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李華到獨孤及，從獨孤及到梁肅，從梁肅到韓愈，中唐文體文風改革的承傳路徑相當清晰。唐人集序確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唐復古文學思潮的整個發(fā)展軌跡。李華、獨孤及、梁肅等人通過在集序之中的理念闡揚使得復古文學思潮得到文人士子的認同和追隨，為文體文風改革拓寬空間注入活力，開創(chuàng)了古文寫作的—個新的藝術境界。
　　關鍵詞：文人集序論文，中唐文學論文，復古文學思潮論文
　　
　　《新唐書•文藝傳序》日：“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襦嚌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浞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對于這段評論，論者多將目光聚焦在貞元之際的韓、柳身上，而忽略了大歷時期。實際上，大歷時期是中唐文體文風改革的一個關鍵階段，在這個時期完成了一次文學觀念的群體承傳的過程，即文學復古思想從元結、賈至、李華、蕭穎士、獨孤及這代人傳到了梁肅、崔元翰一代。從大歷到貞元時期，逐漸形成了一場自發(fā)自覺的復古思潮，再發(fā)展到韓愈、柳宗元而達到頂峰，成就了我們所稱之的“古文運動”。而這一思潮在同時代文人為當時編輯的文集所作的序中得到了較為集中的反應。這些集序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文學家為自己文集所作的序，主要體現(xiàn)的是其個人的文學觀念；另一類是其他文人為之前文人或同時代文人文集所作的序，主要體現(xiàn)的是對當代文學觀念和文集著者文學成就的評價。后者占據(jù)了中唐文人集序的主體部分。我們不妨由此出發(fā)，探討中唐文學復古思潮之演進過程論文。
　　
　　一
　　
　　發(fā)生在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亂就是唐代社會由盛轉衰的分水嶺。當時的一批文人正當盛年，李華四十歲，蕭穎士三十九歲，賈至三十八歲，元結三十七歲，獨孤及三十一歲。正是應了劉長卿那句詩：“自首相逢征戰(zhàn)后，青春已過亂離中。”(《送李錄事歸襄鄧》)動亂之際的四處漂泊使得他們痛定思痛，自覺地思考著如何去拯救時弊。在積極干預時政的同時，他們亦把目光定位在對當前文體文風的改革方面。而對當前文體文風的思考自然會尋根溯源，以復古來思今論文。
　　蕭穎士卒于上元元年(760)，未能進入大歷。但其宗經(jīng)、復古的主張亦影響到了大歷時期。從他現(xiàn)存文章來看，只有《贈韋司業(yè)書》中有所提及，即“仆平生屬文，格不近俗，凡所擬議，必希古人，魏晉以來未嘗留意。……仆有識以來，經(jīng)術之外，寡于嗜好，略不嬰心，幼年方小學時，受《論語》、《尚書》，雖未能究解精微，而依說與今不異，尤是心開意適，日誦千有余言。”(《全唐文》卷三二三)，這幾句話雖然沒有明確地以持論的態(tài)度作為宣言，卻也可以看出蕭穎士宗經(jīng)復古的理論趨向。李華在其所作的《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中將蕭穎士的主張準確地表述出來：
　　君以為六經(jīng)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jīng)；厥后有賈誼，文詞最正，近于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瑰麗才士，然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平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zhì)，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后蔑絕無聞焉。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君以文體制度為己任，時人成以此評之論文。
　　從這段引述來看，蕭穎士確實對“魏晉以來未嘗留意”，他評價前人作品的基本標準就是宗經(jīng)和風雅，在他看來文章當能倡風雅，美教化，這也是他推崇賈誼的主要原因。他的復古指的不僅僅是先秦兩漢，還包括魏晉，將復古文風的重建放在了儒學思想的觀照之下。在本朝文人中，獨舉陳子昂更是證實了他對“漢魏風骨，晉宋莫傳”(陳子昂《修竹篇序》)的認同，蕭穎士在這一點上與陳子昂一脈相承，達成了理論主張上的契合。
　　蕭穎士雖然卒于大歷之前，而李華卻把兩人的理論觀念帶至大歷時期，并形成了一個頗有影響的群體。李華《祭蕭穎士文》中說：“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則必規(guī)，無文不講。”兩人在不斷交流中形成共識，李華的論文主張體現(xiàn)在他所作《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一文中，文日：“文章本乎作者，而哀系乎時。本乎作者，六經(jīng)之志也；系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于是乎觀之。宣于志者日言，飾而成之日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其宗經(jīng)、重道觀點相當明確，與蕭穎士一樣，在人世方面兩人均主張立身揚名，“以名教為己任”(蕭穎士《贈韋司業(yè)書》)。同時，李華又將其文體文風改革思想引入創(chuàng)作實踐當中，獨孤及《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對此評曰：
