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已經成為人們生活和學習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在業余時間很多人會去讀一些文學作品，中學語文課上也會讓學生閱讀醫學文學作品來增長學生的知識面。當代文學論文發表期刊推薦國家級期刊《中國文房四寶》雜志創刊于1989年，由國務院原副總理方毅題寫刊名，是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及國務院國資委批準，系中國輕工業聯合會主管，中國文房四寶協會主辦的國家級權威性文化、教育、教學類期刊。

　　摘要：悖論式思維是錢氏把握世界與人生的整體意義的一種思維方式，錢氏運用它來揭示悖論，探索人生真相。還原生活本真。錢氏在文學創作中運用悖論式思維進行解構寫作，呈現在文本語言運用、主旨建構及人物創設等諸方面。

　　關鍵詞：錢鐘書,文學創作,悖論式思維,解構

　　巴赫金曾指出，每位作家對于語言都有自己獨特的感受方式，都有自己特殊的采擷語言的手段和范圍。然而更重要的是，一個作家的語言表達方式是根源于他所獨特的思考和感受方式，他觀察和理解自己和周圍世界的方式。維特根斯坦曾把語言看作是在每一點上與我們的生活，與我們的活動相互滲透的東西。因此，當我們研究語言時，實際上是在研究一個作家主體的經驗結構口]3。。所以，從作家主體的經驗結構的角度審視錢鐘書文學創作，一方面，我們能深切感受到錢氏對現實的極其強烈的懷疑和批判精神，正是這種精神使他以一種特殊的的思維方式來審視人生與世界，即從生活中諸多尤其是司空見慣的現象中看出矛盾和悖論。在通過對它們內部聯系的揭示中解構與顛覆傳統理念，呈現或還原生活本真。這一具有創造性的思維方式可稱之為悖論式思維。另一方面，我們還能感受到，錢氏文學創作顯示了錢氏在抗戰期間及其前后一段時期內的一次獨特的生命體驗和文學要求，即在現實的種種境遇中，錢氏感受到生存的荒誕與悖反，于是，他試圖通過寫作的方式和一種價值認同來排遣內在心靈的一種不可克服、排遣的矛盾性，而這種不可克服與排遣的矛盾性，在其該時期創作的小說和《寫在人生邊上》等大多數隨筆散文作品中，便突出地呈現出一種特殊的思維語境，即悖論式思維語境。錢氏將悖論式思維拓展為把握世界與人生的整體意義上的思維方式，并將其廣泛運用到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之中來。錢氏《管錐編》以“易之三名”開篇，抓住了中國語言“一字多意且可同時并用”的基本特征，并將“一字多義”的現象歸納為兩類：“一日并行分訓。二日背出或歧出分訓”。對于“背出或歧出分訓”，錢氏論述道：“古人所謂‘反訓’，兩義相違而亦相仇……使相反者互成，，[]2。這一“反訓”之法即是悖論式思維的一種表現，體現了錢氏對世界本質的辯證把握和辯證思維。針對這一“反訓”之法，錢氏在《管錐編》中還特闡述了其合理性及其在美學上的意義：“世間事理，每具雙邊兩柄，正反仇合；倘求意賅詞達，對仗攸宜。……又稱‘反對為優’，以其‘理殊趣合’，亦蘊斯旨。’，[。J1‘雙邊兩柄”、“正反仇合”即體現了悖論式思維，而“反對為優”則正是錢氏善于且樂于進行的悖論式思維的藝術審美標準，也是其進行文學創作的審美出發點。

　　就其小說和《寫在人生邊上》等大多數隨筆散文來說，錢氏文學創作正是一個包含著無數組經過藝術化處理的對立又統一的悖論的象征，悖論式思維方式的運用在這些文本中極為普遍，既有語義上的，也有作品意義、主題及文本形式上的。主要來說，呈現在悖論式語言的運用、文本的主旨建構以及人物創設等方面。

　　一、語言的悖論形態

　　語言是思維反映的存在形式，悖論式思維在文本語言上的運用是錢氏文學創作中頗為常見與普遍的思維形態。這一語言形態可稱之為悖論式語言。在學術研究中，錢氏慣常以悖論式思維對具有特殊高位的傳統文化現象進行解析，并呈列出與傳統理念“相違而亦相仇”的對立語意，致使其處于對立拆解或顛覆狀態。在文學創作中，錢氏同樣運用悖論式思維，從語言人手，利用語言的多義性、表達的隱喻性和意義的可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闡釋的多重可能性特質，運用“反訓”之法，解構用語言構建起來的傳統文本的權威以及神圣的理念。

