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以梁啟超的《小說與群治的關系》和王國維的《論哲學和美術家之天職》兩篇上個世紀初的文章作為中國古代文論實現(xiàn)從古典到現(xiàn)代的轉變的標志。提出并論證了中國文論的現(xiàn)代化轉型的四個維度：文學觀念的轉變，文體觀念的轉變，批判觀念的勃興，文論話語的轉變。并認為這些變化說到底是價值和意義的轉變論文。
　　目前討論文化現(xiàn)代性轉型的文章很多，歧見也很多。但是從一個學科角度來討論現(xiàn)代性轉型的文章還比較少。本文的立意不是泛泛地討論一般的文化現(xiàn)代性問題，而是進入一個學科的語境中，力圖揭示文學理論作為一個學科的現(xiàn)代性轉型的發(fā)生和若干表征。
　　20世紀前20年是中國學術現(xiàn)代轉型時期。就文學理論角度看，在晚清時期，梁啟超和王國維為現(xiàn)代學術轉型所作出的貢獻是特別大的。其中梁啟超的《小說與群治的關系》（1902）和王國維的《論哲學家和美術家之天職》（1905）這兩篇文章在觀念上的更新可以視為中國文學理論現(xiàn)代性轉型的一種標志論文。
　　晚清時期面臨的最急迫的問題是：帝國主義公然入侵，晚清政府腐敗無能，簽訂許多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的事情層出不窮，人民受苦受難，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嚴重危險的危機。出現(xiàn)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封建主義宗法政治制度和禮教思想在統(tǒng)治了中國二千年之后，成為束縛社會發(fā)展的繩索，結果是固步自封，不能及時改弦易張，不能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它們成為了中國走向現(xiàn)代的阻力。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兩次政治運動就是要從政治制度上解決解救這危難的局面。折射到學術層面（包括文學理論），就是要實現(xiàn)從中國古典到現(xiàn)代的轉變。
　　我們說梁啟超和王國維的上述兩篇文章是文學理論現(xiàn)代性的轉變的標志，其理由是什么呢？我們的看法是這兩篇文章盡管有很大的不同（見下），但在觀念上都是現(xiàn)代的，都是文學理論現(xiàn)代性的體現(xiàn)。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對現(xiàn)代性的基本理解應該是：現(xiàn)代性是相對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國古代的封建禮教制度以及思想、習慣、信仰等由于其在發(fā)展過程的僵化，對社會經濟文化的發(fā)展不再發(fā)生作用或發(fā)生反作用，成為了社會經濟文化發(fā)展的障礙，因此中國現(xiàn)代性是對于中國古代的傳統(tǒng)的制度、思想、風俗、習慣、信仰等的決裂，它強調的是當下的需要與發(fā)展及其條件。下面圍繞著梁啟超和王國維這兩篇文章并聯(lián)系相關的情況，簡要地來考察一下中國２０世紀文學理論現(xiàn)代性轉型的四個維度：
　　一文學觀念的轉變
　　擺脫以君王一人為中心的封建正統(tǒng)觀念，樹立為民眾為中心的觀念�？�、王在文章中透露出的思想，都力圖擺脫封建主義的正統(tǒng)觀念。封建主義正統(tǒng)觀念的核心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須以君王的是非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為喜好，以君王的憤怒為憤怒，以君王的悲哀為悲哀，以君王的快樂為快樂。普天下的人民群眾的喜怒哀樂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眾都沒有地位，唯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樂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學藝術上面，中國古典的文學基本觀念就是“詩無邪”，“詩言志”，“發(fā)乎情”“止乎禮義”，“溫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傷”,“美刺”，“順美匡惡”，“主文而譎諫”等。文學的主題不能離開這些訓誡。連唐代偉大的詩人杜甫也發(fā)自內心地寫道：“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純”。“堯舜”就是一切，堯舜就是整個世界，唯有“堯舜”才有意義和價值。晚明時期，曾發(fā)生啟蒙思想，如李贄等人的離經叛道，就企圖改變這種以君王一人之是非為是非、以孔子一人之是非為是非的專制局面，可惜歷史沒有朝這個方向前進。整個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統(tǒng)治上面。直到晚清時期開始，這種思想開始被突破。