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既往政策執行研究形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整合式”3 種研究路徑，并形成了大量的理論研究成果，有沒有其他理論用來研究解釋政策執行是政策學研究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從資源流動理論出發，提出政策執行資源流動理論，即政策執行過程是資源要素在相應政策框架下按空間有序流動的過程。資源由高向低流動，各個政策參與者作為資源流動過程的節點參與政策執行過程，資源位勢是資源流動的重要影響因素，有效接觸和資源共謀是促進資源流動的重要方式。在此框架下以創新券政策執行為例，剖析創新券政策執行過程中資源要素的流動機制，并凝練出創新券政策執行中需關注的重點問題。

　　關鍵詞： 政策執行;資源流動理論;創新券

　　政策執行作為政策執行者將政策觀念的內容轉化為實際效果的過程中一個特定環節，對于政策目標的實現和政策的不斷完善優化非常重要。20 世紀 60 年代，各學者對約翰遜政府偉大社會改革沒有實現預期目標的大反思，以及 70 年代初《政策執行》一書的問世，掀起了西方政策執行研究熱潮，并逐漸形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整合式”3 種政策執行研究經典范式。90 年代，政策執行研究進入中國，開啟了近 30 年的中國化探索，并涌現出了一批本土化概念，如“政策梗堵”“基層共謀”“集體主義”等[1]。近 10 年來，鑒于政策執行本身顯著的差異性和多樣性特征[2], 越來越多的學者們聚焦熱點領域政策執行研究，如產業、稅收、社會保障政策等[3]，并對政策偏差、政策失靈等進行了探討。不難發現，國內已有政策執行研究更多的是在原有政策執行理論下的中國化探索，以及政策執行過程的實踐研究。在此情境下，探索新的政策執行研究理論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課題[4-5]。本文嘗試從資源流動理論出發，借鑒資源流動思想構建政策執行的資源流動理論來解釋政策執行的過程;并以創新券政策的執行為例，分析創新券政策執行中的資源要素流動規律、政策執行中需要關注的引起政策執行不暢的重要因素，就未來科技創新券政策實施提供具體政策建議。

　　1　文獻綜述與研究框架

　　1.1　資源流動理論綜述

　　資源流動理論最早源于生態學“代謝”的概念，研究資源流動機制和規律，國外以“物質流”和“資源流”為代表，在 20 世紀初到 90 年代，相關研究已經廣泛應用于國家經濟系統[6-7]。21 世紀隨著空間理論的發展，資源流動空間分析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現[8-9]。國內對資源流動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成升魁等[10]最早提出“資源流動論”，首次把資源流動研究提上了日程。之后，學者對資源流動的研究可以歸結為以自然資源運動的角度、社會經濟要素運動的角度以及物流貿易的角度研究，也可以歸結為橫向流動(區域之間)和縱向流動(產業鏈之間)的研究，并在研究過程中涌現出資源位勢理論、資源靶向性理論等一批新的代表性理論成果[11-12]。與此同時，該研究范式也受到了經濟管理領域學者的青睞，資源流動理論逐漸從生態學、資源科學走向與經濟學和管理學等學科交叉滲透發展的時代，如在區域經濟學領域，聚焦在國家、區域、部門、產業層面進行創新資源流動影響因素研究[13];在創新資源流動驅動機制與因素領域，如區域技術流動的研究[14];在創新資源產業協同效應領域，如區域產業專利資源的研究[15]。資源流動理論的資源內核已經由客觀存在的自然資源延展到了要素資源，如人力資源、技術資源、資金資源等，資源流動理論的資源內涵和應用外延正快速發展。

