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新體詩的明歌雖因先天的不足，未能完成向雅詩歌的過渡，但仍取得了時代詩歌最高成就，堪與唐詩、宋詞、元曲同列；其明顯的自然主義傾向實際是時代心理和普遍情感的物化。
　　關鍵詞：明歌論文，新體詩論文，再認識論文
　　
　　明代文學民歌有小曲、雜曲、俗曲、時調、時曲、山歌之稱謂，雜亂不一。若以成就論，堪稱時代新文學，可惜至今尚未有固定、恰當的名稱。馮夢龍在《敘山歌》里說，明代文學民歌是與古之國風一脈相承的“鄭衛之遺”，卻由于時人的輕賤，竟不得與“詩文爭名”。從詩歌發展史看，先秦民歌以“國風”名，兩漢魏晉以“樂府”名，明代文學民歌無詩、詞、曲之格律、韻式、字數等諸多限制，是極具時代特色的自由詩，且其思想新異、口頭傳唱特點尤為明顯、源于民間并經文人加工，已經脫離民歌的原始形態，則以明歌名之似較為更合理。
　　鄭振鐸《明代文學的時曲》指出，明歌“往往有最珍異的珠寶蘊藏在那里”。在《跋山歌》中又贊美道：“實在是博大精深，無施不宜的一種詩體，固以詠唱‘私情’為主……而且也只有詠歌‘私情’的篇什寫得最好。”高度評價了明歌在明代文學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并對其內容進行了歸納。鄭氏論述引發了明歌研究中的兩個深層次問題：一則明歌既然具有新體詩興起、繁榮的全部條件，但緣何最終未能成為與詩、詞、曲相頡頏的一代至文?二則明歌以情歌為基本內容，明人為何對此題材如此鐘情?這兩個問題，在明歌研究中鮮有論及者，本文不揣淺陋，試探討之。
　　
　　一、關于明歌的地位問題論文
　　
　　明代文學永樂以后，傳統詩歌已漸趨衰頹。官僚士大夫和一般知識分子都沉溺于訓詁詞章之中，社會彌漫著“從冊子上鉆研，名物上考索，形跡上比擬”的顢頇風氣。繼前明臺閣體沉悶之后，雖然詩壇仍圍繞著復古與反復古的主題進行激烈的爭論，士人們欲對詩歌的重振進行最后的努力，但其高潮已過，無可挽回地走向沒落。詩、詞、曲從內容到形式都被罩上一抹落日的余暉。而此時，伴隨著市民階層的壯大和他們對文化生活要求的不斷高漲，民歌以嶄新的形式、尖新的語言、大膽新穎的思想、活波自由的曲調，掙破了傳統詩歌種種束縛，勃然興起，兩紀間蔚成大觀，遂成為明代文學文學發展史上一重大事件。明人沈德符《野獲篇》說：“自宣、正至化、治后，中原又興[鎖南枝]、[傍妝臺]、[山坡羊]之屬。……自茲以后，又有[耍孩兒]、[駐云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干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絞絲]之屬……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而來，真可駭嘆!”民歌廣泛的流傳，已經影響到整個詩壇，一些詩人和散曲作家紛紛效仿民歌形式和通俗新鮮的語言進行創作，同時也有不少的文人開始搜羅、編輯民歌，大量刊行。從成化年間刊行的《新編四季五更駐云飛》《新編西廂記詠十二月賽駐云飛》《太平時賽賽駐云飛》《新編寡婦烈女詩曲》到馮夢龍選輯的《掛枝兒》《山歌》等集子，以及當時不少曲選所載相當數量的民歌看，總數已越千首，并在形式上漸趨精致，向雅詩歌方向發展。民歌數量之多，流傳范圍之廣，參與者之眾，影響力之大，是明代文學任何一種詩歌形式均無法望其項背的。
　　當時許多有識之士已注意到新體民歌的興起、繁盛，進行熱烈的歡呼。李開先《詞噱•二十七》引何景明語稱贊說：“如十五國風，出諸里巷婦女之口者，情詞婉曲，自非后世詩人墨客操斛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卓人月說：“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絞絲]之類，為我明一絕耳。”。卓氏論詩，目光如炬，從詩歌發展史的高度給民歌以充分的肯定，可謂高屋建瓴。一切都預示著詩歌將再次從現實生活、從民間煥發新生。它作為一種更加活潑自由的新體詩順應了時代對詩歌的新要求，完全有理由走向藝術殿堂。然而，一切并沒有像人們預料的那樣發展，明歌經歷了熱鬧與輝煌，在漸人佳境的時候，似乎猛然停滯了，留下的是一個巨大的歷史疑問。明歌緣何沒有最后突破“俗”詩的臨界點，實現向“雅”詩的跨越?是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問題論文。
