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的四大名著里面哪一部最能體現中國文化的精神?我認為是《西游記》。孫悟空有沒有本事?有，而且神通廣大。唐僧有沒有本事?實事求是地說，不太有本事。但孫悟空為什么要聽唐僧的話?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精神：不是誰的拳頭大本事大誰說了算，而是誰的道德高修為高誰說了算。中華民族不是崇拜強力的民族，而是崇拜道德的民族，中國文化也不是崇尚強權的文化，而是崇文厚德的文化。毛主席在《紀念白求恩》中說：“一個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唐僧就是這樣一個高尚的、純粹的、有道德的人，孫悟空一個筋斗就可以辦到的事，唐僧非要冒著生命危險和重重磨難，走過十萬八千里，這就是精神的力量，所以他能夠馴服孫悟空。

　　孫悟空是一個怎么樣的人，或者說是怎么樣的猴?我對他的一個評價是：可黑可白，可善可惡，善則為圣，惡則為妖。周星馳的《西游降魔傳》演出了孫悟空身上的惡，演出了孫悟空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變成殘忍兇惡的妖魔鬼怪，所以孫悟空本事越大就越危險。正因為如此，才需要一種超越于能力之上的力量來馴服他。這種比能力更高的力量只能是道德的力量。誰有這力量?唐僧。那么孫悟空跟了唐僧以后有沒有進步呢?有。最大的進步就是孫悟空不再以自己為中心，而是開始對別人負責，對師父的安危負責。那么孫悟空對唐僧只是勉強服從，貌服心不服嗎?不是的。《西游記》有一個細節，說孫悟空因為三打白骨精被趕走之后，唐僧被黃袍怪抓了，豬八戒去花果山把孫悟空請了回來，孫悟空突然說他要洗個澡，說要把自己身上的妖氣洗掉，免得熏到師父。這說明什么，說明孫悟空心中是很在乎師父的。

　　有人可能認為唐僧只不過是佛門權力的代表，真正馴服孫悟空的是如來佛。在《西游記》里，佛教的世界象征的就是精神的秩序、道德的秩序，佛門靠的是精神的力量征服人。那么如來佛是怎么馴服孫悟空的?靠如來神掌。《西游記》專家李天飛寫過一篇文章《如來佛死了》，他發現小說《西游記》里如來佛壓倒孫悟空之后回西天的那段文字，跟佛經里釋迦摩尼圓寂前的一段文字幾乎一樣，這說明作者其實在暗示，如來佛在馴服孫悟空之后就死了，他是用自己的生命來馴服孫悟空。這非常偉大。這就是道德的力量。唐僧也好，如來佛也好，代表的都是這種力量。

　　二

　　中國文化為什么如此崇尚道德、重視道德，這就要講到儒家思想。東漢歷史學家班固寫了一部《漢書》，其間有一篇《藝文志》告訴了我們儒家從哪里來：“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什么是司徒?司就是管理，徒就是人。那么司徒顧名思義，就是管人的官。什么是管人的官?一是組織部長，二是教育部長。司徒一方面負責教育人，一方面負責選拔人。那么最早的儒家，他們關注的問題無非是怎樣培養塑造有益于國家、有益于社會的人，并且如何管好、用好這些人。這是早期儒家最基本的關注。可以說，儒家最關注的就是人。那么怎么樣做到有益于國家、有益于社會，至少要無害于國家、無害于社會呢?首先是要有道德。《禮記·學記》里記錄古代教育“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這是一種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結合的教育，而且更偏重道德，把培養一個人“強立而不反”的道德人格視為終極目標。現代社會的理想標準同樣也是以德為先。我們培養學生要培養德智體美勞，考察干部要考察德能勤績廉，德都是第一位。習近平同志在曲阜孔子研究院考察時說“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以德育人，最重要的就是以身作則，上行下效。北京有一處有趣的景點叫歷代帝王廟，這原本是明太祖朱元璋供奉歷代開國皇帝的地方。后來康熙皇帝認為，開國皇帝的垂范作用是遠遠不夠的，應該把歷史上的有德之君都加進去。結果就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供奉的帝王中，很多赫赫有名的帝王你是找不到的，比如秦始皇、曹操，因為在儒家傳統道德看來，秦始皇、曹操都不是有德之君。秦始皇是奴役人民的暴君，曹操是犯上作亂的奸雄。所以古人評價歷史人物，包括政治人物，也是以道德作為第一標準的。而像康熙這樣的千古一帝，最看重也最借重的資政資源，也就是統治者的德性。

