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異化勞動學說中工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蘊含著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雙重存在――這一思想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被馬克思進一步表述為“現實的人”的雙重存在：一方面是作為個體的“現實的人”的存在;另一方面是作為共同體的“現實的人”的存在。“現實的人”的雙重存在產生了勞動的二重性，勞動的二重性則形成了商品的二重性：作為個體的“現實的人”的具體勞動形成商品的使用價值;作為共同體的“現實的人”的抽象勞動則形成商品的價值。以此為理論基石，馬克思寫成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巨著《資本論》。

　　[關鍵詞]核心期刊,“現實的人”,異化勞動,勞動的二重性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首先從商品的二重性分析中指出了勞動的二重性：具體的有用勞動和抽象勞動，并以此為理論基礎來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對此，馬克思曾在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指出：“我的書最好的地方是：(1)在第一章就著重指出了勞動或是表現為使用價值或是表現為交換價值這種勞動的二重性(這是對事實的全部理解的基礎);(2)研究剩余價值時，撇開了它的特殊形式――利潤、利息、地租等等。”但是，我們通過閱讀《資本論》發現：馬克思在這里只是從對商品的邏輯分析中指出和確認了“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而并沒有直接對勞動二重性產生的原因進行詳細的說明。因此，如果將商品的二重性歸源為勞動的二重性的話，我們要問：勞動的二重性何以產生?事實上，通過對這一問題的闡明，我們不僅可以獲得一種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較為完整的理解，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明晰在政治經濟學批判道路上的馬克思所做的人學探索。

　　一、異化勞動學說：政治經濟學批判初期的人學探索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馬克思第一次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進行批判性考察所形成的一部早期文稿，其原名為《政治與政治經濟學批判》。在這一文稿中，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異化勞動學說。

　　異化勞動范疇的提出源于馬克思對私有財產的分析。在文稿中，馬克思對私有財產的分析從勞動開始，并將勞動看作是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他肯定勞動的本質方面是工人同生產的直接關系，從這種關系出發，馬克思闡述了異化勞動的四個基本特征：首先，工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相異化;其次，工人同自己的生產活動相異化;再次，工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最后，人同人相異化。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作為“工人”的人的悲慘的存在狀態，并談到了作為“工人”的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這一特征。那么，何為人的“類本質”呢?

　　其實，人的“類本質”并非神秘的事物。在費爾巴哈的語境中，人的“類本質”就是人之為人而與動物相區別的共同特征。需要注意的是，費爾巴哈是在對宗教神學進行批判的語境中揭示人的“類本質”的，其方法是對單個人自然聯系起來的普遍性的抽象，所以，他認為“類”就是“人本來的人性”，“人自己意識到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類、即形成本來的人性的東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理性、愛、意志力就是完善性，這就是最高的力，這就是作為人的人的絕對本質，就是人生存的目的”。馬克思在文稿中通過“人是類存在物”這一命題來闡明人與動物的區別，他認為，“勞動這種生命活動、這種生產生活”就是人的“類生活”，“這是產生生命的生活。一個種的整體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動物與人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他具有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所以，“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因為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也“正是由于這一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

　　因此，如果將馬克思所說的人的“類本質”理解為“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那么，這種“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僅僅在于人能夠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即人能夠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自己意識的對象，所以馬克思說：“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許多學者在研究馬克思的人學思想時，脫離馬克思在此處的具體語境而片面地夸大馬克思的這一表述，作為人的“類本質”的“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被他們闡釋為“自由狀態下的一種創造性活動”，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弗洛姆是典型代表之一。在《馬克思關于人的概念》、《為自己的人》、《精神分析的危機》等著作中，弗洛姆表達了如下思想：馬克思的關于人的概念是基于人的一種可能性潛能而確立的，即處于自由狀態之下的一種創造性活動，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般本性。這種人性固然會在不同的歷史生存情境中，以種種扭曲的異化形式出現，但追求人的自我實現和自由解放的需要將永恒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內驅力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最高目標。那么，馬克思在文稿中所揭示的人的“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是否真如弗洛姆所理解的那樣，是“自由狀態下的一種創造性活動”呢?

