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絲綢之路，自古是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交匯的地區，是歐亞大陸連接溝通的重要通道。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1887年提出了“絲綢之路”的概念。他在研究中表述，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前13—14世紀，有一條橫貫歐亞的陸路交通通道。在這條路線上，古代的中國與歐洲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頻繁，貿易的物品以中國的絲綢為大宗，故稱“絲綢之路”。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顧問王子今認為：內蒙古的包頭，在絲綢之路發展中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形成了T形的交通格局，秦漢時期直道與北邊道在內蒙古包頭市的九原實現交接，途經歐亞草原形成了最早的“草原絲綢之路”。

　　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徐華芬撰文指出，我國境內的絲綢之路總結起來有四條，研究表明，草原絲綢之路在四條絲綢之路中是出現最早、延續時間最久、路程最遠的一條人文通道。據考證，草原絲綢之路的初步形成要追溯到公元前13—14世紀，由于游牧民族喜用寶石、黃金等貴金屬來裝飾刀具和服飾，這一商品交換促進了歐亞地區的商貿交流，歐亞都出現了帶有異域風情的飾物和用具。后經兩漢政權不斷發展，盡管中原與匈奴紛爭不斷，但依然沒有阻斷商貿互通。到了北魏年間，已有中西亞的商人借由“朝貢”的名義來平城一帶活動，更加促進了絲綢之路的發展。時至多元開放的大唐盛世，歐亞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溝通再一次加強，源源不斷的胡商進入都城，進行買賣交易和商品流通。最終，在蒙元時期，蒙古族入主中原，絲綢之路的繁榮達到頂峰。隨著商賈融通，蒙古汗廷的臨時駐地應昌城，成為了南北交通的重要樞紐，其城內蒙古學院和儒學院文化交流不斷融匯。由此可知，游牧民族在草原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而這也再一次證明了草原絲綢之路加強了歐亞地區的貫通，也連接了草原地區和中原漢地。中國的絲綢之路把中國文化通過游牧民族從東方傳向了西方，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

　　一、草原絲綢之路是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交流的大動脈

　　中國的中原地區以農耕文化為主，盛產谷物、棉、麻、蠶絲、紡織品及陶器等，北方草原地區盛產牛、馬、羊及其附屬品。在生活需求下形成了兩地交流的基礎條件，期間經歷了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等時期。草原絲綢之路每經歷一個時期，文化交流方式都不斷得到加強，交流內容也日益豐富。草原絲綢之路主要包含了三個部分，由關內北上塞上到大同、云中或中受降城稱為陰山道;從塞上至回鶻、突厥樂帳哈爾和林被稱之為參天可汗道;第三條由哈拉和林往西經阿爾泰山、南俄草原等地橫跨歐亞大陸稱之為西段。

　　廣義草原絲綢之路東起中國的北方長城地帶，向西一直到東歐。在這條亞歐大草原通道中，多民族文化不斷碰撞、發展、融合直至升華。這條路是友好之路、交融之路、發展之路、共商之路、共贏之路，是多民族、多國家的文化交融通道[1]。這條路共同形成和構建了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草原絲綢之路是草原文化的結晶。從文化傳播上看，草原絲綢之路文化傳播是全方位的，是多民族、多文化交流的體現，是一脈傳承的一種體現。

　　“那達慕”文化是草原游牧民族在慶祝豐收、歡慶節日、慶典和祭祀活動中形成的以賽馬、射箭、摔跤為主體，其他游牧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參與的、草原游牧民族的表演大會、交流大會、友好大會、發展大會、共贏大會，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載體。它扎根于草原游牧民族人民的生活，是游牧民族文化交流的基礎，是草原游牧民族文化交流的具體表現形式，是游牧民族一脈傳承的民族體育文化活動。如今，“那達慕”經國務院批準被列入第一批國際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二、中蒙“那達慕”文化交流與融合