　　公(李華)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jīng)為泉源，抒情性以托諷，然后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然后有賦頌，懸權衡以辨天下公是非，然后有議論；至若記庫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采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旨歸，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倫皆見于詞于時文士馳鶩，飚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折楊、皇華而窺成池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啟之論文。
　　文本于道在李華的文章中得到了最好的體現(xiàn)，實際上，蕭穎士亦曾痛貶時弊，斥當時文人“雅操大缺，內(nèi)不能自強于己，外有以求譽于時”(《贈韋司業(yè)書》)，兩人同心協(xié)力，發(fā)出了當時文體文風改革的最強音。
　　與蕭、李同時的還有賈至、元結。賈至“與李華、蕭穎士齊名。其論詩文，強調(diào)教化，，乍用，故主張以六經(jīng)為依歸而鄙薄詭麗浮艷之詞，并認芫文行相通，故可以‘以文取士’。賈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一文中得以證實，文中說：‘觀作者之意，得易之變，知書之達，究詩之微，極春秋之褒貶，可謂孔門之弟，洙泗遺徒。至其逸韻，揚波扇飚，慵糟啜酶……罔有不含六經(jīng)之奧義，覽者知其夫子之墻乎!’”雖然是評他人之作，實際上是自己的主張。元結論文，著眼點在于“救時勸俗”，其《文編序》有言：“是以所為之文，可戒可勸，可安可順。……故所為之文，多激發(fā)者，多嗟恨者，多傷憫者。其意必欲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節(jié)分，如此非救時勸俗之所須者歟?”他重視文章的道德旨歸與實用價值的傾向相當明確。應該說，有鑒于當時文人的道德使命感的缺失，高標以德鑒文，文必宗經(jīng)，文本乎政教之用成為安史之亂后論文的共同趨向。這是有志于文者欲拯救時弊的集體性行為，他們在為同人所作的集序中互相鼓吹，將共同的復古觀念闡述出來論文。
　　
　　二
　　
　　獨孤及是中唐時期文體文風改革中承上啟下之人物。他繼承了蕭穎士、李華等人的論文思想，明確地提出了文本于道、以道衡文的主張。他的文學思想在他自己所作的集序中有所體現(xiàn)，如《趙郡李公中集序》：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為用，亦猶涉川者假舟輯而后濟。自典謨?nèi)保�雅頌寢，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為梏拳，拳拳守之，如奉法令。聞皋繇、史克之作，則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馳云趨。
　　其《蕭府君文章集錄序》：
　　粲于歌頌，暢于事業(yè)，文之著也。君子修其詞，立其誠，生以比興弘道，歿以述作垂裕，此之謂不朽。在他看來，為文而文和過多地注重形式、技巧必然會助長頹靡之風，文若不能弘道便會速朽，而不是不朽。他的主張在他的弟子梁肅、崔元翰等人的文章中體現(xiàn)得較為充分。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在文中直接轉述獨孤及本人的話。如梁肅《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后序》說：“初，公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每申之話言，必先道德而后文學。且日：‘后世雖有作者，六籍甚不可及已。荀、孟樸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唯子可與共學，當視斯文，庶乎成名。’”(《全唐文》卷五一八)其《祭獨孤常州文》中也說：“嘗謂肅曰：‘為學在勤，為文在經(jīng)，勤則能深，經(jīng)則可行，吾斯愿言，勉子有成。’又曰：‘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長保，華而不實，君子所丑。’”(《全唐文》卷五二二)這些話語和獨孤及本人文章觀點頗為吻合，不外重道、宗經(jīng)兩點。另一類是體現(xiàn)在他們評論獨孤及文學成就的文章中。崔元翰《與常州獨孤使君書》云：“閣下紹三代之文章，播六學之典訓，微言高論，正詞雅音，溫純深潤，溥博宏麗，道德仁義，粲然昭昭，可得而本。”(《全唐文》卷五二三)梁肅《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后序》云：“天寶中作者數(shù)人，頗節(jié)之以禮。泊公為之，于是操道德為根本，總禮樂為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興，春秋之褒貶，屬之于辭。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文無虛美，比事為實錄。天下凜然，復睹兩漢之遺風。”以上文字在突出了獨孤及的重道觀以外，還指出了他對古文發(fā)展的重大貢獻。他的文章“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已經(jīng)明顯地呈現(xiàn)散體化傾向。所以清人趙翼在《廿二史篇記》中所說：“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獨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變駢體為散體。其勝處，有先秦兩漢之遺風，但未自開生面爾。”確為精見卓識。
