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王雱、呂惠卿、陳景元等多以易學陰陽象數理論來解讀莊子逍遙義，將《逍遙游》中的“九萬里”、“六月息”等解釋為極陰、極陽之數，認為鯤化為鵬以及大鵬南徙都是由于陰陽互化的作用。這一觀念在宋代以后，因元明兩季莊子學的低迷而長期未能取得突破。明末清初，在易學方面多有造詣的明遺民方以智繼承了宋人以易解莊的傳統，并結合家傳師學，對莊子逍遙義進行了更為深入的闡釋與辨析。

　　摘要：明末方以智繼承宋代王雱等以易解莊傳統，并進一步發揚其師覺浪道盛以儒解莊的思路，貫通《莊》《易》，以“公因反因”說為理論基礎，以“乾”卦為參準，以“象數取證”的方法釋讀莊子逍遙義。方以智將“有待”視作反因，將“無待”視作公因，從“一在二中，用二即一”的角度對兩者加以融通，從而有效突破了前人釋讀莊子逍遙義時局限在“有待”、“無待”問題上的對立爭執。

　　關鍵詞：文學論文發表,方以智,逍遙義,以易解莊,象數取證,用二即一

　　方以智出生于易學世家，據枹山行者為方以智《藥地炮莊》所作《炮莊發凡》記載：“皖桐方野同廷尉公，與吳觀我宮諭公，激揚二十年，而潛夫中丞公，會之于《易》，晚徑作《時論》焉。虛舟子曰：‘貞一用二，范圍畢矣。至誠神明，無我備物，中和之極。’惟此心傳，欲忿弊之，生于憂患，困通損益，習坎繼明，以公因反因為深幾，以秩序變化、寂歷同時為統御，午會大集，誠然哉！浮山大人，具一切智，淵源三世，合其外祖，因緣甚奇，一生寔究，好學不厭，歷盡坎坷，息喘杖門，向上穿翻，一點睛而潛飛隨乘矣。寓不得已，天豈辭勞！”枹山行者，即大別，原師從覺浪道盛，道盛圓寂后又隨方以智，并參與了《藥地炮莊》的編校工作，因而十分熟悉方以智的哲學思想及其淵源。方以智曾祖方學漸的《易蠡》、祖父方大鎮的《易意》、父方孔炤的《周易時論》，以及祖父之弟方鯤的《易蕩》等，皆為桐城方氏家傳易學著作；外祖吳應賓，號觀我，原為《莊子內篇注》、《觀老莊影響論》著者憨山大師釋德清的弟子，其《學易齋集》也對方以智易學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方以智少年時代學《河》、《洛》于王虛舟先生，王虛舟即王宣，著有《風姬易溯》、《孔易衍》等，屬易學象數派。方以智生長于易學氣氛如此濃厚的學術環境中，因而其所著《藥地炮莊》、《東西均》、《易余》、《物理小識》、《通雅》、《古今性說合編》等，都透露出對易學尤其是象數易學的偏睞。

　　入清后，方以智投奔南明弘光朝，后因與阮大鋮等不合，數番進退，遂隱居不仕，繼而投身佛門，奉曹洞宗覺浪道盛為師。據《炮莊發凡》記載：“（覺浪道盛）在天界時，又取《莊子》全評之，以付竹關。”竹關，即方以智。文德翼《補堂炮莊序》也說：“浪杖人燈熱，一書十方，始知是火，師即傳以為炮，歧黃不在父子間乎？”可見方以智的《藥地炮莊》實與覺浪道盛大有淵源。

