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梁啟超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系統介紹清代學術，是一部百科全書性質的現在意義的學術史著作，該書在學術立場、學術史體例、學術觀點、評判標準等方面均有獨特的見地，作為具有指導意義的開創性著作，是我國學術史上的不朽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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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啟超先生是晚清學術思想界的大家。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詳細充實地介紹了自明末至民初的清代學術，將有清一代的學術概括為“初期為程朱陸王之爭，次期為漢宋之爭，末期為新舊之爭”，可以稱得上是一部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現在意義的學術史著作。該書在學術立場、學術史體例、學術觀點、評判標準等方面均能體現“梁啟超”式特征。

　　首先，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梁啟超是站在反宋學即清代樸學傳統的立場來總結清代學術的。他極其推崇以乾嘉考證學派為代表的清代學者的“實事求是”的“尊證”精神。在第一講“反動與先驅”中，將這個時代的學術思潮總結為“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并且說 “這三百年學術界所指向的路，我認為是不錯的”。全書自第五至第十二講講述的都是清初學術概況，值得注意的就是梁啟超先生為“顏李學派”單獨列為一講―實踐實用主義，突出該學派反對空疏“理學”，提倡“實學”的學術主張。在總結清初學術建設中也是花費篇幅最長的一講。其余自第十三至第十六講，占去了本書二分之一的篇幅，系統總結了以乾嘉漢學為主體的清學在整理舊學方面的學術成就，可見其用意之深。

　　知人論世是在研究中國文籍文獻時，大都注意一個古老而又日新的命題。所謂“知人”自然是要了解有關作者的生平行事、家學淵源;“論世”則涉及到作者生活的特定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梁啟超先生之所以有如此學術觀，與以上幾個方面不無關系。具體來說：第一，梁啟超的家學深厚，受其父親梁寶瑛影響，自幼接受嚴格的清學正統派教育。十六歲，結識廣東今文學家康有為，轉學到由其組織的萬木草堂，開始提倡文化革命、宣揚啟蒙思想，接觸并且接受西學。這一點，在《學術史》中也是顯而易見的。如其在總結清初學術概況中，單獨為當時的科學研究列出一講―科學的曙光。而到了后期，他棄政從學之后，又表現出強烈地向清學正統派回歸的傾向。對當下污濁的官場政治的厭倦，梁啟超決定重拾治學一路，以補過去空疏的學風，立志于要做一種扎實務實的學問。其次，梁啟超的《學術史》完成于20年代，是在當時“整理國故”潮流影響下的一個產物。像上文中我們提到的，在書中梁啟超表現出的對科學的態度，以及對學術獨立的態度等都具有明顯的時代烙印。再者，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廣東是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色彩很濃，同時城市“洋化”氛圍很嚴重的城市。粵地人士大抵以經商為多，學問被漠視，學者遭譏訕，嶺南之地的文化與學術大大地落后于學風濃厚、學者輩出的江浙地區。但正是因為在該地區發生了太多近代史上的大事件，促使像梁啟超這樣的先進知識分子將眼光投向了海外，使他們成為自覺向西方學習技藝、文化、政體、思想、學術的第一輩人。以上這些，這些都會刺激梁啟超，使他站在清學正統派的立場上，以西學為參照，從漢學即反宋學的角度寫出這樣一部清學史。

　　其次，梁啟超先生的這部《學術史》，可謂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史，開創了具有現在學術史意義的新題材。提到學術史著作，我們自然會直接想到“學案體”。學案體是一種記述學術源流的史書體裁。中國學術史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舊史之中的《儒林傳》、《藝文志》，發展到后來有南宋朱熹的《伊洛淵源錄》、明周汝登《圣學宗傳》等，而嚴格意義上的以“學案體”記述學術史的著作，始創于明末清初。黃宗羲、全祖望等撰著《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即為典范之作。他們完整地具備了學案體的三個要素：一是設學案以明“學脈”;二是寫案語以示宗旨;三是原著選編。這三個要素使學案體構成了一個有機整體，使學案體既能展示歷史上各學派、學者的獨特個性，又顯示了不同學派、學者之間的沿革損益情況，更有映現出一代學術思想史發展線索的功能。自此以后，清代學者即以這種“學案”體，刊刻過學術史著作，主要有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唐鑒《清學案小識》、皮錫瑞《清代經學史》和徐世昌《清儒學案》等。以上“學案”體清學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學術的面目。但依照梁啟超先生的說法“乾嘉以來學者事實上確各樹一幟，賤彼而貴我”，因此這種“學案體”形式，又使它們不能全面反映學術和政治、學術上各派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學術史的發展面貌。

