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1893―1980年)，本名誦坤，字銘堅，號頡剛，江蘇蘇州人。中國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古史考辨學派創始人，同時也是現代神話學、民俗學的奠基人。本文主要針對顧頡剛疑古辨偽思想起源進行了一些研究，文章是一篇《東方教育》雜志投稿的論文范文。

 　　摘 要：顧頡剛是中國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神話學家和民俗學家，是古史辨派的領軍人物，對于古史的考辨成就卓著。他之所以走疑古辨偽的道路，主要是受到鄭樵、姚際恒、崔述、胡適、錢玄同、康有為和王國維等人的影響，當然也和他自身的學術性格有著莫大的關系。

　　關鍵詞：顧頡剛,疑古,辨偽

　　作者簡介：李正輝(1980―)，鄭州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眾所周知，顧頡剛的主要學術成就是對于古史的考辨，學界對此研究極多，至于顧頡剛如何走上疑古辨偽的道路，鮮有見到專門研究。

　　顧頡剛曾說：“我的學術工作，開始就是從鄭樵和姚、崔兩人來的。崔東壁的書啟發我‘傳、記’不可信，姚際恒的書則啟發我不但‘傳、記’不可信，連‘經’也不可盡信。鄭樵的書啟發我做學問要融會貫通，并引起我對《詩經》的懷疑。所以我的膽子越來越大了，敢于打倒‘經’和‘傳、記’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導思想，從遠的來說就是起源于鄭、姚、崔三人的思想，從近的來說則是受了胡適、錢玄同二人的啟發和幫助。”[1]其實除此五人外，顧頡剛的疑古辨偽思想也頗受康有為和王國維的影響。

　　1 鄭樵的影響

　　1913年顧頡剛進入北大，逐漸走上專門研究的道路。他在讀了劉勰的《文心雕龍》、劉知幾的《史通》、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之后，認為文學、史學都應該走批評的路子，于是他又找到鄭樵的《通志》來讀。顧頡剛是這樣評價《通志》的：“這部書不僅涉及的范圍非常廣闊，而且很有批判精神，所以在過去的封建社會里一直給人們斥罵，只有章學誠替他辯護。章學誠認為著書有兩種方向：一種是鈔集資料加以編排的，這種書不能啟發人們的思想;能啟發思想的書一定是要有獨創見解的，而鄭樵就是有獨創性的一個，所以他說《通志》這部書好。”[2]顧頡剛北大畢業后，最先開展的就是對鄭樵的研究。他發現，鄭樵對前人著述多有不滿，并且做過一部《詩辨妄》，對齊、魯、韓、毛、鄭五家的《詩經》傳注都有批評。然而《詩辨妄》散佚，顧頡剛專門從周孚的《非詩辨妄》和《圖書集成》中鉤稽出來，評價道：“他的說法很對，他膽子大，敢于批評前人，和清朝人的全盤接受前人的做法不同。”又說：“鄭樵啟發了我對《詩經》的懷疑，我一方面研究鄭樵的思想，一方面研究《詩經》，我要離開了齊、魯、韓、毛、鄭五家的傳統說法自己來找尋《詩》的真正意義。”[3]后來在1922――1924年間，顧頡剛陸續撰寫了《鄭樵傳》《鄭樵著述考》《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等文章并發表。

　　宋儒中顧頡剛受鄭樵的影響最大，而他對于歐陽修、趙汝談等人也甚是膺服。如他在《景西雜記(六)》中說：“歐陽修真是一個勇于疑古的人，有《易童子問》疑《十翼》，有《詩本義》疑《詩序》及《傳》《箋》，有《泰誓論》疑《尚書》，有《請刪定正義疏》疑唐人《正義》，于《石鼓文》等亦皆有辯難之作。乃為文名所掩，使人不能見其學問精神。”[4]在《瓊東雜記(二)》中言道：“宋趙汝談《南塘易說》，專辨《十翼》非夫子作;《南塘書說》疑古文，而于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掊擊�h排(均見《直齋解題》);洵為勇士。惜今不可見矣!”[5]在《中國辨偽史略》中別言道：“(趙汝談)不僅目光犀利，看問題深透，勇于說出別人不敢說的話，而且考辨的范圍很廣。”[6]

