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社會，風險已經成為一種公議性的話題。近年來，SARS病毒、禽流感、地震、毒奶粉等。各種風險事件頻繁出現在公眾視野中，面對如此危機情況和風險事件，涉事個人或組織自愿去搜尋與風險相關的信息并采取必要措施以最大程度規避風險。于是，從多學科視角出發，風險分析、風險溝通、風險評估、風險治理、風險傳播等正成為相關學者的研究議題。文章將從傳播社會學角度出發，綜合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運用文獻綜述的方法梳理風險的概念和發展史，并結合相關資料進一步探究風險話語在傳播學研究中的內容取向和話語指向。

　　1、 風險的認知與界定

　　風險傳播是一種社會建構，綜合了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傳播學等多門學科，風險理論最早產生于針對西方社會“現代危機”的批判與反思。在當今社會，“風險(Risk)”在公眾和學界的使用語境中已經開始被非常廣泛地運用。在風險理論的研究中，以烏爾里希?貝克的影響最為深刻。他在1986年出版的《風險社會》一書中，對“風險”的概念給出了界定：“系統地處理現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險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風險，與早期的危險相對，是與現代化的威脅力量以及現代化引致的懷疑的全球化相關的一些后果。”[1]根據貝克對風險的解釋，認為風險的概念與現代化反思的概念有關，風險可以被界定為系統地處理現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險和不安全感的方式。

　　幾個世紀以來，關于風險概念的研究主要從“不確定性視角”和“損失性視角”展開。具體而言，不確定性視角主要從經濟學的視角進行界定，認為風險導致的最終結果可能出現兩種情況：積極的或消極的。由于世界充滿了未知和不確定性，人們對于外界的求知欲迫使他們自愿獲取風險信息以加大獲益的機會。而損失性視角主要從“損失”來定義風險，認為風險是預期結果和實際結果的差距，即通過損失的嚴重程度來衡量風險的大小。事實上，上述兩種視角并不矛盾，二者的統一共同構成了風險的本質特征。如果風險不具備損失性，則無法體現“風險”的深層含義，更不存在需要規避風險、化解風險、抵御風險等二次概念。換句話說，風險只是對尚未發生事情的一種主觀預測，其帶來的損失只具備可能性而沒有必然性，因此風險的本質無疑是不確定性的。

　　幾百年過去了，“風險”這個詞也已經改變了自身的最初含義，它的詞義依據使用情景的不同而變化，更加適用于多種情況。尼克拉斯?盧曼(Luhmann)提出，“風險”這個詞分別于16世紀中期和17世紀后半期出現在德文和英語引用中，然而他注意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拉丁語“riscum”已經在此之前的多個國家中有所提及，如德國已經使用了很長時間[2]。

　　半個多世紀以來，大多數的研究學者都將風險這個詞和概念的出現與航海冒險聯系起來，據德國學者埃瓦爾德(Ewald)考證，“風險”這個詞首先出現在中世紀，與航海出行和保險業有關，并且用于說明某次航海出行可能面臨的風險。當時，“風險特指一種客觀危險的可能性、神的行為、不可抗拒的力量、一場狂風暴雨或者其他不能歸咎于錯誤行為的航海風險。”[3]

　　嚴格意義上的風險概念是一個現代性范疇，與西方文明的現代化進程有關，華東師范大學潘斌指出，風險概念進入公共話語世界，大致經歷了3個階段：第一階段：15世紀至19世紀初期，是風險概念的初步形成時期。從語源學上考察，“風險”的希臘語詞根為具有“根”(確定性)和“懸崖”(不穩定性)的雙重含義。在意大利語中演變為或其二重內涵得以延續，一方面指個體所將經受的危險，另一方面指所進行的冒險活動;第二階段：19世紀初期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風險概念進入公共世界的視野，并日益受到重視;第三階段：從“切爾諾貝利事件”至今，風險范疇已居于公共話語的中心地帶，已經實現了從“風險”向“風險社會”的轉向。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說，當今社會已經或正在進入“風險社會”，其標志性事件是“切爾諾貝利事件”[4]。