　　既然不滿意于前人的“學案體”形式的學術史著作，梁啟超便自己設立了新的學術史編撰原則，以新的形式與結構開創了具有現代意義的學術史形式，實現了對傳統“學案體”的突破。本書的體例淵源可以追溯到劉師培所作的《周末學術史序》。劉師培在序言里明確了自己所著的學術史與傳統“學案體”的不同，即是“以學為主”，以學為單位的。劉師培分別從心理學、倫理學、論理學、社會學、宗教學、政法學等十六個方面敘說了周末學術史，受西學影響，西學色彩濃厚。在20世紀初正統學界享譽甚高的劉師培，對梁啟超在學術上有重要影響的。從結構來講，梁啟超《學術史》全書的前十一章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前四章是引論和總論;從第五講到第十一講，分別從王陽明心學(余波)、經學、哲學(兩畸儒)、史學、程朱理學、顏李實學、自然科學等方面縷述清初學史，大體遵循了劉師培創立的學術史范式。而后四講曾于1924年在《東方雜志》連載，又算是一個整體：詳盡地列舉和評價了以該派為中堅的清代學者在經學、小學、音韻學、校注古籍、辨注偽書、輯佚書、史學、方志學、地理學、傳記、譜諜學、歷算學及其他科學、樂曲學等方面的成績。這一前一后的體例是顯而易見的不同。深究來看，前面一部分來自于劉師培及西學，后面一部分來自于中國學術傳統，二者合一，這代表著一種新的學術史范式。 　　再次，在對清代學術進行具體的評述過程中，梁啟超先生善于發表自己的真知灼見。尤其是“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部分。在詳細介紹了清代學者在經學方面的成就之后，做出總結說：“平心論之，清代風尚所趨，人人爭言經學，誠不免漢人‘碎義逃難’，‘說三字至二十萬言’之弊。雖其間第一流人物，尚或不免，承流望風者更不待言，……他們若能把精力和方法用到別的東西，成就或者可以很大。僅用之幾部古書，已經十分可惜。即似經學論，講得越精細、越繁重，越令人頭痛。結果還是供少數人玩弄光景之具，豈非愈尊而經愈遭殃嗎?依我看，這種成績，只好存起來算做一代學術的解故，將來有專門篤嗜此學之人，供他們以極豐富的參考。”又如梁啟超在總結清儒史學的貢獻時，對于“補各史志表”這一方面，提出“蓋讀史以表志為最要，作史亦以表志為最難”，“惜其眼光尚局限于舊史所固有，未能盡其用耳”。并且對于舊史所無之表，而又有必要增加創作的，梁啟超亦提出了自己的建議，認為應以增修“外族交涉年表”、“文化年表”、“大事年表”為要。由此可見，梁啟超先生不僅力求真實地反映清代學術發展面貌的突出成就，而在總結成就的同時，客觀地提出其不足以及自己的看法。

　　第四，《學術史》是梁啟超先生以特定的學術立場來總結清代學術的產物，從中不難看出，梁啟超收錄人物的標準有兩個：其一為學術的創造性，其二為道德標準。這是也大多數學術史著作的收錄標準。對于前者《學術史》中，像是上文提到過的顏李學派，在這一講的開頭說道：“有清一代學術……其間有人焉，舉陸漢宋諸派所憑藉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對于兩千年來思想界，為極猛烈極誠摯的大革命運動。所樹的旗號曰‘復古’，而其精神純粹為‘現代的’。其人為誰?曰顏習齋及其門人李恕古。”并且在本講中對顏李一派的學術主張作了極為詳細的介紹;對于后者，《學術史》中亦是比比皆是，像是黃宗羲、顧炎武等清代大儒，都做了高度的評價，尤其集中筆力向讀者展現其人格之崇峻，進而影響到其學術之淵粹。對于所收錄的各個人物，梁啟超亦基本上做到不以道德來影響學術的分析，如他在第十二講“清初學海波瀾余錄”說到“順康間承晚明之敝，反動猛起，各方面有許多瑰奇之士，不相謀，不相襲，而各各有所創。或著作失傳，或無門弟子恢張其業，故世罕宗之。又或行誼可訾議，或本無純粹的學者，而所見殊有獨到之處。”像是有關毛西河、錢謙益等人的評價就是如此。對于毛西河，此人“品格是無足取的”，但是“其書往往有獨到之處”，對其著作《竟山樂錄》、《蠻司合志》都有積極的評價。對于錢謙益，“晚節猖披已甚”，而晚年佛學著作《楞嚴蒙鈔》，肯定其“總算是佛典注釋里頭的一部好書”。這些都反映了學術標準第一的原則，并不因為毛、錢的道德問題而放棄對他們學術成果的肯定。

　　梁啟超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作為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現代學術史著作，可以作為我們研究清代學術的入門書，甚至對于我們學習整個中國古代學術，都具有重要的幫助和指導意義。當然既然是開創，自然免不了這方面亦或是那方面的不足：例如關于學術史發展的規律上，他正確地指出了政治對學術的制約，但看不到經濟基礎在思想學術方面的制約;在具體學術的評述上，也因他本身的“博而不精”，所以“談的方面愈多”，“結果就愈不精彩”;盡管梁啟超力求做到不以道德來影響學術分析，但是還是存在一些值得我們討論的問題，例如我們在上文中說到過，梁啟超《學術史》的創作體例在一定程度上收到過劉師培《周末學術史》的影響，劉師培由于叛變革命而導致聲名盡毀，然而梁啟超從未承認自己曾從劉師培(劉由于叛變革命而導致聲名盡毀)那里接受過什么東西，他在《學術史》中都把中國學術史的創始者說成是黃宗羲，不論此說對錯與否，梁啟超之所以這么講，目的其實就是想掩蓋自己的學術史體例源自劉師培的事實。盡管有上述等問題的存在，但是這些都不能掩蓋《學術史》的成就，它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座不朽豐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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