駐在國與他國預籌會議往來文件，及其他各國加入會議之歷史，設法密為收集，或編列表冊，或照錄原件，迅速郵寄本部，以為籌備資料”。 《發駐英法德俄奧義美和各公使函》，1915年7月3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3。

　　各駐外使館按外交部的要求調研三次和會時，為得到較為直接的經驗，外交部再次派專人赴歐，從事聯絡及調查。此次擔任者為外交部參事夏詒霆。1915年9月10日，外交部以“目前各國情形瞬息萬變，將來究竟如何，不能不先為研究”為由，派遣夏詒霆前往歐洲各國。 《收駐和唐公使函》，1915年12月14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3。夏詒霆歐洲之行首站為何國，目前的材料尚不得知，目前可以得到的行程是大約在10月20日前后抵達法國，11月6日由法赴英，11月11日由英抵荷，14日離荷赴德， 11月18日離德赴奧，11月30日由奧赴俄，最后自俄返國。 　　夏詒霆到歐后，與各國政要及公法家接觸，探詢意見。1915年10月23日，外交部收到夏詒霆電，稱“頃晤風登納，誠懇密詢。據云，戰時結局總在明歲，大會如有中立國列席，中國亦可要求加入，惟此情形與維也納、柏林等會議不同，恐交戰國不愿別國與聞”。另外一點在于，現實處境不利于中國，“戰后歐美列強于遠東利益不肯漠視，但現在殺機已動”，可謂是“有強權，無公理”。風登納 未能查明此人身份。在法國、德國會見的公法家及政要，由于缺乏相關材料，亦無法確認身份。建議中國，為了防范別國野心，可以做兩方面準備：一是遍告國際友邦;二是“乘機趕修軍備，整理財政，多派武員觀戰，造就將才，以備萬一”。 《收本部夏參事電》，1915年10月23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3。

　　在法國期間，夏詒霆會晤法國政要。得到的意見是，如果戰局勝負難分，由別國參與調停，則中立國可列席會議。法人的意見中均提及日本，認為日本可能會反對此舉，因此“能預防日本國阻力最好”。 《收夏參事電》，1915年11月8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3。在德期間，晤見索爾息，探詢其對東亞局勢及各國影響的認識，尤其是如何牽制日本。索爾息認為東亞大局掌控于英國，“現英、日外雖親睦，內實猜忌，戰后盟約決難賡續，或竟先將解散”。美國與日本有利益沖突，但“挾制不足，牽制有余”。如果中國能聯結英、美，“日患當可稍圖補救”。不必擔心日俄聯盟之傳言，日本果若聯俄“不特關系中國。恐英美必從中阻撓”，即使日本“重審前議”，“恐未必能成事實”。 《收本部夏參事電》，1915年11月22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3。此后夏詒霆由德赴奧，后經俄國返回國內。

　　未能見到夏詒霆在俄國活動的資料，但透過俄國的檔案，可以推斷俄國對中國此時的外交動向十分清楚，認為中國的主要動機有二：一是“想參加將來應該解決青島命運問題的和會”;二是“希望加入協約國，借此可保障自身安全，避免日本之陰謀”。 《俄國駐北京公使致俄國外交大臣電》，1915年11月7日;陳春華譯：《沙俄等列強與中國參戰――俄國外交文書選譯》，《民國檔案》2005年第1期。為推動中國對德絕交，俄國外交部曾周旋于英、法、日三國之間，力勸三國同意中國加入協約國，主要的阻力來自日本。

　　外交部對參會的外交調研，是基于中國中立這一前提的，因此其對中立國的研究也比較重視。此前對歐洲各中立國的調研，限于意大利、荷蘭、西班牙等西歐國家，甚少注意到巴爾干半島諸中立國。隨著時間的推移，意大利加入戰團，其中立國身份不復存在;荷蘭為保和會所在地，對戰后和會具有特殊地位，不是純正意義上的中立國。因此研究上述中立國所能提供的借鑒意義，已經大打折扣。為解決此問題，1915年9月21日，外交部致函駐俄公使劉鏡仁、駐奧公使沈瑞麟，要求密為探詢希臘、羅馬尼亞等中立國“對于戰事、媾和公會，如何辦法，有無籌備”，望隨時電告。 《發駐俄劉、駐奧沈公使函》，1915年9月21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3。并于同日致函所有駐外使館，要求切實調查中外報紙所載之 “戰事媾和漸有動機之說”，認為“此種論調未始非事實之先聲，或作為我國籌備加入大會參考之一助”。 《發駐外各使館函》，1915年9月21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3。

