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曹操聚集一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賢名之士”，并充分發揮了他們的才干。獨到的人才觀念和思想不但貫穿在曹操一生的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的實踐中，同時也非常明確地體現在他的許多文學著作中：成就大事要“以人為本”，選拔人才要“不拘一格”。使用人才要“獎罰分明”。

　　關鍵詞：曹操,文學創作,人才觀念

　　曹操生于公元一五五年，卒于公元二二。年，字孟德，小名阿螨，沛國譙縣(今安徽省亳縣)人。出身于宦官之家，早年歷任洛陽北部尉、頓丘令、議郎、騎都尉和濟南相。至漢獻帝時官至丞相，封魏王。公元一九六年(建安元年)，曹操在掌握控制了東漢政權以后，以漢獻帝的名義，組織發動了一系列的戰爭，先后消滅了呂布、袁紹、袁術、馬超、韓遂等封建割據勢力，統一了黃河中下游地區，安定了民心，恢復和發展了中原地區的社會生產，為全國走向統一創造了條件。曹操死后，其子曹丕襲為魏王，不久代漢稱帝，國號魏，為魏文帝，追尊曹操為魏武帝。

　　魯迅評價“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他能夠在統一中國的戰爭中，取得了較大范圍的勝利，這完全得力于他具有正確的人才觀，他取得的一系列勝利，實際上就是他使用人才的勝利。在統一戰爭中是他團結、聚集、調動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賢名之士”，并充分發揮了他們的才干。這些人才觀念和思想不但貫穿在曹操一生的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的實踐中，同時也非常明確地體現在他的許多文學著作中，只要通過閱讀曹操的文學著作，我們便可明晰地認識到曹操的人才觀。曹操不但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且也是杰出的文學家，一生著作頗豐，著有《孫子略解》、《兵書接要》、《讓縣自明本志令》、《觀滄�！返榷际悄捴巳丝诘那Ч琶�著。在這些文學作品中，一方面闡述表達了曹操的軍事觀念及行陣作戰方略，抒發自己源源不斷割據，統一國家的政治抱負，而且十分強烈具體地表明和體現了他的人才觀，根據分析，大概可以分為三類：

　　一、成就大事要“以人為本”

　　曹操從初平三年(公元一九二年)占據兗洲，分化、誘降青州部份黃巾軍，成立“青州兵”起。直至他去世(公元二二。年)，在長達近三十年的統一戰爭中，他始終執行貫穿了一條“以人為本”的用人路線，清醒地意識到人才在統一戰爭中的決定性作用。他在《封功臣令》中寫道：“吾起義兵，誅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在《論爭天下答袁紹》中說：“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這就是說：天下有才能的人，只要以正確的方法使用他們，沒有什么做不到的事。在《(孫子>序》中借用《易》之所說：“師貞丈人吉”。其意是，軍隊要搞好，就一定要有威信的人來統率。他在《求賢令》中，開篇便指出了人才的作用，“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對人才的作用曹操不僅有個極為清醒的認識，同時他也把自己個人的才干和作用也能夠進行客觀的評價，他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直言不諱地說：“設使國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并強調“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曹操非常清醒地看到，在當時時勢紛亂的狀態下，他自己個人的力量和影響，對于個人家庭及國家存亡的實際意義。史實也如此，大軍閥袁術就是因為懼怕曹操而遲遲不敢稱帝。在這里曹操既強調了世間人才在政治生活和軍事斗爭中的巨大作用，同時也非常準確客觀地把自己放在“人才”的位置來闡明個人的存在價值。這些觀點，只有曹操能夠做到，可謂是千古第一人。而這一切都充分說明了曹操在進行統一國家的斗爭中，體現了“以人為本”的人才觀點。

　　二、選拔人才要“不拘一格”

