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組織就是以管理社會公共事務，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擁有法定的或授予的公共權力的所有組織實體。本文是一篇職稱論文發表范文，主要論述了中國民間公共組織的演進邏輯。

　　〔摘要〕 在“政府-市場-社會”三維空間視野中，隨著政府職能轉變和市場經濟體制演進，公共領域問題日益成為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民間公共組織的演進邏輯包括三層涵義：(1)民間公共組織的生成機制，即“自上而下”的體制內途徑、“自下而上”的體制外途徑、體制內途徑與體制外途徑的融合;(2)民間公共組織演進的動力機制，即外部動力機制、內部動力機制;(3)民間公共組織的演進路徑，即組織發展模式選擇、治理機制變革。組織產生、組織發展動力、組織發展事實構成了民間公共組織演進邏輯的三個重要方面。

　　〔關鍵詞〕 民間公共組織,集體行動,社會利益平衡機制

　　在中國社會經濟體制轉型的歷史場景中，各種類型的民間公共組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民間公共組織的演進邏輯包括三層涵義：(1)民間公共組織的產生原因，即“民間公共組織的生成機制”;(2)民間公共組織的繼續發展動力，即“民間公共組織演進的動力機制”;(3)民間公共組織的發展事實，即“民間公共組織的演進路徑”。簡而言之，組織產生、組織發展動力、組織發展事實構成了民間公共組織演進邏輯的三個重要方面。

　　一、民間公共組織的生成機制

　　根據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的經驗事實，民間公共組織的生成機制主要有三種典型途徑：“自上而下”的體制內途徑，主要依靠政府力量來推動體制內公共組織實現“民間化”，亦即“供給主導型”;“自下而上”的體制外途徑，主要依靠民間力量來促進市場環境條件下的民間公共組織生成，亦即“需求誘致型”;體制內途徑和體制外途徑的融合，即在政府力量的誘導和扶持下，調動民間力量，組建符合政府意志的“民間”公共組織，這種組織具有典型的“半官方”色彩。

　　(一)體制內途徑：“自上而下”

　　社會轉型的關鍵因素是各種社會組織的功能變化。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組織發展存在著一種可能性：全盤否定原來的社會組織和政府機構，重新構建新的組織體系和社會結構。然而，“如果組織采取這種選擇，獲得成功的幾率將極小。組織沿用過去的運作系統的趨勢是很強的”。〔1〕

　　自1992年以來，中國社會經濟體制轉型的經驗表明，如果體制內組織發生斷裂，中國社會將可能面臨更多的社會矛盾和更嚴重的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局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也將面臨更大的改革成本。事實上，中國經濟發展的“漸進改革”模式正是重視體制內組織資源的結果，它沒有貿然終止現有體制內組織的壽命，而是改造現有體制內組織，使經濟體制轉型和社會轉型在盡可能穩定的社會環境中不斷推進。具體而言，民間公共組織的體制內生成途徑主要有兩種方式：

　　1.體制內組織的功能調整

　　(1)政策層面。1982年國務院提出，“工業調整要從行業搞起，按行業組織、按行業管理、按行業規劃”，從而使得中國社會的經濟管理方式由部門管理轉變為行業管理;1993年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中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思路，提出“要發展市場中介組織，發展行業協會、商會等市場中介組織的服務、溝通、公證、監督作用”;2002年經貿委發布文件《關于加快行業協會規范管理和培育發展工作的通知》，強調加強行業協會的規范管理。

　　(2)機構設置層面。1984年國務院確定機械工業部和電子工業部的行業管理體制試點，構建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等一批工業行業協會;1986年國務院撤銷一批省市級行政公司，改建為地區性行業協會;1988年國務院進行機構改革，撤銷各部委的產業司局，構建一批全國性行業協會;2001年2月，國家經貿委所屬的國家內貿局、冶金局、建材局、紡織局、輕工局、機械局、石化局、有色局、煤炭局等9個部門機構被撤銷，相應成立機械工業協會、鋼鐵工業協會等10大行業協會。〔2〕