　　覺浪道盛有感明王朝末世亂離，而發托孤之論，認為：“古人以死節易，立孤難。立孤者必先亡身避仇，使彼無隙以肆其害，則必轉徙藏之，深遠莽渺，托其可倚之家，易其名，變其狀，以扶植之成人，然后乃可復其宗而昌大其后。讀《莊子》乃深知為儒宗別傳。”[1]不難看出，覺浪道盛明說春秋時期程嬰趙孤遺事，實則關切時局，寄寓深遠，且視莊子為儒宗別傳、堯孔真孤，甚至謂“儒之有《南華》，即佛之有禪宗也”（《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合刻四當參序》）。又據枹山行者《炮莊發凡》所說：“就世目而言，儒非老莊，而莊又與老別，禪以莊宗虛無自然為外道，若然，莊在三教外乎？藏身別路，化歸中和，誰信及此？杖人故發托孤之論，以寓彌縫。闡其妙葉，嘗曰：道若不同，則不相為謀矣。是望人以道大同于天下，必不使異端之終為異端也。”覺浪道盛匯通《易》《莊》，彌合三教，發此托孤之論；方以智親歷明清鼎革之變，痛念師志，亦感“天地傷心久托孤，彌縫自肯下紅爐。支離藏卻人間世，破碎人間有世無”[2]。方以智極力推崇覺浪道盛的托孤論，并將之“傳以為炮”，如《人間世》炮語引杖人語：“此篇獨以孔顏之敲唱為首，見非圣人不易處此人間，即有藐姑射之神人亦用不著，曾知藐姑射即在曲肱簞瓢里么？”直將《逍遙游》中藐姑射神人超凡脫俗的境界闡釋為儒家曲肱而枕、簞食瓢飲的孔顏樂處，正是為了弘揚其托孤之說。

　　覺浪道盛曾感慨：“夫論《大易》之精微，天人之妙密，性命之中和，位育之自然，孰更有過于莊生者乎？”（《莊子提正·正莊為堯孔真孤》）方以智受其影響，亦將“文王翻轉伏羲之環而錯之，孔子顛決文王之環而雜之，老子塞無首之環而黑之，莊子恣六氣之環而芒之”數者相提并論，以為“莊子者，殆《易》之風而《中庸》之魂乎？”（《藥地炮莊·向子期與郭子玄書》）如果說，覺浪道盛的《莊子提正》尚且還以托孤說為主干，是一種泛儒學化的莊學解讀，那么，方以智則進一步將對《莊子》的闡釋推向了“象數取證”[3]的易學化道路。在方以智看來，“空廓隱頤，無非象數森羅”（《天下》炮語），自然，《莊子》也可以用無所不包的易學象數理論進行推衍，因為“《莊子》者，可參而不可詁者也。以詁行，則漆園之天蔽矣。……世之以莊子解莊子者，非知莊子者也”（《向子期與郭子玄書》）。方以智否定了前人以《莊》解《莊》的路數，轉而推出“《易》《莊》原通”（《東西均·神跡》）的說法。他指出，“《莊》是《易》之變”（《大宗師》炮語），《莊子》“直告不信，故寓之別身焉”（《炮莊小引》），《易》則“為三才萬理，作大譬喻”（《天下》炮語），且“善寓莫如《易》，而《莊》更寓言之以化執”（《藥地炮莊·內篇》）。他的《藥地炮莊》便是以“象數取證”的方法為推進，對《莊子》重新進行的易學化闡釋。覺浪道盛托孤以寄亡國之痛，方以智則竭盡苦心，想要除去長久以來附加給《莊子》的荒唐謬悠之名，將這被“以莊解莊”的舊方法“誤讀”千載的浪蕩兒重新領回他心目中的易學正途。這種“以易解莊”的思路在整部《藥地炮莊》中一以貫之，尤以對《逍遙游》的闡釋為甚。覺浪道盛在分析《莊子》內篇結構時指出，“內七篇始《逍遙》終《應帝王》”絕非是一種隨意的前后堆放，而是莊子刻意的有序安排，“蓋妙于移神化自然之旨，而歸于堯舜孔顏者也。……予知其必主于堯孔為內圣外王之宗也”（《莊子提正·提內七篇》）。相較覺浪道盛主觀專斷的儒學化闡釋，方以智則以“象數取證”的方法，對內七篇的結構進行了更為詳盡的易學化闡釋。

　　方以智指出，“內篇凡七，而統于《游》”，“《齊》、《主》、《世》如內三爻，《符》、《宗》、《應》如外三爻”（《藥地炮莊·內篇》），意謂除《逍遙游》外的內篇后六篇即如“乾”卦之內三爻、外三爻，此六篇“各具三諦”，《逍遙游》則是“以一游六者也”，如“見群龍無首”的“用九”。方以智所謂“三諦”，原為天臺宗教義之一，即以中諦融通空諦（真諦）與假諦（俗諦），以達到“三諦圓融”的境界。方以智認為：“俗諦立一切法之二，即真諦泯一切法之一，即中諦統一切法之一即二、二即一也。”（《東西均·全偏》）此處，他將《莊子》內篇后六篇比同“乾”卦內三爻、外三爻，謂其“各具三諦”，實則“三即一，一即三，非一非三，恒三恒一”（《東西均·三徵》），亦即“一者，無有無不有也，即隨即泯而即統矣”（《東西均·三徵》）。所謂隨、泯、統三法，正是化自天臺宗“三諦”，詳細論之，則須先理清方氏父子的“公因反因”說。

