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能否正確處理和自信地應對學科借鑒與學科發展之內在邏輯關系，成為衡量思政學科有無進行自我診斷和自我發展能力的一個重要標準。思政學科借鑒研究的意義生成包括學科之“根”的找尋、學科之“眼”的確證與學科自信的獲得;其邏輯路徑可從“移植中借鑒”與“借鑒中移植”之雙重維度進行深入思考。思政學科要以成熟學科的姿態自信地屹立于眾學科之林，需要實現從“移植中借鑒”到“借鑒中移植”的成功跨越。

　　關鍵詞：教師論文發表刊物,思政學科,借鑒研究,意義生成,邏輯路徑,學科之“根”,學科之“眼”

　　我國高校自1980年代設立思政專業以來，已過而立之年的思政學科建設取得了長足發展，無論是從其學科點“量”的布局看――目前全國普通高校共有思想政治教育專業本科點200多個，碩士點近300個，博士點近70個，還是從本學科愈發注重內涵建設以及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并取得積極突破的現實情形看，都是如此。但是，相對于哲學、教育學、經濟學等其他成熟學科而言，思政學科的學科建設依然任重道遠，存在很大短板。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本學科在學科發展與學科借鑒關系問題的處理上還有很大不足，或者說思政學科的借鑒問題始終成為一道越不過去的“坎”。換言之，一直以來，思政學科依然很難通過積極有效的學科借鑒使其自身的學科建設充滿自信與活力。客觀地講，能否正確處理和自信地應對學科借鑒與學科發展之內在邏輯關系，已然成為衡量思政學科有無進行自我診斷和自我發展能力的一個重要標準。眾所周知，學科借鑒是實現學科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任何一門學科在其學科發展的歷程中都會面臨如何處理學科借鑒的問題，思政學科也不例外。由于現實中的思政學科在學科借鑒上的方法處理與手段運用上還不夠嫻熟，其問題反而更為突出：由于學科自身的特殊性和學科“合法性”質疑的由來已久，使得該學科在應對學科借鑒問題時徘徊猶豫甚至“裹足不前”。譬如，從意義生成的角度對思政學科的借鑒研究展開深層次的哲學思考，學界的研究就普遍不足，相關共識也極為匱乏。因此，本文主要從意義生成和邏輯路徑兩個方面對思政學科的借鑒問題展開思考，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見解。

　　一、思政學科借鑒研究的意義生成

　　思政學科借鑒研究的意義生成，就是從本體論視角對思政學科借鑒研究的意義所展開的哲學沉思，這種哲學沉思主要包括學科之“根”的找尋，學科之“眼”的確證與學科自信的獲得。

　　首先，學科之“根”的找尋。長期以來，年輕的思政學科在很多人看來都被視為“無根”之學科，“我是誰?”“我從哪兒來?”“我的根在何處?”等問題一直縈繞在思政人的心中，并長期未能獲得真正解決。與此相隨的是，該學科在學界的認同度一直不容樂觀，尷尬的學科境遇也未能獲得根本改觀。思政學科“之所以為”思政學科的學科“邏各斯”到底有無?有，是什么?又從何而來?無，那又何以設置該學科?這一系列深層次問題一直以來都糾纏著學界，爭議不斷，共識缺乏。其原因何在?據學者們的研究，不外乎以下幾點：其一是學科歷史“模糊不清”，即常常把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歷史簡單地等同于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的歷史，也就是說常常把思政學科史等同于黨的思政史甚至等同于中共黨史;其二是學科的國家政治依附色彩過濃，很多時候留給人們的印象僅僅是作為黨的方針、政策和路線的“傳聲筒”而存在。現實中很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僅僅只是滿足于或陶醉于對黨的相關紅頭文件的“亦步亦趨”式解讀和注釋，其學科應有的獨立性和自足性嚴重不足;其三是學科歸屬“搖擺不定”，學科邊界至今仍不明晰。一直“寄人籬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很長一段時期都沒有找到真正屬于自己的精神歸宿和學科家園，其學科成長歷程真可謂“歷經坎坷”：從最初的教育學歸屬到政治學歸屬，直至今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歸屬。如今國家層面的“定論”是否意味著思政學科的歸屬問題已經完全得到解決，還有待于進一步商榷。

