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 要：因為時局的關系，流亡成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諸多作家的普遍體驗，包括女作家蕭紅。然而蕭紅的流亡體驗以及流亡后對家園的回歸意識迥異于其他男性作家：一方面流亡是蕭紅逃離呼蘭河后一直所處的生活困境;另一方面與其他男性作家的彷徨憂慮不同，蕭紅的流亡自始至終拒絕歸家，她的流亡是其生命意志的一種主動選擇。流亡是蕭紅的生命難題，而逃離繼而再流亡也正是蕭紅的人生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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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紅，原名張乃瑩，筆名悄吟。1911年蕭紅出生于黑龍江呼蘭縣的一個封建地主家庭。1927年蕭紅考入哈爾濱第一女中。1930年因反對父母包辦婚姻，被迫叛逃家庭。1931年與未婚夫汪恩甲逃往哈爾濱，后遭背棄。1932年蕭紅發表她的處女作《王阿嫂的死》。1933年自費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集《跋涉》。1934年與蕭軍一同到上海，和魯迅相識，發表成名作《生死場》。1936年，東渡日本，并寫下了散文《孤獨的生活》、長篇組詩《砂粒》等。1940年與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發表了中篇小說《馬伯樂》和長篇小說《呼蘭河傳》。1942年病逝于香港淺水灣。身為女性，蕭紅的命運是不幸的，她短短31年的生命屢遭苦難，逃亡再逃亡，自20歲離家后她再也沒回過她的“小城”。作為作家，蕭紅的創作是豐厚的，她短暫的九年創作生涯，為世人留下了涵蓋散文、小說、詩歌以及戲劇等方面百萬余字的文學作品，表現出了驚人的創作才華，被譽為“30年代文學洛神”。 魯迅曾為蕭紅《生死場》寫序：“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家的精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 [1]并將《生死場》編入“奴隸叢書”。茅盾則評價《呼蘭河傳》“是一篇敘事詩，一片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 [2]。葛浩文評價蕭紅是“最有才氣、最成功的女小說家”“蕭紅的力作將因它們歷久常新的內容及文采，終究會使她躋身于中國文壇巨匠之列”! [3]

　　從作家自身的經歷出發來反觀文學作品，是最原始的文學研究方法，無疑也是最真切的研究方法，尤其對于像蕭紅這樣帶有嚴重自傳情緒的作家。“二十歲那年，我就逃出了父親的家庭。”“走時穿著一件藍士林布大衫，空著手坐著拉白菜的馬車離開了家”。往后，從異鄉又奔向異鄉，只有不停地跋涉，只有不斷地逃亡。“逃離呼蘭河”一語成讖，是蕭紅自覺生命的開始，亦是她生命無能回復的終結。在現代流亡作家群中，蕭紅的離家給人印象異常深刻。一是她現實流亡的不可逆性。蕭紅自“二十歲那年”起，就再也沒有回到過她的“小城”，她與那些曾經回歸家園又因“隔膜”“厚障壁”而重新出走的作家不同(逃離――回家――逃離)，蕭紅的逃離自始至終沒有回歸(逃離――拒絕回家――逃離)。在蕭紅的生命體驗中，“家園”是一種長久的心理缺久。二是蕭紅對于“家園”書寫的集中性。在她九年的文學創作中，對于童年的追憶、對于家鄉風土人情的刻畫是她最主要的創作題材，更是她最精彩的創作內容。也可以說，“家園”給了她一生都難以消解的流亡漂泊之痛，但也給了她永不枯竭、汩汩不息的創作靈感，這個被逃離甚至從未回歸過的家園甚至能夠成為她“抗拒外界壓力、維持心靈均衡的風雨茅廬。”[4]