　　2.體制內組織的正常功能恢復

　　為排除計劃經濟時期對組織功能的誤解和錯誤引導，中央政府推動體制內組織的正常功能恢復，其中包括具有“公共屬性”的社會組織。例如：針對中國工會發展問題，中央政府不斷反思工會應該具有的現實功能，將其活動由“政治領域的階級斗爭”調整到“經濟領域的利益協調”。中國工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則強調，“以四化建設為中心，為職工說話辦事，維護職工合法權益”。

　　需要強調的是，體制內途徑體現著強烈的政府意志。由于過度強調政府部門的權威和主導力量，這種“自上而下”途徑生成的民間公共組織不容易適應中國社會經濟體制轉型時期的市場經濟環境，難以充分滿足市場經濟主體的各種需求。

　　(二)體制外途徑：“自下而上”

　　“體制外途徑”是民間公共組織產生的“自然”方式。在傳統理論描繪的社會經濟場景中，社會體系被劃分為兩個部分：市場和政府。它們分別代表著利益目標的兩個極端：市場企業的行為目標是自身個體利益，政府則承載著所有社會成員的整體利益。本文認為，在個體利益和整體利益之間，應該存在著一個中間狀態：集體利益。換言之，在單個社會經濟主體與所有社會成員之間，存在著某些具有一定同質性的社會成員，他們將會以“集體行動”來結成“共同體”。集體行動的目標指向是集體利益，集體行動的組織載體是各種類型的集體組織，亦即“公共組織”。循著這種“自然”方式形成的民間公共組織，需要具備兩項前提條件：

　　1.單個經濟主體的自由選擇意志

　　毫無疑問，只有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社會場景中，單個經濟主體才具有自由選擇意志，亦即表達自己意愿的主觀愿望和采取獨立行動的客觀能力;進而言之，只有具有自由選擇意志，單個經濟主體才可能在單獨行動和集體行動之間進行合理選擇，從而在特定權利界限內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

　　事實上，中國民間公共組織發展與市場經濟發展具有高度契合性：(1)從空間特征來看，市場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溫州地區正是民間公共組織活動最活躍的地區;(2)從時間特征來看，在中國市場化進程的初期，民間公共組織數量較少，規模較小，但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民間公共組織出現在社會公眾的視野之中。 　　2.集體行動的“社會合理性”與“行政合法性”

　　(1)集體行動的“社會合理性”。在任何社會場景中，單個社會經濟主體總會有一些利益訴求目標，無法通過獨立行動來實現，這就產生了集體行動的需要。在中國社會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需要這種“集體行動”，同時也需要這種“集體行動”的組織載體，這正是民間公共組織的社會價值所在。

　　(2)集體行動的“行政合法性”。在高強度控制的“總體性”社會場景中，所有社會經濟事務都被納入政府控制范圍之內，政府機構只允許所有社會成員的“整體利益”存在，而不能接受部分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民間公共組織也不可能有生存空間。隨著中國社會經濟體制轉型過程的不斷推進，中國社會的“總體性”特征逐漸消解，政府機構對社會經濟事務的全面控制程度不斷減弱，對“民間公共組織”的容忍度不斷增加。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民間公共組織才可能獲得政府許可的“行政合法性”。

　　進而言之，雖然目前中國民間公共組織仍然面臨著“雙重管理”的約束條件，但正在逐步實現由“社會合理性”向“行政合法性”的過渡。對于中國民間公共組織的發展前景而言，只有同時具備“社會合理性”和“行政合法性”，才可能爭取更多的社會資源來推動組織繼續發展，也才能夠“行之遠矣”。