　　2 姚際恒的影響

　　顧頡剛十四歲考入地方高等小學，臥病在家，期間翻看了王謨編刻的《漢魏叢書》。他十七歲時又讀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知《漢魏叢書》中所收漢、魏、六朝著作多為偽書，其中不少乃是宋、明人的贗作。后來他感嘆道：“我在二十歲以前，所受的學術上的洪大的震蕩只有兩次。第一次是讀了一部監本《書經》，又讀了一篇《先正事略》中的《閻若璩傳》。第二次就是這一回，翻看了一部《漢魏叢書》，又讀了一本《古今偽書考》。我深信這兩次給予我的刺戟深深地注定了我的畢生的治學的命運，我再也離不開他們的道路了!”[7]后來顧頡剛進入北大，1918年11月，胡適向他詢問關于姚際恒的著作，并囑他標點《古今偽書考》已出版。顧頡剛認為標點是很容易的事情，希望能加上一些注解。隨即他開始工作，將古往今來造偽、辨偽的人物事跡梳理得很清楚，知道在歷史上有很多次攻擊偽書的運動，但前人信古的觀念太強，不是置之不理，就是強力壓服，并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他便想把前人辨偽的成績進行一次總結，除注釋《古今偽書考》外，要編輯《辨偽叢刊》，從辨別偽書過渡到辨別偽史。他談到：“有許多偽史是用偽書作基礎的，如《帝王世紀》《通鑒外紀》《路史》《繹史》所錄;有許多偽書是用偽史作基礎的，如《偽古文尚書》《古三墳書》《今本竹書紀年》等。中國的歷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依了緯書所說已有二百二十七萬六千年了)，但把偽史和依據了偽書而成立的偽史除去，實在只有兩千余年。想到這里，不由得不激起了我的推翻偽史的壯志。起先僅想推翻偽書中的偽史，到這時連真書中的偽史也要推翻了。”[8]1920年，顧頡剛北大畢業就職于北大圖書館，他在杭世駿所編乾隆《浙江通志・經籍門》中得知：“《九經通論》一百七十卷，仁和姚際恒(立方)撰：存真類一百三十五卷、別偽類二十八卷。”顧頡剛嘆言：“《古今偽書考》里提起的《易傳》(即《十翼》)《古文尚書》，以及《周禮》，全部都在他的‘別偽類’中判定為‘偽書’。這是多么偉大而勇敢的一部著作呀!然而姚家不敢刻，《四庫》不愿收，使他一世的苦心孤詣都湮沒在汪洋大海了，這是多么地受著嚴重的壓迫呀!”[9]后來顧頡剛陸續借抄了《詩經通論》《禮記通論》《春秋通論》《儀禮通論》，最后一部《儀禮通論》抄畢于1935年。這幾部書的抄寫前后經歷了十余年，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顧頡剛對于姚際恒的著作的重視程度。 　　3 崔述的影響

　　顧頡剛十二三歲時在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中讀到《崔東壁先生事略》，知其著有《補上古考信錄》《唐虞考信錄》《夏考信錄》《商考信錄》《豐鎬考信錄》《洙泗考信錄》等，把西周以前的歷史和孔子個人的歷史作了細密的考辨，傳、記中許多失真的記載被崔述一一指出。而顧頡剛見到這部書則是1921年的事情了，“五四運動”后他常與胡適、錢玄同討論如何審理古史和古書中的真偽問題，胡適即從書店購得一部《崔東壁遺書》，顧頡剛讀后說：“崔述的《東壁遺書》整理古代史實，列落百家謬妄，這是我以前讀《先正史略》時知道的。我弄了幾時辨偽的工作，很有許多是自以為創獲的，但他的書里已經辨證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這樣一部規模寵大而議論精銳的辨偽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10]顧頡剛興奮于同崔述學術上的眾多不謀而合，隨后他用了數年時間標點這部書，1936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顧頡剛的“古史層累說”導源于崔述。崔述在《考信錄提要・釋例》中云：“大抵古人多貴精，后人多尚博;世益古則其取舍愈慎，世愈晚則其采擇益雜。”[11]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前記中說：“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時有三皇，到漢以后有盤古等。”[12]他還說道：“時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無征，知道的古史越多。”[13]從中可以看出二人的古史理論是何等的相似。