梁啟超的《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發(fā)表在他主編的《新小說》上面。《新小說》雜志提出了振興國民精神為宗旨，所謂“務以振國民精神，開國民智識”，他認為“今日最重要者，則制造中國魂是也。”[1]在《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說應“新民”的主張。所謂“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小說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從為“君”到為“民”，這是一個根本的變化。用后來周作人的話來說：“奪之一人，公諸萬姓”，這是現(xiàn)代性思想的精髓之點�，F(xiàn)代性思想的根本就是民主。不是一個人、幾個人說了算，而是廣大的國民說了算。王國維的《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則提出了走了另外一條擺脫君王的思路。他認為在中國古代的哲學家、美術家都硬要擠到政治家的行列里去，從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到詩人杜甫，都是如此。這樣一來哲學和文學藝術不能獨立，結果中國的哲學和文學藝術不能發(fā)展起來。王國維認為哲學和美術是“天下萬世之真理”，“故不能盡與一時一國之利益合，且有時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這里強調哲學與文學藝術的獨立性、與一時一國的政治不相容性，也就意味著古典的那種文學藝術為君王一人的觀點，是過時的，與哲學、藝術的性質不相合的。王國維雖然似乎在強調文學藝術的“審美自治”，實際上他的思想最終也是要利用具有獨立品格的文學藝術改變“國民之趣味”[2]。在這一點上他與梁啟超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梁啟超要求的是直接性的“開發(fā)民智”，王國維則是要求間接地改變“國民之趣味”。“五四”新文學運動中，胡適的白話文主張，深受西方實用主義影響，目的是為了沖破封建思想的羅網，掃除僵死的封建教條，其文學的功利性是很強的。與胡適同時的作為政治家的陳獨秀，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可以說是最強的一個，但他對于文學的觀念，卻另是一樣。他認為文學藝術的“美感與伎倆”，具有“自主獨立存在的價值”，他說：“若專求‘言之有物’，其流弊毋同于‘文以載道’之說？以文學為手段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3]，陳獨秀的論點與王國維的論點很相近。魯迅高舉反封建旗幟，明確提出“暴露國民性的弱點”“以引起療救的注意”的文學觀念，他的文學觀念似乎功利性很強；沈從文則要返回原始的民風民情民俗，似乎文學觀念的功利性很弱，傾向于“審美自治”；其實他們的區(qū)別與康、王的區(qū)別是相似的。魯迅在強調“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fā)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的同時，在強調文藝是也不是不要審美與藝術，他說：“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并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于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4]他還認為若是文學作品“鋒芒太露，能將‘詩美’殺掉”。要是追溯到魯迅的早期，則提出過文學是“不用之用”著名觀點。由此可見，魯迅對于文藝具有一定的審美自治性也是贊同的。沈從文在追求鄉(xiāng)土牧歌情調的同時，何嘗不關心社會，何嘗不關心人性的自由與解放。這是由他的《邊城》等一系列作品為證的。他在《邊城》的題記中希望小說的讀者是有理性的，應該是“對中國現(xiàn)社會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各在那里從事于民族復興大業(yè)的人。”他還在《習作選集代序》中說：《邊城》所表現(xiàn)的是一種“優(yōu)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從而“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這說明沈從文的明凈、雋永、優(yōu)美的追求最終仍落實于社會和人性的改造與建設，只是他所采取的態(tài)度是間接的。就是毛澤東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講話》，雖然主題詞是“工農兵”、“政治”、“武器”、“斗爭”，但仍然要“藝術標準”，盡管這“藝術標準”只是第二位的論文。