　　(三)體制內途徑和體制外途徑的融合

　　理論分析的目標是得到簡單而明確的結論，因此它更傾向于描述極端狀態。然而，真實世界則是復雜而豐富的，它需要考察許多“混沌”的中間狀態。中國民間公共組織發展的事實經驗表明，在體制內途徑和體制外途徑的兩種生成機制之間，存在著許多條“中間道路”，它們具有體制內途徑的某些特征，也具有體制外途徑的某些特征，可以視為上述兩種生成機制的融合。雖然這些“中間道路”的具體形式相當豐富，但其生成機制仍然具有一些線索可循。具體而言，這些線索體現為兩個層面：

　　1.中國社會經濟環境變化促使政府機構產生利用“民間公共組織”進行社會經濟管理的動機。例如：在溫州地區的民營經濟迅速發展條件下，溫州地方政府有意識地在一些行業中引導企業群體構建行業協會，通過民間力量的自我管理來推動本行業的持續有序發展，使之符合溫州地區的經濟發展戰略。

　　2.在政府機構的誘導和扶持下，一些民營企業響應政府意圖，組建行業協會等民間公共組織。其形成步驟是：先由政府號召，再由民間力量跟進，最終構建民間公共組織。

　　事實上，這種具有“融合”特征的“中間道路”，正在成為中國民間公共組織產生的主要方式。特別是近年來在政府日益關注“民生”問題的時代背景中，大量民間公共組織紛紛涌現出來;它們具有“滿足社會需求”和“實現政府意圖”的雙重現實目標，也能夠在客觀上獲得“社會合理性”和“行政合法性”。

　　二、民間公共組織演進的動力機制

　　在民間公共組織產生之后，哪些因素將會影響它的繼續發展方向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分析“組織演進的動力機制”。民間公共組織演進是外部環境因素與內部組織因素之間進行相互作用的過程，因此民間公共組織演進的動力機制應當包括兩個層面：

　　(一)民間公共組織演進的外部動力機制

　　在任何社會場景中，組織發展的外部動力都源于各種外部環境因素。在中國社會經濟體制轉型時期，社會經濟體系中的各種環境因素都處于不斷調整過程之中，從而構成民間公共組織的發展機遇，營造出各種組織形態的發展空間。這些環境因素變化也就構成中國民間公共組織演進的外部動力機制。根據“市場-政府-社會”三維分析框架，在社會經濟體制轉型背景下，中國民間公共組織演進的外部動力機制主要包括三個層面：經濟體制改革、政治環境因素、社會文化氛圍。

　　1.外部動力機制之一：經濟體制改革

　　根據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大量研究成果，學界形成一種共識：中國民間公共組織演進過程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歷程具有高度相關性。這種現象表明，兩者之間肯定存在著某種內在關聯。基于研究命題的需要，本文在考察兩者內在關聯時，強調經濟體制改革對民間公共組織演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方面：

　　(1)經濟體制改革提供民間公共組織發展的物質財富基礎。具體含義是：民間公共組織發展需要社會資源支持，如果沒有經濟體制改革創造的大量物質財富，即使部分社會成員具有建立“集體組織”的愿望和動機，也會受到資源稀缺性的限制;對于“社會價值觀念共同體”而言，物質財富是追逐精神訴求的現實基礎，“倉稟實而知禮義”，社會成員只有在滿足生存需要的基礎上，才可能產生不斷提高生活質量的發展要求。

　　(2)經濟體制改革激發社會公眾的權利意識。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內容是構建市場經濟體系和培育市場經濟主體，后者構成前者的微觀基礎。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的過程中，單個市場經濟主體的行動有效性取決于“自由選擇意志”，多個市場經濟主體的行動有效性取決于彼此之間的相互信任和權利維護，即“契約精神”。

　　事實上，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就是“權利”，它意味著，每個經濟主體都在特定權利界限范圍之內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這是“經濟人假定”的基本含義。唯有如此，每個人追逐自己私利的行動策略，才可能通過“看不見的手”促成社會經濟秩序良好的局面。正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使得社會公眾越來越意識到“權利”的重要性，這也就在客觀上形成他們通過集體行動來實現共同利益的思想動力。