　　可以說，以上就是備受學者們詰詬和質疑思政學科“無根”之理由。譬如，有學者[1]不僅從“學科的本體無著落，與其他社會活動相混同;理論研究與實踐操作之間的邊界不清;缺乏自己的學科家園――范式”等層面形象地概括出思政學科為“無根”學科之現實表現，還尖銳地指出：“盡管關于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屬性及歸屬的爭論因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的設立而塵埃落定，但是從1984年開設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專業以來，圍繞該學科建設的一些基本問題尚未真正解決，比如學科歸屬問題就歷經了教育學、政治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姑且不論這種學科歸屬迭變的動因究竟來自政治實踐還是學科的自我確證，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研究邊界的模糊和研究對象泛化的存在依然是不爭的事實……理論研究中經常出現名為學科間相互借鑒實為喪失學科立場的現象。”[2]還有學者曾以2000年至2009年10年間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博士學位論文選題進行整體的研究分析為例作過廣泛調查。結果發現，在此期間答辯通過的306篇博士學位論文中，有約31%(96篇)的論文明顯地可以歸諸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科學社會主義、黨史、倫理學、政治學等學科范圍，以至于如果不注明專業名稱和研究方向，根本分不清究竟是哪個學科的博士學位論文[3]。可見，思政研究的學科邊界模糊現象已日趨嚴重。表面上，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歸屬問題”從國家層面到學術界似乎已有“定論”即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下屬的六個二級學科之一。問題在于，此 “定論”并不完全意味著關于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歸屬的問題已經得到徹底的科學的解決，此一點愈發得到學界尤其是多年從事思政學科理論與實踐研究的有識之士的廣泛認同――甚至還有不少學者在努力倡導思想政治教育學設置為一級學科――盡管這個設想就目前而言似乎并無多大可能，但目前不可能并不代表將來無可能。客觀地講，上述學者的觀點實質上已觸及到思政學科“根”的找尋這樣的深層次問題，其不足在于未能對這些問題作進一步邏輯論證和有效揭示。

　　其實，思政學科“根”的成功找尋，從邏輯思維來看確實需要實現一個“超越”和“回歸”：“超越”即在探討思政學科的“根”的問題上應當超越那種簡單地認為它發軔于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史這個歷史節點――這是一個歷史造成的認知誤區，因為照此邏輯推演，思政學科的“根”最多也只能追溯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時，再往前推似乎已不可能。而把思政學科的“根”簡單地依附于黨的思政教育活動史，也就是試圖通過一種不證自明的思維邏輯把思政的學科史簡單“混同”于實踐史，其歷史局限和現實缺陷始終都無法回避。遺憾的是，一直以來學術理論界都不乏有人(甚至一些學界泰斗)堅持采用這種不證自明的思維邏輯來對待以追求嚴謹、負責、科學為主要特征的學科史研究問題。可見，除了超越以往傳統認知誤區，真正實現學科史研究的創新突破，還需要一個邏輯思維的“回歸”，即在上述基礎上更進一步把真正的學科源頭往前移，直至馬克思主義。眾所周知，具有科學真理性的馬克思主義自誕生之日起，就十分注重批判地繼承和積極地借鑒其他任何的理論精髓，如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英法空想社會主義。時至今日，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的成功設置也再次表明，作為二級學科之一的思政學科之“根”就是馬克思主義。任何無視或偏離馬克思主義這條“主根”的論調與行徑，極有可能導致思政學科發展的明天無從談起，甚至沒有“明天”。長期以來缺乏獨立性和自足性的學科狀態必然導致思政學科的純粹工具性地位，使得找尋本學科的“根”變得異常艱辛和不自信。總之，思政學科借鑒研究的成功實踐，的確需要更多地從博大精深的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中汲取各種養分，特別是其與生俱來的，強烈的自我批判意識――這種兼具高度的自覺性與主動性的自我批判意識 [4](“證偽”品質)對當下思政學科的發展重新獲得強大生命力極為重要。 　　其次，學科之“眼”的確證。所謂學科之“眼”，就是指不同的學科都有其自己的“眼睛”(或者說是“學科視野”)。例如，政治學的學科之眼是“權力”，哲學的學科之眼是“人類幸福”，經濟學的學科之眼是“利潤”。那么，進一步追問的問題便是思政學科的“學科之眼”是什么?迄今為止，關于此問題的回答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思想”一說，有“政治”一說，有“教育”一說，甚至還有“以人為本”一說。到底“什么”才是思政學科的學科之眼，恐怕不是一件輕易就能夠說清楚的事情，因為這涉及到的是思政學科是否為“獨立學科”的問題，或者說該“學科”在多大程度上獲得“獨立”的問題。有學者曾經意味深長地指出：學科之“眼”作為“學科賴以相對獨立的一個首要條件”――用它來衡量，如今被列入我國學科制度框架中的許多學科――“XX教育學”之類――就很難稱之為相對獨立的學科了，因為這些學科并沒有自己的學科之眼，其學科名稱所標示的其實只是一個問題域，是對該問題的基于如何學科(如哲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等等)的研究的總稱。這些學科之所以被列入所謂的“學科目錄”，被視為獨立學科，主要不是根據“學科之眼”這一學科相對獨立的首要條件，而是基于國家對整個學術研究隊伍進行制度管理的需要，基于向在這種制度管理的作用下被激發被放大的專職研究人員配置研究資源的需要[5]。應當說，這段話的意義在于不僅道出了學科之眼與學科獨立之間內在的某種必然聯系，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即學科之“眼”如何確證的問題。