　　究其原因大抵有三：明代文學是秦漢以來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惡性發展的頂峰，作為時代統治思想的程朱理學全面走向反動。這一時期，人們的思想承受著無比沉重的壓迫和鉗制，要求個性解放、放縱自我本能的呼聲異常高亢，并成為一種社會思潮。新體民歌一出現，這種思潮便借助其形式一下進發出來，呈洶涌澎湃之勢，遂使新體民歌陷入情欲主題的漩渦而不能自拔，造成其題材過于狹窄、內容過于單薄，難以有更大的影響。此其一。這股潮流“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帶有強烈的反傳統色彩和自然主義傾向，駭世驚俗，給傳統文化、倫理帶來猛烈的沖擊，與當時整個思想界形成尖銳的沖突。官僚士大夫出于維護專制思想的本能，一般知識分子思想囿于傳統的慣性，無法面對新體詩歌表現的新奇的思想而進行堅決壓制和自覺不自覺的抵觸，“田夫野豎矢口寄興之所為，薦紳學士家不道也”。@因此它最終沒有贏得大批知識分子的加盟，在藝術上提升一個層次，進而步人大雅之堂，只能在民間淳忽消息。此其二。明代文學中葉以后，社會出現重重危機，北方后金的崛起，沿海倭寇的騷擾，內部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異常尖銳，整個社會躁動不安，人們已無暇顧及新體詩歌的發展，當社會發生重大變故時，一切都結束了，明歌遂被湮沒塵封。此其三。
　　胡適《元人的曲子》無限嘆惋道：“明人的小曲，也是最有文學價值的文學，不幸更沒人留意到他們。”極中肯綮，點出明歌研究領域存在的誤差。如果我們打破用“雅”“俗”標準去評價詩歌成就的慣勢，從宏觀的詩歌發展史的角度看，明代文學民歌作為一種新的詩體，遵循了詩歌發展的一般規律，開一代文學之風，其獨創精神、獨創之藝前無古人，不失為時代文學的新發明，我們完全有理由將唐詩、宋詞、元曲、明歌并稱論文。
　　
　　二、關于私情為主問題論文
　　
　　明歌既以情歌為主，這一主題一再被重復，從反面印證了明人情欲之缺失。深入下去會發現，此世之情非彼世之情，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一是明歌創作者主體是男性，而集中表現的卻是女性閨闥之情、床帷之歡，塑造的抒情主人公基本也是女子形象。這一突出現象出現在明代文學詩壇，雖承襲了民歌創作遺風，但更有其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蓋明人情欲異常郁塞，情欲幻想尤重，置于歌中，以男性心理感覺女性，以女性形象作為情欲釋放的載體，是一種本能的、下意識的反應。經過性別換位、情感過濾后表現出的情感，尤其大膽赤裸，無所顧忌，全然天地間至情至性做派。
　　如《南宮詞紀卷六-鎖南枝•汴省時曲》：“傻俊角，我的哥!和塊黃泥捏咱兩個。捏一個兒你，捏一個我，捏的來一似活托；捏的來同在床上歇臥。將泥人兒摔破，著水兒重和過，再捏一個你，再捏一個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女主人公的天真浪漫，俏嬌可人，語言純樸，想象新奇，既表現情人間親密無間
　　的感情，也隱含了人性結合的沖動。
　　《吳歌•甘認》：“乞娘打子好心焦，寫封情書寄在我郎標；有舍徒流、遷配、碎剮、凌遲，天大罪名阿奴自去認，教郎千萬再來遭!”在主人公看來，號隋人的歡會是生命的至樂，為求得頃刻間生命的真實，哪怕付出最大的犧牲和代價。
