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的歷史發展不同，現在的一些文化思想也不相同，很多社會學的專家也都針對東方和西方的社會文化進行過一些研究。本文是一篇期刊投稿的范文，主要論述了方女性主義理論的本土化:問題與對策。

　　〔摘要〕 此文擬討論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及可能采用的對策。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經由不同路徑傳入中國，并對中國文學創作以及文學批評產生了深刻而持續的影響，尤其是極大鼓舞了以身體寫作為代表的女性書寫，同時也激發了在文學批評中廣泛使用女性主義批評方法。近十年來，國內學界對于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的譯介和影響過程中產生的問題開始陸續做出反思，并期待這些反思能夠激發女性主義的中國學術話語，從而增強知識生產的有效性。

　　〔關鍵詞〕 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本土化,文學批評

　　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及其本土化進程是一個早已受到國內學界關注的課題。同許多其他西方哲學思潮和批評理論一樣，女性主義也是全球化背景之下西學東漸的產物，因此帶有鮮明的理論旅行印跡和知識生產的全球化特質。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界對于西學中各種“主義”的譯介和接受一直抱有熱情，在眾多帶有“主義”后綴的哲學思潮中，女性主義是對中國文化和知識界產生深刻影響的一個重要的西學資源，這從國內對于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大量譯介和廣泛應用的學術成果中可見一斑。對于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的譯介和傳播歷程，已有數位學者進行了總結和回顧，其中楊莉馨在綜合一些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把西方女性主義詩學在中國的歷程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即小荷才露尖尖角：投石探路的初期引介(1981―1985年);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一次浪潮的開始涌動(1986―1989年);蘇醒后的狂歡：第二次浪潮的豐碩收獲(1990―1995年)以及高潮后的總結與反思：女性主義詩學的縱深發展(1996―2000年)。〔1〕也有學者把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歷程劃分為女性意識覺醒的1980年代、走向成熟和繁盛的1990年代以及多元化的新世紀等三個主要階段。〔2〕雖然這種依照每五年或每十年劃分為一個階段的方式有人為切割歷史進程的弊端，但從整體上說，這樣的劃分為學界把握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的發展軌跡提供了大致的線索。在幾乎所有研究此課題的學者中，都會提及一個重要事件，那就是于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我們很難忽視或低估這一事件對于中國女性研究的促進作用，因為它由政府出面，以體制化的方式喚醒了國人的性別意識，把中國的性別研究推向了“高潮”和“繁盛”。今年是這次大會在中國召開之后的第20個年頭，人類社會也已經邁進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因此，我們有必要回顧世紀之交以及之后女性主義在中國出現的新趨勢、新關注，總結目前達成的一些共識并據此思考其未來的發展。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的討論將以中國文學文化批評領域為主要觀察點。

　　一、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與中國的本土經驗

　　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學界開始了對于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的大規模譯介，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譯介就是這一浪潮中的重要一支。在世紀之交，尤其是進入21世紀之后，國內學界已經從對于西方文論的盲目崇拜和單向引進發展到冷靜的反思階段，其中重要的內容集中在西方文論的中國本土化問題。僅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而言，有關西方文論本土化的課題共立項12項，其中重大項目1項(“二十世紀域外文論的本土化研究”，2012年)，重點項目2項，一般項目3項，青年項目3項，后期資助項目3項。可以說，反思西方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并思考中國在相關論域的推進方式，成為近年國內學者關注的重要學術命題。除了上述宏觀背景之外，女性研究的學者尤為關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本土化問題，這不僅僅是因為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同西方文明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現實緊密相關，而且它源于女性對于自身的存在以及對于自己與他人、自己與社會關系的思考，這是因為性別的問題總是同人的存在根本相關，討論性別問題時無法不與自己身處的社會現實相聯系，所以，國內女性研究學者對于把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應用于解釋或指導中國現實可能出現的問題是有警覺的。如果說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來自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外在沖擊力，遠遠大于我們內在自發的省悟力”〔3〕，那么，進入21世紀之后，國內學者已經開始陸續反思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譯介和傳播之后產生的問題以及相應的解決方案，思考如何才能讓西方文論更為有效地應用于我國的學術研究，解決西方理論在中國的水土不服問題。