　　據方以智《齊物論》炮語：“老父在鹿湖環中堂十年，《周易時論》凡三成矣。甲午之冬，寄示竹關，窮子展而讀之，公因反因，真發千古所未發。”所謂“公因”，即一切事物生息運止的永恒本體，好比佛教中的“空諦（真諦）”，泯一切法，然而又包含一切法。所謂反因，是指天地萬物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矛盾關系，好比佛教中的“假諦（俗諦）”。方以智以圓“∴”表示公因反因的關系，公因即“∴”上方的一點，“為無對待、不落四句之太極”（《東西均·三徵》）。太極在方以智哲學思想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他看來，“太極者，先天地萬物，后天地萬物，終之始之，而實泯天地萬物，不分先后、終始者也；生兩而四、八，蓋一時具足者也”（《東西均·三徵》）。其中“兩”指兩儀，亦即“∴”下方表示“反因”的兩點，“為相對待、交輪太極之兩儀”（《東西均·三徵》）。所謂“相對待”，即“千萬盡于奇偶，而對待圓于流行。夫對待者，即相反者也”（《東西均·反因》）。反因表現的是萬物相反相成的矛盾關系，如方以智所說：“虛實也，動靜也，陰陽也，形氣也，道器也，晝夜也，幽明也，生死也，盡天地古今皆二也。”（《東西均·三徵》）除了相反與對立，萬物間更有相因相成的關系，因為“兩間無不交，則無不二而一者”（《東西均·三徵》）。方以智指出：“所謂相反相因者，相救相勝而相成也。”（《東西均·反因》）自然，公因也并非是超然獨存的。上下三點之間的關系，按方以智的話說來，“舉一明三，即是兩端用中，一以貫之”，“設象如此，而上一點實貫二者而如環，非縱非橫而可縱可橫”（《東西均·三徵》）。公因統御反因，反因體現公因，“總來中統內外、平統高卑、不息統《艮》《震》、無著統理事，即真天統天地、真陽統陰陽，太無統有無、至善統善惡之故”，“蓋千萬不出于奇偶之二者，而奇一偶二即參兩之原也”（《東西均·三徵》）。公因、反因，“∴”上下三點周流圓通，“無對待在對待中”（《東西均·三徵》），體用關系不可分割。而方以智以《齊物論》比“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以《應帝王》比“乾”卦“上九，亢龍有悔”，將兩者比為“六龍首尾，蟠于潛亢，而見飛于法界，惕躍為幾乎”，謂六篇“各具三諦”，“六皆法界，則六皆蟠皆幾也”，至于《逍遙游》，則“如見群無首之用”而獨統內篇，即是以《易》“乾”卦為依據，而以“公因反因”說為其理論基礎的。

　　方以智更進一步從“數”的角度闡釋內七篇關系：“姑以寓數約幾言之，自兩儀加倍至六層，為六十四，而舉太極，則七也。乾坤用爻，亦七也。七者，一也。正表六爻設用而轉為體，太極至體而轉為用也。”（《藥地炮莊·內篇》）這說明，《逍遙游》在內篇中就相當于太極至體，是公因；《齊物論》等其余六篇則如同兩儀、四象、八卦等，是反因，它們與統領內篇的《逍遙游》之間屬于體用關系。“乾”卦本六爻，外加“用九”一爻，便是“七”；同樣，“坤”卦本六爻，外加“用六”一爻，亦是“七”，這就共同應和了《莊子》內“七”篇之數。內七篇本身各自獨立，但又互為聯系，后六篇相當于“六爻”，為“用”；《逍遙游》則相當于“太極至體”。《逍遙游》加上后六篇，歸并為內篇，看似分“七”，實則為“一”，此即“七者，一也”。

