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學是各個國家級之前交流和溝通的橋梁，由于各個國家之前的語言和文化都不相同，所以在翻譯的時候也是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和語境進行翻譯的。文章是一篇中國教育學刊投稿的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傅雷的翻譯觀。

　　【摘 要】傅雷是我國現當代著名翻譯家，其在翻譯理論方面造詣極深，翻譯實踐方面著作頗豐。其深厚的中法雙語功底和對文學作品的審美能力，奠定了其在中國文學翻譯學界的地位。本文以巴爾扎克作品漢譯為例，分析其在翻譯實踐中的具體策略，探究其翻譯觀。

　　【關鍵詞】傅雷,翻譯觀,巴爾扎克

　　【Abstract】Fu Lei， a well-known translator in literature， has always felt a deep involvement with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His deep Sino French Bilingual Foundation and the excellent aesthetic ability of the literary works have laid a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Taking Balzac’s books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concrete strategies used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explores his translation view.

　　【Key words】Fu Lei; Translation view; Honoréde Balzac

　　0 引言

　　傅雷(1908-1996)是中國歷史上藝術造詣深厚，博洽多聞的著名作家、藝術家、教育家、翻譯家。他以翻譯法國文學作品而聞名，被譽為“中國一代譯學之匠”。在20世紀的翻譯史上，在他孜孜不倦的翻譯生涯中，他翻譯了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等多位大家的多部作品。他的譯作獲得廣泛贊揚，深受中國讀者的歡迎，大大促進了法國文化的中國化。本文以對巴爾扎克的作品漢譯為例，探討傅雷的翻譯策略，揭示其翻譯觀以及給譯者帶來的啟示。

　　傅雷，字怒安，號怒庵，上海南匯人。20世紀20年代初就讀于徐匯公學，在此期間，傅雷打下了堅實的法語基礎。但因為反迷信反宗教，言辭激烈，被學校開除。后又轉入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高中，就讀期間，在當時頗有名望的刊物上分別發表短篇小說。在校期間，因參加“五卅”運動，上街講演與游行，險遭逮捕。1927年冬，離開上海奔赴法國巴黎大學文科學習，留學期間，從法國文學中汲取精粹，豐富精神生活，期間游歷瑞士、意大利等國，結識了許多世界級的藝術大師。1931年秋回國之后，年僅23歲的傅雷受聘于上海美術�？茖W校，執教美術史和法語。第二年到法新社擔任筆譯。1933年秋，傅雷離開美專，專心致力于法國文學的譯介工作，從此開始了長達33年的文學翻譯生涯。1962年為法國巴爾扎克研究會吸收為永久會員。1966年9月3日傅雷辭世。

　　傅雷翻譯的作品，共33種，600余萬字，累計發行近千萬冊，主要為法國文學作品。其中巴爾扎克的占15種：有《高老頭》、《貝姨》《邦斯舅舅》等，羅曼・羅蘭的4種：即《約翰・克里斯朵夫》及三名人傳《貝多芬傳》、《米開朗琪羅傳》、《托爾斯泰傳》，以及伏爾泰的4種：《老實人》、《天真漢》、《如此世界在》、《查第格》等等。他的譯作頗受中國人歡迎，非常暢銷(方夢之，2011：460)。

　　1 傅雷的翻譯觀分析

　　傅雷將“重神似不重形似;譯文必須為純粹之中文”奉其為座右銘。傅雷將“形似神似”繪畫理論運用于文學翻譯，由于藝術創作規律都是相通的，故此“形似神似”畫理完全適用于文學翻譯。(王秉欽、王頡2009：261)傅雷的“神似說”內涵極為豐富。

　　1.1 “神似”：化為我有

　　神似說的第一要義即為將原作“化為我有”，先要將原作的精神和全部細節理解、體會、吃透。他說：“任何作品，不精讀四、五遍決不動筆，是為譯事基本法門。第一要求將原作(連同思想，感情，氣氛，情調等等)化為我有，方能談到�譯。”(《論文學翻譯書》)

　　下面引一段《貝姨》中的對話：

　　Ce marriage fut， pour la jeune paysanne， comme une Assomption. La belle Adeline passa sans transition des bous de son village dans le paradis de la cour imperiale.

