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科教導刊征稿的論文范文，文章題目是：生存的希望——讀《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之感。文章選自期刊《郭沫若學刊》是全國唯一的以郭沫若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性期刊。自1987年5月創刊以來，立足四川，面向全國，始終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雙百”方針和“兩為”方向，以贊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為己任，以促進先進文化建設和發展為動力，積極尋求同社會經濟、文 化契合點不斷拓展研究新領域，不斷推出新成果，備受國內外“郭研”學者的高度重視，成為廣大社科工作者關注的刊物。讀者對象：社科工作者、高校教師、郭研愛好者等。

 　　摘 要：上海作為民國時期最繁華的大都市，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階層都代表著不同的勢力。繁華的上層社會和蕭索的底層世界共同構成了這個國際大都市。作者盧漢超通過《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一書，全面深刻的向讀者展現與繁華的南京路和外灘相對的底層世界。書中在描寫底層人物生存現狀的同時，運用精煉的筆法細致全面的分析造成這種社會差距的原因。因此在研究上海的下層社會的同時必須要全面通讀此書，然后了解作者展現上海底層社會的真正用心。

　　關鍵詞：上海,底層社會,生存現狀

　　眾多文學作品中，對大上海生活描寫地最透徹的當屬鴛鴦蝴蝶派的小說。透過它們，我們不難想象民國時期的上海有多么的繁華。這個花花世界可謂是“鮮花著錦之盛，富貴溫柔之鄉”。然而，事物是由正反兩面共同組合而成的。因此，在繁華的上流社會的背后是生存在生死邊緣的底層世界。讀過此書，你會發現上海那種瘋狂的繁榮似乎僅停留在外灘及南京路上。事實上上海不僅是繁榮的、時髦的，同樣也是傳統的、鄉土的甚至是破敗的、罪惡的。本書通過對上海由人力車夫、乞丐、小商販、落魄文人等構成的下層社會的真實描寫，展現出大家所不熟知的一面即上海是由普通人的傳統文化和上流社會的時髦文化共同組成的。因此作為對近代中國最繁榮的城市——上海的底層社會的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盧漢超，美國佐治亞州理工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近代中國城市與工業化研究。這本書是研究上海普通市民生活的代表作，歷史學家熊月之稱其為“為上海史研究開辟了一片新的領域”。作者從上海的黃包車行、乞丐幫、棚戶區、大小里弄，這些下層群眾的聚居區出發，向讀者呈現出上海的傳統落后的一面。上海作為整個中國社會的縮影，在這個小社會中，存在猶如外灘和南京路一樣繁華的地方，同樣也存在如貧民窟一樣落后的世界。

　　文章所引用的大量口述史資料是極其珍貴的，這是普通人對這座城市的最直觀的，最真實的感受。對于上海本地檔案和地方志的大量細致解讀和運用體現了作者深厚的學術功底。透過作者的解讀我們認識到了真正的上海社會，體會到了真正的上海生活。

　　一、上海底層人物的構成

　　上海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在這些移民中有走投無路的鄉下人，有躲避政治災難的失意政客，還有大量的來自世界各地的尋求財富的探險家們。他們每一個來自不同的地方的或群體，都有著不同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習慣。然而所有來到上海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謀生。本書通過大量的資料，包括口述史料、檔案、文學作品等，生動地描繪出了平民化的上海。這個平民化的上海給了每一個來到此地的人生存的機會。

　　閱讀此書后，經過整理我們可以發現，這些移民大致可分為四大類，他們是：

　　1.流浪至此的洋人

　　在近代中國，似乎所有的洋人在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上都擁有這樣或那樣的特權，洋人在這片土地上是特權的代表。上海不僅有法租界、英租界、日租界，還有公共租界。在租界中洋人是權力的代表，但是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洋人都處于“貴族”的地位。本書通過對在十月革命中被流放至此的白俄人、印度錫克教徒以及二戰時期滿世界逃亡的猶太人的描寫和分析，恰到好處的說明了這點。透過上海當地的檔案記載和大量文學作品我們可以輕易的發現，他們謀生的手段多種多樣：白俄女人是充斥在舞廳、酒店等聲色場所的外籍妓女的代表，她們身材高挑、容顏美麗，對于那些尋歡作樂的嫖客來說是一種別樣的刺激;視男子為天的日本女人成為慰勞日本軍人及個別嗜好的外國男人的理想尤物;猶太人，發揮了他們經商的傳統優勢，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經營著各種商店，并充當各種大勢力有不懂國際形勢的中國人的顧問。對于這些外國人，用作者的話來說便是那些在自己家鄉混的不甚得意的人，幾經輾轉來到上海，這塊土地也恰好為他們提供了謀生的機遇和地域。因此，同樣是流民的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其謀生能力決定了他們是淪落為妓還是擠入上層社會。

