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是研究人類一切傳播行為和傳播過程發生、發展的規律以及傳播與人和社會的關系的學問，是研究社會信息系統及其運行規律的科學。很多大學也都開設了傳播學這個專業，本文是一篇社會學論文發表范文，主要論述了傳播學中國化:在地經驗與全球視野。

　　〔摘要〕 “傳播學中國化”自20世紀80年代提出以來，即成為中文傳播研究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梳理該議題的產生及其內涵外延的來龍去脈，一方面形成對“傳播學中國化”較為全面的認知，另一方面接續和回應圍繞其合法性和可能性引發的討論與觀點。這些論爭隱含了“傳播學中國化”作為在地經驗的研究與西方學術霸權乃至全球化之間的關系問題。“傳播學中國化”應自覺置身于全球知識生產的場域中，首先借鑒和入乎西方理論之內，以研究中國特色的在地經驗，彰顯其理論的特殊性一面，進而超越和出乎西方理論之外，在全球視野中互映中西方傳播理論，在對話融通中提升中國傳播理論的普遍性一面，最終實現理論特殊性與普遍性辯證統一的全球在地化。

　　〔關鍵詞〕 傳播學中國化,傳播理論,在地經驗,全球化

　　中國傳播學的系統發展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迄今已有30余年。在此期間，華人學者著眼于中國的傳統歷史文化與當代現實，發掘具有本土特色的傳播現象與觀念，意圖建構中國特色的傳播理論體系，這在中文新聞傳播學界從一開始即是孜孜以求的學術目標，被稱為“傳播學中國化”“傳播學本土化”或“傳播研究本土化”等。另一方面，自其伊始，華人學者就圍繞“傳播學中國化”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展開論爭，贊成與反對對立，實踐與反思并存，爭鳴之聲至今不絕，這使其成為中文傳播研究中幾乎最具影響力的議題，也是中國傳播學30年來苦苦摸索以求發展突破的一個關鍵問題。

　　一、傳播學的中國化

　　早在1977年，美國傳播學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訪問香港中文大學時就已提倡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傳播遺產。首次論及“傳播學中國化”這一命題及其內涵的，是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的創立者余也魯。他在1978年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第一次“中國傳學研討會”上，作了題為《中國文化與傳統中傳的理論與實際的探索》的演講。他認為，“文化與傳統若不同，作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傳的觀念、原則、型式也隨之而異。因此，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與實際中應該可以找到中國的傳播理論。”余氏不僅從議題設置上旗幟鮮明地倡導中國化的傳播理論與范式，并且進一步探索它的取徑與步驟，就如何在中國歷史與傳統中探尋傳播理論提出了“十二個入口”�！�1〕余也魯的呼吁成為“傳播學中國化”的先導。在大陸，“傳播學中國化”的思想源頭可以追溯至1982年在北京舉行的第一次西方傳播學研究座談會，會議形成了對待這一外來學科的十六字方針：“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要結合中國實際，建立起符合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點的新聞學或傳播學”〔2〕，該會議為傳播學中國化提供了思想理論上的依據。

　　1993年，在廈門大學召開“首屆海峽兩岸中國傳統文化中傳的探索座談會”，論題涉及中國傳統文學、哲學、歷史、語言、民俗、人類學、經濟等多個領域中的傳播現象，會后出版了《從零開始：首屆海峽兩岸中國傳統文化中傳的探索座談會論文集》(1994)，這一標題意味著，中國學界開始正式有組織地展開中國傳播學的本土研究。同一時間在廈門，還舉辦了第三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中心議題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理論體系，正式提出傳播學“本土化”的問題�！�3〕這一系列傳播學會議對“傳播學中國化”議題的確立有倡導和推動之功。