　　沈瑞麟于調查后回復外交部：“查巴爾干各國，除布加利亞已加入戰局外，希、羅兩國均系武裝中立，將來遇有時機，難保不參與戰事”。關于媾和問題，目前“尚無明了之籌備”。 《收駐奧沈公使函》，1915年12月25日，《外交部檔案》，03-37-001-03。

　　至1915年底，外交部為籌備加入大會已準備一年有余，先后派劉式訓、夏詒霆出使歐洲，探詢意見，繼之要求各使調查三次歐洲議和大會，希望從中得到借鑒。在聯絡各國公法家以為我用的同時，對傳言中的教皇調停認真對待，一一做出外交因應。為防備瑞士可能作為議和之地點，特派專使兼駐瑞士，并探求訂立通好條約的可能。外交部所作的這些準備都為中國將來以中立國身份加入和會打下基礎。中國能否最終以中立國加入和會，加入之后能否達到預定的目的，均非這些準備工作所能準確預知，外交部只是在盡最大可能，為將來中國能參加和會并達預期目的做足外交方面的工作。此過程中，沈瑞麟要求外交部選擇兩集團中的一邊為主要外交方向，唐在復則根據柏林和會經驗，建議政府先與一強國接洽，以為后盾。這些建議，無疑對中國籌備加入和會，及加入和會后保護自身利益是有利的。

　　1916年春，德國已經有議和之意，此種動向引起外交部的注意。因美國所處中立地位，消息大多從美國而來。1916年3月25日，駐美公使顧維鈞來電， “昨見各報紛載德首相與駐德美使晤談，有議和意，擬請美國出為調停等語”，據以探詢美國外交部，告以“所談僅及美德交涉，惟據各處私密消息，雙方均確有和意，不久議和亦意中事”。美國外交部人員提醒顧維鈞，“和會與中國關系不小”，希望中國相應準備。雖然外交部一直在由劉式訓等籌備加入和會的方法，但顧維鈞此時竟然并不確定中國是否已經決定加入戰后和會，“我國擬否加入和會一節，如已決議，乞早日密示，俾有遵循”。 《收駐美顧公使電》，1916年3月25日，《外交部檔案》，03-07-001-04。外交部肯定中國加入和會之愿望，但唯恐結果難如人愿，希望留出處理余地。除回電顧維鈞表示“我國能加入大會，固所至盼”外，又引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的個人意見，說明不加入和會的利益所在，“芮使以私意密告，以為中國宜宣言不欲加入，庶日本不至要求在會內代表我國利益，同時我國設法與各關系國另組專會，討論東方問題”，外交部希望顧維鈞對此發表看法。 《發駐美顧公使電》，1916年3月29日，《外交部檔案》，03-07-001-04。

　　顧維鈞不同意芮恩施的意見。顧指出，如果明確大會將處理有關中國問題，中國應該“堅請入會”。如中國宣言不加入大會，“他國或解釋為我國愿將各項問題，一任和會處置，不復置詞”，將導致“有損我國將來反抗和會決議之地位”。在中國要求入會的情形下，如果被拒絕加入，中國即可“不承認該會之議決，以為他日抗議之地步”。至于另開專會，顧維鈞認為不可，“有損我國將來自由行動”，而且“日本殆必要求為專會主席，尤易實現其在亞洲霸權”。 《收駐美顧公使電》，1916年4月21日，《外交部檔案》，03-07-001-04。顧維鈞關于中國須加入和會的解釋，從邏輯上講有利于中國，而這與外交部確定加入和會總方針是一致的。外交部雖然早已為加入和會在進行各種籌備，但在核心籌備人員之外并未宣講民國政府的底線，各種可能的預案也在一直進行。當德國議和之意醞釀出臺時，外交部久已計劃的參會之議，似乎將要有一個結果。 　　余論及結語