　　蕭紅出生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踐踏下的東北大地，她個人的苦難正好和“九一八”國難同時發生，又多次在民族遭遇生死存亡的關頭被迫流離失所，正如蕭紅自己所言，“命定了要一個人走”，她的逃離受制于各類主客觀因素，際遇坎坷可想而知。最初激發蕭紅叛逃家庭的直接起因是父母包辦婚姻。1930年秋天，蕭紅第一次叛逃封建專制家庭，來到哈爾濱，“在這里有一個姓李的青年在等待著她……”李姓青年把蕭紅帶到了北平，不但沒有帶給蕭紅幸福和希望，反而留給的是“空虛、孤零而且氣憤”。[5]1931年1月，蕭紅寒假中離開北平返回呼蘭，被家中軟禁。同年2月底，蕭紅為自由正式開始叛逃去北平，并且一去不返。同年3月，與汪恩甲一起逃到哈爾濱開始同居，結果是她的自由沒有得到，反遭背棄，并因無力償還積欠已久的食宿費而被東興順旅館限制自由很長一段時間。后來直到1932年夏天，還是一場大水災戲劇性地解救了她。與蕭軍的相遇與共同生活，是蕭紅生命里短暫的安穩。他們為逃避危險，從哈爾濱逃往青島。而1934年秋，《青島晨報》停辦，兩人被迫再從青島去上海。1936年，蕭紅在當時的文壇已頗有名氣，但她不得不再次因為蕭軍的情感背叛而逃去日本。二蕭重聚后，1937年的七七事變很快影響到上海，他們不得已逃往武昌。蕭紅選擇了端木蕻良，“和蕭軍的離開是一個問題的結束，和T又是另一個問題的開始”，她摔倒在武漢的碼頭，同樣的痛苦周而復始。1940年，從中國最北的呼蘭逃到了中國最南的香港，蕭紅最遠地逃離了她的家鄉。戰亂使蕭紅的小家無處安放，頻繁的遷移，居無定所，也極大地破壞了蕭紅的身體，她面色蒼白，一望而知是貧血的樣子，才二十幾歲就有了“花白頭發” [6]了。1942年，蕭紅病發入院，被庸醫誤診錯動喉管，手術致使蕭紅不能飲食，然而醫院也隨即被日軍占領。1942年1月22日，蕭紅“在逃離日寇蹂躪下的滿洲國九年后，仍死于日軍占領的香港，可看出造物者弄人之甚” [7]。蕭紅遺言：“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下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如此時局之下，蕭紅所說的陳陳相因的命運幾乎沒有給她停下來喘氣的機會。試問，除卻“呼蘭河”， 哪里是可以停歇的“家鄉”?除卻“呼蘭河”，哪里都不是蕭紅的家鄉，她永遠處在奔逃的路上。