　　非也!請注意：馬克思在文稿中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語境中來揭示人的存在的。在此過程中，馬克思已經走向了日后其所標明的“現實的人”，而這一重要環節是通過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完成的。在文稿中，通過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批判性研究，馬克思指出，對于黑格爾來說，“對象僅僅表現為抽象的意識，而人僅僅表現為自我意識”，從而，“人被看成非對象的、唯靈論的存在物”。因此，雖然“黑格爾站在現代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他把勞動看作人的本質，看作人的自我確證的本質”，但是，“他只看到了勞動的積極方面，沒有看到它的消極方面”，因為“黑格爾唯一知道并承認的勞動是抽象的精神的勞動”，而現實的人類勞動是“人在外化范圍之內的或者作為外化的人的自為的生成”。所以，作為人的“類本質”的“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不是“自由狀態下的一種創造性活動”，而是一種“對象性活動”，正是在這種“對象性活動”過程中，人證明了自己是一種“對象性的自然存在物”。馬克思用最為明確的話語指出：“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種非現實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來的存在物，是抽象的東西”。 　　顯然，作為“對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人不是想象當中的“自由狀態下”的人。作為“對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人，不僅是自然存在物，還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所以，這種人“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這些力量作為天賦和才能、作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同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說，他的欲望的對象是作為不依賴于他的對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這些對象是他的需要的對象;是表現和確證他的本質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對象”。因此，簡單概括地說，作為“對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人一方面具有能動性，另一方面具有受動性，是能動性與受動性的統一。而“自由狀態下”的人單純地強調了人的存在的能動性方面(當然，這種能動性只能是思想上的能動性)，所以，其所談論的人并不是馬克思在文稿中所分析的“對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人。

　　如果說能動性與受動性的統一揭示出的是作為“對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人的存在狀態的話，那么，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補充文稿《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中，馬克思則在運用異化勞動范疇對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的分析中表述了人的本質――“不論是生產本身中人的活動的交換，還是人的產品的交換，其意義都相當于類活動和類精神――它們的真實的、有意識的、真正的存在是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因為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所以人在積極實現自己本質的過程中創造、生產人的社會聯系、社會本質，而社會本質不是一種同單個人相對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個單個人的本質，是他自己的活動，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財富”。在此，馬克思將人的本質看作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并指出了這種社會聯系是人在積極實現自己的本質的過程中創造和生產…來的，所以，這種社會聯系不是抽象反思的結果，而是個人在實現其自身存在時的產物，對此，馬克思說道：“人們――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為現實的、活生生的、特殊的個人――就是這種存在物。這些個人是怎樣的，這種社會聯系本身就是怎樣的。”所以，人就是在其所處的社會聯系――注意：這種社會聯系是在人的活動中不斷創造和生產的――中所呈現出的那樣。

　　問題在于，國民經濟學家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社會聯系當作前提，他們“以交換和貿易的形式來探討人們的社會聯系”，并將這種形式“作為本質的和最初的形式、作為同人的本性相適應的形式確定下來了”――這是國民經濟學所犯的前提性錯誤：國民經濟學家錯誤地理解了人的本質。

　　可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初期，馬克思通過異化勞動學說就已經初步地闡述了其對于人的存在、人的本質的認識。由于他所借助的是思辨哲學的語言，所以后人常常在理解他這一時期的人學思想時陷入迷霧，以至于抓住他的某一表述而漫無邊際地發揮。在筆者看來，這種錯誤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們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一理論探索道路的偏離。

　　1845年春，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寫下了著名的《十一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它被恩格斯稱為“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在提綱的第六條中，馬克思指出了費爾巴哈關于人的認識的誤區：由于費爾巴哈的批判只是對一種虛幻的本質即宗教的本質所進行的批判，因此，在這種宗教批判的理論視域中，他只能“(1)撇開歷史的進程，把宗教感情固定為獨立的東西，并假定有一種抽象的――孤立的――人的個體。(2)因此，本質只能被理解為‘類’，理解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自然地聯系起來的普遍性”。并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探索道路上得出的重要結論，也是馬克思的人學思想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初期所形成的重要結論。