　　1.2　政策執行理論框架

　　政策執行與資源流動有非常大的相似性，集復雜性、動態性和沖突性于一體。從研究對象上講，資源流動理論研究對象為自然資源或資源要素以及動態流動;政策執行的研究對象為政策、利益相關者及其之間的動態博弈。從研究過程上看，資源流動過程是矢量概念，即資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政策執行研究同為矢量概念，即政策執行的全過程管理。從研究特征上來看，資源流動存在資源位勢，影響資源流動的方向;政策執行存在政策“梗堵”，影響政策執行的效果。從研究影響因素來看，資源流動是一個受到眾多因素影響與制約的復雜動態系統，內部屬性與外部環境力量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政策執行同樣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系統，受到內部政策參與者和外部社會經濟環境的雙重影響。

　　進一步查閱相關文獻，尚未發現資源流動理論涉及政策執行的研究文獻。美國著名公共政策學家金登 (Kingdon) [16]52-186 曾提出多源流理論分析 , 該理論采用問題流、政策流、政治流來解釋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為何有些問題被決策主體關注，有些問題被忽略 , 是重要和主流的政策變遷理論。該理論與本文重點研究資源流動理論不同 , 該理論重點強調的是政策制定過程問題源的產生與采納機制，而本文研究強調的是政策執行過程的資源流動機制，即此“流”非彼“流”。為此，本文認為政策執行過程也可以從資源流動的角度進行考慮 , 政策執行者不再作為政策研究關注的首要出發點，政策執行的資源要素將成為政策執行的關鍵環節，基于資源要素的客觀流動和政策參與者的主觀能動性相結合的新范式可以作為政策執行研究新的方向，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政策執行資源流動理論。該理論一方面拓展資源流動理論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范圍，從空間資源要素流動 ( 如人流、科技資源流動 ) 對于區域經濟社會的影響研究向政策執行的公共管理政策執行層面演進;另一方面，對于政策執行研究而言，在原有政策執行的框架上突破創新，形成一種新的分析和解釋政策執行的新方式，力求成為解釋、評價政策執行的新視角。

　　本文提出的政策執行資源流動理論(如圖 1), 兼顧政策執行有限認知和信息不對稱的特點[17]。該理論認為，政策執行不是“自上而下”或是“自下而上”以及“整合式”，政策執行過程是資源要素(包括人力、物力、資金等實體化資源，也包括信息等無形資源)的有序流動過程。政策執行人員、目標利益群體等政策執行的重要參與者在政策文本框架下作為資源的有限節點，承擔著資源要素提供方或接受方的角色。政策執行資源流動過程不再是簡單的由政策的制定者流向政策的目標利益群體或是相反的過程，而是由資源要素本身獨立決定的。資源要素參與政策執行過程的時間和空間順序以政策文本框架為導向，定義了該資源要素流動的起始點和終點。資源要素的流動形成一個個資源要素的流動子網絡，所有的子網絡在政策框架下疊加形成總的有序的線性或網絡化流動網絡(如圖 1 中 B-C-D-E網絡和 A-C-D-E 網絡在圖中的匯聚)。對于政策執行過中會有一種或多種資源要素參與流動，資源要素的數量取決于政策本身的現實需要，即：政策中涉及多少種資源要素，就會有多少種資源要素參與整個政策執行過程。這種有序流動在沿著政策執行的主線完成政策執行的一個周期之后產生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或兩者兼而有之。一個政策周期的完成并不是政策執行的結束，會涉及政策執行過程的優化和新的政策參與者的進入，政策執行將進入下一個循環，如此周而復始，直到政策實施的終止。

　　在政策執行資源流動過程中，存在“資源位勢” 和“資源共謀”現象。資源位勢的產生來源于政策參與者之間對資源的擁有程度或利用程度不同，在實際政策執行過程中在不同的政策參與者之間形成資源量上的相對差異。資源位勢的高低差值表明了兩者之間差異化的大小。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同樣存在平行或縱向的資源要素交互現象(如政策參與者 D、F 之間的資源要素交互)，通過資源的交互以實現資源信息最大程度的共享，和在共享框架下相應政策參與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所謂的資源共謀。資源共謀的范圍可以是政策執行中的某幾個政策參與者，也可以是政策執行所涉及的所有參與者。資源共謀有利于在政策參與者之間明確每個參與者自身的資源要素分配，進而明確自身的責任和工作，形成良好的協同互動效應，成為一種良性互動的組織形態，更好地服務于政策執行的整個過程。