　　中立參會之議，最終隨戰爭進行而出現轉機。1916年12月，德國宣布將與協約國議和，條件是“大致系除波蘭及律蘇愛尼亞外，余俱恢復戰時以前原狀，所有德國已失非、亞二州屬地，亦一律復歸德有”。 《收駐美顧公使電》，1916年12月14日，《外交部檔案》，03-07-001-04。該條件顯然不利于中國，“德國協商收回屬地為條件，若日本歸還膠澳，勢必另圖取償”。 《收駐和唐公使電》，1916年12月17日，《外交部檔案》，03-07-001-04。12月19日，美國總統威爾遜宣布將調停戰爭，強調其調停雖然出現在“歐洲中部各交戰國現有媾和之意”后，但兩者之間“根本上固毫無關系也”。中國駐美公使館于12月23日收到美國調停照會，表示愿與美國合作出面調解。 《收美館照會》，1916年12月23日，《外交部檔案》，03-07-001-04。德國議和與美國的調停，均未見效。至此之后，戰爭形勢陡轉，因美國不滿德國政府之無限制潛水艇戰，于1917年2月3日對德絕交。中國很快步美國后塵，于2月9日對德提出抗議，并于3月14日宣布與德絕交。

　　美國對德絕交后，德國方面許諾，中國將來必能加入和平大會，無須與美國一起加入戰爭，并運動國內重要政治人物游說政府。但此時為時已晚。透過開戰以來中國通過各種渠道所得信息，德國始終堅持單獨議和，這是中國所要力主避免的情形。協約國自始就有不單獨媾和的《倫敦盟約》，意大利、日本加入戰團后，亦明確宣布遵守盟約，這無疑暗合了中國對戰后議和方式的期許。事實上，自日本加入協約國后，透過簡單的邏輯亦可推理出中國政府的外交選擇。中國對戰事的關心集中于山東問題，德、日是山東問題的直接關系國。如中國加入同盟國，與德國站在一起，德國戰勝，德國能否放棄在山東權益不可知，中國獲得的利益必將從協約諸國身上獲取，中國能獲多少，全無計劃，德國所許，無非是加入和會，目的不明;如果戰敗，則從日本手中收回山東權益完全不可能，日、俄等在華已有重大利益的諸國，必將乘機擴大其利權，前車之鑒不遠。加入協約國，如果戰勝，則中國與日本站在同一戰壕，收回山東問題有極大可能;如果戰敗，山東重回德國手中，中國無非恢復到一戰爆發前的狀態，沒有失去什么。事實上，至中國對德絕交時，隨著美國加入戰團，德國敗勢已顯，中國加入協約國只能促使山東問題朝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解決。

　　德國對中國參會的許諾，事實上存在極大的泡沫。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德國戰勝的基礎上的，如果失去了這個基礎，德國自身都將難保。民國政府內部對戰局的走勢有著大體正確的預判，這種判斷隨著戰爭的進行而逐漸明晰。當然，從理論的角度講，中國對德最終絕交與宣戰，除去先前學界所認識到的原因外，德國對戰后和會的處理方式與中國的預期并不相同，不利于中國，就外交而言，這也是中國絕德的原因之一。只是，我們不能把德國的許諾視為過重的因素，尤其是不能將其上升到影響中國外交選擇的層面。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對德宣戰。中國尋求參加和會的外交，以中國對德宣戰為標志，劃為一個段落。作為參戰國，當然獲得參會資格。如果梳理中國加入大戰的原因，或許可以發現，戰前所作的關于媾和大會的外交調研，為中國最終決定對德宣戰，起到了指導性作用。從外交層面，防止中國走錯方向，并盡可能藉戰爭之際，最大化自身利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戰爭爆發到中國正式宣布對德絕交并參戰，屬于中國籌備加入和會的第一階段。中國參戰以后，與會已經不是一個問題，先前為此所做的種種準備，都有了一個結果。參戰以后的與會籌備，與此前相比有重大改變。之前所做，是圍繞著是否加入、如何加入而展開，此后，則是如何在會上最大程度實現中國利益。加入和會的籌劃與民國政府的總體參戰外交方針是一致的，不是說加入和會將與參戰發生矛盾。其總體構想是收回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包括租借地、租界及膠濟鐵路，盡最大可能維護中國自身利益。其主要對手國，當屬日本。參戰外交的最終目的是參與大會，維護自身利益，不讓日俄戰爭后的故事重演。當中國求中立以自保而不可得時，北京政府為達此目的而進行的外交交涉及國際活動，大體可分為兩個線索：一是尋求參戰，如果成功，結果當然是加入和會，在會上維護自身利益;二是不參戰，但加入和會，并運用各種手段達到維護自身權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