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時期，中國第一次從理論高度系統介紹和創作兒童文學。本文擬對當時重要的兒童文學作家葉圣陶、冰心和豐子愷的作品進行分析，探尋他們雖有創作上的不同敘述模式，但由于所處時代話語場相似，因而在他們的作品中又表現出相似的創作質素，如啟蒙意識、童年情結，甚至相似的缺憾——求善而失真。

　　關鍵詞：葉圣陶,冰心,豐子愷,兒童文學,啟蒙話語

　　“五四”不僅僅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政治事件，也許它更重要的意義是宣告了中國文化上的先聲變革和中國傳統思想觀念的轉變。它以“人”的發現為其基本特征，烙上了中國即將進入現代的標志。朱自清曾如此概括：“五四運動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現。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的，現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伴隨著“人”的意識的覺醒而來的，是婦女問題和兒童問題的發現，而此前，婦女和兒童是不被當作真正意義上的人來看待的，兒童文學應運而生(此指理論上和創作上的自覺)。此時的作家大多從事過兒童文學創作。在此我選取了三位曾從事過兒童文學創作的作家——葉圣陶、冰心和豐子愷——的兒童文學文本作為研究對象，對他們此期創作所表現出來的共同質素進行探討。

　　一、時代共名：成人傾向的啟蒙意識

　　新文化運動往往被視為中國的啟蒙運動期。康德曾言：“啟蒙運動的重點，亦即人類擺脫他們所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狀態。啟蒙意味著引導人們從遮蔽走向揭示，從愚昧走向智慧。為從三綱五常中沖破，知識分子在此期表現出了共同的時代征候：啟蒙意識。即使是兒童文學也不例外，筆者通過葉圣陶、冰心和豐子愷的的作品比較，發現了蘊藏在作品中的啟蒙意識：愛和美的主題、兒童本位主題。

　　但深入去看，我們會發現兒童文學作品中的啟蒙有很多卻是針對成人的啟蒙，這看似奇怪的現象卻恰恰折射出傳統從來對兒童在教育方面的忽視，于是啟蒙便先從解放孩子的父母開始，在創作中對教育孩子的父母進行啟蒙，這樣就出現了在兒童文學作品中透露出的成人傾向的啟蒙。

　　如果細心閱讀我們會發現，葉圣陶《稻草人》中的《小白船》、《傻子》等許多作品中，由孩子的語言和行為所表現的愛、美、純潔和善良這些語詞，更多的暗示應該是針對成人的啟蒙教育，因為兒童很少有諸如此類的抽象概念。周作人曾說道：“自然的童話妙在不必有什么意思，文學的童話則大抵意思多于趣味。”周作人的觀點大致不錯，借用周作人的觀點，葉圣陶創作的童話更大程度上是屬于文學的童話。以平等姿態和兒童進行交流的冰心在作品中也仍然體現出相似的成人啟蒙。她的《寄小讀者》以通訊的、書信體的形式和小朋友推心置腹地交流，她誠摯袒露的態度，何嘗不是對成人的一種精神吁求呢?她曾就《寄小讀者》談論她的創作得失：“我原來是想小孩子口氣，說天真話的，不想越寫越不像!這是個不能避免的失敗。關于豐子愷，北京師范大學兒童文學博士生導師王泉根先生曾這樣論及：“豐子愷秉持一顆赤誠的童心，對兒童世界傾注了極大的興趣與關注，這種意識可以說是自覺與非自覺相結合的……如果不是真正地理解了孩子的所思所想，是絕不會如此真實地表現出他們的‘真率、自然與熱情的’。”王先生是從敘述視角來論述豐子愷純粹的特色的，但《豐子愷童話》中濃濃的哲理、佛理從切實的意義上說不是對兒童的啟蒙，更多的則是表現出由“五四”落潮引起的對民眾啟蒙話語的心理挫敗感，轉向對兒童的歌頌和對兒童純潔心靈的仰視，言外之意，成人有何資格對孩子進行說教?這種仰視的姿態其實包含著對啟蒙的解說，暗含對成人完善心靈的啟蒙期待。

　　兒童文學作品中所表現出的成人傾向的啟蒙，不僅僅在三位作家作品中才有所體現，他們給我們提供了一種信息，一種時代的文化風尚，這是一種時代的“共名”。“當時代含有重大而統一的主題時，知識分子思考問題和探索問題的材料都來自時代的主題，個人的獨立性被掩蓋在時代主題下。我們不妨把這樣的狀態稱作共名，在這樣狀態下的文化工作和文學創作都成了共名的派生”。畢竟，敘事是一種參與文化進程的文化現象。