　　在政策執行過程中，資源位勢存在初始位勢，各個政策參與者所形成的節點的資源位勢各不相同。特定資源的初始擁有者或者提供方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擁有最高的資源位勢，是資源要素流動的起點;其他政策參與者的資源位勢在政策執行中的參與時間和參與空間不同而享有相應的梯度位勢，資源要素由高位勢向低位勢流動。同時，對應于不同的資源而講，每一個政策參與者其資源位勢是不同的;并且在同一個資源要素流動過程中，政策參與者(節點)的潛在資源位勢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節點資源位勢的高低一方面來源于節點自身作為資源提供者的資源提供能力，另一方面反映了節點在資源流動過程中的行為變化，如是積極參與、抵觸還是被動接受等等。節點資源位勢的非理性提高，會增加其他節點的時間和資金成本，使整個政策執行成本上升;節點資源位勢的非理性降低，則會攫取其他節點的時間和資金成本。節點資源位勢非理性的升高或降低均不利于政策的執行，造成政策執行的偏差或失靈。在一定意義上講，資源位勢是影響政策執行產生偏差或是政府管理的失靈的重要因素。造成節點資源位勢升高或降低的因素很多，如“接觸貧乏”[18]，或是抵觸心理，有效接觸和資源共謀則保證了資源位勢的合理釋放。同時，政策執行資源流動過程中也存在資源流動的不均等性，即節點由于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和自身的資源稟賦不同，并不是每一個節點都承受相同的資源流動壓力，表現為節點的政策執行成本是不同的(如 B-C 和 C-D 是存在很大差別的，盡管二者都是政策參與者的身份出現)。此外，政策執行過程存在一個循環與反饋機制，即在政策終止之前，政策制定者總是希望不斷優化政策執行的過程，進而獲得最大的社會效益或是經濟效益。正是由于對政策執行過程的每一次修訂，在新的循環過程中可能會有新的潛在利益相關者參加到政策執行的過程中來，或是原有的政策參與者的退出，或是政策流程本身進行優化。上述任何一種或一種以上的變化，都會或多或少影響資源要素流動整體的分配情況，形成既有框架下的資源再分配，使整個循環過程朝著最優化方向發展，使得政策執行的社會或經濟效益得以最大化。

　　此外，政策執行過程存在一個循環與反饋機制，即在政策終止之前，政策制定者總是希望不斷優化政策執行的過程，進而獲得最大的社會效益或是經濟效益。正是由于對政策執行過程的每一次修訂，在新的循環過程中可能會有新的潛在利益相關者參加到政策執行的過程中來，或是原有的政策參與者的退出，或是政策流程本身進行優化。上述任何一種或一種以上的變化，都會或多或少影響資源要素流動整體的分配情況，形成既有框架下的資源再分配，使整個循環過程朝著最優化方向發展，使得政策執行的社會或經濟效益得以最大化。

　　2　案例的選取

　　2.1　選取原則

　　本文研究認為，資源流動理論對于政策執行研究具有普適性。具體地講，任何一個政策都可以從資源要素的角度進行拆分，只是涉及資源要素的多少和資源要素在時間和空間上流轉的長短和距離的問題。因此在案例的選擇上，本研究更傾向于便于操作且可以獲得大量研究資料的政策，以期更好地解釋政策執行資源流動理論。因此，本文選擇了本研究課題組(以下簡稱課題組)實際參與度非常高的 Z 地區創新券政策作為案例進行分析研究。自 2017 年 10 月開始，課題組參與了 Z 地區的創新券政策實際設計和實施運營過程，一方面多次參與 Z 地區創新券政策設計的前期調研工作和政策文本起草內部研討會，另一方面直接參與創新券各個潛在參與主體主體，如企業、推薦機構、服務機構的遴選與考核評價體系建立工作，并在創新券運營過程中對創新券政策參與企業、推薦機構和服務機構進行了調研訪談，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數據與資料。