　　回到梁與王。雖然梁啟超和王國維的文學思想都是現(xiàn)代形態(tài)的開始，但是他們的文學思想又是不同的。梁啟超的形態(tài)更多是吸收和改造了傳統(tǒng)的“載道”論，文學要為維新政治的改良服務。當時的國家面臨危機，面臨“亡國滅種”，提出這樣的服務論也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的，這可以說是揭示了文學藝術在非常態(tài)下的功能的被借用。王國維的美術“獨立”論和“超功利”更多是吸收了西方的現(xiàn)代傳統(tǒng)。他的思想實際上與早期魯迅的“不用之用”觀念相一致，所表達的是文學藝術在常態(tài)下的功能。在２０世紀初的中國，思想家們從各種不同的渠道去尋找思想的資源，存在著多樣的思想追求，是理所當然的。我們對于梁啟超和王國維都應有同情的理解。
　　“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后，強調社會功利的文學觀與審美自治的文學觀始終并存著，只是由于中國長期處于戰(zhàn)爭的狀態(tài)，特別是長達八年之久的抗日戰(zhàn)爭和三年解放戰(zhàn)爭以及戰(zhàn)時慣性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不正常的延續(xù)，強調文學功利性的文學觀念占了上風。這種情況到了上個世紀的８０年代新時期開始，才不再提“文學為政治”口號，而“文學是審美反映”、“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命題被鮮明地提出來。審美自治的文學觀終于又獲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不能不指出的是，80年代的文學審美特征論，在強調審美的同時，也是不忘功利的，只是這功利屬于新時期的新的啟蒙而已。
　　所以從文學觀念的層面說，從上個世紀初文學現(xiàn)代性的追求，有兩個鮮明的維度：改造舊社會、改造國民精神和審美自治、藝術獨立。中國文學觀念的現(xiàn)代性包容了貫穿了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在常態(tài)下強調審美的特性，但不忘功利；在非常態(tài)下強調功利，但不忘審美。二文體觀念的轉變
　　擺脫小說等藝術創(chuàng)作為雕蟲小技的古典看法，這是文體觀念的一大變化，也是中國文學現(xiàn)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國古代一直視詩文為正宗，連宋代的“詞”也只是“詩之余”,只是“浪謔游戲”之作，北宋文人錢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欲讀小詞。”（參見歐陽修《歸田錄》）這種輕視詩賦意外文體的思想早在漢代就已經形成。班固說：“小說家者流，蓋出于裨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元代開始興盛的小說和戲劇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說、戲曲的地位一直很低。當時《小說林發(fā)刊詞》黃人所說：“昔之于小說也，博奕視之，俳優(yōu)視之，甚至鴆毒視之，妖孽視之，言不齒于縉紳，明不列于四部……”雖然私下讀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場合則受到鄙視。我們只要看看曹雪芹的遭遇就可以想見了。曹雪芹創(chuàng)造了中國小說巨著《紅樓夢》，在當時只能默默地在北京正白旗過著“舉家食粥酒常賖”的生活，除了敦誠、敦敏等幾個朋友，根本沒有人知道他。連他哪年逝世也要今人去反復查證。至今他的家世和經歷仍是許多許學家考證的對象。但是到了晚清時期，在梁啟超、王國維等人筆下，情況為之一變。小說被抬到比詩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啟超的文章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支配人道故。”梁啟超詳細論述了小說的“熏”、“浸”、“刺”、“提”四種力。能把這四種力發(fā)揮到極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結論是“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可愛哉小說！可畏哉小說！”這種矯枉過正的論點，徹底轉變了那種鄙視小說文體的觀念。王國維則對各種文體均不排斥。詩詞小說戲劇，只要是好的，都認為表現(xiàn)了“天下萬世之真理”。他評《紅樓夢》，寫《宋元戲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說、戲曲等文體的地位。那么，在梁啟超和王國維提高小說等文體的歷史背景是怎樣的呢？總的說是把下層人民開始看成國民，既然是國民，就要有國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變國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說和戲劇，而非讀不懂的古文詩詞。這就說明文體觀念轉變的背后是現(xiàn)代觀念的萌生，現(xiàn)代的民族國家的萌生。