　　(一)中蒙文化交流對雙方“那達慕”文化合作的影響

　　草原絲綢之路的商貿交流第一站就是今天的蒙古國。中國與蒙古國接壤的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帶，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地帶，連接著中原地區與草原游牧人民的貿易往來。目前，中國政府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蒙古國政府提出了“草原之路”發展戰略。如何更好地實現“一帶一路”和“草原之路”戰略更好地融合，促進兩國之間積極合作，互聯互通，成為了中蒙兩國的重要議題。2011年，中蒙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2014年8月，中蒙兩國首腦共同簽署并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蒙古國關于建立和發展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宣言》，標志中蒙關系邁上了一個新臺階[2]。近年來，中蒙關系持續發展，孔子學院在蒙古國開展教育教學，中國文化在蒙古國廣泛傳播。另一方面，中國與蒙古國留學生的交流也日益增多，中蒙兩國間的文化交流開始深入發展。目前，兩國合作領域、合作范圍不斷擴展，合作促進兩國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兩國政治上互信，經濟合作上持續向好，在經濟、貿易、投資、交通、農業、旅游和教育領域深入合作。

　　“一帶一路”倡議和“草原之路”戰略都明確了草原絲綢之路發展的歷史、理念和價值，在此基礎上，雙方合作加深，合作的深度和廣度更加拓展。中國內蒙古自治區與蒙古相鄰，內蒙古是以蒙古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自治區。兩地蒙古族在其語言、文化、習俗等方面有高度的相似性，兩地在民族民間文化方面交流相對廣泛。近些年，科教文化交流取得了突破性進展。1994年，中蒙簽訂了《中蒙文化合作協定》，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與蒙古國教育部、文化科學部簽署合作計劃，為中國與蒙古國在文化和教育方面進行廣泛交流提供保障。蒙古國學者把中國的《大學》《論語》等古典書籍翻譯成蒙古文，成為蒙古國最暢銷書籍，孔子學院漢語學習受到蒙古國學生的追捧成為熱門專業。2014年5月，中蒙文化教育基金會、中蒙社會發展基金會成立。中蒙兩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交流交往越來越深入，積極推動了“一帶一路”和“草原之路”的戰略發展不斷走向深入。

　　“那達慕”是草原游牧民族的體育文化活動，無論是在蒙古國還是在中國的蒙古族，都是最為隆重的體育盛會。事實上，兩國的蒙古族在召開“那達慕”大會時，民間組織間的交流與合作早已走在了戰略伙伴關系簽定的前面。2010年鄂爾多斯國際“那達慕”期間，蒙古國民間團體組織代表團參加了此次大會，并在大會上進行了表演。隨著中蒙兩國政府間政治、經濟、文化合作計劃的深入開展，雙方在“那達慕”大會上的交流更加廣泛與深入。2015年，鄂爾多斯蒙古族刺繡傳承發展協會參加了國際蒙古國國家“那達慕”，中國內蒙古摔跤選手參加了蒙古國人民革命勝利98周年傳統國慶“那達慕”。從此，兩國“那達慕”愛好者在每年的夏、秋季經常往來，參加彼此舉辦的“那達慕”體育文化交流活動。兩國間的每次“那達慕”大會召開，都能進一步地促進彼此的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并獲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從2010年的66億增長到2020年的651億人民幣，十年間增長了10倍，有力地促進了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

　　(二)中蒙“那達慕”合作對接的挑戰

　　兩國在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有著廣泛的利益和合作內容，但由于受中蒙兩國之間的地緣政治、歷史因素等狀況影響，中蒙兩國在舉辦“那達慕”方面仍面臨著諸多問題和挑戰。