　　(3)經濟體制改革造就民間公共組織發展的行業環境。對于“利益訴求共同體”類型的民間公共組織而言，它們追逐的共同經濟利益必須在特定的行業環境才能得以實現。通常情況下，行業環境中的經濟利益集團主要分為三類：出租車司機協會、工會等“勞動者利益集團”;行會、同業公會、商會、行業協會等“資本控制者利益集團”;消費者協會等“消費者利益集團”。

　　可以設想，在現有法律體系不完善和單個經濟主體無法通過獨立行動來維護自身權利的條件下，具有相同利益訴求的社會成員只有集聚起來，才能通過集體行動實現這種“共同利益訴求”。毫無疑問，無論是“勞動者利益集團”，還是“資本控制者利益集團”或“消費者利益集團”，行業特征往往是界定“共同利益訴求”的重要標準，相同行業社會成員的利益訴求具有高度同質性。事實上，行業環境是各種“利益訴求共同體”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土壤，依據這種社會需求而形成的民間公共組織正在被嵌入到市場經濟體系和中國社會體系中，并發揮著重要的網絡聯接功能。 　　2.外部動力機制之二：政治環境

　　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政治領域變革的社會呼聲越來越強烈。事實上，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環境中的各項因素正在逐漸變化：政治理念方面，由“管制型政府”轉變為“治理型政府”，由“善政”轉變為“善治”;政治目標方面，由“權威”轉變為“民主”，由“管制”轉變為“治理”，由“精英政治”轉變為“公民參與”;地方政府職能方面，由“劃槳”轉變為“掌舵”，由“管理社會”轉變為“服務公眾”，再轉變為向私人部門“授權”。〔3〕這些變化正在深刻影響著政府機構與民間公共組織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1)重新界定政府機構與民間公共組織之間的行為邊界。在目前中國社會場景中，政府機構是“管理者”，民間公共組織是協助政府機構進行社會管理的“助手”，兩者之間呈現出不平等關系。然而，在現代政治學描述的社會場景中，政府機構和民間公共組織之間存在著相互合作的可能性和現實需要，它們利用各自獨特的組織優勢，來謀求雙方共贏的利益契合點。根據張靜的觀點，民間公共組織和政府機構都能夠從“合作行動”中增進自身利益：“分散利益按照功能分化原則組織起來，有序地參與到政策形成過程中”;“國家權力獲得穩定的支持來源和控制權”。〔4〕

　　由此可見，政府機構與民間公共組織之間的行為邊界必須進行重新界定。政府機構是通過社會公眾投票而集體授權的代理機構，它應當集中力量履行社會公眾授權處理的那些“公共事務”，而不必過度擴張管轄范圍。基于“父愛主義”的“無限政府”，不僅會導致政府機構的“不能夠”，而且將會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愿意”。從這個角度來看，由“無限政府”轉變為“有限政府”，將是調整政府機構與民間公共組織之間行為邊界的重要內容。

　　(2)增強政府機構對民間公共組織行動的回應性。根據羅伯特・帕特南的觀點，“一個好的民主政府不僅要考慮社會要求，而且要對這些采取有效的行動。”〔5〕唯有尊重各種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并給予及時的行動響應，政府機構才能真正獲得社會公眾的信任和支持。本文強調，社會利益整合是一個由分散到集體，再到整體的過程;相應的組織載體則是由私人到集體組織，再到政府機構。由此可見，在社會公眾的個體利益訴求與政府機構關注的社會整體利益訴求之間，需要由民間公共組織來發揮中間性的信息傳遞渠道功能。

　　換言之，各種民間公共組織將具有同質性的個體利益訴求整合起來，通過各種渠道傳遞出來，引起更多社會公眾和政府機構的重視。通過民間公共組織的這種行動，政府機構的信息搜尋成本被極大程度降低，使之更容易觀察到社會公眾的利益訴求變化。如果政府機構能夠對這些信息給予足夠重視，及時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將會更有利于解決各種社會問題，也能夠更好地維護政府機構與民間公共組織之間的合作關系。

