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的城鎮發展與社區營造根植于公眾參與，植根于廣泛的市民家園感中，這離不開熱愛家園并熱衷于積極探索社區營造之路的人們所進行的不懈努力。本文試圖從諸多日本社區營造案例中所展現出的國民性來建構國民意識與內發行社區營造之間的必然聯系，并希望以此為鑒喚起我國民眾的家園感和積極推動社區營造工作。
　　【關鍵詞】：內發性社區營造、國民意識、恥感文化、危機意識、民權意識
　　
　　1前言
　　自20世紀60年代起，日本的城鎮發展在大規模的建設浪潮中幾經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從現代都市的打造到傳統城鎮的再生，從夾縫中滋生的傳統維存意識到鋪天蓋地的歷史街區保護運動，至今逐步演化成“以居民、地方自治體為主體，以歷史保護為重點的社區環境營造”[1]。諸多案例表明[2]，在日本社區再生與營造的過程中不容忽視也是起到主導作用的是民眾的力量。許多熱愛家園并熱衷于積極探索社區營造之路的人們，以不懈的努力去倡導對家園的保護，使以往單純的保存理念逐步發展到如何在維系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創造出更舒適的環境，也使得公眾參與與自主營造貫穿于社區發展之中。“這種根植于公眾參與的社區營造過程，正表現了地方的社會活力與自我組織能力，成為日本市民社會的重要基石。”[1]
　　
　　2國民意識的潛在作用力
　　這種由公眾力量主導的社區營造具有內發性的特征，一方面表現為社區營造中地方的自主發展和自我組織能力，以及發展中始終以本土資源文化維存和地方公眾價值領域為出發點的公共價值觀；另一方面體現在這個過程中民眾所展現出對家園維護的自覺性，以及民眾參與傳統街區保護和社區營造再生運動的廣泛性和運動自身的徹底性。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居民對家園的一種共識，這種認識的普遍性和共識下行動的廣泛性更離不開一種共同的文化根源和固有的國民意識，那么當我們拋開外部條件及客觀誘因，以內在的主觀意識和普遍的國民性來揭示這一普遍現象背后廣泛的居民作為主導因素的成因時，便可將其歸結為群體的精神與意識作用下的行為統合結果。所以，本文試圖從諸多日本社區營造案例中所展現出的國民性來建構國民意識與內發行社區營造之間的必然聯系，并希望以此為鑒喚起我國民眾的家園感和積極推動社區營造工作。
　　
　　3社區營造中的國民性表現
　　3.1危機意識與維存觀
　　日本民族是一個危機意識濃重的民族，這在他們的心理特征、思想觀念以及日常生活的細節中都有充分的體現。這種危機意識一方面是由于島國的自然條件所造就的，即生存危機所造就的國民性格；另一方面19世紀中期西方資本主義的到來也帶來了日本民族的生存危機，使日本人越出了藩國的狹隘意識，從而喚起了日本民族的自覺，而且西方現代文明的進入也帶來日本民族的自我認識變革[3]，明治初年到1887年以西方為榜樣、努力追求現代化的時期更加劇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缺失危機，而后的國粹主義、日本人優秀論與國民性反省論等幾個自我認識階段也都是圍繞著該危機而展開的。并且當今的社會經濟、環境資源，老齡化等問題也在不斷加劇著日本人的危機意識。
　　危機意識在極大程度上造就了日本人對資源和文化的維存觀。從生存危機方面來看，日本面臨著人口、能源、環境等可持續發展問題，這些問題促使日本人在社區營造過程中非常重視節能、環保等工作。從文化缺失危機方面來看，60年代以后的歷史街區保護與再生運動大都是由于地方歷史風貌及文化特色遭到破壞或是經濟衰敗及文化缺失所引發的，大都是通過對歷史建筑的保護改造利用和地方文化再挖掘的方式來實現的。函館市的紅磚建筑“函館郵局”，曾經成為了廢棄屋舍并面臨著拆除的危機，在市民團體一再請愿下暫且保護了該建筑，后來被民間一個團體改造為手工藝家協同組織的棲息地，從而“聯合廣場”開幕，其中容納了玻璃工作坊、木工坊、手工精品店、寶石店、設計事務所、咖啡店等功能，人們被這棟建筑的魅力所吸引，在其中做自己想做的東西，買自己想賣的東西。1988年新潟縣津川町的七八位中青年商店老板由于中心商業街區面臨衰退的危機，從而組成了“舊本町再生俱樂部”不斷的研習和討論并發表了《津川町文藝復興》等計劃，通過大眾媒體的傳播掀起了地方的歷史街屋保護運動。[2]
　　3.2恥感文化與自覺性
　　自古以來，“恥感意識”是日本傳統倫理道德標準的重要體現，所謂“恥感文化”即“以羞恥為道德的原動力”[4]的文化，“知恥”便是最高的道德標準。日本人的恥感意識源于孔孟的儒家思想，應神天皇16年時期（公元402年）《論語》流傳入日本，儒家的一部分重要思想就此東傳，其后的200年間儒家思想逐漸在日本普及并深深的影響著日本人的處世哲學和道德準則，其核心思想之一的“禮義廉恥”更是廣泛地融人到了日常生活中。到了近世，“義理”觀念和團隊意識更強化了日本人的恥感意識。這種恥感意識至今仍表現在日本人的工作、學習、言語和生活當中，做事總是小心翼翼，生怕做錯事遭到取笑或是拒絕等。