　　1. 中蒙兩國彼此對外政策不同

　　蒙古國的地理位置是夾在中俄兩大國之間，蒙古國在外交政策、定位上必然要考慮地緣政治。一方面要發展同中國的關系，另一方面又要發展同俄羅斯的關系。冷戰結束后，蒙古國始終實行的是不結盟、等距離、全方位、愛好和平、開放、獨立多支點的外交政策。積極發展同美國、日本、歐洲、印度、韓國、土耳其等國家的關系，奉行“第三鄰國”。與美國的關系迅速發展，曾擔任“民主國家共同體”輪值主席國。2012年11月，蒙古國正式加入歐安組織，成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國家。日本是蒙古國另一個重要的“第三鄰國”。蒙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是蒙古國簽訂的第一項自由貿易協定，蒙日關系不斷強化。蒙古國奉行的“第三鄰國”戰略給一些力圖遏制中國的國家帶來了機會，所以一度造成較為復雜的中蒙外交關系。中國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貫堅持和平外交五項原則。正是在我國這種開放友好的外交政策下，中蒙兩國的外交關系才得以向縱深發展。

　　2. 中蒙兩國在“那達慕”文化交流交往中需不斷調試

　　“那達慕”與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源遠流長。這幾年中蒙兩國的“那達慕”交流大多是以民間組織和個人行為參與互動的方式，沒有實現政府間的主動交流。以“那達慕”為平臺的兩國之間的交流更為少見，所以兩國之間“那達慕”文化合作的空間非常廣闊，在合作前要處理好一些關系。目前，民意是相通的，“那達慕”文化交流合作往深里走，就需要蒙古國提供有法可依、有理可據的文化交流政策作保障，這樣，中蒙兩國間可以通過“那達慕”這個平臺，廣泛深入地進行經濟、文化、旅游、體育等方面的深入合作，為兩國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中蒙兩國交好符合兩國睦鄰友好關系，符合兩國的利益。草原絲綢之路“那達慕”文化傳播合作符合“一帶一路”倡議和“草原之路”的戰略對接需要。如何更好把握這些歷史與政治問題，開展“那達慕”文化交流合作是需要探討的問題。

　　首先，在兩國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和“草原之路”戰略對接中，全方位開展“那達慕”的合作，以民族體育文化互動的基礎，深入加強民間的交流交往。通過“那達慕”合作，促進兩國在經濟、文化、教育、旅游、體育等領域進行廣泛投資，拓展雙方的經貿交流，往深里走，往實里走。

　　其次，通過“那達慕”合作交流，加強民間團體多層次人文交流，擴大兩國“那達慕”合作的根基。雖然兩國間更加注重經貿合作，但是兩國間民間交往、人文交流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那達慕”在蒙古國有良好的群眾基礎，通過合作舉辦“那達慕”，積極參與“那達慕”，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和誤解。“那達慕”合作交流，可以為經貿的合作創造更好更多的合作空間，能構建多層次貿易交流與溝通渠道。通過“那達慕”的合作，可以擴大中國文化的影響力，能增強本地區的民族認同感。促進中蒙經濟、政治、文化、體育、教育等的深入發展。由此可見，中蒙戰略對接是基于雙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草原絲綢之路是中蒙對接的一條大路、一條陽光之路。推進兩國經濟、文化、旅游、體育、教育等的發展需要一座橋梁，這座橋梁就是沿襲多年的“那達慕”合作。雙方通過“那達慕”文化開展合作，最終實現兩國間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民心相通，走出一條草原絲綢之路共建下的合作對接的新路，服務于兩國人民，服務于兩國的建設和發展。

　　三、中俄“那達慕”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一)中俄“那達慕”文化的交流與合作的政治文化背景

　　經濟發展是各國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標，文化的進步能促進經濟的發展，文化合作對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意義重大。草原絲綢之路的發展離不開中國、蒙古國，也同樣離不開俄羅斯，草原絲綢之路的文化傳播中俄羅斯的南俄草原是必經之路。歷史上草原絲綢之路有三條由蒙古國出來，其中有兩條經由俄羅斯。一條經蒙古國前杭愛省哈拉和林遺址到德涅斯特河流域第聶伯河下游，頓河下游的黑海北岸地區，高加索山以北，伏爾加河下游的里海北岸一帶，是中亞草原的延續。另一條經蒙古國烏蘭巴托到伊爾庫斯克，沿額爾奇斯河到布里亞特、圖瓦等進入到哈薩克斯坦，再往西到黑海北岸。