　　方以智不僅在闡釋《逍遙游》與《莊子》內七篇關系時參用了易學象數理論與自家的“公因反因”說，在闡釋《逍遙游》具體文本時，他也同樣從象數易學的角度加以分析。《藥地炮莊·內篇》云：“游，即息也；息，即無息也。太極游于六十四，‘乾’游于六龍，《莊子》之‘御六氣’，正抄此耳！”與宋代王雱、呂惠卿等一樣，方以智在以象數易學解讀《逍遙游》的時候，也抓住文中的“六月息”、“六氣”等，認為莊子絕不是無緣無故提到這些數字的。但與前人不同的是，方以智并沒有用少陰老陰、少陽老陽來闡釋鯤鵬寓言中的六月、九萬、三千，而是指出，一統內七篇的《逍遙游》中，“游”與“息”之間是一種對立而又統一的“反因”關系，而《逍遙游》本身即為內七篇的公因。“乾”卦與六十四卦之間也是公因統御反因的關系，此即“太極游于六十四”。“乾”卦有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方以智注意到其中的“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因而認為“‘乾’游于六龍”，其“用九，見群龍無首，吉”一爻，是統御其他六爻的公因，六爻本身又互相作用為反因。而說到《逍遙游》，方以智更斷定莊子筆下的“御六氣之辨”因襲于象數易學。具體而言，方以智認為：“曰‘六月息’，曰‘御六氣’，豈無故乎？‘用九’藏于‘用六’也，兩之會也。再兩之，為‘三四’之會，故舉半則示‘六’。而言‘七’，則示周曾有會來復周行之故者耶？寓數約幾，惟在奇偶方圓，即冒費隱。”（《藥地炮莊·內篇》）方以智以此證明，無論就《逍遙游》文本內部的“六月息”、“御六氣”等而言，還是就《逍遙游》本身作為內七篇的“公因”而言，都是遵循象數易學的規律的。對于方以智以“象數取證”打通《莊》《易》的觀點，時人屈蕃深以為然，因而在為《藥地炮莊》所作《炮莊味二十四韻》中也說“琹閏十三徽，易群龍無首。繄誰變化之，但見南華叟。逍遙怒而飛，六息摶于九。樽浮江海中，由此不龜手”，以示對方以智以“乾”卦釋莊子《逍遙游》的呼應。方以智認定“《莊》是《易》之變”，處處“象數取證”，甚至說“空廓隱頤，無非象數森羅”（《天下》炮語），幾乎把象數易學當成了百試百靈的仙丹妙方。最后，他總結《易》《莊》關系道：“對待者，二也；絕待者，一也。可見不可見，待與不待，皆反對也，皆貫通也。一不可言，言則是二；一在二中，用二即一。南北也，鯤鵬也，有無也，猶之坎離也，體用也，生死也。善用貫有無，貫即冥矣。不墮不離，寓象寓數，絕非人力思慮之所及也。是誰信得及耶？善寓莫如《易》，而《莊》更寓言之以化執，至此更不可執。”（《藥地炮莊·內篇》）方以智沒有陷入前人在釋讀莊子逍遙義時常出現的關于有待無待的爭議，而是繼續秉承“公因反因”說的思路，指出“對待”為“二”，即反因，而“絕待”則為“一”，即公因。“對待”與“絕待”的關系就像二和一，即公因反因的關系一樣，反因之間矛盾排斥同時又相容，公因則統御反因，并與反因構成圓“∴”的整體。“絕待”就像老子的“道”、莊子的“無待”，不可言說，一旦言說，即落于實處，成了“二”，亦即“對待”、“有待”；“絕待”與“對待”并不是割裂的關系，“絕待”也沒有獨立于“對待”之上。方以智認為，《易》與《莊子》同樣都想表達一個“不墮不離”的理想，一種永恒至高的境界，這本非“人力思慮”所能辦到，但“善寓莫如《易》”，而《莊子》更是繼承了《易》“善寓”的特點，以充滿象數易學意味的寓言來點化世人，后世讀《莊》讀《易》者故不該有所執泥。

　　方以智如此貫通《莊》《易》，以“公因反因”說為理論基礎，以“乾”卦為參準，“象數取證”，釋讀莊子逍遙義，可謂史無前例地突破了前人以《易》釋莊的尺度。盡管其中未免有強證曲解、勉道為儒的成分，但他的匯合《莊》《易》，倒也不算空穴捉影，而他能夠在以易解莊的過程中，借助“公因反因”理論，融通一直以來因有待、無待而多有爭議的莊子逍遙義問題，得出“一在二中，用二即一”的結論，即將有待看作反因、無待看作公因，認為兩者本身并非全然矛盾背離的關系，而是相通相貫的。這樣的看待與分析，顯然比許多拘泥于大鵬小鳥是否逍遙的爭論來得更為雍容大氣。