　　4 胡適和錢玄同的影響

　　4.1 胡適的影響

　　鄭樵、姚際恒、崔述等人的治學精神，顧頡剛只能從他們的著作中領會，而亦師亦友的胡適(顧頡剛小胡適兩歲)對于顧頡剛的影響則是最直接的言傳身教。1919年5月《新潮》雜志針對國故、國粹的研究提出了“整理國故”的主張。胡適在1919年8月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4]同年12月他又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對于什么是整理國故，他解釋說：“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里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里面尋出一個前因后果來;從胡說謬解里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里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至于為什么要整理國故，他繼續言道：“因為古代的學術思想向來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沒有系統，故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因為前人研究古書，很少有歷史進化眼光的，故從來不講究一種學術的淵源，一種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尋出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后有什么影響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15]至于疑古應該具備的態度，胡適在《研究國故的方法》(1921年7月南京東南大學演講稿)中歸納為“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十個字。這是胡適當時的治學思想和方法。顧頡剛回憶說：“那數年中，適之先生發表的論文很多。在這些論文中他時常給我以研究歷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摯地了解而承受。”[16]顧頡剛對于胡適在北大的授課這般評價：“適之先生帶了西洋的史學方法回來，把傳說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說中的故事列舉了幾個演變的事例，使人讀了不但要去辨偽，要去研究偽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尋出他的漸漸演變的線索，就從演變的線索上去研究。我固然說不上有什么學問，但我敢說我有了新方法了。”[17]又說：“后來聽了適之先生的課，知道研究歷史的方法在于尋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關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現的。老實說，我的腦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學方法不過如此而已。”[18]在這個階段，顧頡剛對于胡適的學術是深為折服的，即使說是膜拜也毫不為過。

　　4.2 錢玄同的影響

　　顧頡剛曾經說過：“適之、玄同兩先生固是我最企服的師，但我正因為沒有崇拜偶像的成見，所以能真實地企服他們。”[19]雖是短短數語，也足以彰顯錢氏在他心中的學術地位。錢玄同在日本留學時曾師從章太炎(古文經學家)，回國后又接受了崔適(今文經學家)的思想，章、崔二人的學術觀點自然是對立的，錢玄同雖然學兼今古文，但他對兩者皆不滿意，常常對顧頡剛說這兩派對于古籍的整理都不夠實事求是，都犯了先入為主的錯誤。錢玄同曾經借《聊齋志異》中的一個故事，以喻今古文家：桑生在郊外讀書，遇到狐女蓮香和李姓鬼女。李女因夜夜來，導致桑生生病，蓮香則隔幾天來一次為之醫治。桑生最終得知，一者狐女，一者鬼女。并言：“我們對于今古文問題，也當作如是觀。今文家好像蓮香，古文家好像李女看，我們千萬不要上她們的當!”[20]顧頡剛在這番話的啟發下，寫出了《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和《秦漢的方士與儒生》。

　　5 康有為和王國維的影響

　　5.1 康有為的影響

　　1913年章太炎開國學會講學，顧頡剛從學，對章太炎極為心折，立志在經學上要做一個古文家，認為今文家都是一些妄人。而顧頡剛又想了解一下今文家是如何妄法，就讀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可是他發現康有為的論辯基礎完全是建立在證據之上的，因此，他對今文家的看法也轉變不少。后來他又讀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可以說此書指明了顧頡剛如何去辨偽古史的方向。顧頡剛說：“自從讀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經過了五六年的醞釀，到這時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識和清楚的計劃。計劃如何?是分了三項事情著手做去。第一，要一件一件地去考偽史中的事實是從哪里起來的，又是怎樣地變遷的。第二，要一件一件地去考偽史中的事實，這人怎樣說，那人又怎樣說，把他們的話條列出來比較。第三，尋出他們的造偽的義例來。我為要做這三項工作，所以立了三冊筆記簿，標題《偽史源》《偽史對鞫》《偽史例》，總題為《偽史考》，下手搜集材料。我的推翻古史的動機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無稽的啟發，到這時而更傾心于長素先生的卓識。”[21]

　　5.2 王國維的影響

　　顧頡剛在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于昆明湖后，撰《悼王靜安先生》一文：“我對于他雖向少來往，但是戀慕之情十年來如一日。三年前，曾給他一信，大意是說：頡剛現在困于人事，未得專心向學，待將來事務較簡，學業稍進，便當追隨杖履，為始終受學之一人。”又說道：“我那時引為學術上的導師的是王國維，而不是胡適。數十年來，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適來往甚密，受胡適的影響很大，而不知我內心對王國維的欽敬和治學上所受的影響尤為深刻。”[22]

　　6 自身的學術性格

　　綜上所述，對于一位學者、一位大師來說都是外因，缺少了主體的主動接受是沒有意義的。所以我們再從顧頡剛的學術性格上，來考察一下他是怎么走上疑古辨偽的道路的。至于自己的學術性格，顧頡剛曾歸納了四點：第一，絕不人云亦云，絕不盲從。第二，歷史興趣極濃，喜歡搞清事情的來龍去脈。第三，善于發現問題，并且又盡力去解決問題。第四，具有推翻學術權威、學術偶像的勇氣。他所談到的四點，對于任何一個從事研究工作的人來說，都是應該具備的品質，都是難能可貴的。綜上，顧頡剛成為疑古辨偽的大師實非偶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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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顧頡剛.中國辨偽史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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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崔述.崔東壁遺書[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3.

　　[12][13]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M].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11：181，186.

　　[14][15] 胡適.胡適文集(二)[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4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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