　　曹操雖是操縱皇權的大官僚，但他卻是一個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典范。他對人才的重視和提拔是一般人無法比擬的，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他大膽地沖破了歷代用人標準，敢作敢為，他“拔于禁、樂進于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余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于禁、樂進、張遼、徐晃等，他們有的曾經是一般的普通士兵，有的是曹操敵對軍事集團中的將領，可曹操就能敢于提拔，大膽使用，他們一個人都在曹操的統一戰爭中成為沖鋒陷陣、建功立業、鎮守一方的三國名將。這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的思想在他的文學著作中體現得尤為充分。他在《求賢令》中說：“及其得賢者也，曾不出間巷，豈幸相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也!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無知者教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唯才是舉，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在《取士母廢偏短令》(即《求賢第二令》)中進一步強調：“夫有行之上，未必能進取，進取之上，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而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他在這里明確地表示，對于象陳平、蘇秦那樣有真才實學的人，即使沒有那些虛偽的封建道德標準，也應選用，不可遺漏。他還在《舉勿拘品行令》中索性直言道出：“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曹操列舉了商湯大臣伊原為一個陪嫁的奴隸，春秋時幫助齊桓公進行政治改革，使齊國迅速強盛起來的管仲，原來是曾經射殺過齊桓公的敵人，漢初名相蕭何，曹參初為縣吏，韓信是胯下之夫，陳平負有盜嫂受金之辱，吳起是個母死不歸、殺妻滅子的歹徒，然而他們具有“治國用兵”的雄才，能夠成就大業，所以曹操在《舉賢勿拘品行令》(即《求賢第三令》)中感嘆地說：“今天下得無有蠆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正是曹操能夠明確地提出不講門第出、不問恩怨宿敵、不管聲名好壞，只要是人才，就要大膽地提拔使用，所以在他的周圍才陸續聚集了像文士茍或、郭嘉、賈翊、茍攸、許攸、陳琳等，武將如典韋、張遼、徐晃、于禁、樂進、程昱、曹洪、夏侯兄弟等一大批愿為統一戰爭效力的能人志士，這些人以曹操為核心，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政治核心和軍事集團，為中國北方大統一的最后勝利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礎。

　　三、使用人才要“獎罰分明”

　　王沉在(《魏書》評曹操)中評價曹操的用人之術是“勛勞必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曹操正是堅持這個用人原則，所以才能充分而廣泛地調動了有利于統一集權的積極因素，消除了不利于統一集權的消極因素。建安八年，他發布的《論吏士行能令》中就強調：“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性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日：‘使賢者食于能則上尊，斗士食于功則卒輕于死，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他在《(孫子)注》中更是明白地告誡大家：“明賞罰，雖用眾，若使一人也。”這種“獎罰分明”的用人原則不但貫穿在曹操一生的政治生活和軍事斗爭的實踐中，而且也體現在他大量的文學著作之中。如建安十二年《請增封茍或表》中，他向漢南帝列舉了茍或在與袁紹大軍官渡決戰前后的功勞，并檢討自己在強大敵人面前“時眾寡糧單，欲圖還許”的退縮思想，多虧茍或的“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略。起發臣心，革易愚慮。”才使得自己“堅營固守，徼其軍實，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曹操認為，茍或雖不是沖鋒陷陣的武將，但他能夠深謀遠慮，提出積極的建議，達到“以亡為存，以禍為福”的效果，這樣的功勛真正是“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所以曹操要求漢獻帝學習高祖劉邦的做法，要“貴指蹤之功，薄搏獲之賞。”對荀或應該以“原其績效，足享高爵”，“乞重平議，增疇戶邑。”曹操類似這類為功臣詛取封賞的事例很多，如建安十二年他上書漢獻帝的《表論田疇功》中對田疇在征討烏丸斗爭中杰出貢獻的陳述；建安六年在《加棗祗子處中封爵并祀祗令》中對棗祗在推行屯田制，恢復發展農業生產，為統一戰爭提供物質支援作用的肯定。雖然棗祗“不幸早歿”，就是“追贈以郡”，也是“猶未副之”，就是說棗祗雖死，現在追封他為陳留太守，也不能和他的功績相稱。所以曹操感嘆地說：“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現在的辦法只有采取“祗子處中，宜加封爵”這樣才能達到“以禮祗為不朽之事。”又如建安十三年為謀士郭嘉請求追贈封邑的《請追贈郭嘉封邑表》，同時為追哀悼念郭嘉功績寫給荀或的兩封信，即《與茍或書追傷郭嘉》，再次表彰了郭嘉為完成統一大業而舍生忘死的精神。

　　曹操的人才觀，在他的文學遺著中都有充分的體現，并在政治斗爭、軍事斗爭中堅決貫徹執行。正是曹操這樣的人才觀，所以才能夠迅速地在他身邊集聚了一大批有識之士，他們嘔心瀝血、深謀善斷，使曹氏的政治地位、軍事力量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形成了一個實力雄厚的政治核心和強大的軍事集團，終于戰勝和消滅了長期雄據在各地的大小封建割據勢力，統一了中國北方，為魏、蜀、吳三國鼎立的格局打下了基礎，也使曹操成為一代千古傳頌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