　　可以說，頗具創造力的錢氏常在表述一些事物時，運用悖論式思維方式創制兩兩并存和同時起作用的相反物或對立物，從而在表述上產生了完整的概念、印象和創造，“以其‘理殊趣合’，亦蘊斯旨”。換言之，在對現象的審視中，錢氏常熱衷于對之作正反對立兩兩并舉的思維，常用“反過來說”這一逆向思維方式來對問題進行思考，得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思維結果，即展示其與原有寓意相悖反的新的見解，甚至解構和顛覆了原有的寓意這一思維與表達方式，錢氏早在其隨筆散文中便已發揮得淋漓盡致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寫在人生邊上)eP是其悖論式思維的結晶。因此這種兩兩相對的悖論式語言表達在《寫在人生邊上》一書中觸目皆是，舉不勝舉，諸如《魔鬼夜訪錢鐘書先生》文中：

　　“為別人做傳記也是自我表現的一種；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見，借別人為題目來發揮自己。反過來說，作le傳的人往往并無自己可傳，就傳述別人的軼事。所以，你要知道一個人的自己，你得看他為別人做的傳；你要知道別人，你倒看他為自己做的傳。自傳就是男傳。”

　　在此段話中，錢氏通過一番思維游戲，指出別傳其實存在自傳的因素，即借傳別人來傳自己，而自傳呢事實上卻是在傳述別人的事，因此說自傳就是別傳!錢氏通過對作傳這一現象作正反對立的思考，展示出其存在的悖論狀態，并得出了對立而全新的見解。

　　《讀伊索寓言》一文是最典型的運用悖論式思維進行思考和寫作的結晶。在對《伊索寓言》中的九則寓言進行解讀的過程中，錢氏作出了與前人相悖反的全新見解，而這個認知結果顛覆了前人對這九則寓言的認知。也正是在此基礎上，錢氏在對待小孩子閱讀寓言的看法上，最終作出了與盧梭相反的見解：

　　“盧梭認為寓言會把純樸的小孩教得復雜了，失去了天真，所以要不得。我認為寓言要不得，因為它把純樸的小孩教得愈簡單了，愈幼稚了，以為人事里是非的分別、善惡的果報，也象在禽獸中間一樣的公平清楚，長大了就處處碰壁上當。”

　　盧梭認為寓言要不得，是因為它會把小孩子教得狡猾可惡}錢氏也認為寓言要不得，但他卻對立地“反過來說”，認為寓言會把孩子教得幼稚甚至愚昧!這里值得一提的是，錢氏在對前人“淺薄的見解”加以糾正的同時，還順帶表達了他的看法：是非的分別、善惡的果報，也只有在禽獸中間才公平清楚。真是人不及禽獸!這一見解令人震撼。

　　悖論式語言形態也被錢氏稱為“翻案語”。他在《管錐編》中說：“世人皆以為其意相違相反，……翻案語中則違者諧而反者合矣”。[2]4“錢氏正是慣常運用“反”的辨析進行“翻案”之思來作“翻案”之語。比如“上帝”之與“魔鬼”，世人當以為其意相違相反，但錢氏卻在《上帝的夢》中對之進行具體而形象的“翻案”闡述，得出“上帝就是發善心時的魔鬼，魔鬼就是使壞心時的上帝”[43¨之駭世之論，致使“相違相反”的“上帝”與“魔鬼相諧相合”。也許是為了強調這一觀點，錢氏在其另一篇小說《靈感》中干脆借地獄“司長”之口將“神”直接表述為：“神者，鬼之靈者也”，r43∞從而在神與鬼之間徹底劃上了等號。再比如他對“革命”所作的精辟的“翻案”思辨：

　　“所以要‘革’人家的‘命’，就因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須繼續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革命在事實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論上的失敗!”[]"-1∞