　　2.尋求生存機會的鄉下人

　　根據作者的介紹，成群結隊遷往上海的鄉下人并不是僅僅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在城市里或許還有發財的良機”也是一種催生劑。中國人大多安土重遷，講究葉落歸根，如果在家鄉能夠生存下去下去，哪怕是僅僅能夠糊口的生活，他們也不會選擇冒險到陌生的地方去生活，尤其是大城市。他們選擇離開祖祖輩輩生存的土地無非是在家鄉活不下去了，到城市里也許還有活下去的機會。因此，這批人遷徙的根本原因就是農村生存危機的加劇。農村生存危機的加劇使得農民在辛勤勞動的情況下不能夠養活自己，養活子女，因此在生存欲望的刺激下，農民勢必要作出某些改變，來到大城市就是其中的一方面。在這些人中，以黃包車夫、乞丐最為典型。據作者所說這兩種職業是那些放下鋤頭鐮刀就什么都不會的鄉下人來到城市里的最好的謀生方式。以黃包車夫為例，他們只需懂得紅綠燈、上下街沿、左轉彎右轉彎就可以了。而且這個工作可以在干完的時候隨時領到工錢，這對于他們基本生活是最直接的保障。如果連這點本領都沒有的話，那還可以就地加入茫茫的乞丐大軍。總之，正如作者所說大城市畢竟比鄉村多了一線生機的希望。在這里，可以讓那些走投無路的人有個活下去的機會，甚至是發財致富。如果你既不愿意辛苦出力，又想出人頭地，那你必須要有膽子。上海的黑幫勢力非常龐大，以青幫為首，青幫大佬杜月笙就是個混混出身。他憑借過人的膽識與能力不僅做到了上海黑幫的首領，而且投資近代實業，支持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戰爭，贏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因此，在上海，生存是一件充滿誘惑的事情。

　　3.有關系進入工廠的農民

　　根據作者所提供的調查報告顯示，我們可以看出有64%的受訪者是沖著來上海能找到一份工作的機遇而來。他們之中有關系的人通過同鄉或朋友的介紹進入紡織廠、面粉廠等。這些工廠的老板大多是和他們有同鄉之誼，很多實業家也愿意在家鄉中招募工人，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人更為可靠。并且在招募工人的過程中，這些實業家也得到了鄉里鄰里稱贊，稱其不忘本。因此，如果有地緣、血緣這種特殊關系存在的話進入工廠算是一個不錯的機遇。這些鄉下人來到工廠后加入不同的“行幫”、“鄉幫”、“業幫”等組織，在這個大上海中組成一股勢力來保護自身的安全。工廠提供的這份工作不僅收入穩定而且相對于黃包車夫、乞丐等人來說人身安全也多一層保障。因此，進入工廠是農民進城追求更好生活的最佳保障選擇。

　　4.失意政客和落魄文人

　　民國時期是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相融合的濫觴時期。行色各異的大學秉持不同的教育理念培養著各種人才。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幸運的能夠及時成才，也是有很多所謂的失意政客和落魄文人的存在。他們來到上海一方面是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里是國際前沿，可以聽取吸收相對時髦的信息，為前途謀取機遇。文學巨匠魯迅、沈從文都有這樣的經歷。但是，他們沒有門路和金錢打入上層社會，只能在相對溫飽的過程中隱居在弄堂里。弄堂里的光線并不適合寫作和研究時事政治，但是艱苦的環境并沒有打消他們追求未來的信心。上海的底層社會不知不覺中為這些失意政客和落魄文人提供了落腳點和生存的機會。