　　《掛枝兒•歡部二卷•分離》：“要分離除非天做了地，要分離除非東做了西!要分離除非官做了吏!你要分時分不得我，我要離時離不得你，就死在黃泉也做不得分離鬼!”生死相依，忠貞不貳，熱烈氣息直撲人面論文。
　　這些詩歌里，感情洶涌熾烈，絕不是什么“女規”、“女訓”、“閨范”限制下的病態呻吟。
　　在明代文學嚴酷的性禁錮和情壓迫下，女子和男子接觸的機會極少，情愛上的苦悶極其劇烈。可是，情愛是人類追求的天性，許多女，陛仍然十分執著地追求著，像從石縫中鉆出的小草那樣頑強地掙扎著，反抗著，留下了許多綺麗的夢想和可歌可泣的故事。馮夢龍在《情史•情憾類》后記中感慨的說道：“缺陷世界，可憾實繁，況男女私愿，彼亦有不可言語者矣。即令古押衙、許虞侯精靈不泯，化為氤氳大使，亦安能嘿嘿而陰洽之乎!賦情彌深，蓄憾彌廣，固其宜也。”實在是真知灼見論文。
　　二是自然主義的審美情趣。歷來論者對明歌以“情歌”類之，而從其內容分析，則以“情欲”二字目之當更為妥帖。許多詩歌不厭其煩地對情欲進行描寫，把女性心理的各個層面、細小的變化都作了細致人微的描寫。例如吳歌部分幾乎完全是男女私事，筆觸直露，不加掩飾，比先代艷情詩詞有過之而無不及。馮夢龍編輯的《山歌》更是從女子的情、愛、欲人手，多角度、多層面、弄盡機巧地臆測、表現女子情欲之苦悶、壓抑、沖動、體驗。該書卷目以私情名之。如卷一標有“笑”、“看”、“騷”、“弗騷”等標題；卷二標有“瞞夫”、“捉奸”、“不孕”等標題；再如《掛枝兒》分“思、歡、想、別、隙、怨、感、詠、噱、雜”十部，詳細列出婦女閨情生活、生理活動、情場風月等內容，尤其是“思部”中，“私窺”、“摟抱”、“不湊巧”、“調情”，“隙”部“醋”、“歪纏”，“噱”部的“鴇妓問答”、“無毛”、“窺婢”等篇，充滿了濃重、露骨的肉欲、色欲，明顯體現出自然主義的傾向。這也是招致一些論者斥之為格調低下、淫詞濫調的原因。其中實際有一個人之本性的問題。
　　首先，封建社會賦予男性與女性以不同的社會角色。男人作為社會的主體，總是被賦予過多的社會屬性，被無限制地夸大了社會功能，“修身齊家平天下”；女性作為男人的附庸，被視為非理性的群體。程朱理學更是以“存天理，滅人
　　
　　欲”的咒語從思想上對人們進行徹底的改造，將精神領域人性本能部分進行了閹割。這種文化背景根深蒂固，表諸明歌，影子般的男性形象卻有著不健全的人格和明顯的精神缺陷，要么遲鈍、麻木、被動，要么色欲泛濫，對女性的欣賞、愛慕、追求總摻雜玩賞、狎昵的因素，從來把握不住度；占絕對地位的女性形象。情感表現又過度熱烈、奔放、主動，情欲要求無比強烈，直如是她們人生的最終意義和最高理想，這背后乃是傳統的、不健康的社會心理和文化在作祟。
　　其次，明朝在思想領域是禁欲的，人性核心內容不被認同，所謂“萬惡淫為首”就是這種意念和心理的典型概括。而現實生活中娼妓制度的存在，歌樓瓦肆的畸形繁榮，一切表明縱欲被社會公開承認，甚至宣淫、狎妓是成為官僚士大夫、普通市民普遍的行為。這種十分虛偽、極為矛盾的現象，給時人造成人性上的扭曲，以丑為美，以肉欲為理想，以猥褻為欣賞，嚴重地污染了明歌的思想。
　　明人為社會強加給他們的精神枷鎖所累，無法找到一個宣泄情感的正常途徑，時時渴望著背叛自己的理性世界，使積郁的情感得到釋放。在明歌領域里，男性試圖走出理性的羈絆，使精神放松，因而情感表現毫無矯飾，任性而張揚，完全沒有傳統詩歌那些隱晦、含蓄與貴族般的造作雅致，顯得真實、貼近人情。同時禮教觀念的長期熏陶，也使他們對自己理性上的叛逆行為懷有否定和罪惡感，對女性向往同時，又永遠擺脫不了骨子里對女性的輕蔑與不屑，贊慕之中帶有感官體驗的臆想和尋求情感刺激的復雜成分。二者是造成明歌自然主義傾向的關鍵因素。可以說，明人試圖在情感的放縱中找回自我，卻又把握不住度而迷失在情欲之中。
　　綜上所述，明歌是用男性的心理，通過女性的視角，表現市民的情趣，體現了時代對情欲的渴求和對傳統文化的反叛。它的崛起，使明季詩風為之一變，代表著時代文學的新成就，理應得到足夠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