　　沿著歷史文化傳播的軌跡來看，在當下，如何通過草原游牧文化的聯系，把草原絲綢之路“那達慕”文化與俄羅斯南俄草原游牧民族文化進行對接與合作，共同促進兩國間的繁榮發展，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2015年5月，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共同簽署了《關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開啟了中俄對接合作進程[3]。在此背景下，中俄的合作不斷深入，雙方在農產品貿易、服務貿易、北極開發、跨境電商、能源、航空航天高新技術、旅游等領域進行廣泛合作。中國除經濟領域與俄合作，文化領域合作也全面開花結果。從2013年至今，中俄舉行了“旅游年”“媒體交流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等兩國間的合作活動。中國文化論壇和“中俄文化大會”活動成為兩國交流合作的品牌。目前，北京俄羅斯文化中心、莫斯科中國文化中心，成為了傳播兩國文化的重要平臺，“一帶一路”成為了兩國合作的重要基礎。

　　俄羅斯地廣人稀，在地理上分東歐平原、西西伯利亞平原、中西伯利亞高原、東西伯利亞山地，人口多聚集在東歐平原和靠近我國和蒙古國的北端，歷史上在南俄草原有古絲綢之路經過的地方，如今天的圖瓦共和國、布里亞特共和國和伊爾庫斯克等。而且，目前居住在此地的人口中草原游牧民族占絕大部分，他們對“那達慕”文化不陌生。在布里亞特共和國的蘇爾哈爾班節中有“男兒三藝”。內容是以摔跤、騎馬和射箭為主，是布里亞特共和國非常重要的節日，也是布里亞特族和亞庫特族的傳統節日。蘇爾哈爾班節：“蘇爾”被稱為皮制的靶子，“哈爾班”意為比賽。在今天，兩國間的國際文化合作如此之深，在俄羅斯南俄草原進行“那達慕”的合作，可以不斷加強雙方政策溝通和戰略對接。

　　(二)中俄“那達慕”文化合作的經濟基礎

　　文化的發展來源于經濟的支撐，同時又作用于經濟的大發展。一個國家文化競爭力不僅來自于要素稟賦，更取決于科技的發展。各個國家的持續健康快速發展，首先要構建良好的制度環境、社會環境，通過學習和進口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等提高創新能力。其次實現內生演化，使本國經濟發展壯大，壯大起來的經濟才能促進文化大發展。

　　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俄的交流與合作穩定發展，彼此經濟快速增長，兩國在此間對外開放學習了更多先進技術。深入推動科技創新和文化領域的發展，包括體育文化、區域民族體育文化的發展。兩國經濟發展持續向好，民族文化合作持續開展，是探究兩國間草原游牧民族“那達慕”文化合作與交流的重要機遇。南俄草原地帶作為草原絲綢之路一條中的重要節點，生活在其中的草原游牧民族也存續著獨特的“那達慕”文化。因此，通過“那達慕”文化的交流，使草原絲綢之路在中俄間得到了連接和延續。要使中俄兩國草原絲綢之路再度繁榮，很大一部分取決于內蒙古區域經濟的發展。內蒙古地區經濟發展得好，會更多地促進中俄貿易往來、文化交流。

　　(三)實現中俄“那達慕”文化交流與合作的途徑

　　1. 在政策上推動兩國間“那達慕”文化交流與合作

　　基于兩國在文化領域的廣泛合作增多，兩國之間的文化深入交流是未來發展的方向。在草原絲綢之路背景下，進行民族體育合作是兩國的意愿之一。由于俄羅斯地域跨度大，人口主要居住在東歐方向，與中國距離相對比較近的是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俄羅斯對少數民族地區在政策上與我國相比有比較大的差別。近幾年，文化合作大多集中在藝術、音樂，在體育方面的合作還沒有展開，如何開展兩國的民族體育方面的合作需要政府在政策上去推動。