　　方以智曾在《藥地炮莊·向子期與郭子玄書》中，借向秀之口自道：“末學紛拏，難以悉數，故先廣之以天，蕩之以海，怒之以風，深之以息，示之以機，適之以蟲，燼之以火，養之以刀，刳之煅之，反之滑之，《符》其《主》而《物》于《世》，而《宗》《應》《逍遙》極矣。”他自是明白《逍遙游》在《莊子》內篇乃至全書的重要統攝作用，因而花大力氣大苦心去解讀，亦是必然。《藥地炮莊·人間世題解》引方以智外祖吳觀我語曰：“莊叟以無為自然為宗，以逍遙為趣，獨不欲幻妄。視人間世必曲盡其情偽，使免坑塹。所謂吉兇與民同患，是至密也。”方以智深受家學影響，自然也不愿以“幻妄”之語解讀莊子而忘懷人間吉兇，他之所以極力以象數易學解逍遙，實如他在《東西均·全偏》所言：“畫藐姑于堯孔之胎，則蓮花之法身顯矣。”生當亡國之際，自有種種“大傷心不得已者”（方以智《炮莊小引》），方以智“不得已開從不敢開之口”（《東西均·三徵》），正是為了在喪亂流離之間勸慰自己與他人“循乎大變，故無待而常通”（《藥地炮莊·向子期與郭子玄書》）。此時的無待，已然不是瀟灑云端的夢幻境界，不是談玄論道的清虛身影，不是寄身世外的隱逸超脫。覺浪道盛的托孤別傳，方以智的處變反思，實為明遺民集體困陷于戰亂血光家國慘變的悲劇中不可言說亦無有出路的大苦悶。方以智的弟子慈炳在《炮莊后跋》中寫道：“余小子炳不敏，流離多難，浪入空門，一向膏肓久矣。幸遇醫王應癥與藥，飲我上池，年來狂解少瘳，正恐鯤鵬神方龍宮秘而不宣，愿廣諸同病相憐者，亦可以作寬胸劑也。嗟夫！漆園之經正矣！藥地之心苦矣！誰其服之？又誰其信之？此書一出，九轉丹田，蛻化生死，下藥上藥，療盡世間癲瘛，又何拘于方之內、方之外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精一用中，萬世無悖。噫！《炮莊》者，是又余之一旦暮遇也！”雖對《藥地炮莊》的學術價值略嫌過譽，但其嘆方以智苦心炮莊，不可謂不是實情。

　　方以智的以《易》釋逍遙，上承宋代王雱、呂惠卿等，并對之后的莊子學發展時有影響。如清代吳峻《莊子解》即連通《連山》、《歸藏》、《周易》三易以釋逍遙。（1）與方以智著眼內篇總體布局及《逍遙游》篇提綱立意的宏闊視野不同的是，吳峻更傾向于對具體文本進行細致入微的剖析。同樣是持象數易學，吳峻側重在對篇中“三千”、“九萬”、“六月”等數的易學內涵進行緊扣字眼的關聯。沈楙真在《莊子解跋》中謂吳峻《逍遙游解》“無一字一句非釋《易》也”，未為過也。

　　乾隆年間，藏云山房主人在《南華經大意解懸參注》（2）中也以《易》為助，闡釋莊子逍遙義。藏云山房主人也留意到《逍遙游》篇在《莊子》內七篇結構中的特殊地位，他指出：“內七篇次第井然。《逍遙游》繼《道德經》首章而作，從坎離還返說到至人神人圣人為極則，此七篇之總冒，故以為首。”而與《逍遙游》相對應的《應帝王》則是“此七篇之總結”。余下五篇中，《齊物論》、《養生主》、《德充符》、《大宗師》是“以知行道德分布為四體”，另《人間世》一篇則“恰在七篇之中心，以為樞機”。在藏云山房主人看來，整個內篇的布局“首尾一氣貫注，四體血脈通連，中心運化周身，分之則七篇各為一篇，合之則七篇共成一篇。于千回萬轉之中，得圓規方矩之妙，非以至道為至文，其何能之？”雖則前人亦有各種對《莊子》內篇結構的分析，但唯有藏云山房主人是將內七篇與人體構造完全聯系在一起，從而使得整個內七篇獲得了一氣貫注、血脈通連的生命感，而《逍遙游》篇作為“七篇之總冒”，其重要意義也就不言而喻了，藏云山房主人認為，這也是莊子以《逍遙游》為內七篇之首的重要原因。這一觀點，比之方以智純粹用“乾”卦內三爻外三爻解釋內七篇結構，顯然更為形象貼切。