　　其后，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由于白話文體運動取得了勝利，由于平民主義取得了地位，小說、戲劇和新詩等文體成為了文學文體的正宗，已經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革命的先驅魯迅以小說傳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詩成名，就充分說明了小說、劇本、現(xiàn)代新詩、散文已經取得了統(tǒng)治性的地位。魯迅不去寫中國古代詩歌史，卻寫了一部《中國小說史略》，也不是偶然的。從此，中國古代那種文史哲不分的泛“文”的觀念開始淡化，古代詩文形式的至高地位也逐漸走低。西方的文學文體觀念經過轉型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理論的組成部份。
　　文體意識往往深入到人的無意識的層面，因此文體觀念的轉變是文學理論轉型的深刻的表現(xiàn)。
　　三批判意識的勃興論文
　　批判意味著沖突、矛盾、不和諧、不穩(wěn)定，意味著爭論，意味著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這樣那樣回應批判方。２０世紀的中國作為追求現(xiàn)代化的曲折過程，這種基于沖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滿了整個過程。批判封建禮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國主義，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漢奸，批判國民黨的反動統(tǒng)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義，批判“右派”，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走資派”，批判極左思潮，撥亂反正，批判，批判貪污受賄，批判拜金主義……這里有批判對的，有時也有批判錯的。批判錯了，又有平反與反思，再回過頭來批判當年的批判方。這些批判在文學理論上面都有回響，有時候批判就從文學理論開始，然后再進入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
　　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前驅者始終認為，統(tǒng)治了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就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別是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組織社會秩序的“禮教”思想，被認為是致使中國落后并受列強欺凌的原因。因此五四新文學運動批判意識勃興，并把批判的矛頭對準儒家思想。他們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離儒家之經叛封建之道，成為一種時尚。封建禮教吃人成為定論。最典型的批判就是魯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中的描寫：“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狂人心目中的幾句瘋話，比當時許多義正辭嚴的的批判都深刻有力。通過各種文學作品對封建主義的批判成為新文學的一個重要母題。
　　為了批判要尋找批判的思想武器，這樣就有向歐美尋找的和又向俄蘇尋找的不同。如進化論就是歐美的時髦理論，可能是較早傳進來的，用進化論來批判儒家思想，就認為儒家思想是過了時的東西，經不起“物競天擇”的過時貨，是劣等的思想，應該加以拋棄，中國要現(xiàn)代化唯有“全盤西化”；另一派的理論就是從俄國傳進來的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這是一個事實，從馬列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論看來，儒家思想是封建社會時期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儒家把人分成“君子”與“小人”或“上智”與“下愚”，就是為地主剝削階級尋找理論支持，是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當然也應該拋棄，中國要現(xiàn)代化，唯有接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論從哪種觀念看，儒家思想一時間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對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同，導致了左右派的矛盾，互相又批判起來。
