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史記》《漢書》和《報任安書》的相關記載對李陵事件進行分析，得出李陵事件是在李陵的自負輕狂，漢武帝的偏狹武斷和當時不可避免的歷史因素相互作用下發生的。同時對司馬遷與李陵事件的關系進行了研究，通過對司馬遷的童年經歷和人格等方面的研究。

　　【關鍵詞】職稱論文發表期刊,《史記》,李陵事件,司馬遷

　　一、李陵事件

　　《史記・李將軍列傳》中是這樣記載的“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于祁連天山……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余人。且引且戰，連斗八日，還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余亡散得歸漢者四百余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史記・匈奴列傳》中也有記載“其明年(即天漢二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余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后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余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余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由這兩段集中描述可以知道事件的經過，天漢二年的秋天，劉徹任命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率領三萬騎兵從酒泉出發在與匈奴右賢王的軍隊在祁連山交戰，斬殺匈奴士兵一萬多人。在準備回朝的時候被匈奴軍隊包圍，漢軍死傷慘重。漢武帝派出因�將軍公孫敖從西河出發，與強弩都尉會師后，卻沒有接應到李廣利率領的軍隊也沒有遭遇匈奴。于是又派出步兵五千由李陵率領到居延海以北大約一千里的地方，想以此轉移匈奴的注意。李陵率兵到達后等待了一段時間到了約定撤兵的時間卻遭到匈奴八萬大軍的包圍截擊。李陵的五千步兵，死傷過半，到了彈盡糧絕的境地。李陵率領士兵軍邊退邊戰，但是到了距離漢朝邊境一百里的地方時，匈奴兵截斷了他們的去路。在援兵未至，匈奴猛烈進攻的情況下，李陵投降了匈奴。單于十分敬重李陵，并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事情傳回漢朝，漢武帝一怒之下處死李陵的母親和妻兒，夷其三族，從此以后，沒有了隴西李氏。第二年，漢武帝派李廣利率十六萬大軍從朔方郡出發，并調遣強弩都尉路博德率領一萬士兵與他會合。另外還有游擊將軍韓說率領的三萬兵馬和因�將軍公孫敖率領的四萬兵馬。消息傳到匈奴，單于就率領十萬騎兵迎戰在余吾水南。就在李廣利與匈奴大戰十多天時，聽說他的家族因為巫蠱之罪被滅族，就率軍投降了匈奴。而因�將軍公孫敖同匈奴左賢王交戰，十分吃力，于是領兵撤退。這兩次對匈奴的戰爭，漢朝都沒有取得理想的戰果而且都因為聽聞家族被滅而使兩員將領投降匈奴。

　　二、司馬遷為李陵辯護的原因

　　(一)童年經歷帶來的對人格的影響

　　雖然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形形色色的歷史人物作了詳實的傳記，但是他對自己童年的經歷卻只寫了十五個字，“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十歲讀古文。”這十五個字代表了司馬遷童年的兩個截然相反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出生至“耕牧河山之陽”。這是司馬遷最無憂無慮的時光，這時的司馬遷是純真自然的狀態，這短暫的狀態結束在十歲。第二個階段“十歲讀古文”至以后，這時司馬遷開始有意識地培養自我意識，“讀古文”古文背后的文化和民族慢慢與司馬遷融合在一起，萌生的文化意識讓司馬遷的潛意識內容發生了變化。不論古今，父親在所有孩子心目中總是權威的象征和不可超越的存在，這是一種天然的意識，而中國文化更是將父親的地位提高到權力的地位。那么司馬遷除了天生對父親的敬重之外，在自我意識覺醒和文化意識的影響下他感到了父親形象開始敵對和壓制他的生活，作為一個史官的兒子他注定要繼任父親的職務成為史官，就連自己將來的職業甚至事業都是從父親那里得來的，這讓司馬遷感到焦慮和恐懼。

　　(二)負疚感的產生

　　渴望擺脫父親權威的司馬遷在進行著不斷地嘗試，于是他離家，四處游歷，既豐富了見識也博得了贊譽。但是原封元年“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二十多歲的司馬遷必須面對父親的死亡，父親去世的場景也一直保留在他的記憶中“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王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正、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當自己一直渴望擺脫的權威不在了的時候，司馬遷感到茫然，失去父親權威的空間突然變得空虛和混亂，想到以前對父親的敬畏、憎恨和逃避，司馬遷產生了強烈的負罪感。

　　這種負罪感讓司馬遷承擔了父親的職位和學術思想，并且接手編寫《史記》這一文化巨制。但這種責任感仍舊難以消除負罪意識。因此司馬遷對奴役的默許便是一種排解負罪感的有效形式。他說，“文史星吏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流俗之所輕也，”但自己“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謁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耿，以求親媚于主上。”這種奴役的方式正是以對帝王的認同來實現的。“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喟然而嘆日：‘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

　　(三)找到自我救贖的途徑

　　《史記》中還有一段“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懌。……慘凄怛悼，”或許這才是司馬遷說出那一段話的原因。司馬遷并非不會察言觀色，只是他看出了漢武帝的憂憤，這個場景迅速與父親去世的場景重疊，司馬遷的負罪感來勢洶洶，負罪感建立了一系列只在避免同樣事件重演的規則。這時的司馬遷急需借這件事情救贖自己。司馬遷內心深處的對權威的蔑視和潛在的顛覆意圖體現在他在為李陵辯護時的激昂和獨斷。這與漢武帝的情緒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觸怒了權威的司馬遷面臨兩個選擇，死亡或者被閹割。苦于負疚感的司馬遷選擇了宮刑，這也就意味著他拒絕了自己的性別，也割斷了與父親的關系。李陵事件對于司馬遷只是一個偶然事件，而司馬遷通過這一次事件擺脫了壓抑已久的負罪感成為一個痛苦卻清醒的自由人，他不再為父親象征的文化傳統負責，開始屬于自己的自由創作。這也就是為什么《史記》在李陵事件之前就已經開始編寫卻是以李陵事件為標志。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5.

　　[2]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7-8.

　　[3]司馬遷.報任安書[A].鐘基，李先銀，王身剛譯注.古文觀止[M].北京：中華書局，2009：31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