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清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之前，諸多文章選本與理論性著述的文體類分過于繁復且標準多歧，對于文學作品與實用文章的文體區分無明確展示。曾國藩受前人及時人啟發，首次以門、類、體三層邏輯劃分的方法實現了古文體的以簡馭繁；同時首次徹底以功用為唯一標準劃分文類，并從文體的角度明確區分了文學作品與實用文章。曾國落這些方法、觀點表現出與現當代相關文體學觀念的驚人契合。
　　關鍵詞：曾國藩論文，《經史百家雜鈔》論文，文體類分論文，文體學論文
　　
　　一
　　
　　自《文選》開分類繁瑣、雜亂的先例，文體分類日趨繁細。如北宋初李昉編撰《文苑英華》分38類，多數文體下再分大量小體，如“判”下分70小體。姚鉉編《唐文粹》分22類，類下分子目316項，雖對立類繁雜的傾向有所克服，但子目又太碎。南宋呂祖謙《宋文鑒》分59類。明吳訥《文章辨體》分58類。徐師曾《文體明辨》收127類，極詳盡亦繁瑣之能事，被《四庫提要》指斥為“千條萬緒，無復體例可求，所謂治絲而棼”。清姚鼐《古文辭類纂》分13類，較簡單清晰。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在姚鼐《類纂》基礎上進一步簡化、優化：先將所有文體歸為三門；然后在門下括類，每門下括3或4類；最后將各體分別歸于相應類下。三門，11類，門下分類，類下括體，門、類、體三級而成，真正實現文體分類的以簡馭繁，化繁為簡論文。
　　曾氏化繁為簡的第一高明之處是將文體分為11類，以類括體。如將詔、誥、諭、令、教、敕、璽書、檄、策命等歸人詔令類，篇、訓、覽，論、辨、議、說、解、原等歸為論著類等，納體基本詳盡，歸類基本正確合理。姚氏《類纂》對曾氏《雜鈔》影響甚大。曾氏言：“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曾氏所分11類實則是在姚氏基礎上稍加更易而成，九類完全相同，僅四類有變動。姚鼐《類纂序目》主要對所歸13文類進行源流闡述、收文說明，很少歸納文體小類，在《類纂》中更是將相應文章直接收于所分類下，缺乏以類括體的過程，可見他并沒有重視小文體。所以，如果說曾氏對于11文類的歸納是站在先賢姚鼐的肩上，那么他明確地以類括體則是向前邁出了一大步，是為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論文。
　　曾氏化繁為簡的第二高明之處是將所分11類進一步歸為三門：著述、告語、記載，真正實現以簡馭繁。文體分門的方法最早見于真德秀《文章正宗》，將文章分為辭命、議論、敘事、詩賦四門。明王世貞的文論著作《藝苑卮言》將文體分為史之六門。曾氏分門方法與他們差距較大，顯然并非授之于他們。曾氏在庚申三月日記中寫道：“閱《駢體文鈔》，將其所分類歸并于吾所分三門11類之中。”曾氏《雜鈔》所分三門大致與李兆洛選編《駢體文鈔》所分三門相對應：曾氏“著述門”大致對應李氏“緣情托興之作”，“記載門”大致對應李氏“指事述意之作”，“告語門”大致對應李氏“廟堂之制、奏進之篇”，但變動較大。李氏三門所括文體小類不明確，混雜不清，往往標題無法涵括其下文體。如“廟堂之制、奏進之篇”無法涵蓋策命、教令、詔書、檄移等體。這些暴露出李氏定門析體的不成熟與模糊。更為關鍵的是李氏在三門之下直接含括小文體，三門雖簡潔，其下小文體卻較雜亂。曾氏既克服了李氏文體類分的缺陷，又受其啟示分出三門，創造性地以門概類、以類括體。較之李氏，在門和小文體之間多進行了一步文體大類的歸納；且每一文類涵括小文體清楚明了，各門各類命名亦涵括全面且簡潔；最后以簡潔清晰、層次分明的文字將分類表述出來。曾氏成熟的文體類分確非前人及當時人所能及論文。