　　在其后的歲月里，中國經歷了辛亥革命、軍閥混戰(zhàn)、國內革命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人民共和國成立、抗美援朝戰(zhàn)爭和許多運動，其中也充滿了批判精神，如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都充滿思想政治的批判，除了批判國民黨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專制之外，還在黨內不斷整風，不斷搞運動，整風、搞運動也是批判。黨內左右派的斗爭，實質也是思想批判。批判成為社會生活的一種慣例，所謂“不破不立”成為一種模式。就是在８０年代新時期開始之際，也是“撥亂反正”，批判極左思潮，其后又批判“精神污染”，是為了維護主流意識形態(tài)。盡管批判的內容可能不同，但批判意識勃興是中國整個２０世紀的一個特征。
　　為什么整個２０世紀批判意識會如此勃興呢？這還是２０世紀中國所處的境遇相關。２０世紀的中國始終在尋找自己的發(fā)展的道路。不同黨派、不同學派、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張不同所信奉的思想不同所追求的理想不同。這種種意見分歧轉變?yōu)槊�盾與沖突，進一步演變?yōu)樗枷牒驼�治的批判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毛澤東在《矛盾論》說：“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運動的發(fā)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于這些矛盾的發(fā)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既然２０世紀的中國自身充滿這些矛盾，那么斗爭就不可避免，批判意識的勃興也不可避免。
　　這種批判意識折射到文學理論上面，那就是中國２０世紀的文學思想在發(fā)展過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充滿矛盾和斗爭，論戰(zhàn)和批判充滿了２０世紀的所有的歲月。舉其大者如五四時期文學革命派與保守的“論衡派”的論戰(zhàn)，三十年代左翼文藝家與“新月派”的論戰(zhàn)，抗戰(zhàn)前夕兩個口號的論戰(zhàn)，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爭論，五十年代文藝界的反胡適唯心主義運動，“文革”時期的斗爭，８０年代、９０年代也充滿論戰(zhàn)，只是不搞運動了。大家知道，幾乎所有的文學理論家都不能不在論戰(zhàn)和批判的語境中發(fā)表自己的意見。特別那些前沿人物，如胡適、魯迅、梁實秋、周揚、丁玲等更是如此。前面所說這些論戰(zhàn)的性質這里無法一一具體分析，但文學藝術的確是“時代的風雨表”，許多政治斗爭都從這個領域開始。文學批判的背后是尋求。通過對某種文學思潮的批判，尋求文學觀念的更新或變異。批判，斗爭，成為２０世紀中國文學追求現(xiàn)代性過程的一種表征。
　　四文論話語轉型
　　
　　在反對封建的共同斗爭中，和不斷的論戰(zhàn)過程中，文論話語開始轉型。文論界不約而同地認為中國古代文論也是封建時代的僵死之物，已經無法用來解釋中國現(xiàn)代的新文學。于是從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我們的文學理論在批判意識勃興的情況下，放棄中國古代的諸如“賦比興”、“風雅頌”、“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教化”、“禮樂”、“美刺”、“溫柔敦厚”、“思無邪”、“文以載道”、“文以貫道”、“意在筆先”、“主文而譎諫”、“補察時政”、“泄導人情”、“春秋筆法”、“興寄”、“天人感應”、“齊梁遺風”、“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等等文論話語，吸收外國的諸如“現(xiàn)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征主義”、“現(xiàn)代主義”、“形象性”、“真實性”、“典型性”、“內容”、“形式”、“主題”、“題材”、“文體”、“風格”、“藝術性”、“思想性”、“傾向性”、“生活”、“反映”、“靈感”、“形象思維”、“審美”等等文論話語。到了上個世紀末，像“形式主義”、“文學性”、“陌生化”、“新批評”、“隱喻”、“結構主義”、“結構主義”、“意識”、“無意識”、“接受美學”、“作品層次”、“藝術生產”、“藝術消費”、“后現(xiàn)代”、“后殖民”、“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等等。以至于有人說文論界患了“失語癥”。