　　此外，研究著述更是代表了這種學術努力的成果。吳予敏的《無形的網絡：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1988)是國內第一本傳播學中國化的專著。此后，中文傳播學界陸續出版了一批中國特色的傳播學著述，專著如尹韻公《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1990)、關紹箕《中國傳播理論》(1994)、孫旭培主編《華夏傳播論》(1997)、張立偉《心有靈犀：儒學傳播謀略與現代溝通》(1998)、李敬一《中國傳播史論》(2003)及金冠軍、戴元光主編《中國傳播思想史》(2005)等;論文如陳力丹《論孔子的傳播思想》、黃星民《禮樂傳播初探》、邵培仁《論中國古代受眾的信息接受特色》、何慶良《先秦諸子對傳播功能的認識與應用》等。這些研究基本屬于余也魯提倡的研究路徑： “回到過去”，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傳播觀念，從歷史經驗中總結傳播特征，建立自己的理論框架，偏重于傳播理論的中國化。此外，“傳播學中國化”還有另一種路徑：“著眼當下”，借鑒西方傳播理論研究中國現實問題，針對當代社會改革發展中的傳播問題提出新觀點，這種研究更關注傳播應用的中國化，其研究成果在中文傳播學界更是不勝枚舉。

　　簡言之，“傳播學中國化”是華人學者倡導的從傳播視角研究中國傳統與現代的社會歷史及其思想觀念，一方面“將中國歷史和傳統中所出現的傳的現象、事件、思想進行分析，在共同性中尋求特殊性，并提煉出來，作成規律、原則，甚至理論”〔4〕，另一方面借鑒西方理論，對現當代中國社會的傳播活動展開研究，提供傳播策略，解決傳播問題，并在此過程中探索新的傳播理論。前者以古代中國為主，后者以現代中國為主，在兩者基礎上抽象概括出契合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傳播概念、模式乃至理論范式，彰顯文化的特殊性，又兼顧理論的普遍性，以期建構中國特色的傳播理論體系。

　　二、“中國化”：合法性與可能性之辯

　　“傳播學中國化”在提出后，并未獲得國內學界的一致認同，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這一命題的合法性與可能性提出了質疑與反思。

　　20世紀90年代，徐耀魁撰文指出，這一提法的弊端在于過分強調其特殊性，把傳播學僅僅視為一種方法，僅局限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未免有些片面和狹隘〔5〕，持類似看法的還有陳力丹，他強調社會科學理論普遍性的一面，“某學就是某學，一定要某國的什么學，其實很難成學。……不宜簡單地將研究中國歷史與現實中的傳播觀點，視為是傳播學的‘本土化’”〔6〕，這兩位學者是對“傳播學中國化”的合法性、特殊性提出了質疑。然而，傳播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而非客觀規律，無論古代還是現代中國，傳播語境、傳播主體的思維與行為模式、傳播載體等與西方均有所不同，不具有超越國界的普遍性，西方亦然，因此筆者更同意李金銓的觀點：“西方傳播學理論不能定于一尊，而且除非經過國際層面的考驗，終究還是停留在‘西方’的理論層面。”〔7〕換言之，在傳播學的西學東漸中，源自西方脈絡的傳播理論未必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如“現代化理論”以及受其影響的國際傳播學經典之作丹尼爾・勒納(Daniel Lerner)的《傳統社會的消逝》(1958)，以西方現代化的歷史模式強加于中東等第三世界國家之上，如今已受到諸多批判。祝建華也以自己的研究經驗證明，西方傳播研究中的受眾和效果理論，對于個人主義至上、并已被充分研究的西方社會或許并不構成太大問題，但是對于研究中國的受眾及效果卻有“隔靴搔癢”之效〔8〕，原因即在于中國不同于西方的社會政經體制和媒介環境。因此，與西方傳播理論一樣，中國的傳播經驗及其模式觀念無疑也具有其歷史文化的特殊性，傳播學的中國化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學術意義。 　　對社會科學理論持普遍性的觀點，不僅容易忽視本土化研究的文化特殊性，另一方面，這一觀念加之西方理論不可否認的強勢地位，使一些學者對中國化的研究是否可能也產生疑慮。如李彬曾指出，傳播學中國化面臨著西方霸權的困境，當人們從傳統文化中總結傳播學的本土特色時，實際上早有一個“固定的范式與框架預先設置在思想之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卻無一例外地屬于舶來品”，這時“以獨立獨行相標舉的本土化，本質上也許恰恰顯示出西方話語的支配性。”〔9〕確如李彬所言，傳播學從概念術語到研究范式都以美國傳播研究為宗，中國傳播研究無論方法還是理論都隨著美國式傳播研究亦步亦趨，不乏以西方理論設定中國的傳播議題，或以國內的傳播現象附會西方的理論概念，實乃削中國實情之足以適西方理論之履。因此李彬的擔心不無道理，但卻不能因噎廢食。真正的“中國化”，是從具體國情出發，將中國社會的傳播經驗擺在首位，直面當代中國社會變革與傳媒變遷中的真問題，基于自身的文化傳統思考它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探索契合傳播實情的學術語言與研究典范。如上述《無形的網絡》即從中國古代社會的實際情況出發，考察獨特的語言文字與非語言傳播媒介、家族、社團等社會組織及其傳播方式、政治體系及其傳播控制、儒道法墨等思想流派的傳播觀念，并從傳播視角總結了三種社會化傳播結構：“生命〔生活〕―傳播結構”“社會―傳播結構”“歷史―傳播結構”，勾勒出一幅較完整的中國古代社會傳播的立體圖式〔10〕，在西方傳播經驗之外展示了新的傳播模式，而并無對西方傳播概念與理論生搬硬套的痕跡，諸如此類的研究為傳播學中國化提供了一些示范性的研究路徑。