　　2、 傳播社會學對風險研究的著眼點和落腳點

　　目前，世界各國相互聯結，相互促進，日漸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許多學者認為當前社會已經進入了貝克所描述的“風險社會”，加之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全球化較之以前大大增加，無論是政治生態、經濟生態、文化生態還是社會生態等都不可避免要與風險掛鉤。因此，新時期風險研究的著眼點和落腳點必然轉向于風險話語的建構。傳統視角下，話語研究的主要領域是修辭學和詩學，隨著印刷媒介和電子媒介的傳播方式日新月異，話語概念及含義隨之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是超越了對話語的工具性認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

　　2.1、 意識形態與風險話語的建構

　　20世紀20年代，以安東尼奧?葛蘭西為代表的文化霸權理論從意識形態視角深度探討了話語權問題，作為一種融合、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內容的總稱，“意識形態”代表了特定歷史時期人的思維方式，而他們表明個人意志或利益的行為指向，產生了一種體現人類屬性的中介——“話語”。他認為：“社會集團的領導作用表現在兩種形式中—在統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領導’的形式中。”[8]前一形式表現為上層建筑的國家機器，后一種形式則體現為文化領導權或話語權。在對話語的認識上，葛蘭西的“領導權”，西方馬克思主義及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福柯的“權利話語”，索緒爾、羅蘭?巴特的“泛符號化”，哈貝馬斯的“合法化”，鮑德里亞的“仿像”等使話語成為當代意識形態與風險文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法國哲學家福柯曾發表過一篇文章《話語的秩序》，他認為：“話語既是人們斗爭的目的和手段，話語也是一種權力，個人通過話語賦予自己以權力。”應當說，福柯對話語功能和本質的認識又前進了一步，他認為話語不僅僅是思維表意符號，而且是交際工具，既是斗爭“手段”，也是“目的”，并能直接體現為人的“權力”。顯然，福柯的觀點比較接近今天我們對“話語權”功能和本質的認識。

　　2.2、 結構與風險話語的建構

　　德里達在中指出，“符號”這個詞的意義一直是作為某物的符號被理解與被規定的，它指向某個所指的能指。符號所說的一切可以廣泛推及到所有的形而上學概念、語句，特別是關于“結構”的話語。從本質上來說，話語并非再現事物的符號，話語雖然由符號構成，但話語不只是用符號來確指某物，因而不能將“話語”當作符號的整體來研究，而是把話語作為系統地形成這些話語所言及的對象的實踐來研究[9]。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進一步指出，人類的一切認知活動都是通過“話語”而獲得的，任何脫離“話語”的事物都不存在，人與世界的互動是一種話語的互動。“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俗規將其意義傳播于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10]。從與結構主義的語言相關性來看，“話語”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與使用該語言的社會中的整個機制、慣例以及習俗之間的“關系”相關。

　　2.3 、文化與風險話語的建構

　　文化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是風險的社會文化分析的關鍵人物，她是風險“文化?符號”視角的重要倡導者。她在《風險與問責：文化理論散論》中認為，風險話語是對社會的解讀和對一個客觀存在的現實危險的回應，即使關于風險的知識也只能通過社會文化進程來調節。斯圖亞特在道格拉斯與阿倫?維爾達夫斯基合著的《風險與文化》一書中，道格拉斯認為，在一個潛在的影響人的每個行為和選擇的情境下，在一個特殊的文化中最受關注的風險就是那些與道德原則合法化相連的危險。因此，風險文化認知下的核心宗旨就是“在任何時候的任何地方，宇宙是被道德化與政治化的”。霍爾指出，文化實踐不過是現實世界的表征和符號/話語(discourse)的操控和運作[11]。同樣，從理論上講，風險社會的一切方面都具有同等的文化表征價值。

　　參考文獻

　　[1]烏爾里希克風險社會[M].何博聞，譯:江蘇:譯林出版社，2020 : 19-45.

　　[2]尼克拉斯盧晏.風險社會學[M].孫-洲，譯廣西: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 20.

　　[3]狄波拉勒普頓風險(isk)[M].雷云飛,譯.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4.

　　《風險傳播的社會學研究》來源：《科技傳播》，作者：馮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