　　誠然，確證學科之“眼”的手段和方法是相當豐富的，包括學科研究對象的確立，學科方法論的研究，學科問題意識的判定，等等。筆者以為，通過對思政學科借鑒研究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研究，或許能以一種嶄新視角敏銳地捕捉到嵌入該問題的思路。這并非是一種不證自明的方式，而是需要結合思想政治教育歷史發展的軌跡通過對思政學科借鑒研究(包括歷史與現狀的考察、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經驗與教訓的總結和反思)的深入考察，才能幫助我們實現本學科之“眼”的確證。因此，思政學科在借鑒其他成熟學科的方法和理論的時候，應當反復追問的是：究竟站在什么樣的研究立場，以怎樣的學科姿態來審視本學科與他學科之間的邏輯關系，以及如何提升學科認同與展示本學科自信，如何杜絕“口袋現象”與“學科殖民”等核心問題。對上述核心問題的持續思考不僅有助于確證獨特的思政學科之“眼”，其學科借鑒研究的意義也會在此過程中得以不斷生成。

　　最后，學科自信的獲得。學科自信不足的問題一直伴隨著思政學科發展的今天，很多研究者對此頗為糾結與困惑。“多年來，思想政治教育學科領域內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學科專著和研究文章都較多地沿襲了從教育學、哲學、政治學中借鑒的基本概念，近年來的研究中又從心理學、社會學、系統科學和信息傳播學等學科中借用了不少概念和范疇”，思想政治教育學也由此形成一個龐大的學科概念群，“但其中很多概念是直接從其他學科借鑒而來的，存在標志性概念少，概念的工具價值弱，概念的創新度低等問題。因而，推進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學科建設需要加強對學科概念的研究，不斷進行學科概念的學理化規范和創新性拓展”[6]。事實證明，思政學科在對其他學科的借鑒過程中如果僅僅是把大量的概念、范疇、原理和方法簡單地移植過來，不能夠有效地消化和吸收，實現借鑒與自創的結合，即使借鑒的成果再多，對思政學科建設都是無濟于事。可想而知，在此情形下的思政學科要獲得學科自信就早已異化，淪為奢談了。

　　在筆者看來，思政學科要通過成功的學科借鑒獲得學科自信，其首要之處在于培育一種強烈而憂患的學科意識，即對本學科的真正關心、認可和熱愛的程度。誠然，現實中的確存在諸多因素導致許多研究者對本學科的關心、認可和熱愛的程度均存在不足――但這顯然不能成為思政人對待自家學科自暴自棄的理由。改變這種局面的關鍵在于我們自身，任何一個思政人都應當努力去培養這種強烈的學科意識，要從內心深處對本學科有信心和感情，要從內心認同本學科，關心、熱愛本學科，常常關注本學科建設有什么進展，遇到什么問題，原因在什么地方。這些都需要我們傾注大量的耐心和足夠的信心，因為關注學科建設的平臺就是關注我們自身科研和事業發展的平臺。此外，獲得學科自信還與強烈而鮮明的思政學科的問題意識培養密不可分。所以，在思政學科的借鑒研究中，我們需要在敏銳的問題意識引導下，積極探尋本學科建設發展的“真、小、實”問題，拋棄一切“假、大、空”現象。問題代表差距，但也孕育著希望，向其他成熟學科借鑒中暴露出的諸多問題其實也從某種程度上“暗示”和孕育了本學科有實現追趕甚至超越其他成熟學科的可能。

　　當然，學科自信的獲得，尤其是思政學科的學科自信的獲得，并非空喊口號就可以實現的，更不是別人給予的，而是踏踏實實地干出來的!“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作為兼具基礎性、理論性、綜合性等特征的思政學科，只有以十年磨一劍之精神甘于坐科研“冷板凳”，才能不斷地積累和沉淀出學科自信。