　　曾國藩對于文體門、類、體三層邏輯劃分的方法對現當代文體類分不無啟示，現當代的文體分類也依三層邏輯進行：先區分文學作品與實用文章；然后在文學作品內部區分詩歌、小說、散文、劇本四類，在實用文章內亦區分多類；最后在各大類下又分小類，如散文分為議論性、抒情性、記述性散文等。由此見出曾氏文體分類邏輯方法的科學性與現代性論文。
　　
　　二
　　
　　《經史百家雜鈔》文體學上的第二大貢獻是真正從整體上實現了分類標準的統一，打破了自魏晉以降文體分類標準不統一的局限，并將分類標準統一于文體的功能性質上，于古典與現代文類研究之間搭建了橋梁。
　　曾國藩以前，文體類分的標準從未真正統一在文體的功能性質上。魏曹丕《典論•論文》將文章歸為四科八體，分類尚不細致，主要對八種文體的語言風格作出要求。晉陸機《文賦》將文體分類擴到10類，分別敘說文體的風格特征，僅夾雜對文體功能的初步認識，如詩“緣情”、賦“體物”等。稍后摯虞《文章流別志論》，從現存片段佚文見出它主要論列了11類文體的歷史演變、發展趨勢。齊劉勰《文心雕龍》將文體分為34類，首次以語言形式上的有韻、無韻將文章分為文、筆兩大類，兩大類下則劃分標準不再統一。梁昭明《文選》將文體分為37類，但未交代分類標準。之后，文體分類日趨繁細，分類標準凌雜多樣。至清姚鼐編《古文辭類纂》，分類較簡單清晰，且主要以功用為立類標準，但分類標準亦未統一在功用上論文。
　　至曾氏《經史百家雜鈔》出，劃分標準才真正歸為功用一種。從曾氏為《雜鈔》所作《序例》，我們看到他較清晰的文體學思考。他先將所有曾出現的文體一一研究，發現根本區別在于功用不同，如古文體所謂誥、詔、諭、令、教、敕、璽書、檄、策命等體功用一致即“上告下”，故以詔令類統括為一類等。曾氏還別出心裁地發掘祭文、吊文、哀辭、誄、告祭、祝文、愿文、招魂等體共‘同的“人告于鬼神”之功用，別為哀祭類，發前人所未發。依此法，以功用為標準歸納其他文類。姚鼐分類止于此，曾氏則難能可貴地更進一步研究這些大類，借鑒前人、時人分門的方法將11文類分門，且分門時堅持功用標準。如以詔令、奏議、書牘、哀祭類具有共同的“告”之功用而歸于告語門；以傳志、敘記、典志、雜記類具有共同的記載功用而歸為記載門；以論著、詞賦、序跋類皆具有共同的“著作”功能而歸于著述門。需要特別論述的是，曾氏以“為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和自我著作為標準將著述門分為兩大類，然后在自我著作中以有韻、無韻為標準分出詞賦和論著類，表面看來依據的是語言形式的押韻與否。仔細分析，曾氏論著類所括論、辨、議、說、解、原等皆為議論性文體，詞賦類所括賦、辭、騷、七、頌、贊、歌等皆為抒情性文體。雖然曾氏本人受時代的局限沒有看到這一層而仍以古人詞語來表達其分類標準，實際上執行的已等同于今天文學作品內部的功能性質標準，論著和詞賦類分別對應今天議論性散文和抒情性散文。所以，曾氏在著述門內部的兩次再分類依然貫徹執行了功能標準論文。
　　從上我們見出曾氏研究文體的清晰思路：先各個分析研究，然后采用歸納法分門別類，表述的時候使用演繹法。這樣使得分類標準清晰，分類條理化。請看《經史百家雜鈔•序例》中一段原文：
　　著述門三類
　　論著類著作之無韻者。經如《紅范》《大學》《中庸》《樂記》《孟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是。
　　詞賦類著作之有韻者。……序跋類……
　　從曾氏表述的順序看，則一切更加明晰。曾氏依據功用的不同將文體別為三門：著述門、告語門、記載門，功用分別是著作、告、記。然后，在三門內依據功能的小差異分類，如在告語門內因“告”的主體與受體不同區分為4類等。最后，在每類下列所包括的小文體。在列小文體時，先挖經掘史，指出該類文體之源，然后列后世相應文體，始末兼備，歸納力求詳盡。由此更加清晰見出曾氏一以貫之的文體類分的功用標準及其文體學意識。
　　現當代文體學非常重視文章功能性質的區別，形成了專門的功能文體學。曾氏對于文體分類標準的功用堅持使其文體分類具有了現代性，對現當代文體類分標準的確立不無啟示。
　　
　　三
　　