　　二、童年情結：最高境界的人文理想

　　考察這三位作家生平，我們發現有一個有趣的共性：葉圣陶、冰心和豐子愷童年時期都享受過家庭的特別關愛。葉圣陶在父母親的悉心照顧下得以受到良好的教育，冰心有開明和睦的家庭，豐子愷因是家中唯一男孩兒更是受到特別待遇。美好的童年留給他們的不僅僅是回憶，更是應付艱難的精神守望和靈魂寄托。當他們踏進社會，發現周圍世事和家庭所給予的愛不同的時候，他們就把心靈投向童年的回憶，以消釋現實的苦悶和落寞，所以才有了“努力想把自己沉浸在孩提夢境里”。

　　對童年的歌頌、贊美是人類的歷史情結，無論中西，追求兒童期的心理是人類追求至善、精神自由的最高境界。在西方基督教里，孩子被認為是天國里最大的，故而西方浪漫主義詩歌中把贊美兒童作為詩歌的一個重要母題；在中國，老子很早就論及“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認為真正的道德完善境界就是回歸到嬰兒狀態，返璞才能歸真，還童方能至德。及至李贄的“童心說”更是認為讀書教育的終極目標就在于保護童心。當然兒童和成人的童心有不同的形式和狀態，“一個是出發，一個是返回”，成人的童心是沖破世俗后的自然和瀟灑。于是在作家筆下童年便成為人文理想的最美境界，守望童年一方凈土成為作家孜孜以求的動力。

　　三、文本“他者”：還原作品的真正含義

　　葉圣陶曾說：“當時仿佛覺得對于不滿意不順眼的現象總得‘諷’它一下。諷了這一面，我所期望的是在那一面，就可以不言而喻。所以我的期望常常包含在沒有說出來的部分里。”冰心的著名散文《問答詞》最能說明她創作兒童文學的心理：“世俗元可說，因此我便逞玄想，撇下人生，來頌美自然，謳歌孩子。一般是自欺，自慰，世界上哪里是快樂光明?”豐子愷說得更坦率：“我向來憧憬于兒童生活，尤其是那時，我初嘗世味，看見了當時社會里的虛偽驕矜之狀，覺得成人大都已失本心，只有兒童天真爛漫，人格完整，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變成了兒童崇拜者，在隨筆中、漫畫中，處處贊揚兒童。現在回憶當時的意識，這正是從反面詛咒成人社會的惡劣。”婦他們三人的話語給我們提供了一種信息：文本含義隱藏在文字之后。

　　著名語言學家索緒爾在論述語言差異的時候，認為詞語的含義是通過其對立面來確定的。也就是說，語言符號有一個重要的“他者”，任何一個具體的符號都能由其反面而獲得定義，語言背后的潛層差異才是它的真正“能指”。“語言中沒有‘確定的詞語’，也就是說，一個符號并不是靠指向現實世界中的某一實體而產生意義，而是靠指向語言體系中有別于其自身的其他詞而產生意義；一個符號的意義就是這樣從反面被定義，構成有別于其自身的其他符號的差異”。語言學上的這一突破性理論對我們研究文學作品有很大的延展功能，當我們考察這幾位作家的兒童文學作品時就會發現作品的兩層含義：一層是淺顯外在的，適合兒童閱讀理解的；另一層是深刻潛在的，是展示作家真實創作的心理動機的，而這層含義卻只能通過成人的啟蒙這層媒介來溝通外在和內在的意義，而后面這一層面才是作家真正元法言明的內涵。

　　四、妄評一二：因求善而失真

　　他們三人的兒童文學作品可以說代表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兒童文學整體創作傾向。通觀他們的作品，我們可以發現有一種共同的缺憾：因為過分強烈地表達自己的觀念，重視對兒童的“美”和“善”的教育，他們在作品中大都側重表現兒童的美好純潔的一面，而很少去揭示兒童心靈中摻雜的雜質或者兒童復雜細微的情緒感受。于是我們就發現了因為追求“美”和“善”，而在根本上卻失去了“真”。“只有‘以美啟真’，‘以美儲善’的情感的陶冶塑造，才有真正的心靈成長，才是真實的人性出路”。馬克思早就論述過：人的本質在于人的社會性。只有在和社會發生關聯的過程中，才能更好地了解人，達到自省或省他的目的，人間不僅僅是鮮花和微笑，也有毒草和淚水。作家只有直面現實勇敢面對，才能塑造身心健全的兒童。中國既需要理性的啟蒙，更需要對理性和啟蒙的超越——對人的有限性和悲劇性有深刻的體認。

　　20世紀80年代后開始，我們欣喜地發現更多的新銳兒童作家在作品中展示的兒童形象甚至反映的情感都逐漸立體化，兒童自有他們的喜怒哀樂、感恩與報復、虛榮與攀比、現實與幻想，這是真實的兒童，足以引起我們思考的兒童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