　　二、個體和共同體：“現實的人”及其雙重存在

　　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前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寫下了《德意志意識形態》，其目的在于清算他們“自己之前的哲學信仰”和“自己弄清問題”。在這部闡明他們共同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對立的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闡明了他們理論探索的前提一“現實的人”：“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開的現實前提。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德文中在這里的“個人”為 “individuen”一詞，英文譯為“individuls”，也就是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里所說的是個人的復數，是作為個體的人基于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的聚集，這種個體的聚集所形成的是一種共同體。因此，人們通常用“現實的人”來標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里所指出的“現實前提”，即作為個體的人基于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進行的活動所聚集而成的共同體。可以發現，作為人的個體和共同體之間的關系的探討成為《德意志意識形態》行文的一條重要線索。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人們需要生產維持自己生命的生活資料，而人們生產生活資料的活動的發展同時是交往和分工的發展，“分工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交往、分工還是所有制，它們都以一定的共同體的存在為基礎。對于這種由個體聚集而成的共同體，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對生活資料的生產活動的分析指出： “這樣，生命的生產……就立即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社會關系的含義在這里指許多個人的共同活動……由此可見，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系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因此，一定時期社會的生產力就表現為由一定個體聚集而成的共同體的力量，這種共同體的力量在個體之間的交往和分工的不斷發展中日益強大起來。與此同時，對于處于自然形成的社會中的個體而言，“生產力表現為一種完全不依賴于各個人并與他們分離的東西，表現為與各個人同時存在的特殊世界”。因此在這里：一方面，“現實的人”的力量就是生產力;另一方面，生產力又成為與“現實的人”相分離的東西。 　　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分工的發展也產生了“單個人的利益或單個家庭的利益與所有互相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對于“現實的人”而言， “這種共同利益不是僅僅作為一種‘普遍的東西’存在于觀念之中，而首先是作為彼此有了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存在于現實之中”。因此，在一種自然形成的社會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現實的人”表現為一種雙重的存在。一方面是作為個體的存在。作為個體的“現實的人”，由于“各個人所追求的僅僅是自己的特殊的、對他們來說是同他們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們認為，這種共同利益是‘異己的’和‘不依賴’于他們的，即仍舊是一種特殊的獨特的‘普遍’ 利益”。另一方面是作為共同體的存在。作為共同體的“現實的人”，將“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為一種統治我們、不受我們控制、使我們的愿望不能實現并使我們的打算落空的物質力量，這是迄今為止歷史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由此，一種“真正的同共同利益和虛幻的共同利益相對抗的特殊利益所進行的實際斗爭，使得通過國家這種虛幻的‘普遍’利益來進行的實際的干涉和約束成為必要”。在資產階級國家這一共同體的形式中，“一方面是生產力的總和，生產力好像具有一種物的形式，并且對個人本身來說它們已經不再是個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產力只有在個人是私有者的情況下才是個人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同這些生產力相對立的大多數個人，這些生產力是和他們分離的，因此這些個人喪失了一切現實的生活內容，成了抽象的個人，然而正因為這樣，他們才有可能作為個人彼此發生聯系”。在個體與共同體之間，勞動是“他們同生產力并同他們自身的存在還保持著的唯一聯系”，但是，這種勞動已經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動的假象”，甚至這種勞動成為一種“摧殘生命的方式”，在這里，物質生活表現為目的，勞動則表現為手段――由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個體和共同體的關系出發，又一次回到了馬克思在異化勞動學說中所闡述的現實：所謂工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也就是工人與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共同體相異化。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里還探討了“現實的人”的自由的問題。

　　首先，“現實的人”的自由依賴于共同體。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因此，離開共同體的“現實的人”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那種自由只能是抽象的精神上的自由;其次，以往歷史上所出現的共同體中，“現實的人”只是作為一種特定的個體而隸屬于這種共同體的，這種特定的個體“只是由于他們還處在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下才隸屬于這種共同體”，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將以往歷史上出現過的共同體稱為“冒充的共同體”或“虛幻的共同體”，因為在這些共同體中， “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范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一階級的個人”，而對于被統治階級來說，這些共同體是他們自由的桎梏。因此，以往歷史上所出現的共同體又制約和壓抑著“現實的人”的自由;最后，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那么，如何才能實現真正的共同體呢?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各個人必須占有現有的生產力的總和!但是，這種占有受到以下條件的制約：(1)占有對象，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2)進行占有的個體，即個體的自主活動的發展;(3)占有方式，即聯合的普遍實現。因此， “現實的人”的自由取決于生產力和現實社會形式的發展水平。

　　日后，馬克思對人類社會形式的歷史發展進行了較為清晰的勾勒，在《1857-58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小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我們可以將馬克思的這三個階段所揭示的內容詳細概括如表-1所示。

　　綜上，通過對作為“現實的人”的雙重存在即個體和共同體的關系的分析，馬克思不僅闡明了異化勞動形成的原因，還進一步勾勒出了“現實的人”的歷史發展過程的輪廓，在此基礎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進行了細致的研究，由此形成了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杰出成果――《資本論》。

　　三、勞動的二重性學說：人學思想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應用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首先從商品的二重性指出了勞動的二重性，但是，勞動的二重性絕非是馬克思頭腦中所閃現出來的一瞬間的靈感，它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前期所形成的人學思想的直接應用。