　　
　　三
　　
　　獨孤及在《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一文中寫道：“天寶中，公(指李華)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振中古之風，以宏文德。”后來，李舟《獨孤常州集序》進一步做了總結，說：“先大夫曾因講文，謂小子日：‘吾友蘭陵蕭茂挺，趙郡李遐叔、長樂賈幼幾、洎所知河南獨孤至之，皆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之旨。’”“能探古人述作之旨”自然是宗法古人。李舟的話還透露出了一層信息，即蕭穎土、李華、賈至是一個群體，而獨孤及又是承其風氣。獨孤及的學生梁肅在《補闋李君前集序》中說：“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公傳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熾。”他在《獨孤公行狀》文中又說：“趙郡李華、扶風蘇源明，并稱公為詞宗。尤是翰林風動，名振天下。”(《全唐文》卷五二二)大歷七年(772)，賈至、元結卒。大歷九年李華卒于楚州。同年，獨孤及赴常州刺史任，梁肅謁見于丹陽梅里，并隨即赴任，歷四年，獨孤及教其為文之道。大歷十年，崔元翰致書獨孤及，論文章與政教，獻文五篇。這是一代文風承傳的關鍵時期，獨孤及一代宗師的領袖風范就在此間得以確立。崔元翰《右補闕翰林學士梁君墓志》曰：“(梁肅)年十八，趙郡李遐叔、河南獨孤至之始見其文，稱其美，由是大名彰于海內(nèi)。四方之諸侯泊使者之至郡，更遣招辟而賓禮之。”(《全唐文》卷五二三)《新唐書•獨孤及傳》曰：“及喜鑒拔后進，如梁肅、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之。”(《新唐書》卷一六三》)這樣，文體文風改革思想遂由獨孤及傳至梁肅、崔元翰等人了。大歷十二年，獨孤及卒于常州，崔祜甫為神道碑，崔祜甫、梁肅為文祭之。梁肅編其集為二十卷，李舟為序，梁肅為后序。梁肅論文直接秉承其師獨孤及宗經(jīng)本道觀念。他在《祭獨狐常州文》文中憶道：“嘗謂肅曰：‘為學在勤，為文在經(jīng)，勤則能深，經(jīng)則可行。吾愿斯言，勉子有成。’又曰：‘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長保，畢而不實，君子所丑。”’在此基礎上，梁肅在其《補闕李君前集序》中說：“文之作，上所以發(fā)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財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其《秘書監(jiān)包府君集序》中說：“文章之道，與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情之薄厚，與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在《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后序》等文中變通地提出了文章的經(jīng)世功用，即羅宗強所說的“明道德仁義，立禮樂刑政”。這一批中唐文體文風改革者一生遭遇坎壤，卻能以弘文道為使命，本著積極人世的心態(tài)將文體文風改革思想代代傳之，確實居功甚偉。
　　梁肅之后的權德輿在《兵部郎中楊君集序》中感慨言之，曰：“白天寶以還，操文柄而爵位不稱者，德輿先大夫之執(zhí)日趙郡李公遐叔，河南獨孤公至之，狎主時盟，為詞林龜龍，止于尚書郎、二千石。屬者之友安定梁肅寬中，平夷朗暢，杰邁間起；博陵崔鵬元翰，博厚周密，精醇不雜。二君者，雖嘗司密命，裁贊書，而終不越于諫曹、計部。《舊唐書•韓愈傳》說：“大歷、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游，銳意鉆仰，欲自振于一代。”這段話道出了韓愈的師承來源，也是我們考察中唐文體文風改革發(fā)展過程的參考依據(jù)。這樣就將復古思潮連接起來了，形成一個自覺的代群承傳的過程。
　　綜上所述，在前面所引的一些集序中可以看出：文體文風改革能夠持續(xù)發(fā)展下去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幾代人都認識到了選拔人才、承傳觀念的重要性。他們不僅重在自身，還注意賞拔人才，被賞拔者繼續(xù)乃師的做法，也就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huán)。前引關于李華、獨孤及的材料已經(jīng)說明了這一點，后來的梁肅、崔元翰也是如此。貞元八年(792)陸贄知貢舉，梁肅、崔元翰等人向陸贄大力推薦韓愈、李觀、歐陽詹、王涯、崔群等，成就了號稱“龍虎榜”的一代才人。再后來韓愈愿為人師，屢屢屬文薦才亦是這一風氣的體現(xiàn)者。從李華到獨孤及，從獨孤及到梁肅，從梁肅到韓愈，文體文風改革的承傳路徑相當清晰。唐人集序確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唐復古文學思潮的整個發(fā)展軌跡。通過在集序當中的理念闡揚使得復古文學思潮得到文人士子的認同和追隨，為文體文風改革拓寬空間注入活力，拓寬了古文寫作的取徑視野，開創(chuàng)了文章寫作的一個新的藝術境界。
　　
　　參考文獻：
　　[1]董誥等，全唐文[Z]北京：中華書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