　　《經史百家雜鈔》第三大文體學貢獻是明確區分文學創作與實用文章，這使中國古代文體學向前跨進了一大步，對于后來的文體學研究不無啟示，現當代的文章分類與之有一脈相承之處。
　　曾氏將文體分為三門。告語門與記載門分別以“告”和“記”的功用立足，所括皆實用文體。著述門以“著作”之性質存在，包括三大文類：論著、詞賦、序跋。前文已論及論著類文體相當于今議論性散文，詞賦類文體相當于今抒情性散文，只是文句用韻而已。至于序跋類，曾國藩釋為“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包括“序、跋、引、題、讀、傳、注、箋、疏、說、解”等，實即今之序、跋。由此可見，著述門所括皆文學創作文體，曾氏所謂“著作”即文學創作之意。曾氏三門文體對峙，尤其是著述門的提出，從文體的角度明確區分了文學創作與實用文章論文。
　　下面將曾氏《經史百家雜鈔》的文體分類與當代文體學分類列表對照：
　　曾氏將文學創作的著述門與“告”、“記”功用的告語門、記載門并列，與現當代文體分類中文學作品與實用文章的并列相峙遙相呼應。雖然根據當代文體分類法，曾氏記載門與著述門皆被歸人文學作品類，但是在現代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除雜記外，記載門其他三類文章并不被列入文學作品類，而是和告語門一起被歸入實用文章之列。可見，曾國藩對于文學創作與實用文章的區分與現代文章的分類幾近一致，只是在當代文學概念廣義化的背景下才有了出入。在當代文學概念廣義化的背景下，文學評論被列入文學作品之列，曾氏則早將序跋歸人文學創作之列，與論著類并為今之議論性散文，此舉具有超前性。曾氏詞賦類則剛好與今抒情性散文相對應。今之實用文章類在公務文書中區別上行文和下行文，明顯與曾國藩區別詔令類和奏議類的標準一致。曾氏書牘類對應今之書信類，哀祭類對應今之民俗喪葬文書等。綜上，曾國藩對于文體文類的劃分與當代尤其是現代的文體分類表現出驚人的契合，前者對后者不無啟示，或后者一脈相承于前者。
　　對于文學創作與實用文章的區分意識并非緣起于曾國藩。早在魏晉南北朝，蕭統就編《文選》專收他所認為的文學之作，暫且不論蕭統心目中文學的涵義，也不論這種區分是否科學，可肯定的是他已經有將文學與非文學作品進行區分的意識。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雖然文學創作實踐豐富無比，但文學創作與實用文章的明確區分似乎沒有被納入思考范圍。至清代，這種局面仍無突破。姚鼐《類纂》沒有將所分13文類進行此方面區分，止于混沌狀態。曾氏對于文學作品與實用文章文體的明確區分很可能受啟示于蕭統對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分意識，因為曾氏對于《文選》極為熟悉、推崇，要求弟弟、子侄輩必讀此書。另外，曾氏這一觀點可能與李兆洛也有關。李氏儼然已將“緣情托興”的文學創作與“廟堂之制、奏進之篇”、“指事述意之作”兩類實用性文章進行了區分。此外，曾氏對于文學創作與實用文章的明確區分主要得益于他堅持以功用為標準對文體進行分類，因為“只有從文體功能上把握文類，才能發現傳統文章中實際存在著的實用文章與文學創作兩大類之間的差異：前者以實用為要，后者以審美為主。而從其他角度分類則很難發現上述差異”。
　　
　　總之，曾國藩通過對《雜鈔》的編撰使其文體學觀點明朗化：以簡馭繁、化繁為簡的文體分類方法，以功用為唯一標準的文體分類準則，以及對于文學作品與實用文章的文體區分。這些觀點基于前人及時人，但向前跨出了一大步，與現當代文體學相關觀點遙相呼應。現當代文體學觀點與曾氏的努力之間明顯存在著內在關聯，這反過來印證了曾氏這些文體學觀點的正確性、科學性。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對中國文體學發展的以上貢獻值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