　　3.外部動力機制之三：社會文化氛圍

　　勞倫斯・哈里森認為，“文化是體制之母。”〔6〕社會文化氛圍是影響社會組織發展的最重要和最持久的關鍵因素。如果說市場環境的基本內容是有形物質利益，政治環境的基本內容是無形的上層建筑和制度安排，那么社會文化氛圍更傾向于解釋社會公眾的行動方向和終極關懷。事實上，在中國民間公共組織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始終有一種“文化力量”在引導著組織成員的集體行動。這種“文化力量”究竟是什么?本文無法也無意給出一種簡單答案。我們能夠做到的，僅僅是在“視線可及的領域”內，探尋影響中國民間公共組織演進的文化因素。

　　(1)“全球結社革命”的示范效應。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范圍內涌現出大量民間公共組織，它們的具體產生原因各有不同，其行動方向都指向“先前未曾給予關注或留給國家去完成的目標”。〔7〕事實上，“全球結社革命”對中國民間公共組織演進的主要影響仍然停留在理念層面，著眼于改變社會公眾對民間公共組織的基本認識。主要體現在兩方面：民間公共組織的社會定位方面，它不是政府機構的“御用工具”，也不是政治組織的“潛在競爭對手”，而是政府機構的契約式“合作伙伴”;民間公共組織的行動領域方面，它不應當局限于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功能缺失，而應當動員社會公眾參與各種公共活動，通過自身行動來促進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方面的社會變革。

　　(2)社會利益沖突的平衡機制。在中國社會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計劃經濟時期的“總體性社會”正在逐漸消解;與此同時，由于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的差異，社會成員正在迅速發生分化。如果以收入水平作為標準，社會公眾正在逐漸分化為“窮人”、“富人”、“中產階層”。事實上，按照不同標準，社會成員們的階層分化呈現出多維度和多層面的復雜趨勢。正是這種復雜趨勢，使得目前中國社會場景中的利益主體呈現出多元化特征。毫無疑問，多元利益主體之間必然存在著利益沖突和意見分歧，從而增加社會風險。

　　如果任由單個利益主體通過獨立行動來實現自身利益，結果可能對弱勢社會群體極端不利，他們的利益訴求很難通過正常途徑得以滿足，甚至有可能導致極端行為，這也是近年來出現大量群體性事件的主要原因。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能夠借助民間公共組織的利益整合功能，為這些弱勢社會群體提供利益表達和利益實現的正常渠道，可以有效減少社會沖突事件的數量和規模。

　　(二)民間公共組織演進的內部動力機制

　　如果設定民間公共組織行動的外部制度環境，那么推動組織演進的主要力量來自單個組織成員的行動目標激勵和各種民間公共組織之間的競爭壓力，它們共同構成民間公共組織演進的內部動力機制。

　　1.組織成員的行動目標激勵

　　民間公共組織能夠通過集體行動來增進單個社會成員的福利水平。換言之，當單個社會成員無法通過獨立行動來實現某種利益目標時，它們將會通過集體組織來增強行動能力，進而實現它們期望的共同行動目標。正是在共同行動目標的激勵作用下，組織成員們愿意聚集在一起，服從集體組織的紀律和領導，從而構成推動民間公共組織演進的重要力量。根據民間公共組織的產生原因差異，組織成員行動目標具有三種可能來源：生產技術協作需要、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訴求、社會價值觀念認同。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在中國社會經濟體制轉型的社會場景中，基于第二種行動目標而形成的“利益訴求共同體”是中國民間公共組織的主要類型。進而言之，社會公眾的利益訴求包括三個層面：現有的具體利益，例如工資、社會福利、工作環境、銷售限制等;現有的抽象利益，例如政治權利、言論自由、集會權利等;潛在利益，例如民主參與權利、提升自身道德修養、平等意識等。