　　三、全球在地化：從在地經驗到全球理論

　　在上文中，無論是傳播學中國化產生的緣由背景，還是圍繞該議題展開的討論爭議，實際上都指向全球化背景下知識生產的問題，或曰特殊性與普遍性、在地化與全球化的辯證關系。2000年在新加坡舉行的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學會的年會上，中文傳播研究學會組織了一場“中文傳播研究之批判性回顧”的專題討論。會議組織者汪琪教授在其建議書中總結了中文傳播研究的問題：“隨著中文傳播學術圈的擴展，人們對其在國際傳播學界中的地位及貢獻的不滿也與日俱增。有學者在質問西方理論對中文傳播研究是否有用，也有學者則批評中文傳播研究缺乏理論性。問題是，我們還將偏安于國際學術界的邊緣地帶多久?”〔11〕邊緣化是當代中文傳播研究的學術境地，也是傳播學中國化所面臨的學術語境。因此引出的問題是，地處邊緣的傳播學中國化如何面對全球化的知識生產?兩者的關系為何?

　　在本文中，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識生產主要包含兩層涵義：一是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理論知識由各種基于在地經驗的研究構成，并在全球背景下流通。就傳播學而言，全球化在本質上仍是西方化甚至美國化，由于學術霸權而形成了以美國為中心的知識生產格局。然而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理論仍是一種地方性理論，其解釋的有效性和適用性需要在理論旅行中接受其他文化經驗的驗證。二是具有更廣涵蓋力和解釋力的全球性傳播理論，這是傳播研究中的高階創新。它必須基于地方性理論之間的比較，在互動對話中抽象出更宏觀的理論范疇及體系。對傳播學中國化與全球化知識生產的關系探討，主要在這兩層涵義中展開。

　　首先，在全球化知識生產的趨勢下，作為在地經驗研究的中國傳播學，不再可能如中國傳統學術一般閉門造車、自說自話，它與西方傳播理論不是兩套互不相干的理論話語;相反，歐美傳播研究作為當前該領域的主流，應作為傳播學中國化的參考資源，后者要在充分吸收西方傳播理論的基礎上展開。這種吸收不是簡單地以西方理論觀照中國現實，或以西式研究方法解決中國傳播問題，而是全面了解西方有關的社會與傳播理論，學習其中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意識、思路和方法論意識，以之來活絡眼光思想，勾勒在地的素材現象，遵循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徑，從具體傳播經驗而非西方理論預設出發直面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才能得出歷史契合性的傳播概念、思想乃至理論建構，從某個角度，它們又能與西方傳播理論形成有效的比較，才有可能“最終創造出集東西方文化精華之大成的傳播學”�！�12〕筆者以為，對西方理論的化用不著痕跡、潤物無聲，才是上之上者，而不像一些學者認為的，“由于傳播學的中國化過于強調的是一個‘化’字，也就是化他為我，或者僅僅是把他人的東西改造成我們中國自己的東西，因此，這就很容易把思維的重點放在吸收和改造他人方面，而忽略完全基于我國文化土壤和現實基礎的原創性追求。”〔13〕一方面，這是將理論手段當成了研究目的，另一方面，原創無疑是傳播學中國化的終極目標，但在學術全球化的背景下，原創并不意味著由于“影響的焦慮”而排斥他者、自我獨創，而是轉益多師，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正如李金銓所言，“先要鉆進去學人家的東西，然后要能夠跳出來，才能攀登另一個高度”〔14〕，否則“集東西方文化精華之大成”又如何可能?從現實的角度，中國傳播學30多年的發展經歷了譯介、研究和自創的歷程，原創本就是基于譯介學習、研究應用之上和之后的。因此，傳播研究的中國化雖然基于地方經驗，但無法擺脫先在的西方傳播理論的影響而單獨發生，只有自覺置身于全球知識生產場域中，不斷接受內外的激發和挑戰，才能持續發展并具有跨文化對話的全球性意義。