　　二、實用主義的作用

　　行色各異的外鄉人帶著各式各樣的目的來到上海謀生，盡管他們的謀生手段不盡相同，但是均受到一種思想的支配和左右：那就是實用主義。無論是遠渡重洋的外國人，還是被迫逃荒而來的鄉下人，更或是失意落魄的文人政治家，這些都是實用主義的代表。就像作者所說，這種實用主義能使他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或者說在一定情況下使得他們能“活著”。實用主義不僅適用于上海一個地方，事實上它是整個中國社會的表現：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無論是求新還是守舊，均取決于這樣做的結果符不符合實際生存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意識形態變得并不那么重要了，他們極少考慮到愛國主義、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時髦的詞匯。謀生或者說是在經濟上有利可圖才是最本質的追求。作者通過對不同類型的下層人的生活習慣和謀生手段的描寫，鮮明的說明了這一點。因此，實用主義是所有來上海謀生的人的主體思想，這種實用主義對近代上海商業文明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1.實用主義讓來到上海的絕大多數人可以活下去

　　通過對本書的通讀了解，實用主義已經植入到了每一個人的腦海里，并且這種實用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老于世故的表現。例如，無一技之長又好吃懶做的人可以乞討過活;黃包車夫會因外國人很少劃價而樂于拉載他們;看似清高不可一世的文人為省幾個錢寧愿選擇危險的獨輪車;大多數生活在的棚戶區和里弄里的人們，為著生存做著一件又一件有辱尊嚴的事情。他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也許很痛苦，但是他們還是選擇這樣做，也正是因為這樣做，才使得他們活了下來，沒有被時代的洪流所吞噬。活了下來就意味著他們來到上海的最初愿望實現了。

　　2.實用主義成就了上海繁榮的商業文明

　　俗話說無商不奸，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商人的處事圓滑，為了利益可以做最大限度犧牲，這是典型的實用主義代表。通讀此書，一方面可以發現棚戶區和里弄的形成就是洋人追求利益的結果。棚戶區和里弄這些租金相對低廉卻可以容納更多人的地帶成為洋人新的發財地點。實用主義價值觀最終打破了華洋分居制，意識形態的作用降到了最低點。另一方面曾經憎恨工廠林立的上海本地人，最后也紛紛加入工廠只因能夠獲得更高的收入。普通人購買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上海的消費，也在無形中成就了上海的商業繁榮。而活躍在里弄中的小商販更是商業繁榮的助推力。因此，實用主義是人們在上海能夠生存下去的必然選擇，這種選擇無形中使上海這個既非政治中心又非文化中心的城市成為了亞洲第一大商業中心。

　　3.實用主義使中外兩種勢力在上海達到了平衡

　　作者寫到從1925年的五卅運動到1945年抗戰結束，上海幾乎沒有爆發過特別重大的針對西方人的排外抗爭事件。上海人的老于世故使得們在盲目排外與諂媚崇洋之間取得了某種平衡。因此，在租借林立的上海，來自中國各地的富人窮人和來自世界各地的洋人都為共同的目的在這里定居下來，這個目的就是要在上海生存下去。因此，在這淡化了意識形態的分歧，降低了中外沖突的沸點。在實用主義的指導下，可以輕松的看到中國人在租界內快樂地生活，也可以在骯臟不堪的棚戶區看到外國人的活動。作者通過大量的實地調查，詳細的說明了在這里中外勢力所取得平衡的事例。兩股勢力的平衡不僅保證了洋人的特權地位，而且保證了生活在上海的底層人群能夠相對安穩的生存。實用主義的存在淡化了意識形態的差距。

　　實用主義的濫觴加速了上海商業繁榮的到來，各種人群秉持不同的生活方式以統一生存的欲望在這個花花世界取得了相對的平衡。通過打拼，有人成功的擠進上層社會，有人成就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有人得到了活下去的機會。但是，也有很多人因為現實和自身能力的不足成為上海繁榮的犧牲品。因此，研究上海社會要從全面的觀點出發，只有全面的觀點才能夠真正的實現學術研究的價值。

　　本書于1999年在海外正式出版，翻譯版本于2004古籍出版社出版。差不多同一個時期，一本致力于描寫上海上層生活的書——《摩登時代》問世。這本書的作者李歐梵同樣是城市史的研究專家。《摩登時代》描寫的角度是上層社會，主要介紹了她的繁榮和時尚。兩書同樣是描寫上海的專著，并且同樣優秀，但是在傳入大陸后人們的關注程度來說，本書遠沒有《摩登時代》的影響力大。造成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歸根結底還是大陸對于下層社會關注研究的程度還比較低。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須知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好在目前關于普通人民的研究在不斷地深入，相信會有更多優秀的著作問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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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蘇子良:上海城區史[M].上海:學林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

　　[4].張賽群:上海”孤島”貿易研究[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作者簡介：程晴(1988-)，女，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學歷史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方向中國近現代史。