　　俄羅斯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共有194個民族，俄羅斯人口1.431億，俄羅斯族人占全國人口總數的81.5%[4]。俄羅斯民族眾多，去發展某一個民族體育文化是不現實的，俄羅斯的國內政治管理方式有其特殊性，俄羅斯國內的民族體育與中國比較有非常大的差異。其國內從來沒有組織過像中國的國家民族運動會來發展和倡導民族體育文化大發展。但是，中俄兩國的蒙古族共同推崇的“那達慕”文化，在中國倡議、俄羅斯積極參與的“一帶一路”進程中，對促進兩國在“那達慕”文化方面的合作意義重大。共建中俄草原絲綢之路是兩國政府的共同戰略。由此，必須在政策上大力推動作為共建絲綢之路重要一環的“那達慕”文化的交流與合作。

　　2. 增加兩國“那達慕”交流合作的參與主體

　　首先要加強政府和民間團體的有效互動。“那達慕”合作，一方面是政府體育主管部門之間的資源合作。體育部門之間要進一步溝通交流，增加彼此深入了解。可以增加體育文化系統的參與，實現兩國之間體育經濟、文化等的有效聯動。另一方面，民間“那達慕”文化團體或民間民族體育文化團體，自發形成的“那達慕”交流活動要實現有序、平穩發展也需要政府主管部門間的協調和引導。其次，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游牧民族傳統“那達慕”合作與交流，可以被視為“公眾體育外交”的一種形式，這種合作本身利于雙方地方和民間體育部門及團體的交往。由政府體育主管部門自上而下地引導，民族體育文化“那達慕”活動的交流不斷促進自下而上的民族民間體育組織、企事業非政府組織等民間力量參與到中俄“那達慕”活動交流中去。“那達慕”文化交流與合作過程中“民心相通”所產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如何動員社會力量的參與度，在政府允許范圍內廣泛加大民間體育組織交流，是提高兩國間“那達慕”文化交流的重要問題。基于社會參與者的擴大，還需要加強對民間體育團體合作的培育，最終構成政府體育主管部門主導、企事業參與、民間體育組織促進“那達慕”國際間交流與合作的格局。

　　3. 以“那達慕”為抓手擴大兩國交流與合作的內容

　　首先，加大中俄間游牧民族體育文化活動雙向交流，提高賽馬、摔跤、射箭及表演項目參與人群的交流量。一方面，增加中國游牧民族傳統體育對俄人員的吸引力，擴大來華參加中國舉辦的“那達慕”活動的俄羅斯人員數量。另一方面，全面開放俄羅斯民間體育組織活動，增加中國參加俄羅斯游牧民族舉辦的民族體育活動人數。通過民族文化活動的雙向交流，推動更多的文化活動能與“那達慕”活動綁定在一起，共同發展傳播文化及民族體育文化，提高體育文化活動的滿意度、吸引力、參與度。

　　其次，拓展中俄與“那達慕”相關的文化融通交流。與“那達慕”相關文化的融通交流，是兩國間舉行“那達慕”文化深入合作的基礎和先導。應大幅度增加中國體育俄語、俄羅斯體育漢語方面的人才培養。具體來講，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交流合作，需要有這方面素質的人才，針對民族體育項目進行推廣，讓雙方民眾都能夠從自我的語言文化中去認識和感知，只有這樣才能更精準、更敏銳地讓兩國民眾認識、體驗到彼此民族體育文化的精髓。將“那達慕”文化作為平臺，擴大文化的推廣并帶動其他文化，將草原絲綢之路“那達慕”文化傳播得更久遠。