　　在高妙的思辨與分析中，“革命”與“遵命”在翻案語中競呈現出了“違者諧而反者合”的諧合狀態，同時，“革命”所固有的要天下人“遵命”的思想本質被揭示出來。

　　錢氏文學創作中悖論形態的語言形式的普遍存在，體現出一種作家對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苦澀和無奈的荒誕感，這是錢氏運用悖論式思維對世界和人的存在形態所作的一種解構。當我們把錢氏寫于抗戰前一段時期及抗戰期間的隨筆散文和小說文本串接起來，按創作時間先后順序排列起來進行連續性解讀時，可以發現，其文本中悖論思想及悖論形態在不斷地強化，到了其出版的最后一個小說文本《圍城》，語言的悖論形態則達到極至，悖論思維與語言從頭到尾包圍著主人公方鴻漸，并且表現出一種毫不掩飾的夸張，以至于使方鴻漸將“圍城”這一人類的悖論形態的存在困境上升到人生萬事，最終使他在無法突圍與超越的困境下對人生徹底感到幻滅。

　　如在《圍城》的最后兩章，類似于下列悖論形態的語言層出不窮，其所揭示出來的人生的怪誕與荒謬等悖論存在令人觸目驚心!

　　“天下只有兩種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種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種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種人應該樂觀，因為他每吃一顆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種人應該悲觀，因為他每吃一顆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壞的。不過事實上適得其反，緣故是第二種人還有希望，第一種人只有回憶。從戀愛到白頭偕老，好比一串葡萄，總有最好的一顆，最好的只有一顆，留著做希望，多么好?”[6]。。

　　這是作者在小說中借主人公方鴻漸之口對回憶與希望所作的“翻案”思辯：在呈現兩種人生態度的悖論形態之后，作者最終提出了一種世人難以接受而又不得不承認其確有道理的人生方式，即擱置對美好理想的追求，留著它做“西洋人拉磨的驢頭前掛的那串胡蘿b’，[6]。∞，從而代替人生的希望，以引領人不斷前行，而不是在“結婚以后你總發現你娶的不是原來的人”之時，只剩下如同追求肉骨頭的狗一樣的反應——“狗為著追求水里的肉骨頭的影子，喪失了到嘴的肉骨頭!跟愛人如愿以償結了婚，恐怕那時候肉骨頭下肚，倒要對水悵惜這不可再見的影子了。，'[6]H。成功追獲或實現的美好理想竟成了一串壞葡萄，成了狗到嘴的肉骨頭，美好的理想被粗鄙庸俗的物質欲求所征代與消解。

　　再看：

　　“鴻漸發議論道：‘譬如咱們這次同船的許多人，沒有一個認識的。不知道他們的來頭，為什么不先不后也乘這條船，以為這次和他們聚在一起是出于偶然。假使咱們熟悉了他們的情形和目的，就知道他們乘這只船并非偶然，和咱們一樣有非乘不可的理由……我們彼此往來也如此。

　　這是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對偶然與必然所作的悖論式思考。作者強調：“我們彼此往來也如此。”即是說，人生中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邂逅都是一種偶然，但同時又是一種必然，因此人類的生存處境又何償不是一種悖論狀態呢?縱然他人即地獄，他人即“圍城”，人又如何能夠規避一切“圍城”的形成呢。正是在此基礎上，《圍城》中引用《神曲》中的話：“撇下一切希望罷，你們這些進來的人!

　　再看：

　　“現在想想結婚以前把戀愛看得那樣鄭重，真是幼稚。老實說，不管你跟誰結婚，結婚以后，你總發現你娶的不是原來的人，換了另一個。早知道這樣，結婚以前那種追求，戀愛等等，全可以省掉。相識相愛的時候，雙方本相全收斂起來，到結婚還沒有彼此認清，倒是老式婚姻干脆，索性結婚以前，誰也不認得誰。”

　　這仍還是借主人公方鴻漸之口對戀愛與結婚所作的悖論式思考。戀愛是一個相互了解與認知的過程，待相互認知對方可作為終生伴侶之時才決定結婚。可荒唐的卻是結婚后你才發現自己并不了解已戀愛一場的對方，而真正的認知也許必得從結婚后才開始，既然如此，戀愛過程也就并不必要了。作者解析出了戀愛與結婚所存在的悖論狀態，在這種怪誕與荒唐的悖論現實面前戀愛的神圣光環被抹去，因此圍城》中展示了一些無愛的愛情逐求故事，這種展示消解了戀愛的崇高與神圣。

　　在錢氏文學作品中，類似于上述悖論形態的語言經常是在同一語境中大量出現，或者相互結合、交叉、重疊，從而組成更大型的悖論，表現出更活躍的活動能力、變化能力、滲透能力與解構能力，它們共同創造了錢氏文學語言的獨特風格和韻味，并處處閃耀著解構的鋒芒與智慧的光芒。