　　此外，從蕭紅的個人層面來看，蕭紅總是以一個無家人自稱，明晰而尖銳地拒絕歸家。“是不是我將來一個人也可以走得很遠?”“我想將來是不是我也可以到那沒有人的地方去看一看。”這是蕭紅尚在少年時期便生成的“無家情結”，她向往著家庭以外的世界。隨著年歲的增長，蕭紅到女中求學，“五四”新文化運動強烈地影響著她的心性發展。新文化思想就像催化劑，灼熾著她血脈中倔強與叛逆的因子，使蕭紅在長期承受家庭的冷漠與專制之后，更加迫切地需要彰顯自我獨立的人格和尊嚴。蕭紅宣告：“我必須不要家，到廣大的人群中去”。家人(弟弟)前來勸慰她回家去，可是：“那樣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兩極端的父親的豢養”，蕭紅拒絕歸家。我們可以說蕭紅受新思想影響情緒會有些高亢，但她在承受逃離的多重磨難之后仍然能夠嚴詞拒絕歸家，斬釘截鐵、鏗鏘有力，我們就不能不說她的自識是清醒的，她的選擇如此毅然，她毅然地主動地選擇出走，哪怕是“娜拉式的出走”。后來要離開哈爾濱這個到蕭紅的家鄉“坐車只要一小時左右”的地方而去往青島，要離家鄉遠了，對于蕭紅 “好像是一件傷心事”，可她又自我安慰道：“流浪去吧!哈爾濱也并不是家”。這些“傷心”根本無從阻擋蕭紅繼續離家的步伐……縱觀蕭紅一生，“從異鄉又奔向異鄉”的每一個關口都是她的主動選擇，而且每一次選擇都沒有半點“彷徨”、猶豫和踟躕，她由始至終都選擇逃離，逃離，向更遠處逃離。 　　蕭紅的逃離是可怕的，她的決心是可怕的。蕭紅每次叛逃的思想動機與選擇行為本身總是出乎人的意料，令人驚訝不已。蕭紅《初冬》這樣寫道，“初冬，我走在清涼的街道上，遇見了我的弟弟。”“弟弟的眼睛深黑色的。‘天冷了，再不能漂流下去，回家去吧!’”初次叛逃的處境已是相當窘迫，面對弟弟及時的勸慰，蕭紅逃離的決心是不是應該有些退讓，或者至少有些動搖呢?畢竟對于她而言，從小遭遇家庭冷遇與無視，弟弟的溫情是非常難得的。可是“那樣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與弟弟分手后“仍和未遇見弟弟以前一樣，我穿著街頭，我無目的地走”。蕭紅的答復干脆決絕，沒有半點思慮，更不加半點牽強，這樣的決心叫人吃驚。回顧歷史，蕭紅曾被家人軟禁過，失去自由的蕭紅隨即卻做出了一個違反常規，令人不可思議的決定，即與已解除婚約的王恩甲同居，而且她的動機非常簡單，僅僅是為了獲得再次去北平讀書的自由。這樣的選擇，不能不說明她的逃離有些瘋狂。此外，蕭紅的回憶性作品《歐羅巴旅館》、《雪天》、《餓》、《度日》、《借》、《當鋪》等篇章中，清晰地刻畫了她在流亡過程中生存的艱難，貧、病、餓、苦纏集一身。“我抱緊胸膛，把頭也掛到胸口，向我自己心說：我餓呀!”“我下床開了燈，在床沿坐了坐，到椅子上坐了坐，扒一扒頭發，揉擦兩下眼睛，心中感到悠長和無底，好像把我放下一個煤洞去，并且沒有燈籠，使我一個人走沉下去。屋子雖然小，在我覺得和一個荒涼的廣場樣，屋子的墻壁離我比天還遠”。蕭紅從她逃離家庭的那一刻起，不僅僅失去了生活的依托和生存的保障，而且也并未收獲她所要的生命自由與灑脫，相反的“冷”、“餓”、“寂寞”成了她流亡生命里的關鍵詞。蕭紅的回憶性記載不能不說明她逃離決心之堅定已遠遠超乎尋常……最后，在蕭紅生命的終點，她重病在身，自覺無望，可此時她的內心充斥著失望與憤怒：“我早就該和T分開了，可是那時候我還不想回到家里去，現在我要在我父親面前投降了，慘敗了，丟盔卸甲的了。因為我的身體倒下來了，想不到我會有今天!” [8]病中的蕭紅情緒波動很大，她在生命的最后還是如此憤恨。于此，照蕭紅所言，不和T分開分，是不想回到家里去，這個“不想回到家里去”的理由和最初反其道而選擇王恩甲的動因何其相似。如此循環性的選擇及不計后果的行為是何等的荒誕。照此邏輯，選擇王恩甲也好，選擇T也罷，一次選擇的對錯并不重要，更重要的行為意義是選擇背后都能達到同樣的一個目的，那就是――逃離呼蘭河，這才是荒誕背后的真正所指。我們可以不費力氣地說，蕭紅最初的逃離是因為反抗包辦婚姻而被迫逃離，但我們不可以反問：沒有包辦婚姻，蕭紅也許不會逃離嗎?不，就算沒有包辦婚姻，蕭紅勢必一樣會逃離，包辦婚姻和自由的限制根本無力構成她逃離的真正原因。在蕭紅如此強大的“逃離之力”面前，就是她最初的叛逃也從來都不是也不可能是被迫的，蕭紅的逃離里沒有被迫、被動、消極的因子，她的每一次的逃離都是自覺、積極、主動、堅定的一種選擇。如果說蕭紅遭遇了難以抗拒的困難，那么她所能想到的、她所愿意積極去爭取的解決困境的最好方法就是逃離、逃離、向更遠處逃離，沒有第二種選擇。

　　除卻“呼蘭河”，哪里是可以停歇的“家鄉”?異鄉是留不住蕭紅的腳步的，“呼蘭河”也不曾留住過蕭紅的腳步。“呼蘭河”是流亡的開端，但不是也不能是流亡的終點，蕭紅的流亡永遠在路上。對于蕭紅，逃離不僅僅是一種生命的狀態和歷程，逃離更是生命自身在“存在”意義上的一種最本真的需求與追尋。蕭紅就像是一只荊棘鳥，一生不屈地飛翔，停下來的時候，讓身體插入荊棘里去，殷紅的鮮血浸透了樹枝，眼睛卻始終望向天空。

　　參考文獻：

　　[1]魯迅.《生死場》序.蕭紅.生死場[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0.

　　[2]茅盾.《呼蘭河傳》序.蕭紅.蕭紅文集[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11.

　　[3]葛浩文.蕭紅評傳[M].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85：183.

　　[4]譚桂林.論蕭紅創作中的童年母題[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4(4)：57.

　　[5]駱賓基.蕭紅小傳[M] .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87：23.

　　[6]許廣平.追憶蕭紅.懷念蕭紅[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