　　2.2　研究意義

　　創新券作為政府免費向中小企業發放，用于支持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的有價憑證，創始于荷蘭，其本質特征就是促進科技創新資源在企業、科研院所、服務機構之間的充分流動[16]52-186。2012 年，我國江蘇宿遷市率先在國內試點實施創新券。5 年時間里，創新券已在國內遍地開花，創新券研究開始進入國內學者們關注的視野，但研究焦點也隨之由創新券的經驗總結與借鑒轉向創新券政策執行的有效性評估[19]。對于創新券政策的有效性進行評估，有助于政策執行末端的成效評估問題，對于政策執行過程研究則更直接聚焦整個創新券政策成功與否的問題。從現有文獻研究看，對于創新券的有效性評估比較少，專注于創新券政策執行過程的研究更是鮮見。深層次創新券政策執行研究的缺位與國內創新券大規模應用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無疑增加了創新券執行的風險。因此，本文以此作為政策執行資源流動案例分析，更能反映該理論的現實應用價值。

　　2.3　研究設計

　　創新券政策執行流程可歸納為：創新團隊或小微企業向政府申請科技創新券，并持券向科技服務機構購買服務，科技服務機構或企業持券向政府或第三方銀行機構進行資金兌付。雖然國內各個省份在創新券的執行過程中在支持范圍、申領方式、兌現方式上略有不同，但創新券的參與主體基本可以確定為企業、推薦機構、服務機構、第三方平臺機構以及政策制定者(政府)。本文研究認為：創新券政策涉及的資源要素主要為信息流、技術流和資金流。如何進行復雜要素的分析?在本案例研究中，采取的是分要素研究模式，即把資源要素逐個分開進行研究，重點闡述每個資源要素流的流動特點及相應的政策執行過程關鍵點分析。通過對每個資源要素的合理研究，來最大程度上降低政策執行的偏差。

　　3　創新券執行資源流動分析

　　3.1　信息流信息流

　　在這里指的是政策參與者在政策執行前期以及政策執行過程中信息資源的流通。信息流在政策的執行過程中傳遞的是政策的信息內涵，主要是政策文本所涉及的具體信息的展示。在信息流中，政策制定者就是信息流的源頭，擁有最高信息流資源位勢。在這個節點上，Z 區政策制定者對創新券政策的認可度和開展創新券工作的決心直接影響著政策執行整個信息流動的組織方式。通過決策，Z 區政策制定者認為 Z 區創新券參與者為政府、企業或創業團隊、眾創空間、服務機構以及第三方平臺機構。對于服務的內容，Z 區所屬市級層面已經于 2015 年出臺創新券政策，Z 區政策制定者因此認為該區域創新券應立足查缺補漏，即最大限度地涵蓋上級政府沒有覆蓋的創新券內容，如知識產權服務、眾創空間工位費等項目，并召開專門研討會出臺相應的創新券政策文件。這個過程就是政策信息流形成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涉及到政策制定者內部的交流與權衡，以及政策制定者對于國內先進省份做法的經驗借鑒，此時信息流主要在制定者內部交互，是政策制定者之間的一種資源共謀現象。