　　二、主旨的悖論狀態與人物的悖論存在

　　由于作家的心靈在存在世界的荒誕與虛無感的包圍下，語言層面上的悖論不斷強化至深層，悖論式語言形態的運用也達到了極至，悖論思想及悖論類型和方式在不斷地強化和變化，這一切因此使得錢氏在隨筆散文的創作發展到一定階段時，進而采用小說形式，使其悖論式思維的運用上升至文本主旨建構與人物創設等諸多方面。

　　從其文本主旨來說，通過悖論式思維將舊有思想理念置于一種悖論式的處境里，使其呈現出某種悖論狀態，致使其被消、被顛覆、被戲謔。“圍城”這一概念本身便是悖論式思維的絕妙體現：籠里的鳥想飛出去，籠外的鳥則想住進來；城外的人欲沖進來，圍在城里的人則欲逃出去。因此包括婚姻在內的人生萬事都不能給予人永恒的自由與滿足。錢氏通過這一對婚姻的悖論狀態的思考，不僅顛覆了“自由、美滿、幸福”的婚戀神話，同時揭示了人生普遍的困境與尷尬。不僅于此，《圍城》中“那只祖傳的老鐘”——每小時走慢七分鐘的“時間落伍的計時機”，正是悖論式思維的產物，這一怪誕且悖反的意象，其象征意義超越了一切，可以說，它是文本承載整個主旨建構的平臺。《上帝的夢》，作者根據“進化的定律是后來者居上”的邏輯，得出“至高無上的上帝該是進化最后的產物”的結論，“所以當天演的力量，經過數不清的年頭，創化出一位上帝時，人類已在這世界絕跡了’，【I]。。既然上帝是“進化最后的產物”，上帝所存在的世界就不應是一種末世圖景，然而小說一開始所描繪的世界卻是人類已絕跡的末世景象，因此這本身就是一種悖論!而在后文中，錢氏通過對末世相與創世相的悖論狀態的描述，展現了他對令人崇敬的東、西方關于上帝創世和造人的偉大神圣的傳說的嘲謔。有趣的一點是，錢氏《上帝的夢》相對于魯迅的《補天》來說，可謂一種悖論式呈列的反諷書寫。在《補天》中，創造人類并拯救天下蒼生的偉大的救世主女媧被自己所創造的子民們所褻瀆；而在《上帝的夢》中，創世的上帝的造人運動并非出于救世而是出于虛榮心、權勢欲與我感，上帝的言行褻瀆了他自己。可以說，在《上帝的夢》與《補天》二文本間，存在著某種反諷。

　　《紀念》中女主人公曼倩的丈夫才叔不知妻子所懷的孩子乃自己表弟天健偷留下的種，在天健架機戰死后，才叔聲明要將未出世的孩子取名為“天健”以作“紀念”。才叔所要紀念的，恰是曼倩急于要忘卻的，這是一種悖反的情懷!不僅于此，天健在強迫了曼倩的身體后因頓感尷尬無趣急于淡化和忘卻與表嫂的偷情事，然而即便是他的意外死亡卻也不能抹除殘留在陽世的一切難堪；而活著的曼倩本以為天健的死終于將兩人之間的偷情丑事徹底一筆勾銷，但出乎二人意料的卻是一個遺腹子硬生生地作了他們永久的“紀念”。當“紀念”是以一個一天天大起來的胚胎且終將面世來呈現時，“忘卻”也就永難實現了。作者似乎是要告訴世人，這種悖反的生活和命運是人們永遠難以規避的。