　　自方以智而重振的以《易》釋逍遙風潮，直至近代仍有回響。民國間，黃元炳在《莊子新疏》（3）中評論《莊子》一書“《諧》其貌而《易》其神”，認為無論從思想上還是表述方法上，《莊子》都稱得上是“易教之別傳”。他以《逍遙游》篇為例，指出《莊子》在言論上的離經叛道、措辭上的詼諧荒唐，都只是其表面工夫，而儒家精神尤其《周易》中的思想，才是《莊子》的根本所在。首篇《逍遙游》則尤其是“內七篇之籠罩”。黃元炳也是借助《易》“乾”卦來分析《逍遙游》在《莊子》內篇結構中的作用。他指出，所謂內篇，“以其傳大《易》‘乾’卦之六爻、《大學》之八條目，以續前古圣哲之精神命脈于一統，故謂之‘內’也”。《大學》八條目而《莊子》內篇為七篇，“以莊子不主張有國，又以天下平為《逍遙游》，故七篇也”；“乾”卦六爻，對應內篇除《逍遙游》之外的六篇。黃元炳此處“六篇”對“六爻”的提法，包括其具體條目，都與方以智對《莊子》內篇結構的分析完全契合。黃元炳認為，“乾”卦六爻而《莊子》內篇為七篇，以“第一篇《逍遙游》即完全一‘乾’卦，與六爻同傳”，《逍遙游》以一篇而涵蓋內篇，“渾然內七篇之全，即‘乾’卦文王爻辭‘用九，見群龍無首，吉’也”。在這一點上，即《逍遙游》以一攝七、統冠內篇的問題，黃元炳也與方以智達成了共識。但方以智在分析內篇結構時，更參以家傳的“公因反因”說，對于六篇如何對應六爻，如何“各具三諦”，《齊物論》與《應帝王》又是如何如同“乾”卦中的“六龍首尾，蟠于潛亢”而得以首尾呼應，《逍遙游》又是如何如同“太極至體”一般統攝內篇，都進行了細致深入的闡釋分析。相比較而言，黃元炳的“六爻”、“八條目”之說，未見因果鋪敘而直下論斷，難免單薄而缺乏說服力了。除了以《易》“乾”卦釋逍遙之外，黃元炳同樣也以易學象數原理對《逍遙游》進行了解讀。在《逍遙游》篇末總評中，黃元炳更說：“章中言‘九’言‘六’，舉背舉翼等處，皆是《易》道《易》象。未曾揭曉者，以戰國之世不能與人莊語故也。然即此可知莊子混合孔、老與先圣之學而源頭極正矣。”在黃元炳看來，“莊子不言《易》而寓《易》于中矣”，因而無論鯤鵬寓言如何宏闊跌宕，或是至人、神人、圣人的傳說如何超逸出塵，其源頭總在先圣儒學之上，其意旨也終歸于“易教之別傳”。總體而言，黃元炳雖以《易》“乾”卦釋逍遙，卻未能像方以智那樣首先建立自家的“公因反因”說，從而得以在足夠堅實的理論基礎上自成一派，超越前人。這無形中也反襯出方以智《藥地炮莊》在明清莊學史上卓越而不可替代的理論貢獻。

　　注釋：

　　（1）本文所引吳峻《莊子解》語，皆據清道光二十四年世楷堂刊《昭代叢書》本。

　　（2）本文所引藏云山房主人《南華經大意解懸參注》語，皆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手稿本。

　　（3）本文所引黃元炳《莊子新疏》，皆據民國22年黃氏觀蝶樓藏本。

　　參考文獻：

　　[1]覺浪道盛.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莊子提正·正莊為堯孔真孤//中華大藏經（第二輯）[Z]：57909.

　　[2]方以智.藥地炮莊·《人間世》炮語[M].本文所引方以智《藥地炮莊》語，皆據清康熙此藏軒刻本.

　　[3]方以智.東西均注釋·神跡[M].龐樸，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