　　其次更重要的是，傳播學中國化與全球化知識生產的進一步關系，在于由特殊性、在地化上升至普遍性、全球化的理論升華。以往的學界討論和實踐主要注重內向的自我研究與理論建構，在方法論上缺乏與西方理論比較對話的全球視野。這首先取徑于“文化間際的交互參引”〔15〕，基于第一層關系，中西方傳播經驗與理論構成不同文化間的交叉互映，由中國化而來的傳播概念、方法與理論，一方面用來彰顯民族特色，同時也用來“攻錯”，即“兩個文化之間在相關領域上有所對應，但是對應之間是不一致的，這種差異可以提供相互觀看的斜角，也就是透過他者文化與母文化的不一致，產生母文化的問題意識，使得母文化的存在不再是理所當然，而是必須成為思考的對象，并藉著他文化的錯位觀點，對母文化的物象化過程進行剖析，即可深化母文化的生成機制”�！�16〕“攻錯”是母文化與他者文化相互間的過程，一方面深化對自身的陌生化理解，另一方面雙方在“錯位觀點”的燭照下進一步存異而求同。這在當前傳播研究中由于中西方學術格局的不平衡而似乎觸不可及，但像比較文學等其他比較研究一樣，在中國化的傳播研究中加入中西的對比攻錯是可行的，正如錢鐘書先生對中學的研究始終在與西學的比較與發明中，差異性和共同性并舉。與之同理，提倡“傳播學中國化”的意旨在于注重中文傳播的獨特現象與規律，但并不意味著強調特殊性而忽視進一步的普遍性探索，而是力圖從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從中文傳播的現象出發，探究重大的傳播問題及其內在理路，隨著抽象思維拾級而上，自然到達理論的層面取精用宏，此時或者形成原創性的理論與西方平等對話，或者在與西方理論的互映中探求聯系、互補融通，從在地化走向全球化。在這一意義上，“傳播學中國化”只是中文傳播研究的起點，方向是國際化;不是特殊性，而是以在地經驗充實傳播理論庫的普遍性，與西方理論展開平等比較與對話。只不過這是在地化與全球化辯證關系的終極目標，在當代中國化的傳播研究中，尚無研究真正達到這一層面。 　　四、結語

　　傳播學的中國化，這一提法本身就暗示出知識傳播自西向東、由中心向邊緣的走向，加之其所產生的時代背景，它所折射出的民族主義和學術自主意識不言而喻，其中焦慮與自信并存;另一邊，則是英國學者詹姆斯・科倫(James Curran)等呼吁的傳播理論要“非西方化”。〔17〕在這種你情我愿中，傳播學中國化成為中文傳播研究從地方走向全球，從追隨西方亦步亦趨到以我為基自主對話的重要路徑，其中包含的是地方經驗與全球理論的辯證意識。在當代中文傳播學界，香港一些學者已經在上述第二層關系中展開耕耘和嘗試突破;臺灣和大陸的學者則傾向于向內看，主要致力于研究總結中國歷史上的傳播現象與理論，試圖建構契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的傳播理論體系，而對當代中國傳播的研究多為歸納與提出觀點，尚未形成獨特的研究范式和傳播理論，整體上仍處于第一層關系中。因此，未來中國化的傳播研究，一方面繼續致力于對中國經驗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具有全球的理論視野，將中國經驗的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從具體經驗中抽象出理論概念，唯此才有可能實現在地經驗與全球理論的辯證統一，實現知識生產的全球在地化，而“傳播學中國化”這一命題才具有更深層的學術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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