　　如前所述，“現實的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存在是一種個體和共同體的雙重存在，在由作為“現實的人”的個體所組成的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共同體中，商品是 “最廣義的生活資料”，然而僅就商品作為生活資料而言，它所指的僅僅是商品的使用價值，對于不同的商品的使用價值，馬克思指出，“那種在物體上表現為使用價值的差別的東西，在過程中就表現為創造這些使用價值的活動的差別”，也就是說，“不同的使用價值是不同個人的活動的產物，也是個性不同的勞動的結果”。因此，這種使用價值的差別源于組成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共同體的個體的對象化勞動的差別，它是作為個體的“現實的人”的活動的差別。但是，商品作為交換價值， “它們代表相同的、無差別的勞動，也就是沒有勞動者個性的勞動”，這種沒有勞動者個性的勞動所體現的正是作為共同體的“現實的人”的活動、是作為共同體的 “現實的人”的存在的表現與確證，馬克思把這種活動稱為“一般人類勞動”。在這種“一般人類勞動”中，“不同的勞動者個人倒表現為這種勞動的簡單器官”，所以，“商品的交換價值實際上不過是個人勞動作為相同的一般勞動相互發生的關系，不過是勞動的一種特有的社會形式的對象化表現”，。而這種勞動的特有的社會形式正是“現實的人”的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共同體中所特有的形式。 　　《資本論》中，馬克思進一步把商品的交換價值所表現的“一般人類勞動”稱為商品的價值，“在商品的交換關系或交換價值中表現出來的共同東西，也就是商品的價值”。因此，構成商品的價值實體的東西就是作為共同體的“現實的人”的勞動，它是作為共同體的“現實的人”的勞動的耗費與凝結，“商品價值體現的是人類勞動本身，是一般人類勞動的耗費。正如在資產階級社會里，將軍或銀行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則扮演極卑微的角色一樣，人類勞動在這里也是這樣”。其次，交換價值只是商品在交換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商品的價值。馬克思指出：“說商品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嚴格說來，這是不對的。商品是使用價值或使用物品和‘價值’。一個商品，只要它的價值取得一個特別的、不同于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現形式，即交換價值的形式。它就表現為這樣的二重物。”因此，商品作為使用價值和價值的二重性來源于勞動的二重性，而勞動的二重性則來源于“現實的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作為個體和共同體的雙重存在。只有把握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有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解。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其《資本論》的理論基石。如果說作為共同體的“現實的人”的勞動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的“價值實體”，那么，作為個體的“現實的人”的勞動所構成的不同使用價值之間交換的發展則產生了不同的“價值形式”：簡單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一般價值形式――貨幣形式。在一個商品成為“最廣義的生活資料”的社會形式中，商品的價值所采取的是貨幣的形式，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作為貨幣的貨幣和作為資本的貨幣有著本質的不同――一個是為買而賣(W-G-W)，一個是為貴賣而買(G-W-G);為買而賣過程中的貨幣只是占有使用價值、滿足需要的手段，這是作為貨幣的貨幣;而為貴賣而買過程中的貨幣是為了使自身增殖，這是作為資本的貨幣。在此之后，馬克思揭示出了貨幣轉化為資本的條件、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的積累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等，由此指出了資本運動的內在否定性，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的詳細剖析。

　　在此過程中，馬克思明確地指出：“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后者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獨特的社會性質。資本不是物質的和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總和。資本是已經轉化為資本的生產資料，這種生產資料本身不是資本，就像金或銀本身不是貨幣一樣。社會某一部分人所壟斷的生產資料，同活勞動力相對立而獨立化的這種勞動力的產品和活動條件，通過這種對立在資本上人格化了。” 因此，正是通過資本這一生產關系，作為個體的“現實的人”才被組織起來形成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共同體而進行活動。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作為資本增殖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貨幣占有者變成了資本家。“只有在越來越多地占有抽象財富成為他的活動的唯一動機時，他才作為資本家或作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有意識的資本執行職能”;另一方面是與之相對的絕對多數的勞動者，他們不得不依附于這一共同體，在資本這一生產關系中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維持生存。由此，作為個體的“現實的人”是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共同體中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是這些社會關系的產物，在此意義上，他們是他們歷史的“劇中人”;然而，他們各自的需要、他們的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生產中使用的原料等等，這一切生存條件正是他們自己的創造，在此意義上，他們又是自己歷史的“劇作者”。由此�！顿Y本論》所揭示的不僅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及其走向，也是作為劇中人和劇作者的“現實的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存境遇及其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