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代敦煌詩僧群體創作具有鮮明的時代、地域特征，在思想、藝術各方面對后世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遠遠超越了時代和地域的局限。吐蕃占領時期，敦煌僧詩隨著文學的被迫獨立發展而初具地域特點;張氏歸義軍時期，敦煌僧詩隨著佛教的繁榮而至于繁盛;曹氏歸義軍時期，僧詩宗教色彩趨濃，但因失去中原文化的補養而漸失光彩。

　　關鍵詞：中級職稱論文發表,敦煌詩僧,地域,唐代,文學

　　本論文擬將文學與地域、政治、文化等因素相結合，以詩作的考證和文本分析為主，尋找唐代敦煌詩僧群體在特定時期特定地域下獨特的詩歌創作，以求深化唐代敦煌文學，進一步拓寬文學地理學在敦煌地域的研究。因每個時期的政治背景不同，敦煌僧詩所表現出來的內涵與特色也不盡相同。因此仍分列之，以求更為清晰的窺見僧詩的發展軌跡。

　　一、 吐蕃占領時期

　　敦煌被吐蕃占領以前，因依賴于中原文學的補養而發展，尚未形成異于中原文學而獨具本地特色的僧詩。吐蕃占領后，本地文人乃至整個地區禁止用漢文，說漢語，使其失去了接受和進一步發展中原文化的可能，僧詩也隨著文學的被迫獨立而初具地域特色。

　　此時期，一部分詩僧為漢族僧人，其詩歌多含思鄉之情。如佚名僧人的《夏日羈情》，這首詩歌所包含的情感復雜而和深刻，表明了身在敦煌的作者，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遠在中原的家鄉，但詩人仍然以國為家，為國獻身的精神安慰鼓舞自己。

　　除了中原后代拘于異域思念家鄉之外，還有一部分僧人的詩歌，描寫此時期唐朝邊防微弱，致使敦煌被吐蕃占領，其不斷的侵擾給本地帶來的破壞。如佚名詩僧《晚秋至臨蕃被禁之作》描述侵略之后的敗落景象以及詩人看到這一景象的無盡的愁和恨。

　　吐蕃占領之后，很多文人不愿意受統于吐蕃族，因而遁入佛門，成為僧人。如詩僧日進《登靈巖寺》表達了詩人被困于此，對家鄉的無盡思戀以及詩人對整個敦煌地區受到異族侵略的沉痛、悲憤和無奈之情。

　　以上兩部分詩僧，文學修養和自身素質都比較高。此時文學發展最大的特色在于寺院里興起了世俗化的文化教育。這些詩僧都以僧人的身份，教授百姓中原經史以及流行的優秀文學作品。許多讀書人也相繼進入寺院削發成為僧人，由此世俗文學不斷推廣，寺院真正成為傳授傳統佛家學理兼中原優秀傳統文化的新型學校。“他們在教學生們認字讀書時，經常選擇一些有關民族英雄的事跡或文章以及中原文化代表作作為教材，從而使中原文化得以延續。”[1]

　　因此，此時期敦煌地區的僧詩，并非一味沉浸于佛理頓悟、忘卻塵世的空靈世界之中，而是帶有了世俗化的政治色彩。這些僧人憂慮于家園敗落，拘于異域統治的無奈，他們也在努力維持中原傳統文化。而文學畢竟突破不了整個政治環境，詩僧的文人化進程因吐蕃的蕃化式教育，禁止用漢語，佛教只允許對佛學義理的研究等政策而受到阻礙。

　　二、張氏歸義軍時期

　　張氏統治時期，本地佛教、吐蕃佛教以及中原佛教構成敦煌佛教的三大來源。歸義軍政權初期，敦煌佛教得到了快速發展，僧尼數量不斷增加，其地位也相應提升。

　　這一時期，悟真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僧人。他是德行極高的僧人、也是文壇領袖、更是一位出色的詩人。現根據悟真的創作時間和地域將其詩作分為兩類，同時將他成就突出的《百歲篇》單列一類，通過對思想內容的分析，以求窺見張氏統治時期敦煌詩僧的詩歌創作傾向。

　　1. 入京之作

　　悟真的這一部分作品，主要是和朝廷官員之間的贈答之作。

　　如《悟真未敢酬答和尚故有辭謝》從題目即可看出詩人的謙和之態。詩人表明所居住的地方比較偏僻，和中原富有才華的文人學士相比，并不擅長寫作，現在仍要不斷的學習，謙和之態盡顯其中。由此表明，悟真對中原文化深表認同，同時也非常向往。此外，他能夠巧妙地運用典故說明他對中原文化有一定的了解。