　　由于女性主義理論的跨學科特質，也由于性別問題的社會屬性，我國學者對于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本土化的研究首先在社會學、政治學和歷史學領域展開，然后蔓延到教育學、文學和文化批評等領域。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王金鈴主編的《女性社會學的本土研究與經驗》(2002年)、天津師范大學杜芳琴的文集《婦女學和婦女史的本土探索：社會性別視角和跨學科視野》(2002年)以及余寧平、杜芳琴主編的《不守規矩的知識：婦女學的全球與區域視界》(2003年)都是這一領域早期的探索，其中后者試圖審視婦女學的跨學科特質，并通過分析一些個案呈現女性研究在全球不同區域關注問題和研究方法的差異。2004年，美國密歇根大學華人學者王政發表文章《婦女學的全球化與本土化》①，分析了在美國高等教育以及科學研究中婦女學全球化的內涵，并期待其經驗能夠對中國學界有所啟發。她以斯皮瓦克(G. C. Spivak)的女性主義理論為例，說明斯皮瓦克對于自己在美國文化中的精英地位時刻保持警醒，并深刻關注到了以跨國資本運作為主要特征的后殖民社會中性別關系的特征以及出現的新問題，作者因此提醒國內學者不能盲目認同西方理念和價值觀念，而應該正視中國在實施市場經濟之后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發生的新變化，從而以大多數婦女的經歷建構知識體系。針對如何建構中國女性批評話語的問題，北京大學賀桂梅通過考察中國女性文學的興起所借助的三種西方理論資源――新啟蒙主義話語、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以及馬克思主義女性話語，指出后者是中國女性文學以及文學批評中被遺忘的重要資源，她因此主張只有將“女性問題納入更為開放的歷史/現實視野之中，在主體身份多樣性――諸如階級、民族、世代等――之間尋求適度的結合點”〔4〕，才是走出文學創作以及文學批評困境的有效方式。那么，中國的研究者如何把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同言說自己的女性經驗結合起來，亦即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本土化到底有怎樣的內涵，自然成為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之一。上海大學董麗敏主張，“在理想的層面上，女性主義的‘本土化’，應該意味著對本土女性生存經驗特殊性的尊重與挖掘，意味著尋找女性本土言說方式的嘗試，也意味著在對抗傳統的菲勒斯文化基礎上，又試圖擺脫西方女性主義‘母親’的雙重叛逆的開始。”〔5〕作者主張，中國學界在利用西方女性主義為參照系逐漸開始觀照自身之后，必須檢視中國特有的文化空間和經濟地域，從而為女性主義的后續發展提供本土的思想資源。上述主張已經清晰地勾勒出了異質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辯證關系，繼而，尋找并言說女性書寫的特質就自然成為學界另一關注點。南京師范大學楊莉馨著重研究了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影響之下中國女性文學的發展，指出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研究“較為欠缺對‘女性美學’，女性思維與想象的獨特性，女性對題材、主題、意象、語言、文體等的處理與女性生理、社會性別之間關系問題的深入思考”〔6〕，她因此主張在利用西方女性主義的思想資源時應該注意挖掘中國本土的性別研究資源。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周樂詩同樣把研究的重點置于中國女性文學，她認為，無論是從影響研究的角度還是從平行研究的角度出發，在文學批評中應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都具有可行性，但是，“我們既應該避免把本土性別理論當作西方理論的附屬部分，把本土當成西方理論的試驗場，也應避免以本土理論去對抗西方理論，以自己的經驗去否定他人的結論”。〔7〕 　　上述研究表明，我國學者對于單向引進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做法已經有所反思，對于套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解釋中國現實或從事文學文化批評可能產生的問題已有所認識，于是，建構女性主義的中國話語成為學界新的關注點。雖然截至目前，有所建樹并切實可行的方法仍然有限，但是，上述研究充分顯示出中國學者已經形成了某種學術自覺，并試圖避免對于西方理論的盲目認同。綜合現有研究來看，西方女性主義同中國社會現實之間的錯位主要反映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西方女性主義(尤其是女性主義的第一、二次浪潮)是以女性解放運動的形式首先出現并繼而伴隨理性思考而形成的，它源于女性對于性別平等的訴求及相應的社會實踐;而在中國，女性在政治上的地位一直受到法律保護，雖然作為個體的女性在社會現實中仍然會遭遇性別歧視現象，但從社會整體上看，沒有形成類似西方的大規模的女權運動。因此，有學者主張，“中國女性主義的成長從一開始就沒有往獨立運動的方向發展，這既是一種生存策略設計的需要，也體現了以群體為本位的文化特點。”〔8〕中國女性主義是否擁有有意識的生存策略，這一點尚有待討論，不過，中國女性主義的緣起和根本訴求同西方女性主義有所差異，卻是不爭的事實。如果說，源于女權運動的西方女性主義，尤其是以在大學開設的女性研究課程以及為此撰寫和編寫的各類著作和教材為主要成果，其最初的重要目標之一(也是最顯著而直接的作用之一)就是用理論指導女性解放運動以及女性的社會實踐參見Michael Groden， Martin Kreiswirth， and Imre Szeman， eds.，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2nd e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300.，那么，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女性主義則借助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心理和精神層面反觀中國女性的生存現實，其最直接而顯著的書寫式呈現就是女性文學的繁榮。