　　但是，中國傳統(tǒng)文論作為一種文化，并沒有完全死去，也沒有完全失去。原因是中國文論傳統(tǒng)蘊含在風雅頌中，蘊含在漢賦漢樂府中，蘊含在六朝詩歌中，蘊含在唐詩宋詞中，蘊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蘊含在元曲明清小說中。只要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陸游、關漢卿、施耐庵、曹雪芹及其作品仍然有生命力，他們的鮮活的作品仍然被我們誦讀，他們仍然作為文化傳統(tǒng)被繼承下來，那么從他們那里總結出來的古代文論，就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我們不但可以用古人的理論分析古人的作品，而且也可以用古代文論的概念分析現(xiàn)代的作品。這是一個事實。我們當然知道，古代文論屬于古典，現(xiàn)代文論屬于現(xiàn)代，他們具有不同的性質，但是古代文論中仍然有許多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成分，這些成分可以作為資源之一“轉化”到現(xiàn)代文論的話語中來，現(xiàn)在有人說古代的文論與現(xiàn)代的文論不具有通約性，這不是事實。事實是，在中國２０世紀現(xiàn)代文論發(fā)展的過程中，許多著名的文論家為把中國古代文論轉化到現(xiàn)代文論的話語中，作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王國維從古代文論中提煉出來的“境界”（有時又稱為“意境”）說、“出入”說，魯迅提煉出來的“白描”說、“形神”說、“文人相輕”說，朱光潛提煉出來的“不即不離”說，宗白華的提煉出來的意境的“靈境”說、“虛實相生”說，錢鐘書提煉出來的“詩可以怨”說、“窮而后工”說，王元化提煉出來的“心物交融”說、“雜而不越”說等等（這只是舉其要者，其中肯定有許多疏漏），都進入到現(xiàn)代文論的話語中。此外，還有不少古代文論的術語，根本不用特別提煉，就直接進入現(xiàn)代的文論話語體系中，舉其要者，如“比興”、“氣勢”、“氣象”、“養(yǎng)氣”、“陽剛”、“陰柔”、“含蓄”、“自然”、“自得”、“靈氣”、“胸襟”、“本色”、“童心”、“感悟”、“主旨”、“意象”、“性格”、“神似”、“形似”、“滋味”、“韻味”、“知音”、“品味”、“豪放”、“婉約”、“謹嚴”、“襯托”、“對仗”、“伏筆”、“直敘”、“補敘”、“插敘”、“文質彬彬”、“盡善盡美”、“托物抒情”、“情景交融”、“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疏密相間”、“前后呼應”、“波瀾起伏”、“言之有物”、“一唱三嘆”、“聲情并茂”、“知人論世”、“詩無達詁”、“文如其人”、“意在言外”、“成竹于胸”、“胸中之竹”、“中和之美”（這里暫舉５０條，實際上遠比此多）。這些本來是中國古代文論、藝論中的概念、術語自然地融入現(xiàn)代文論，成為現(xiàn)代文論體系中的一部分，充分說明古代文論與現(xiàn)代文論是有通約性的。因為我們的文學的現(xiàn)代性是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性，也因為我們的文學理論的轉型是中國文論的轉型，還因為現(xiàn)代性轉型是具有傳統(tǒng)文化心理的中國人在做的，它在無意識中就滲透了一些古代的傳統(tǒng)文化因素，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其實，不單文學理論的轉型中是如此，人文學科的現(xiàn)代轉型無不如此。這說明了“現(xiàn)代性”本身是民主的科學的寬容的，在現(xiàn)代性的創(chuàng)造中，向所有的一切資源開放，因而現(xiàn)代性在拒絕傳統(tǒng)中腐朽的成分的同時，也不完全排斥傳統(tǒng)，一切人類優(yōu)秀的成果都會吸收到它的熔爐里。
　　但是，無可否認的是，現(xiàn)代文論話語的確由古代的“點到即止”的“詩文評”轉變?yōu)檫壿嫷南到y(tǒng)的論文結構。梁啟超的《小說與群治的關系》和王國維的《論哲學和美術家之天職》，以及王國維的更早發(fā)表的《〈紅樓夢〉評論》，都是邏輯性的論文結構。這種變化也是現(xiàn)代性的一個重要內容。因為在這種變化的后面，意味著掌握世界方式的轉變。中國古代的“詩文評”（當然也不完全是詩文評，系統(tǒng)的文論著作起碼有劉勰的《文心雕龍》、鐘嶸的《詩品》、嚴羽的《滄浪詩話》、李漁的《閑情偶寄》和葉燮的《原詩》）重在對作品的“體驗”，現(xiàn)代的文論則重在“認識”，體驗與認識是兩種不同的掌握作家和作品的方式。體驗總是把對象作為一個整體，并直覺式地去把握，在點到之間就把本質揭示出來。認識則把對象進行分析，然后進行綜合或者推衍。到了８０年代以降，論文專著出版了很多，其中有見解的也不少，綜合與推衍能力大為加強，這說明中國現(xiàn)代的文論開始走向成熟。
　　以上四點轉變，說明中國文學理論的現(xiàn)代性轉型，在于重建世界的意義，重建文學藝術的意義。某些古代認為有價值的東西，被我們拋棄，認為它沒有意義；相反過去認為沒有多大意義的東西，被賦予了重大的意義。如過去認為歌頌帝王將相的作品是維護大一統(tǒng)，是有價值的，現(xiàn)在則認為這是頌揚專制，有悖于民主的原則，只有負價值；過去自由戀愛是違背倫理的，現(xiàn)在則認為是有價值的，我們賈寶玉與林黛玉的自由愛情是有價值的，而賈母、王夫人的干涉是負價值的。價值觀念完全顛倒過來。又如，按現(xiàn)代的觀念，作為小說家的曹雪芹是偉大的文學家，是有價值的；而與曹雪芹同時代當宰相的人，則是封建帝王的走狗，是無價值的。……現(xiàn)代文論所導致的價值觀念的轉變是如此全面而深刻，以至于我們無法用幾句話就可以概括出來，必須另外作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