　　信息需要流向政策參與者(企業和機構)，為此，作為信息流的第一個關鍵節點的 Z 區政策制定者專門召開了政策發布會和說明會，將政策信息流導向下一個節點，并隨后召開企業、眾創空間、服務機構、第三方平臺機構座談會，對每一類政策參與者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責任和權力進行說明和解讀。這實際上就是將政策制定者的信息導入到政策參與者中，明確參與者的任務和責任，形成多個支流。信息由政策制定者流向其他政策參與者形成政策信息流的基本模型如圖 2所示。Z區在該架構下運營一段時間，發現參與者對創新券的參與活躍度不高。為此，Z 區政策制定者專門開展了針對三類政策參與方的調研，發現服務機構關注的更多是市場策略，即創新券覆蓋地區是否為現有業務區或業務拓展的潛力區;企業更多關注能否減少科技研發的成本;眾創空間則更多考慮通過這個平臺引入更多的創業。很顯然三類參與者之間并沒有形成良好的信息流交互，即存在資源共謀的匱乏，進而沒有建立一種合作組織關系[20]。要解決這一問題，要增加企業、眾創空間、服務機構之間的認知和了解，形成合作組織關系，也就是增加企業、眾創空間和服務機構之間的信息共謀。為此，Z 區政策制定者定期專門組織三方的座談會和交流會，創新券實施的活躍度有了一定的提升，同時信息流的擴散空間得到提升，大量潛在圖 2　創新券政策執行的信息流的企業、機構紛紛咨詢參與創新券政策的可能性，政策產生出了一定的良好效應[21]，即更廣泛的社會認知和參與。在此基礎上，本文認為服務機構、企業和眾創空間之間的信息共謀應該是整個信息流網絡之間的關鍵“梗堵”位點，三者的有效溝通能夠強化信息資源的有效流動，并產生潛在的信息資源放大效應，能夠提升創新券政策的執行效率。

　　3.2　技術流

　　創新券作為一種技術研發服務補貼政策，在創新券的執行過程中，技術流的存在是其一大特色。技術流是以企業和服務機構為中心形成技術流動回路，在這個回路第三方平臺機構則是一個具體的線上服務媒介，推薦機構則為線下服務媒介，政策制定者行使的更多是外部監管職能，對政策參與者的規范化或服務水平進行監管。可以說，這是有別于信息流的一個要素流，政策制定者不再是技術流中資源位勢最高點，服務機構是整個技術流的起點，擁有最高的資源位勢。在這個回路過程中(如圖 3)可以分為線上和線下兩個部分，線上是技術文本的流轉過程，是技術流的虛擬形式，資源要素流量相對較少;線下是技術流的實際流向過程，資源要素相對流量比較大，由技術供給側流向技術需求側，并在技術需求側完成技術的價值增值。與信息流有所不同，在信息流過程中更多的是資源共謀在整個流動中起重要作用，資源共謀加速資源位勢由高到低的流動;而在技術流中，最需要注意的是接觸匱乏，有效對接更為重要，即技術供給側和需求側的有效對接。

　　Z 地區創新創政策面向的是成立小于等于 3 年的小微企業，企業對于技術的需求程度與需求層次主要表現為自身對知識產權、檢驗檢測等常規服務的需求，如國內專利申請。本質上講，受制于企業的規模和資金能力，企業對于服務機構的服務質量要求并不是特別高，但對于服務機構的服務速度和效率要求比較高。企業需要從第三方平臺既定的服務機構目錄內選擇相應的服務機構，通過線下的合作，將企業的技術訴求轉化為現實的技術成果。在這一過程開始前，企業與服務機構的技術資源位勢是不對等的，服務機構的服務能力可能大于、小于或等于企業的技術訴求。推薦機構則是為了解決企業與服務機構的接觸匱乏，降低這種資源位勢不對等所帶來的搜索成本和技術風險(主要在企業和服務機構初次合作中起重要作用)。通過推薦機構的鏈合，技術的資源位勢在企業與服務機構之間完成交互，雙方合作成效進入自我評估階段。從企業來講，企業會依據創新券對投資和收益作出價值判段，進而決定是否繼續應用創新券;從服務機構講，服務機構同樣會作出相應的判斷，即合作企業是否具有繼續挖掘潛力的合作機會、創新券服務是否有益于自身的發展。從一個技術流動周期上看，很難發現流動的“梗堵”點會發生在什么地方。其“梗堵” 發生的關鍵節點其實是第二輪政策執行，即企業或服務機構是否有意愿繼續參與創新券執行。對于如何在最大程度上推動第二輪政策執行，Z 區的調研實踐結論就是優化企業和服務機構。創新券的政策制定者希望創新券能夠支持確實有需求的企業，而不造成創新券的冗余或無效，最大限度地確保企業獲得最優質的服務，但同時又擔心獲創新券支持的技術創新存在造假或虛報成本的現象。在實際執行過程中，Z 區政策執行者設置了 3 項原則：第一，對每一家企業創新券的申領條件進行了限定，必須是具有成為科技型企業的潛力，同時企業還要承擔少部分技術服務費用;第二，對服務機構的資質和服務進行明確，細化服務的內容和方式，并對每一種服務標記明確的價格;第三，增加專家評審環節，對創新券的技術花費合理性進行評估。也就是說，從外界的環境影響來改變技術流要素的流動。從實際運營來看，取得了不錯的控制效果。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創新券政策執行過程中，盡管技術流動方式比較單一，但是技術流所面臨的“梗堵”風險點仍然存在。技術服務環節執行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整個政策后續執行的動力源。優秀的服務機構與創新創業科技型小企業的組合應是最理想的支持對象，但如何規避政策執行中的偏差，關鍵還是技術流兩個方向上的企業 /機構的遴選，即一定要在創新券的支持對象和服務機構選擇上下功夫。