　　2.在敦煌之作

　　《奉酬判官》雖為殘篇，但從其留存的六句詩中便可感受其意境之廣闊，構思曠大而精巧。“重別”、“屢看”、“幸沐”等詞語，流露著河西歸順難以自禁的欣喜之態。

　　3.《百歲篇》

　　悟真于其七十余歲裁詩十首。回憶了一生的經歷，從孝道到佛理，從為人處世到鉆研學問，從個人提高到實現男兒抱負，報效祖國，雖多敘事，卻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其中所寫的對父母的仁孝對國家的忠誠，是敦煌這一獨特地域僧詩普遍所含有的情感。

　　悟真的這些詩作，結合其身份、經歷和地位，可總結悟真相對擅長敘事，而不善描寫。他的詩歌大多應和之作，也有不少作品體現了真情實感。

　　除悟真外，法榮也是此時期具有代表性的詩僧，是悟真之前敦煌地區的都僧統。從其存留的幾首五言詩來看，其詩明顯受到樂府民歌的影響。

　　通過對此時期詩作的分析，結合地域特點及政治、文化等因素，可以看到：由于張氏推行比較開放的文化政策，同時又歸順于唐朝，因此詩僧地位與吐蕃占領時期相比大大提高，創作更為活躍。而中原的傳統文化也能夠通過更多的渠道深入僧人們的思想意識，受中原儒家文化的滋養，其作品的儒學色彩就更濃。因對中原文化的向往和研讀，其宗教色彩較淡。因其地位得到大大提高，參與到張氏政權建設中，他們的詩作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曹氏歸義軍時期

　　公元914年，曹議金取張承奉而代之任本地節度使，由此開啟了曹氏統治的時代。此時期，佛教的地位遠不及張氏統治時期，佛教首領的地位也被貶為釋吏。

　　如果張氏歸義軍時期，有明顯文人化趨勢的僧詩含有一定的政治色彩，那么曹氏歸義軍時期的僧詩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此時期僧人的地位下降，僧統成為釋吏，詩僧的作品也多附和之作，沒有太多的真情實感，詩歌水平大大降低。

　　如詩僧道真，在擔任沙洲僧政之時，曾跟隨本地統治者曹元忠赴莫高窟地區觀禮。因此作詩于其石壁，詩歌沒有特定場景的描寫，沒有優美壯闊的意境。感動于山神賜予霜樹，雖帶有一絲情感色彩卻也缺乏真情實感。因此詩歌質量并不高，唯有詞語的拼湊，毫無深意。

　　結合曹氏歸義軍時期其他僧人的詩作，可發現與前一時期相比，此時期詩歌文學色彩大大減弱，而宗教性和通俗性明顯增強。這一現象同樣與此時期本地域的政治文化環境相關。敦煌于此期戰事頻繁，各階層人們生存都愈發艱難。僧人們的地位大大降低，趨于世俗化的生活導致其思想的俗化。由于統治者未實行開明的政策，未與中原王朝互通有無，文化交流也逐漸減少，文化水平也未能跟上時代的發展潮流。缺乏先進文化補養的敦煌文化漸趨衰落，僧詩這朵獨特的奇葩也漸失其艷麗的色彩。

　　三、結語

　　唐代敦煌詩僧群體創作具有鮮明的時代、地域特征，在思想、藝術各方面對后世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遠遠超越了時代和地域的局限。從文學的被迫獨立發展而初具地域特點到隨著佛教的繁榮而至于繁盛，隨后僧詩宗教色彩趨濃，但因失去中原文化的補養而逐步失去光彩。敦煌文學與中原文化的交流與否，統治者實行政策的開明與否，都見證著敦煌這一特殊地域佛教的不斷發展，而這一艱難的發展過程中，詩僧無不起著主導性作用，也成為連同文化與佛理不可忽視的紐帶。這一特殊地域特殊群體孕育的僧詩如一支支堅毅的奇葩，記錄著歷史，也見證著文學發展的起與落，興與衰。

　　參考文獻：

　　[1] 寧可， 赦春文.敦煌的歷史和文化[M].北京： 新華出版社，1993： 77- 78.

　　[2] 屈直敏.敦煌高僧[M].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3] 徐俊.敦煌詩歌殘卷輯考[M].北京： 中華書局，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