　　根據青木昌彥的觀點，特定民間公共組織構成特定參與者之間的博弈場景。在這種博弈場景中，每個參與者都基于自身利益訴求采取一定行動策略，它們的行動結果就會形成制度化的博弈關聯。“這種關聯可以創造一定的外在性，使所有或部分參與者從中獲取租金，從而促進這種關聯的延續。”〔8〕顯然，組織成員們的利益訴求是這種制度化博弈關聯的核心誘因，進而推動民間公共組織不斷演進。

　　2.各種民間公共組織之間的競爭壓力

　　在中國社會的“公共空間”中，為了爭奪有限的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爭取組織生存和發展的有限機會，各種民間公共組織之間必然存在著相互競爭。雖然政府機構只允許在同一地區和同一行業領域保留一個權威性公共組織，但由于行業領域的交叉特征，各種民間公共組織之間仍然存在著爭奪組織資源的競爭行動。例如：如果仔細考察溫州地區的各種行業協會，將會得到大量的事實證據。

　　(1)從競爭活動的內容來看，各種民間公共組織之間的競爭活動構成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業務領域拓展的根本動力。換言之，在競爭性的博弈格局中，參與者將會不斷開拓資源獲取途徑，尋找其他參與者未曾發現的活動空間，改善“公共物品”的供給方式。

　　(2)從競爭活動的影響效果來看，各種民間公共組織之間的競爭壓力可能產生兩種結果：一是公共領域的“優勝劣汰”。通過爭奪組織發展資源的競爭活動，一些運行效率較低的民間公共組織將會被淘汰，而稀缺性的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將會流向那些具有較高運行效率的民間公共組織，使之獲得繼續發展動力;二是增強特定民間公共組織的內在凝聚力。在面臨組織生存和發展壓力的條件下，組織成員們將會更加團結，也更容易推動民間公共組織內部的自主治理和組織成員之間的互助合作。

　　三、民間公共組織的演進路徑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制度演進是社會公眾進行成本收益比較的結果，只有在新制度能夠帶來更大制度收益的條件下，人們才愿意接受新制度。〔9〕民間公共組織的演進路徑也遵循著這種規律：只有當新的組織載體能夠帶來更多收益時，組織形式變革才能獲得組織成員的認同;只有當新的組織功能更能體現“與時俱進”的時代特征時，這種民間公共組織才能得到更多社會成員的支持。

　　根據民間公共組織調整組織形式和組織功能的行動層次，民間公共組織的演進路徑包括兩個層面內容：組織行動的戰略層面體現為“組織發展模式選擇”;組織行動的策略層面體現為“治理機制變革”。

　　(一)組織發展模式選擇

　　組織發展模式是組織演進的核心內容，它決定著民間公共組織的未來發展方向和領導力量來源。具體而言，在目前中國社會經濟的現實條件下，民間公共組織的未來發展方向將是“學習型組織”;在民間公共組織的領導力量來源方面，則呈現出由“單中心”轉變為“多中心”的基本趨勢。

　　1.組織發展方向：學習型組織

　　根據彼得・圣吉的觀點，學習型組織強調組織成員的個體積極性，通過單個組織成員的學習行動，構建組織成員的共同愿景，實現組織行動過程的“自我管理”和組織結構的“扁平化”，從而增強組織的自我發展能力。〔10〕根據中國民間公共組織的發展現狀，“學習型組織”的現實操作難度較大，其意義主要體現在組織未來發展方向上。

　　在可以設想的社會場景中，基于“學習型組織”的組織發展方向，民間公共組織將會發生深刻變化，主要表現在三方面：(1)扁平化的組織結構特征。“學習型組織”強調組織成員之間的互動過程，這必然會改變民間公共組織的傳統結構特征，使之由“金字塔式的層級結構”轉變為“扁平化的協作網絡”。(2)多元反饋的學習系統。通過組織成員與公共服務對象之間的信息交流，通過組織成員之間的相互學習，通過工作過程和學習過程的互動，民間公共組織逐漸拓寬信息獲取渠道，利用多維度的行動策略來實現組織行動目標，同時提升組織成員的創造能力。(3)和諧的組織文化氛圍。通過構建“學習型組織”，民間公共組織將會逐漸形成彼此信任、相互寬容、合作共事的組織文化，不斷協調組織成員之間的意見分歧，從而增強民間公共組織的自我發展能力。