　　三

　　凡事都有它的基礎。儒家的社會基礎是什么?一個是農耕文化，一個是士大夫階層。農耕文明的特點是群居生活、重視家族，也就重視由血緣產生的倫理道德，這是由農業生產方式決定的。農業生產常常是以家庭為單位，家庭在農業社會分量非常重，是農業社會的基礎。農村地少人多的格局也形成了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熟人社會。在熟人社會里，當社會有矛盾時，常常不是通過打官司解決，而是通過調解來解決。因為打官司一是傷感情，畢竟以后還要共同生活;二是成本高，一般人負擔不起。而調解最依賴的就是道德的力量。這就是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禮治秩序”：“所謂禮治就是對傳統規則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關系，都有著一定規則。行為者對于這些規則從小就熟習、不問理由而認為是當然的。長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規則化成了內在的習慣。維持禮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權力，而是在身內的良心。所以這種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禮治是每個人都自動的守規矩，不必有外在的監督。但是理想的禮治秩序并不常有的。一個人可以為了自私的動機，偷偷地越出規矩。這種人在這種秩序里是敗類無疑。每個人知禮是責任，社會假定每個人是知禮的，至少社會有責任要使每個人知禮。”費孝通先生講的“禮治秩序”，其實也就是德治秩序。如果大家在農村生活過，應該也熟悉，如果農村有矛盾，讓德高望重的老人出面，矛盾就化解了。大家可能看過小說或者電視劇《白鹿原》，村里一有涉及公共的大事，族長就敲個鑼召集大家到祠堂里開會討論，分歧和矛盾就慢慢化解了。這就是農耕文化決定了儒家文化重視道德倫理的特點。

　　儒家文化的第二個基礎就是士大夫階層的存在。我們知道戰國以前的周王朝是一個貴族社會。周天子分封的諸侯王，以及諸侯王國里的世襲貴族幾乎壟斷了所有的社會資源。他們經濟上有自己的封地和人民，供他們聚斂和剝削，政治上通過戰爭和軍功不斷做大，最終漸漸架空了君主，文化上壟斷了教育的權利，只有貴族子弟才能受教育。但是到了春秋末期和戰國時代，情形漸漸變了。由于一些貴族走向沒落，文化教育也開始向民間普及，文化不再是貴族的特權。平民階層因為土地制度變革而獲得了一部分土地，因而他們的生存境遇改善，可以開始追求一些活著之上的人生價值。而另一方面，一些國君開始警惕國內的世襲貴族功高蓋主、架空自己，于是轉而啟用一些沒有任何背景的平民出身的人，這類人就是我們所說的 “士”。“士”就是憑借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的成年男子。最早的士就是武士，洗腳上田，參軍打仗。后來漸漸產生了文士，這些平民出身的文士憑借自己的才干，受到國君的重用，從而改變命運，國君也利用他們對自己的依附和忠誠，讓他們和世襲貴族對抗，分解貴族的權力，加強中央集權。而士人的流動性也決定了他們不滿足于封建割據和諸侯混戰，而渴望建立大一統的秩序。正如錢穆先生所言：“平民學者興起，他們并不承認貴族特權，而他們卻忘不了封建制度所從開始的天下，只有一個共主，一個最高中心的歷史觀念。因此他們從國際聯盟，再進一步而期求天下一家。”我們熟悉的懸梁刺股的蘇秦，還有張儀，就是早期的士大夫。簡而言之，就是從士變成大夫的這群人。那么到了秦朝以后，貴族社會漸漸成為了歷史的陳跡，官員的選拔任用也不再是世襲，而是任人唯賢，漢代的察舉制度、隋朝以來的科舉制度，其實都是士大夫社會的常態。儒家正是來源于士大夫階層，孔子其實就是士大夫。他是沒落貴族的后代，祖上是宋國的大夫，父親也是宋國的軍人，但是落地的鳳凰不如雞，到孔子那里已經淪為底層，“只不過是從頭再來”了，而且他從宋國流落到魯國，已經沒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只能靠自己。但是，他憑自己的努力得到了魯昭公以及后來的魯定公的賞識，一步一步做到了魯國的大司寇。孔子教育貧寒子弟美德和知識，也是在培養士大夫。蕭公權先生認為，儒家文化的宗旨，就是培養合格的統治階級。確實，儒家思想歸根結底就是教人如何做一個合格的士大夫的。《周易》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其實也是士的精神，通過自強不息，改變命運，創造價值，報效國家。“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其實是大夫的美德，大臣的美德，成為了朝廷大員之后，還是要時刻保持謙虛謹慎，忠君愛國，不居功自傲，不以勢壓人，也不私欲膨脹，損公利己。所以重視道德正是士大夫文化的特點，也就是儒家文化的特點。

　　總而言之，中國文化注重道德，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和社會基礎。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所以中國文化的道德至上并不是人們的一廂情愿，而是符合這片土地的根本情況、符合人民的共同利益的選擇。雖然我們這個時代所處的社會階段已經遠遠超越了傳統社會，但是傳統文化重視道德的特點卻依然沒有過時，相反還具有著深刻的普適性和超越性。相信崇文厚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在新時代歷久彌新，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不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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