　　在錢氏小說中，這種獨特的思維方式也被引申并運用到與主旨建構緊相關聯的人物創設上來了，錢氏在其文本中進行了創設悖論式人物的解構書寫。在作品主旨的建構中，錢氏依循其“背出分訓”、“雙邊兩柄，正反仇合”、“對仗攸宜”等理念，在《圍城》中創設了這樣的兩個人物——他們以相互對立的生存狀態完整而又相諧相合地展現了“無毛兩足動物”在“圍城”世界中的兩種基本人生形態，此二人即是方鴻漸和趙辛楣!“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圍城》中，同屬于“無毛兩足動物”、同處于“圍城”中的方鴻漸和趙辛楣二人，面對“圍城”卻表現為一正一反的“反對”角色：方鴻漸呈現的是深陷“圍城”困境不能振作自拔的一種生存處境，而趙辛楣呈現的則是在“圍城”世界中更能積極振作地對待“圍城人生”的另一種生存之道。這是“圍城”中截然不同相互對立的兩種人生形態，前者是作者對現實“圍城”人生困境的描述，而后者則可能是作者為“圍城”困境中的人們指出的一條理想的超越困境的生存之路。也就是說，小說本包蘊了一“柄”——被作者否定和批判的方鴻漸的“圍城人生”，作者又設置了與之相違的另一“柄”——受作者喜歡與贊賞的趙辛楣的“圍城人生”，來作對照，因成“兩柄”。“兩柄”所蘊之兩義雖相違而亦相仇，但在錢氏思維的統籌中卻使二者相反相成。正可謂理殊趣合，蘊旨于斯。作者創制這兩兩并存和同時起作用的對立人物，在解構的同時也進行了新理念的建構。

　　此外，錢氏針對“五·四”以來眾多作家創造知識精英式的“海歸”留學生的形象及理念，對立創設了同樣是“海歸”留學生但卻“一無用處”的方鴻漸這一反知識精英神話的人物!這是個“既沒有愿望、更沒有行動實踐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國的事業”的“無用之人’，[引。這也是錢氏“背出分訓”的思維形態在人物創設上的又一呈現。

　　值得一提的是，《紀念》里的才叔與天健，同樣是一對相當典型的“正反仇合”卻“對仗攸宜”的“反對”角色，當然，作者在這兩個角色問寓含了更多的反諷。這樣的兩個男人，才叔是曼倩的丈夫，天健是曼倩的情人。才叔是個什么樣的人呢?

　　“多年的教育并未完全消磨掉才叔的鄉氣，也沒有消磨掉他的孩子氣”，“天真的鹵莽、樸野的斯文，還有實心眼兒”，不會狂熱的愛，只會平順滑溜地漸進親密；作為一個機關小職員的他“不是一個會鉆營差使、發意外財的能干丈夫。只會安著本分，去磨辦公室里比花崗石更耐久的臺角”，“前途渺茫”．“不知世事”；【4]g。對自家園子那垛“粗樸的泥屏”土圍墻，不但接受，并且擁護、夸傲、頌贊，，[‘]們，然而這垛倍受他夸贊的土圍墻卻并不能保護他的婚姻家庭和妻子的貞節免遭“空襲”，并不能阻擋妻子的“紅杏出墻”。而天健，“身材高壯”，“五官精細”，“談吐安詳”，“善于交際”，“西裝穿得內行到家，沒有土氣，更沒有油氣’，[‘]，這是一個頗得女人喜歡的花花公子。作為戰斗機飛行員的天健本是驅逐來襲的敵機以保護國民免遭敵機突襲，但對于才叔的土墻環守的婚姻家庭來說，天健卻“好像空襲的敵機，毫無阻礙地進來了”，他主動出擊，巧耍伎倆，最終引誘得曼倩“紅杏出墻”，并獲得了曼倩的感情，強迫了她的身體，甚至留下了一個遺腹子。但天健及其戰機終被擊落，“獲得慘酷的平靜”，“一番熱鬧之后，天健的姓名也趕上他的尸體，冷下去了。'，[4]l。。但是，他卻以其遺腹子可能被命名為“天健”而或將獲得永恒的紀念。然而“無知的人最幸福”，“才叔懶洋洋地看著他夫人還未失去苗條輪廓的后影，眼睛里含著無限的溫柔和關切。”[{]l亂無知的才叔的“幸福”，以及擬將妻子所懷的天健的孩子命名為“天健”以作為對這個“第三者”的紀念，令我們在為之悲哀的同時更倍感人生的荒唐與怪誕。而天健呢?千方百計地“在整個占領了曼倩的身心”后，事與愿違，他的生活方式及追求所帶來的結果不過是“達到目的以后的空虛……這成功還是進一步的失敗”[43n!因此，天健與才叔這一對人物的相互對立與對應，構成了一種完整的相互拆解與否棄。這是一對典型的悖論存在。

　　錢氏運用悖論式思維進行解構書寫，在通過文本向讀者展示事物所存在的悖論狀態的同時，真理也呈現在其中了，“因為智慧的運用就在于從矛盾中發現為人們忽視或所誤會或所掩蓋的內在統一”[8。。錢氏的寫作是對人生真相的深層探索，揭示悖論也正是錢氏對真理的不懈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