　　第二，西方女性主義享有的知識背景和思想資源同中國女性主義的有所不同。西方文明有著悠久的哲學傳統，對于人的存在形成了特殊的自識與反思的思辨模式;而中國哲學傳統與文化傳統的發展軌跡、思維模式和知識體系均有別于西方，漢語語言的文化特質不僅造成哲學方法論上的差異參見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趙復三譯，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39-41頁。，而且也導致文學批評方法的差異。參見葉維廉《中國詩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3-13頁。西方女性主義在上世紀60年代之后的發展背景是西方后結構主義的大氛圍，在“反思西方知識體系”以及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思維的背景之下，“女權主義學者對男性中心文化的批判同西方學術思潮主流沒有邏輯上的矛盾”〔9〕，這些是構成女性主義在西方知識界得以發展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很難獲得突破，“最大的難點不僅在于女性學者缺少學科建設的物質資源，更重要的是要想在身處缺乏批判精神和獨立精神的學術界異軍突起，對女性學者來說是對自身的學術和精神力量的巨大挑戰”。〔10〕

　　有鑒于此，在文學文化批評中簡單套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必然會出現吊詭之處。審視西方女性主義影響下的中國文學和文化批評，時常會看到大量借用西方理論術語對于文學文本的闡釋，一些研究者不顧這些術語產生的西方語境，把針對某一西方文化現象和文學傳統而提出的觀察視角當作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理論應用于中國文學作品的闡釋，動輒就是要挑戰、反叛或顛覆性別秩序，濫用“父權制”“性別政治”“厭女”“他者”“邊緣化”“沉默”“缺席”“鏡像”“戀母情結”等西方女性主義批評中的術語，對于文學作品中女性身體的呈現也沿用西方文化中關于女性身體的文化隱喻，這樣做的結果造成對于文本單一維度的、高度政治化的解讀，也必然會忽視作品的美學價值。有學者已經認識到，如果運用西方的性別批評理論討論中國古代的性屬問題，“很有可能要面對‘以西格中’、‘以今律古’的質疑和拷問”。〔11〕更何況，“性別并不是文學的結構性因素”〔12〕，強行運用女性主義批評視角并不能增加對于文學文化作品的闡釋力度，也難以還原文本的文學性，因此需要我們著意警惕和避免。

　　二、女性主義批評在中國的發展對策

　　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引進中國學術界已經30余年，在最初單一引介的階段中，“我們很容易將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簡單化為一種現實解決方案。……女性主義無形中便是以西方女性主義參照系的存在來取代自己的思考，以現成話語的消費來消解自己的話語創造，其知識生產的力不從心可見一斑”。〔13〕那么，如何才能發展出自己的女性主義學術話語，提高知識生產的能力和水平，如何在性別研究領域做出中國學界的獨特貢獻，女性主義批評在中國未來將如何發展，這些問題必須得到認真討論和研究。要有效建構女性主義的中國話語，需要對中國的性別問題本身有較為全面的把握，并能夠據此展開理論層面的言說。為此，筆者提出以下思考：