　　這門親事，對年輕的鄉下姑娘簡直是白日飛升。美麗的阿特麗娜，從本村的泥淖中，平步青云，一腳踏進了帝室宮廷(傅譯《貝姨》，1989)。

　　Assomption， bous， sans transition， la cour imperiale 傅雷分別將其翻譯為“百日飛升”、“泥淖”、“平步青云”、“帝事宮廷”準確地將原文的意思傳達給目的語讀者，文學韻味十足。

　　只有“化為我有”，譯者才有可能真正成為作者的最佳“代言人”，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誠，像科學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頑強。”(《翻譯經驗點滴》)

　　1.2 “神似”：“行文流暢，用字豐富，色彩變化”

　　神似說的第二要義即為“需要進一步把所了解的，體會的，忠實而生動地表達出來”。做到“行文流暢，用字豐富，色彩變化”是極難的。因為“領悟為一事，用中文表達又為一事。況且東方人和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細微曲折，挖掘唯恐不盡，描寫唯恐不周：此兩種mentalite殊難彼此交流”(《論文學翻譯書》)。下面引一段《高老頭》中的對話：

　　En un moment le vin de Bordeaux circula， les convives s’ animereent， la gaiete redouble. Ce fut des rires feroces， au milieu desquels eclaterent quelques imitations des diverse vois d’animaux. L’ employe au Museum s’ etant avise de reproduire un cri de Paris qui avait de l’analogie avec le miaulement du chat amoureux， aussitot huit voix beuglerent simultanement les phrases suivantes： -A repasser les couteaux. 　　一霎時，波爾多斟遍了，飯桌上大家提足精神，越來越開心。粗野瘋狂的笑聲夾著各種野獸的叫聲。博物院管事學巴黎街上的一種叫賣聲，活像貓兒叫春。立刻八個聲音同時嚷起來(傅譯《高老頭》，1998)。

　　通過傅雷的翻譯，將這一鬧劇生動形象地展現給受眾語讀者，讀者仿佛置身于那一出鬧劇中。在巴爾扎克的原作中，他使用了較多的生僻詞匯，而譯者想要將其所表達的深層意思傳遞給讀者，并非易事。因此有學者認為，巴爾扎克之所以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如此巨大的名氣，傅雷先生功不可沒。

　　1.3 “神似”：“氣息貫通―文脈貫通”

　　神似說的第三要義即為：“氣息貫通，文脈貫通”。傅雷認為，一篇譯品氣息貫通就是文脈貫通。

　　Je l’ai cru......我倒以為

　　Encore!.......又來了

　　Encore這個詞本身不能表達任何情緒，如果按照其本意，翻譯為“又一次”，可謂隔靴搔癢。而本文中，傅雷翻譯為“又來了”可以使讀者身臨其境地體會到男爵夫人表現的厭惡心態，并且將其嚴厲的神情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傅雷以自己嚴謹的作風，淵博的學識，長期的藝術熏陶和永不滿足的進去精神，形成自己了自己“以傳神為特色的”和諧完整的譯文風格，人稱“傅雷風”(王秉欽、王頡2009：269)。

　　2 結語

　　傅雷先生留下的三十四部外國文學名著既是寶貴的文學瑰寶，又是譯界彌足珍貴的研究資料。傅雷先生以嚴肅嚴謹的譯風、虛懷若谷的譯德、以及關注讀者、引導讀者、對讀者負責的譯旨將永遠成為中國譯界的航標。傅雷作為我國優秀外語文字翻譯家，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也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啟示：

　　第一：興趣是關鍵。只有熱愛翻譯，才能做好翻譯。譯者要培養自己對翻譯的興趣，培養“我譯故我在”的翻譯精神。

　　第二：精通母語。掌握好母語是翻譯成功的決定性因素。葛浩文認為：“翻譯中的困難很多，一般不甚了解翻譯的人認為最大的問題應該是不懂原文。其實，不懂原文往往是最好處理的一面。因為解決方法很多：我們可以查閱各類辭典、請教專家等等。而自己的母語掌握得好才是翻譯成功的決定性因素。”因此，譯者在訓練自己的外語技能的同時，不能忽視提高自身母語水平。

　　因此，翻譯學習者必須要有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學習精神，不畏繁瑣，不僅如此，還需培養自己在各方面的造詣，只有這樣，才能最終成為一名優秀的翻譯家。

　　【參考文獻】

　　[1]方夢之.中國譯學大辭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1：460.

　　[2]傅雷.翻譯經驗點滴[N].文藝報，1957(10).

　　[3]傅雷.論文學翻譯書[N].讀書報，1979(03).

　　[4]傅雷，譯.貝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26-66.

　　[5]傅雷，譯.巴爾扎克作品集[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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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舒晉瑜.十問葛浩文[N].讀書報，2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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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王秉欽，王頡.20世紀中國翻譯思想史[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26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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