　　2.組織領導力量來源：由“單中心”轉變為“多中心”

　　在中國民間公共組織的傳統模式中，組織領導力量來源具有典型的“單中心”特征。具體而言，雖然絕大多數民間公共組織都采取“會員大會領導下的理事會負責制”，但實際控制組織行動的最重要權力核心是理事會，理事會中的單一權力核心是常務理事會，常務理事會中的單一權力核心是理事長。

　　由此可見，民間公共組織的領導力量集中于組織領導者，組織領導者的個人權威、個人魅力、個人智慧是影響民間公共組織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事實上，許多民間公共組織的興衰都與組織領導者具有密切關系，所謂“興也勃焉，亡也忽焉”，正是這種組織架構特征使然。這種精英行政模式實際上是“威權政治模式”的衍生形式，它依賴于組織領導者的強權控制和道德感化，實現自上而下的權力運行。

　　繼1951年邁克爾・博蘭尼提出“多中心秩序”概念之后，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將“多中心制度”擴展為一個制度分析框架。她認為，“多中心的制度安排把有限而獨立的規則制定權力和執行權力分配給無數的管轄單位”，推動組織架構中的“精英統治”轉變為民主化行動。在“多中心”的組織架構中，組織領導力量來自于每個組織成員的參與行動，所謂的“組織領導者”則僅僅是行動召集人而已。

　　需要強調的是，“多中心”的民間公共組織具有更強的自我發展能力。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組織成員將會隨之調整自己的利益博弈策略，從而促使組織形式和組織功能更適應新的外部環境。〔11〕這就是青木昌彥所言的“自主性制度演進”，也是中國民間公共組織未來發展方向的合理選擇。 　　(二)治理機制變革

　　自1989年聯合國提出“治理”概念之后，世界各國紛紛將之引入社會制度變革領域，以“治理”來替代“管理”，逐步實現哈耶克所言的“自發秩序”。“管理”意味著控制，“治理”則意味著協調。對于民間公共組織而言，治理機制變革就是強調組織內部各單元的責任界限和權力界限，逐步形成組織內部各單元之間相互協作的運行網絡。

　　根據組織行動過程的階段特征，民間公共組織的治理機制變革包括三個層面內容：

　　1.事前的規則制定。特別是通過制定組織章程，確定民間公共組織的內部運行規范和行動方向，調整組織成員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唯有如此，才能實現民間公共組織的自我治理。

　　2.事中的程序公正。通過公正的組織運行程序，保證每個組織成員參與公共活動，實現組織成員的個人行動目標，同時實現民間公共組織的民主化自我規制。

　　3.事后的監督救濟。由于民間公共組織的領導層試圖控制信息傳遞渠道，所以組織成員和公共服務接受者就可能受到不正當的利益侵害。“透明度是解決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的最佳藥品……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12〕對付這種局面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公開原則”，盡可能將組織運行的各方面信息透露出來，讓社會公眾來監督民間公共組織的行動。

　　需要強調的是，民間公共組織演進是一個持續而漫長的過程。特別是在中國社會經濟體制轉型的歷史場景中，民間公共組織的自治、第三部門的興起等必然充滿著各種不確定性，這就需要中國社會場景中的各種社會力量在穩定與變革之間不斷地進行嘗試，找到改善現實世界的恰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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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學職稱論文發表期刊推薦《黨建研究》創刊于1989年3月，截止2006年1月已出版發行203期。《黨建研究》是中共中央組織部主管的唯一公開發行的黨刊，是研究黨的建設問題的理論月刊。讀者對象主要是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干部、理論工作者、黨務工作者，以及基層黨委的領導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