　　二、思政學科借鑒研究的邏輯路徑

　　思政學科借鑒研究的邏輯路徑可從“移植中借鑒”與“借鑒中移植”之雙重維度進行思考。

　　“移植中借鑒”主要針對學科發展的“初級階段”語境而言，指的是一門學科在學科建設發展之初乃至較長一段時期內可能更多地偏重于借鑒成果“量”的產出，而忽視其“質”的提高，主要特征表現為在此階段中“移植”的簡單化、低水平與隨意性現象普遍突出，“借鑒”的反思性與批評性嚴重不足。觀照當下思政學科借鑒研究的現狀，“移植中借鑒”的現象屢見不鮮，層出不窮，其個中緣由極為復雜，有歷史和現實相互交織之因素，有理論和實踐相互脫節“兩張皮”之因素，限于篇幅的緣故，本文不作過多探討。但“移植中借鑒”之維度能夠給思政學科借鑒研究帶來的積極啟示在于：真正明白自身“學科實情”非常重要――該“學科實情” 表明，思政學科的起點晚，底子薄，歷史短，隊伍龐大而水平卻參差不齊，缺乏深厚的哲學積淀，等等，它們都是任何一個有“學科理智”和“學科良知”的研究者所不能忽視，也無法回避的問題。在此情形下，對現在乃至將來很長一段時期都處于“移植中借鑒”的思政學科而言，我們比自身任何時候都要對可能來自本學科制造的學術泡沫保持足夠的清醒――因為學科建設經不起任何折騰;也比任何其他學科都更需要腳踏實地推動學科內涵建設，尤其在把握和應對學科借鑒與學科發展之內在邏輯關系問題上需要大膽創新，不斷推出有學術分量的創新性借鑒成果。 　　“借鑒中移植”主要針對學科發展的“成熟階段”語境而言，指的是一門學科在發展到成熟階段后，其學科借鑒過程中高水平的成果層出不窮，學科的整體水平和實力與日俱增，學科話語優勢得以確立與鞏固，學科影響力和社會認同都得到空前提高，其主要特征是學科獨立性和自足性日漸突出，自我反思意識和自我批判意識已然成熟，學科的自我發展和自我超越形成良性態勢。就目前的思政學科而言，離“借鑒中移植”的學術境界仍有很大差距，尚未真正到來，但如果有學界同仁的辛勤勞作和共同努力，這一天遲早會來臨的，對此我們需要有充分的自信和足夠的耐心。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移植中借鑒”語境下的“移植”為低水平狀態，其成功“借鑒”的高質量成果為稀缺型資源;而“借鑒中移植”語境下的“移植”則為高水平狀態，其“借鑒”的批判性和針對性已轉化為一種相當的理論與實踐自覺，因此成功“借鑒”的高質量成果則為普及型資源。當然，就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歷程而言，以上兩個階段都是必然要經歷的，其間所承受的陣痛也是必然的，這是任何一門學科成長必須埋單的學費，只不過其間的陣痛期有長短之別，學費有高低之分。進言之，這兩個階段中都無法杜絕低水平的簡單移植現象，所不同的是，處于前一階段學科的整體焦慮頗為明顯，由此導致的低水平移植現象危害極大，因此需要保持足夠警惕并能夠有所作為;而處于后一階段學科的集體自信已相當成熟，在高水平、高質量的學科借鑒成果層出不窮之時，即便還存在個別低水平移植現象，就整體情況而言已不值一提。

　　行文至此，還要追問的便是，思政學科的發展要如何實現從“移植中借鑒”到“借鑒中移植”之成功跨越――這是思政學科日益走向成熟學科的必然選擇。筆者以為，除需要繼續注重學科內涵建設，優化學科內外發展環境外，尤其期待學界能夠在學科借鑒批判精神的培育，“證偽”品質的學科發育，與成熟學科交流對話平臺建設的加強，甚至學科研究隊伍準入門檻的提高方面推出一系列有分量且含金量高的“組合拳”。

　　三、結 語

　　通過加強思政學科的借鑒研究來推動其學科建設，促進學科的“科學化進程”[7]，又在學科建設取得積極進展情形下有力地帶動學科借鑒水平的整體提高，此理想目標之真正達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倘若每一個思政人都能懷著學科良知，以高度負責的學科精神，積極運用新方法，從多角度、多層面對思政學科借鑒研究中的歷史遺留問題和現實新問題展開哲學反思，并把這種反思高度自覺地置身于馬克思主義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與現實場景中，或許能夠得到更多新的啟發和收獲。如此一來，思政學科才能以“有根”學科之面貌，以獨特的學科之“眼”和強大的學科自信盡快實現從“移植中借鑒”到“借鑒中移植”的成功超越，進而自信地屹立于諸多學科之林，其學科借鑒研究才有可能更加專業從容，其學科建設才能迎來發展的又一春天。

　　[參考文獻]

　　[1] 金林南.思想政治教育學科范式的哲學沉思[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64.

　　[2] 金林南.論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性[J].人大復印資料：思想政治教育，2013(1)：8-11.

　　[3] 沈壯海.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建設的關鍵詞[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0(10)：44-47.

　　[4] 劉五景，楊黎紅.馬克思主義的“證偽”品質及其當代啟示[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5)：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