　　第一，我們不應該過分強調本土經驗的特殊性，因為這會遮蔽女性問題在世界范圍內的共性，也會割裂女性主義在全球的發展。由于女性主義理論同女性自身的存在密切相關，其研究的問題針對女性生活的不同側面，而女性生活的主要內容具有跨地域、跨文化的相似性，所以，某一地域或文化中產生的女性主義理論可以為其他地域或文化的女性提供經驗。應該看到，女性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發展極不平衡，一些發達國家的女性主義已經進入第三次浪潮的女性理論建構階段，而在某些欠發達地區和文化中，女性主義第一次浪潮中提出的某些政治訴求還尚未實現。正因為如此，女性主義理論才具有更為突出的借鑒性、參照性、互補性。在19世紀末，梁啟超曾對中國的性別不平等現象多有洞察，主張女性必須接受教育并謀求經濟上的獨立，其社會地位才能得到提升。他堅信“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于1897年協助經元善創辦上海經正女學堂，并親自撰寫了學堂章程。這樣的觀察和舉措同西方女性主義早期的理論和實踐不謀而合，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早在18世紀末就曾專門討論過女性同男性一樣接受國民教育的重要性參見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105-113.;而比梁啟超晚30年之后，維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也曾設想如果女人擁有一間屬于自己的屋子并且每年有500英鎊的收入可以支配，那么，女性就可以如男性一樣自由地寫作。參見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1928)，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97. 然而，女性接受教育這一訴求在一些國家至今仍未能實現，巴基斯坦的馬拉拉・優素福・扎伊還在為上學而險些付出生命的代價，她于2014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說明在當今世界，女童接受學校教育仍然是需要為之奮斗的理想。因此，我們不應該過分夸大地域的特殊性，要看到女性主義在全球面臨的一些共同問題，“雖然每個‘本土’的具體情況都不盡相同，但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邏輯及其在全球的擴張使得非西方國家面臨許多共同的問題。”〔14〕因此，我們應該充分利用現有的女性主義理論資源觀察并指導不同地區的女性主義實踐，與此同時，也通過審視世界不同地域和文化女性面臨的不同問題而進一步完善女性主義理論。女性主義在歷史上發展出了不同流派，雖然這些流派的研究方法和主要關注點不盡相同，但是，它們仍然分享共同的理論前提和某些共同的研究問題有學者分析指出，英美女性主義和法國女性主義這個區分具有很大的誤導性，實際上，二者均把“女性美學”置于分析的首位，均同時冒著“生理決定論”的風險。參見Raman Selden， Peter Widdowson， and Peter Brooker，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4th ed.， London： Prentice Hall， 1997：130.，這恰恰增強了女性主義理論在異質土壤的適應性。 　　第二，海外華人學者和海外漢學家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可資借鑒的研究范例。關于更多國外學者對于中國女性所做的研究，參見王政《國外學者對中國婦女和社會性別的研究現狀》，《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4期，47-51頁;Gail Hershatter：《20世紀90年代歐美的中國婦女研究》，荒林主編：《中國女性主義》(2006年春季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77-89頁;劉霓、黃育馥：《國外中國女性研究：文獻與數據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這些學者在海外接受了嚴格的學術訓練，培養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和學術話語更容易被西方學界接受，加上他們往往占有研究資料上的便利，因此，他們的研究較容易被西方學界所接受，這為國內學者向世界分享中國女性的生活經驗、梳理中國女性文化的特質、介紹我國女性研究成果方面提供了經驗。近年來，一些海外華人學者和海外漢學家用英語撰寫的研究成果被譯成漢語，繼而在國內出版，為國內學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學術空氣，其中以劉東主編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和江蘇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各子系列以及季進、王堯主編的“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譯叢”(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中的譯作為突出代表。此處僅舉數例加以說明：賀蕭(Gail B. Hershatter)的《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1997;韓敏中、盛寧譯，2003年)在西方批評理論(尤其是斯皮瓦克的“下屬群體”概念)的視野下，研讀大量史料(報章公開報道的新聞、妓院的管理條例、警察審訊記錄、醫生撰寫的性病調查報告等)，以期對上海妓女這一群體做出較為客觀、真實的呈現;高彥頤(Dorothy Ko)的《閨塾師：明末清初的才女文化》(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1995; 李志生譯，2005年)結合明末清初的坊刻、名妓文化、家居倫理等考察了明末清初中國江南較為寬松的性別秩序，修正了把中國性別秩序刻板化的思維定勢。高彥頤的另一部著作《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2005;苗延威譯，2009年)則以三寸金蓮為著眼點，考察了纏足的源頭與流變，分析了女性身體在中國文化中承載的文化隱喻和倫理價值。可以看出，上述研究成果的著眼點都很小，研究者并未被現有觀點所束縛，而是在研究過程中借助第一手資料，做了扎實的實證考據，論述過程很有說服力，因此常能做出有創見的發現。這樣的研究視角、研究方法以及學術理路對我國的性別研究當有所啟示，成為除西方批評理論本身之外的另一種鏡像，促使我們反觀自己的研究理路，思考如何做出真正有價值的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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