　　3.3　資金流

　　資金流在創新券中是服務機構最為關注的環節，資金流量的速度直接影響服務機構對創新券工作開展的支持程度。而此處相比于信息流和技術流而言，接觸匱乏和資源共謀現象并不是十分突出，但并不是說不存在，而是信息流、技術流和資金流的合理拆分“稀釋”了這部分內容，并凸顯了其最為關鍵的資金流量內容。資金流量速度快慢直接影響服務機構的資金流量大小，直接影響政策執行最后端的效果。資金流在創新券政策執行過程中始于政府創新券發放部門，終于服務機構創新券兌換完成，涉及創新券各個政策參與者，在整個過程中創新券完成一輪由電子有價證券向現金的流轉、資金流向服務機構的流動。

　　Z 地區的創新券現金結算系統并沒有引入銀行等第三方監管機構，而是由第三方提交創新券評審結果后，由政府財政直接撥付。在這種支付體系下，資金的流動實際上是兩條路徑(如圖 4)：一是以虛擬資金流(電子券)形式由政府轉向第三方平臺，進而到推薦機構、企業，然后流向服務機構;另一條是完成創新券評估后，以現金流形式從政府財政流向服務機構。在實際運營過程中，有兩個因素對于整個資金的流動影響比較大：第一是整個創新券整體的支持額度。創新券額度的大小直接影響參與企業的數量，影響到整個資金流量的可持續性。由于創新券是按照先到先得的順序派發，在運營初期，申領資金量會很大，但資金流量并不一定同時增強;而后期資金流量增強，但由于潛在申領量不足難以為繼。同時，若券面過度冗余，超過企業申領最大能力，會增加政府資金的時間成本。第二是由政府流向服務機構的現金流結算時間對于服務機構的影響非常大，為整個資金流過程中最為關鍵的節點。規模化服務機構往往會根據創新券的規模調整服務機構內部的績效考核體系，而回款速度直接影響考核人的績效水平，回款速度過慢則直接影響服務機構相應人員的工作積極性，中小型服務機構則更多地考慮回款過慢產生現金流量壓力。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講，資金由政府向服務機構的回流過程是資源位勢的重要釋放過程，政府環節是資金流動“梗堵” 的焦點，此處的資源釋放速度快慢直接決定了服務機構供給技術、挖掘市場的積極性。但同時也要考慮到政府支付流程的復雜性，回款速度過快會對政府財政資金產生壓力，增加政府資金支付的風險，大大增加政府工作的強度。經綜合研究，Z 地區在實際實施過程中采取了每個季度進行結算的方式。

