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勵創新精神是改革開放時代的當然需要。當今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知識經濟與信息時代聯袂而來﹐這是新的挑戰和機遇。在此背景之下﹐進一步激勵創新精神更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要在更多的方面迅速接近世界的前沿﹐并繼續促進國民經濟的穩定高速發展﹐也需要增強創新能力。只有不斷地進行理論創新﹑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才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使我們的國家保持強勁的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氣節精神是天地間的一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氣者﹐乃正氣﹑骨氣﹔節者﹐為節義﹑節操。中國傳統精神認為﹐人的生命包含著價值因素﹐是生命價值的載體。生命﹐只有承擔了道義﹐才是可貴的。因此﹐古往今來的仁人志士都以氣節操守為立身之本。孟子萬世傳頌的名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為中華氣節操守精神的經典標尺。文天祥以生命實踐了自己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絕唱﹐樹立了氣節精神的豐碑。五千年來﹐歷朝歷代都涌現了許多具有這樣高風亮節的仁人志士。他們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為人民鞠躬盡瘁﹐或剛正不阿冒死請命﹐或毀家紓難精忠報國﹐或血戰沙場馬革裹尸﹐或臨危不懼舍身取義。他們的浩然正氣﹐彪炳史冊﹐光照千秋。正是這樣的國魂精神﹐推動著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征服千難萬險﹐越過漫漫歷史長河走到今天。
　　愛國精神是我們的民族的優秀傳統。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坎坷多艱﹐在不斷融會眾多民族的過程中發展壯大﹐愛國精神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無盡源泉﹐是維護和保衛國家民族利益的永恒動力。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祖國榮譽重于一切﹐愛國就是要衛國和興國。千百年來﹐無數愛國志士的嘉行懿德廣為人民所傳頌。賈誼“國而忘家﹐公而忘私”﹔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岳飛“以身許國﹐何事不可為﹖”陸游“位卑未敢忘國憂”﹔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秋瑾“他年成敗利鈍不計較﹐但恃鐵血報祖國”。孫中山第一個提出“振興中華”﹐以熾熱的愛國激情“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鄧公年七十四﹐壯心不已﹐掀動矌古未有的改革大潮﹐打造出了一個富強的中國﹐正是因為他所說的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這樣的愛國精神代代相傳﹐中華民族根深葉茂﹐能夠抵御任何狂風暴雨。
　　弘揚愛國精神是進一步加強民族凝聚力﹐激發民氣﹐促進民族復興和完成祖國統一的偉大歷史使命之必需。愛國﹐就是對養育和哺育自己成長的祖國和人民無比熱愛的情懷和忠誠。這樣的愛國情懷和忠誠是為國分憂﹐為國奉獻和報效祖國的力量源泉。弘揚愛國精神就是要進一步增強我們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增強振興中華的使命感和斗志。
　　革命精神是我們的民族外抗強暴﹐內拒奸惡的利劍。中華民族是一個富于革命傳統的民族。為著追求自由和幸福﹐追尋光明和進步﹐為著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中國人民敢于斗爭﹐從不畏懼﹐絕不屈服。在上古和中古時期﹐一次次反抗壓迫的農民起義沉重地打擊了統治者﹐迫使他們做出調整政策的讓步或是導致改朝換代﹐促進了社會的發展。
　　改革精神在中國有久遠的傳統。《周易》中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中國歷代有作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反對因循守舊﹐泥古不化。為著推動社會的發展進步和促進國家的強盛﹐自古以來就有許多殫精竭慮﹐不畏艱難﹐不顧身家性命力促變法改革者。戰國時期有商鞅變法。商鞅主張便國不必法古﹐利民不循其禮。韓非力倡變革思想。他認為“世異必變”﹔“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之為備”。西漢時有晁錯之變法。北宋有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認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明代又有張居正變法。近代的“戊戌變法”更為世人所熟知。他們或是力主改革土地所有制﹐廢止世襲特權﹐鞏固封建統治﹔或是建言削蕃﹐加強中央集權﹔或是改革稅制以緩解社會矛盾﹔或是變法以求富國強兵。無論成敗﹐他們的努力順應歷史潮流﹐體現了時代精神。他們的思想或主張在當時或是后來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實現﹐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而推動了中國的社會發展。當代中國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總體目標的改革﹐更是一場以空前未有的規模和深度在中華大地上進行的除舊布新的偉大創舉。僅僅三十余年﹐中國面貌一新﹐走上富強之路。改革精神在神州大地從來沒有這樣深入人心并展示如此強大的生命力。
　　繼續推進改革大業的發展理所當然地需要高舉改革精神的大旗﹐這是能否把我們民族的復興大業繼續向前推進的關鍵。當代的中國社會脫離綿延數千年的封建社會還不到一百年﹐從開始逐漸擺脫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系的束縛至今不過三十余年。我們需要通過改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個領域中﹐已經開始改革的方面需要向縱深推進﹐需要不斷總結經驗﹐改善和完善已推出的政策或舉措﹐并最終以法規或法律的形式從制度上予以確立。要達到這樣的目標﹐還需要做大量艱苦繁復的工作。此外﹐需要進行改革而尚未起步的方面還有很多。這是又一個繼往開來的重要關頭。乘成功改革之銳氣﹐鼓勇而進﹐堅定不移地深化和加快改革﹐是我們走向更美好未來的必由之路。這應當是沒有爭議的結論。
　　開放精神在中國經歷了由重在政治交往的開放﹐到以有限地引入西學為目的開放﹐再到實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的發展過程。《尚書》中提出的協和萬邦的開放思想指向協調國家之間的關系和對異族異域的融會。孔子“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也是一種政治交往。墨子提出“兼愛﹑非攻”﹐主張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國與國之間的矛盾沖突。漢唐以來﹐由于中國的強盛﹐統治者以中央王朝自居﹐因而其外交策略多有俯視世界的意味。例如﹐漢初陸賈提出將“寬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來萬邦”作為漢王朝的外交指導思想。此外﹐由于中國在經濟和科學技術方面長期居世界領先地位﹐也使得中國難以認識到向外國學習和與外國的經濟交往的意義。絲綢之路的形成雖然對于溝通中西具有重要的經濟和文化意義﹐它對于中國對外交往的歷史發展的影響只是局部性和階段性的。明代鄭和七次下西洋﹐則更是以宣示國威為其宗旨。直到近代﹐在列強倚仗堅船利炮欺凌的壓力之下﹐國人才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落伍。從而有馮桂芬提出“學西方﹐謀自強”﹐“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魏源提出開眼看世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后有“中體西用”之倡和洋務運動之興。中國旨在接納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學術思想的開放意識逐漸覺醒。本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和改變中國經濟發展遲滯狀態的緊迫性使以開放求發展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之一。鄧小平以求實精神所提出的三個有利于的標準﹐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的全面開放。在新的歷史時期﹐開放精神給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注入了強大的活力并帶來了歷史性的巨大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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