　　第三，通過“那達慕”文化交流與合作，實質性推動兩國間民族文化建立起合作伙伴關系。兩國間進行“那達慕”文化合作交流，要建立專門機構負責民族文化溝通合作事宜，使“那達慕”文化交流成為兩國民族文化主管部門合作的主渠道之一。深入去講，將兩國簽署的體育文化活動合作協議轉化為體育文化部門開展交流的具體成果，進而擴大以“那達慕”為抓手的合作基礎、合作項目和合作發展的目標，逐步拓展“那達慕”合作交流。真正實現兩國間民族文化健康、科學、文明的多角度對接。

　　第四，積極提高兩國民族體育及“那達慕”等文化合作水平。在民族文化合作內容、合作規模、合作主體等方面，需要兩國政府主導，堅持共同發展、合作共贏的原則基礎上，健全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合作的相關法規和政策，促進舉辦“那達慕”的質量水平，保證舉辦的質量上層次、高規格;同時雙方還應考慮聯合培養舉辦“那達慕”大會及推廣“那達慕”文化的專業人才，從項目的認識理念、項目的組織、項目的開發聯合培養和挖掘專業人才，構建融入當地，利于合作的民族體育發展的選拔培養機制，為“那達慕”的合作傳播樹牢堅實的基礎。

　　4. 提升兩國舉辦“那達慕”合作交流的層次水平

　　文化體系建設是兩國在近兩年廣泛合作的領域。文化建設是世界各國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前沿陣地，雖然各國對文化的發展非常重視，但出于對文化的安全性等方面的考慮，對文化合作都非常謹慎。但是，兩國也認識到，不交流不合作對本國的快速發展將會產生制約。基于以上因素，“那達慕”作為我國區域社會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載體之一，進行國際傳播時要特別注意。兩國進行“那達慕”合作交流中，要以典型化、民族化、傳統化為目標，以合作交流為引領，提升“那達慕”合作與交流的層次。帶動體育、經濟、旅游、教育等領域的發展，共同提高“那達慕”的創新力，促進兩國經濟社會的全方位發展。

　　四、結語

　　草原絲綢之路建設方興未艾，三國間的合作與交流領域和層次逐步提高，以“一帶一路”為主旨的合作集中在中俄、中蒙的經濟與投資、建設與互聯、互信與風險等方面的跨文化交流，比較強調的是經濟。但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不只是經濟功能共同體，同時也是文化共同體。所以，三國間的合作不應該只是局限于經濟領域，還應該在更多領域尋求合作。相對于中蒙、中俄間的經濟投資合作模式，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的階段里，一種新型的文化體系合作和交流模式亟待建立。

　　首先，基于互學互鑒的原則，從單向交流轉向多向交流，中、蒙、俄在民族體育競賽、體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處于嘗試探索階段。到今天，“一帶一路”倡議為三國共同存在的游牧民族原生態文化“那達慕”的全方位系統合作提供了契機。從草原絲綢之路方向來看，需要加強三國沿路地區民族文化雙向交流。既要吸納對方民族文化的合理因子和先進成分，又要傳播輸出各自特色，而交流合作的模式也將由中蒙、中俄沿路地區的“那達慕”引入、合作為主的內向型模式，轉化為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的發展模式。

　　其次，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道路，加強以“那達慕”為平臺的戰略對接，即在三國草原絲綢之路沿路地區舉辦“那達慕”文化活動、會議研討等，實現發展理念、目標、方式、布局和舉措上的合作與交流，在雙方跨文化上達到共識基礎上形成合作機制。在“一帶一路”和“草原絲綢之路”“大歐亞合作伙伴關系”的框架下，進行民族地區“那達慕”交流與合作。目前來看，三國間以“那達慕”為橋梁實現跨文化合作是完全有可能的。雖然在合作中各自利益有差異，三國跨文化對接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很多問題，但只要彼此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三國間文化領域合作交流必會結出累累碩果，藉此共同提高軟實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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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絲綢之路背景下中蒙俄“那達慕”文化交流與融合研究》來源：《通化師范學院學報》，作者：李鳳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