　　4　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4.1　研究結論

　　本文從資源流動理論的角度提出了政策執行的資源流動理論，解釋了政策執行的資源流動模式，并從 Z 地區創新券的實施入手，分析了理論的實際應用情境。在本研究框架下，以資源流動為主線，從創新券政策中提煉出信息流、技術流和資金流作為 3 種特殊的資源要素流，詳細地分析了每一種要素流動的規律和特點，并結合創新券運營的實際情況對資源流動過程中實際存在的“梗堵”問題進行剖析，提煉了政策執行在創新券政策中的行為邏輯。本文的主要理論貢獻可以歸納為 3 點：首先，該理論打破了原有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或是“整合式”的政策執行研究框架，從資源流動理論入手，并借鑒其資源流動的思想，將資源流動的內涵進一步外延，形成政策執行研究的新理論框架，指出政策執行過程實際上就是資源要素以相應的政策研究框架為主線，在政策參與者之間有序流動的過程;并且資源要素的流動是各個要素以自身特點為主，形成要素自身獨立的子流動網絡，最終匯聚而成要素流動的整體網絡。其次，該理論認為政策執行中存在資源位勢和資源共謀現象。資源位勢是影響政策執行的重要因素，政策執行的資源要素從資源位勢高點流向低點，接觸匱乏、資源共謀匱乏會導致節點資源位勢過高或過低，進而致使政策執行不暢。因此，對資源位勢的合理疏導成為降低政策執行偏差或政策失靈的重要手段。最后，政策執行資源流動框架是一個不斷自我優化的過程，以政策執行的一個周期作為起點和終點，在政策執行過程中，資源流動的網絡會隨著潛在參與者、政策環節調整等因素的影響而不斷調整，通過調整進行反復優化提升，確保資源流動的資源位勢得到有效釋放，政策的社會效益或經濟效益得到最大的發揮，直至政策終止。

　　4.2　政策啟示

　　本研究以科技創新券政策為例，分析了政策執行資源流動理論在該政策中的運行機制和模式，以信息流、技術流和資金流 3 種要素資源流動情況來進行表征。研究發現，一個復雜的政策執行過程通過要素資源流動的形式展示后變得相對清晰和易于理解。通過案例的研究，為創新券政策執行提供以下經驗借鑒：首先，從信息流的角度看，資源共謀顯得非常重要，科技創新政策的有效執行更多依賴于政策執行前的科學謀劃以及政策運營階段各類參與者的角色充分理解，無論是政策制定者還是政策參與者，他們之間充分的信息交互都非常重要，能否實現共謀是決定能否促進經濟、社會效益共贏的關鍵。其次，從技術流的角度來看，有效接觸更加重要，一方面要遴選出有強烈供需訴求的企業和服務機構，這個是前提;另一方面要強化政策需求方和供給方的有效對接，提高政策支持的精準度，這一點在技術交互方面顯得尤為重要，這樣需求才能成為有效需求、供給才能轉化為有效供給。最后，從資金流的角度看，要素資源流量的分配則更加重要，加速關鍵環節的資源要素流量，進而提升整個資源流動的效率。在創新券政策執行中，一定要加快整個創新鏈環節的現金流動速度，減少服務機構的資金流量壓力;如有可能，引入第三方結算系統，加快政府服務的支付速度，規避政府的支付風險。

　　參考文獻：

　　[1]吳少微 , 楊忠 . 中國情境下的政策執行問題研究[J]. 管理世界 , 2017(2):85-96.

　　[2]薛瀾 , 陳玲 . 中國公共政策過程的研究 : 西方學者的視角及其啟示[J]. 中國行政管理 , 2005(7):99-103.

　　[3]陳文瓊 , 劉建平 . 論農村低保救助擴大化及其執行困境[J]. 中國行政管理 , 2017(2):85-90

　　資源流動論能否成為政策執行研究的新視角? ——以創新券政策執行為例相關論文期刊你還可以了解：《經濟法治中市場管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