　　恥感文化始終體現于日本的社區發展中，固化了民眾在參與社區營造工作中的自覺性，既有關乎集體也有影響個人的因素。一是家園的榮辱感，寄托了人們感情與希望的地方正展現著地方上的人們的精神面貌和自我組織能力，家園的榮辱關乎著個人的榮辱，這是恥感意識驅動下推動社區營造的強大力量。二是個人的名譽感，在家園的建設過程中，恥感意識左右的道德準則約束著民眾的行為，人們都不希望個人的舉動對家園帶來消極的影響。同時個人的名譽感和家園的榮辱感更會使被動的保護轉化為主動的營造。岐阜縣古川町有著厭惡“破壞老規矩”的聚落，當地居民在每一次改建時都想營造出不會輸給鄰居的建筑，并且新建的建筑如果與周圍環境不協調時，就會被大家指責，因此便形成一個人人都盡量不去破壞周圍環境的風氣。[2]
　　3.3民權意識與自主性
　　1874年1月板垣退助等人發表《設立民選議院建議書》始，自此發起了自由民權運動，并轟轟烈烈持續十余年。其基礎力量是農民和中小工商業者、地主，其主導人物是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自由民權運動過程中雖充滿復雜的利害關系，最終亦遭到失敗，但從其開設國會、減輕地稅、修改不平等條約三大中心口號看，仍可說它是自下而上地要求深化政治、經濟變革的民主主義運動[5]。自由民權運動屬于群眾性政治運動，雖未成功，但在民眾心中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塑造著人民當家作主的民權意識。

　　民權意識可以說是草根社區參與意識的原始形態，也是奠定地方自主發展之路的意識基石，群眾不僅是社區營造工作的倡導者、提議者，更是工作推進的執行者、管理者。日本的各個市町村都有由民間團體為推進社區營造工作而成立的“街屋協會”，他們不但會通過不停的研習和探討來尋找家園建設之路，也會對社區營造進行自主規約，以免出現影響影響環境的不利因素。愛知縣足助町的居民對建筑設計進行自主規約以免出現與現實環境不協調的敗筆出現，并在90年代成立了官民一體的社區營造組織“足助社區營造協會”（成為了首次由行政機關人員加入的官民合作組織），形成了官民為建設魅力家園而共同努力的局面，此后制定了相關的營造規范，并且由當地居民請愿制定了“景觀條例”以推廣社區營造工作。[2]
　　3.4鄉土情結與本土化
　　日本全國有1都、1道、2府、43縣、777個市、846個町、198個村，大多市町村的人口都在10萬人以下，其中有許多代表性的小城鎮都在進行著豐富的社區營造工作并展現著獨特的風貌。小城鎮的居民在其鄉土情結與本土意識方面的認識上更容易達成共識，因為小規模便于直接讀取城鎮在自然和歷史上的許多線索，并且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較大都市更強，也更容易在社區營造工作上獲得相互認同。同時，日本有著這樣的習慣，許多富有鄉土情結的有識之士在異地學習深造后都會重返家鄉來支援家鄉的建設發展，抱著使家鄉更美好的熱忱，他們不僅回鄉輸送了智力，還帶著希望憧憬和一份熱情。
　　3.5統合的群體意識與家園感
　　內發性的家園建設與草根社區運動根植于公眾參與，植根于最廣泛市民的家園精神中。其產生的原因在于固有的危機意識下觸動的家園維護意識，其發生的動力更多的來自于民權意識與根生于民族意識并強化于國家主義的愛國主義作用下的公眾參與意識；在家園建設過程中民眾所表現出的自覺性源于源遠流長的恥感意識和群體意識，而最終使民眾普遍具有家園意識并將維護家園的心情貫徹始終的強大合力來自于固有信仰和歷史變革中形成的國家意識、民族意識、國民意識。
　　
　　4結語
　　日本民眾的家園意識可以說是被根深蒂固的國民傳統意識以及現實的內外部條件所固化和進一步激發的。由于廣泛市民階層所具有的家園意識，極大的推動了日本城鎮的歷史街區的保護與重生，地方文化的維系與挖掘，社區活力的營造與激發，城鎮的長足發展……由此可見，居民的家園感對地方發展有著重要積極的作用，以日本社區故事為鑒，從相近的倫理道德溯源來看，如果我們可以更加重視本土化和自主性的地方發展，城市建設更多從公眾價值領域出發，在中國喚起民眾的家園意識指日可待。
　　
　　【參考文獻】：
　　[1]張松，日本的歷史城鎮和傳統街區保護實踐，小城鎮建設，2003年4期
　　[2][日]西村幸夫著、王惠君譯，再造魅力故鄉——日本傳統街區重生故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
　　[3]楊寧一，明治時期日本人的自我認識，歷史研究，2000年3期
　　[4]羅國忠、先世和，日本人的恥感意識及其根源，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7年3月第23卷第2期
　　[5]陳秀武，論近代日本國家意識的形成，東北師大學報，200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